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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国民政府败撤广州。由于大厦将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作为政府办事机构的重要国务部门，经数度搬迁后，人员裁减严重，外交部也差不多成了空壳，部务早已不再正常开展，驻外机构也根本无力顾及。而国内混乱局势的加剧，也使驻外使领馆渐成没娘的“孤儿”，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之中。
首先是维持使领馆正常运转经费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从1949年年中开始，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在自身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驻外机构则大量削减了经费，于是从1949年6月开始，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都相继发生了拖欠薪酬的问题，严重的拖欠近半年，很多使领馆因此不得不一再减员，用度也尽量减缩，却仍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驻美使馆因对美外交的重要，稍有特殊。不过，即便是驻美使馆，人员薪金和使馆经费也大量削减，大使顾维钧于是不得不动用“私人资产”来解决部分问题。美国使馆尚如此，其他使领馆的窘迫可想而知，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河内、西贡领馆向外交部所呈报告中述及的情况为例，该报告称：“弟因查本馆因时局关系，工作增多，而人员减少后个人工作至为繁忙，雇员二人已不敷分配，请求反映雇员情况。”以下为报告所列该馆雇员的薪金情况：
报告称“有鉴于薪入微薄，生活异常艰苦，拖妻挈子，担负累累。值兹商务不多，会馆及学校方面均无法安置。一旦失业，无旅费遄返国内，流落异乡，情殊可悯。拟开雇佣发遣费3～6个月，请求发川资”。其他使领馆其时也一样，因经费无着，恐“日久生变”，很多国外使领馆已难以维持，有的甚至到了靠卖汽车过日子的程度。
由于发不出薪金，加上时局的日益恶化，驻外使领馆开始人心涣散，使领人员中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忙着为自己谋后路的，也有意志消沉，仓皇无所适从的。不仅如此，国内的蒋、李矛盾和政治斗争，在驻外使馆中也引起分裂，有倾向于李代总统的，也有站在蒋一边的。比如，在李代总统派人赴北平“和平谈判”时，国民政府驻埃及公使何凤山（外交部前情报司司长）为表示效忠蒋介石，并给李代总统施加压力，乃出面通讯各领使人员，主张联合作出反对表示，甚至以“外交使节全体辞职”相要挟。但此举在驻外使领中应者寥寥，大多数不予理睬。拿何自己的话来讲，“哪晓得回信中赞成这样做法的并不多”，有两三回应的也是“言辞支吾，有的竟说‘不必扬汤止沸’，也有认为多此一举和唱高调的，如‘外交界超于政治之上，我们何必卷入漩涡’”。更有不同意的，如认为“外交官地位崇高，超于政治之上”，以表示不赞成辞职。还有某位驻外公使就用“明知搭上了一艘下沉的船，船沉我亦随之而沉”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驻外机构中，不仅一般使领馆人员如此，连大使级的人物也在各自考虑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出路，如在其时先后赴美避难之大使级人物，就有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以及驻丹麦陈公使等，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胡世泽在1949年1月17日访问时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时，就向顾提及中国驻欧外交代表团的焦虑，即一旦在南京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或联合政府时，他们能做或应做些什么。如果国内的政府召他们回国时，他们是是否应当回国述职？顾说，胡世泽告诉他：“驻比大使金问泗无论如何决不回国。但是驻欧外交人员主要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去职，将何以为生？”有的外交官甚至提议在美国兴办一个“联合农场”。
在人心离散、各谋生道之际，9月19日，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领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他们的呼吁很快得到其时国民党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的响应。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索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凌其翰等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达广州后，对于其时已被来自世界各地驻外机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防止驻法使、领馆异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致使整个局势无法收拾，外交部长叶公超乃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二人回国“另有重用”，同时电令驻英国使馆，任命其时任驻英公使的段茂澜出任“驻法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10月6日，外交部次长董霖也匆匆由香港飞抵巴黎“灭火”。但就在董霖抵达巴黎的当日，凌其翰等就向法国外交部发出口头通知，告知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9日，也即国民党“国庆日”前一天，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在凌其翰主持下，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起义宣言》，同时也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了“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两份电函。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的起义对已经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重大一击，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各驻外机构中引起的震动，可以从当时一些使领人员向国民政府所作“建言”中得到印证，如一个叫李迪俊的，就于１０月４日给外交部发去一函，称：“驻法使馆馆员通函各馆，鼓动叛国，垂察此事，似早有计划。弟9月27日函曾提及利用使领薪公积欠多月，各员生活困难之际，乘机发动，自易生效。现局势已成，恐无挽救。所可虑者，闻风响应，将不乏人，而秘密电本，将大半落入中共手中耳。……平心而论，薪公积欠4月，而政府无一表示，确属不妥。现事已至此，不能不速谋补救办法。鄙以为应：（1）速发积欠薪公，并拟定以后维持办法，电告各馆，以安人心；（2）为节省经费，及防止叛变，实行裁员。首去意志不定者，次去自愿去职者，次去工作上不需要者，给资遣散。裁去人员，将来当然不乏投共者，但较之据馆叛变，究有不同；（3）同在一地之使馆，合署办公，减少公费；（4）擅离职守，赴美避难之馆长，如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应即免职，以肃官场；（5）如政府确无外汇，不能维持全体使馆，则请照弟去年之建议，停闭现阶段不重要之使领馆，给资遣散，集中财力，维持少数重要之使馆。此举面子上虽不好看，但较之积欠薪公，使驻外人员在外出乖露丑，甚至据馆叛变，则好得多。驻土耳其使馆尽可裁撤。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不能不采取最现实的办法，尚望吾兄向最高当局剀切陈词，早日办理。若坐视不理，听外馆自生自灭，则前途诚有不忍言者也。”函末并另附言：“此函牵涉个人，阅毕请付火！”
从上函所述情况来看，在驻法使馆馆员起义后，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愿意“陪葬”的冥顽者，但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愿意与浊俱灭。于是，很多驻外使领馆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离馆”现象。据驻埃及大使何凤山回忆，那段时间里，埃及馆员天天在楼下开会，讨论“如何善后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他本人也收到策动他起义的信件，要他“主动登高一呼，定能领袖群伦，万山响应”。见何不为所动，属下馆员也批评说“整个大陆差不多丢光了，你还在反共！” 在这“离馆风潮”下，埃及馆人员最后也差不多走光，只剩下何凤山夫妇两人与几个男女工友。
更大的“离馆”潮出现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政府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在11月至12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一系列国家的正式承认。苏联在中共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即与之建交，随后与新中国建交的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外蒙古、北朝鲜、印度等。1950年上半年，又有缅甸、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更有英国、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分别于1950年1至4月间先后迅速宣布承认北京新政权。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国民政府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宣布与这些国家绝交，并撤回使节。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其时外交的最大困境和严峻局面，还在于被其视为靠山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表示出准备接受中共新政权的迹象。这不仅表现在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私下接触，还表现在国际公开场合上。1949年11月，国民党为争取国际同情，也为在国际舆论面前显示美国仍然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哪怕道义上的也行，国民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利用联合国开会的时机，就“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提出控诉，事先并就此案能否得到美国人支持向美国作出探询。但蒋廷黻得到的回复却是：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将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以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决议案不打算涉及中国目前的局势，只是规定尊重中国独立和行政管理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此外，决议案将给予中国人民自由选择政府制度的机会，并要求各国不要为本国的利益而乘机利用中国目前的动乱。蒋廷黻要求美国代表不要提出此案，但遭到拒绝。对此，顾维钧的评论是：“美国似乎要在公众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
由于美国态度如此，该案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后，结果可用“糟透了”来形容，在《顾维钧回忆录》中这样记道：“除南美少数几个小国外，几乎没有代表团支持我们，尤为突出和令人失望的是亚洲各国代表团的保持沉默。除黎巴嫩和伊朗外，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控诉不发言，或在表决时弃权。”不仅如此，美国还“一直致力于从和委员长或台湾的任何牵连中解脱出来”，１２月２３日，美国务院密令：决定放弃援助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发表了“禁止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声明。国民政府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军援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国民政府外交部所属驻外机构及人员则在驻在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经费困难两大因素下，纷纷关闭，驻东欧的捷克大使赶紧潜逃，大多数使馆人员则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徘徊观望，随时准备中共的接受。驻在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驻外机构人员，也都东奔西散，各不相谋，投中共的投中共，往台湾的往台湾，奔大陆的奔大陆。出走“一窝蜂”，成了名符其实的“树倒猢狲散”。
首先是维持使领馆正常运转经费越来越得不到保障。从1949年年中开始，为了节省经费支持战事，国民党外交部在自身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驻外机构则大量削减了经费，于是从1949年6月开始，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都相继发生了拖欠薪酬的问题，严重的拖欠近半年，很多使领馆因此不得不一再减员，用度也尽量减缩，却仍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驻美使馆因对美外交的重要，稍有特殊。不过，即便是驻美使馆，人员薪金和使馆经费也大量削减，大使顾维钧于是不得不动用“私人资产”来解决部分问题。美国使馆尚如此，其他使领馆的窘迫可想而知，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河内、西贡领馆向外交部所呈报告中述及的情况为例，该报告称：“弟因查本馆因时局关系，工作增多，而人员减少后个人工作至为繁忙，雇员二人已不敷分配，请求反映雇员情况。”以下为报告所列该馆雇员的薪金情况：
报告称“有鉴于薪入微薄，生活异常艰苦，拖妻挈子，担负累累。值兹商务不多，会馆及学校方面均无法安置。一旦失业，无旅费遄返国内，流落异乡，情殊可悯。拟开雇佣发遣费3～6个月，请求发川资”。其他使领馆其时也一样，因经费无着，恐“日久生变”，很多国外使领馆已难以维持，有的甚至到了靠卖汽车过日子的程度。
由于发不出薪金，加上时局的日益恶化，驻外使领馆开始人心涣散，使领人员中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忙着为自己谋后路的，也有意志消沉，仓皇无所适从的。不仅如此，国内的蒋、李矛盾和政治斗争，在驻外使馆中也引起分裂，有倾向于李代总统的，也有站在蒋一边的。比如，在李代总统派人赴北平“和平谈判”时，国民政府驻埃及公使何凤山（外交部前情报司司长）为表示效忠蒋介石，并给李代总统施加压力，乃出面通讯各领使人员，主张联合作出反对表示，甚至以“外交使节全体辞职”相要挟。但此举在驻外使领中应者寥寥，大多数不予理睬。拿何自己的话来讲，“哪晓得回信中赞成这样做法的并不多”，有两三回应的也是“言辞支吾，有的竟说‘不必扬汤止沸’，也有认为多此一举和唱高调的，如‘外交界超于政治之上，我们何必卷入漩涡’”。更有不同意的，如认为“外交官地位崇高，超于政治之上”，以表示不赞成辞职。还有某位驻外公使就用“明知搭上了一艘下沉的船，船沉我亦随之而沉”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驻外机构中，不仅一般使领馆人员如此，连大使级的人物也在各自考虑中共建立政权后的出路，如在其时先后赴美避难之大使级人物，就有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以及驻丹麦陈公使等，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胡世泽在1949年1月17日访问时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时，就向顾提及中国驻欧外交代表团的焦虑，即一旦在南京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或联合政府时，他们能做或应做些什么。如果国内的政府召他们回国时，他们是是否应当回国述职？顾说，胡世泽告诉他：“驻比大使金问泗无论如何决不回国。但是驻欧外交人员主要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去职，将何以为生？”有的外交官甚至提议在美国兴办一个“联合农场”。
在人心离散、各谋生道之际，9月19日，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国民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领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国民党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他们的呼吁很快得到其时国民党驻瑞典、挪威、土耳其、苏联等国的大使馆，以及驻马赛、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人员的响应。9月26日，凌其翰等起草了给外交部的电报，表示：如果外交部不能在10月10日前将索欠4个月薪水汇到的话，“全体馆员就停止工作，候旅费回国”。凌其翰等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到达广州后，对于其时已被来自世界各地驻外机构催款电报弄得焦头烂额的外交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防止驻法使、领馆异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致使整个局势无法收拾，外交部长叶公超乃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二人回国“另有重用”，同时电令驻英国使馆，任命其时任驻英公使的段茂澜出任“驻法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10月6日，外交部次长董霖也匆匆由香港飞抵巴黎“灭火”。但就在董霖抵达巴黎的当日，凌其翰等就向法国外交部发出口头通知，告知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9日，也即国民党“国庆日”前一天，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在凌其翰主持下，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起义宣言》，同时也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了“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两份电函。原国民党驻法使馆及驻巴黎领事馆的起义对已经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无疑是重大一击，其在国民政府内部和各驻外机构中引起的震动，可以从当时一些使领人员向国民政府所作“建言”中得到印证，如一个叫李迪俊的，就于１０月４日给外交部发去一函，称：“驻法使馆馆员通函各馆，鼓动叛国，垂察此事，似早有计划。弟9月27日函曾提及利用使领薪公积欠多月，各员生活困难之际，乘机发动，自易生效。现局势已成，恐无挽救。所可虑者，闻风响应，将不乏人，而秘密电本，将大半落入中共手中耳。……平心而论，薪公积欠4月，而政府无一表示，确属不妥。现事已至此，不能不速谋补救办法。鄙以为应：（1）速发积欠薪公，并拟定以后维持办法，电告各馆，以安人心；（2）为节省经费，及防止叛变，实行裁员。首去意志不定者，次去自愿去职者，次去工作上不需要者，给资遣散。裁去人员，将来当然不乏投共者，但较之据馆叛变，究有不同；（3）同在一地之使馆，合署办公，减少公费；（4）擅离职守，赴美避难之馆长，如驻古巴梅公使，驻墨西哥冯大使，驻丹麦陈公使等，应即免职，以肃官场；（5）如政府确无外汇，不能维持全体使馆，则请照弟去年之建议，停闭现阶段不重要之使领馆，给资遣散，集中财力，维持少数重要之使馆。此举面子上虽不好看，但较之积欠薪公，使驻外人员在外出乖露丑，甚至据馆叛变，则好得多。驻土耳其使馆尽可裁撤。总而言之，事已至此，不能不采取最现实的办法，尚望吾兄向最高当局剀切陈词，早日办理。若坐视不理，听外馆自生自灭，则前途诚有不忍言者也。”函末并另附言：“此函牵涉个人，阅毕请付火！”
从上函所述情况来看，在驻法使馆馆员起义后，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尽管仍有一些“忠贞”于“党国”，愿意“陪葬”的冥顽者，但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愿意与浊俱灭。于是，很多驻外使领馆出现了人去楼空的“离馆”现象。据驻埃及大使何凤山回忆，那段时间里，埃及馆员天天在楼下开会，讨论“如何善后他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他本人也收到策动他起义的信件，要他“主动登高一呼，定能领袖群伦，万山响应”。见何不为所动，属下馆员也批评说“整个大陆差不多丢光了，你还在反共！” 在这“离馆风潮”下，埃及馆人员最后也差不多走光，只剩下何凤山夫妇两人与几个男女工友。
更大的“离馆”潮出现在1949年10月1日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政府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在11月至12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一系列国家的正式承认。苏联在中共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即与之建交，随后与新中国建交的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外蒙古、北朝鲜、印度等。1950年上半年，又有缅甸、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也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更有英国、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分别于1950年1至4月间先后迅速宣布承认北京新政权。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国民政府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宣布与这些国家绝交，并撤回使节。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其时外交的最大困境和严峻局面，还在于被其视为靠山的美国也越来越多地表示出准备接受中共新政权的迹象。这不仅表现在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私下接触，还表现在国际公开场合上。1949年11月，国民党为争取国际同情，也为在国际舆论面前显示美国仍然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哪怕道义上的也行，国民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利用联合国开会的时机，就“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提出控诉，事先并就此案能否得到美国人支持向美国作出探询。但蒋廷黻得到的回复却是：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将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以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决议案不打算涉及中国目前的局势，只是规定尊重中国独立和行政管理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此外，决议案将给予中国人民自由选择政府制度的机会，并要求各国不要为本国的利益而乘机利用中国目前的动乱。蒋廷黻要求美国代表不要提出此案，但遭到拒绝。对此，顾维钧的评论是：“美国似乎要在公众心目中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显然，在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方面，它一点忙也不想帮。”
由于美国态度如此，该案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后，结果可用“糟透了”来形容，在《顾维钧回忆录》中这样记道：“除南美少数几个小国外，几乎没有代表团支持我们，尤为突出和令人失望的是亚洲各国代表团的保持沉默。除黎巴嫩和伊朗外，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控诉不发言，或在表决时弃权。”不仅如此，美国还“一直致力于从和委员长或台湾的任何牵连中解脱出来”，１２月２３日，美国务院密令：决定放弃援助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发表了“禁止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声明。国民政府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军援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国民政府外交部所属驻外机构及人员则在驻在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经费困难两大因素下，纷纷关闭，驻东欧的捷克大使赶紧潜逃，大多数使馆人员则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徘徊观望，随时准备中共的接受。驻在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驻外机构人员，也都东奔西散，各不相谋，投中共的投中共，往台湾的往台湾，奔大陆的奔大陆。出走“一窝蜂”，成了名符其实的“树倒猢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