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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嘉峪关市政协委员何锋，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时，不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打电话叫来帮手对他人进行报复致死伤二人，并扬言，“公安局的人全来了我都能摆平!”然而，这位何“委员”最终未能将“公安局的人“摆平”。日前，何锋及其参与打人的李波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据知情者透露，去年9月23日下午1时许，何锋夫妇驾驶奥迪车经过林苑酒店时，一出租车乘客在下车开门时碰了何的车，双方发生口角。何锋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水泥块，向乘客张某打去，张某等5人一哄而上追打何锋。何锋夫妇见势不妙，遂打电话给下属李波，让他带些人来帮忙。李波等6人迅速赶到现场，拿出钢管、铁棒等对张某邱某等5人进行暴打，张某被打昏在地。4时30分许，邱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时，引起众人围观，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公安局遂出动大批警力，于当晚7时许将涉案的嫌疑人抓获归案。
在近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基层官员流氓化的影子，而像何锋那样遇事言能“摆平”的官员便是其中之一。何峰狂言“摆平”，决不是偶然的，这种张狂，除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外，更多的可能是“坚信”自己有运作权力的超大能量。
所谓“摆平”，是指运用社会关系、．金钱等非正常的途径和手段，去影响某个人或某个集体，从而获取某种利益。这个过去在江湖黑道上经常出现的词语，在民主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竟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髦用语。形形色色的“摆平”现象，实际上是对民主、法律、公平、秩序的挑战，“摆平”现象的背后，滋生的则是腐败。要铲除“摆平”现象生存的土壤，除了加强官员的职业道德，还必须建立不能变通、不允许有例外的监督和执行制度，让“摆平”的潜规则暴露于制度的阳光下，使玩弄“摆平术”者在犯规的高昂风险代价前望而却步。
“摆平”现象成因交错复杂
“摆平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因为它存在的广泛性已经形成一种不良社会风气。如今，在一些地方从事“摆平”的人很多，有的甚至堂而皇之地成立了地下“摆平”公司，专门开展替人消灾的“业务”，所用手段包括非法拘禁、绑架人质、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等。而有些地方官员和“公检法”的官员还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干着为害百姓的事，使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和法律。所以说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摆平”，都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其“摆平”活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权力、司法等体制机制上客观存在的“可操作空间”。利用这个弹性空间，往往能将权力出售为利益，也能用金钱交换到权力。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不法之事被“摆平”，大多是走这条路，“摆平”专家们也正是利用体制的空当，寻找操作空间，将那些违法之事“摆平”。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江必新认为，能够“摆平”事情的无外乎这样几类人，一是有权者，二是有钱者，三是有情者。有权者可以以大压小、以权压法，指使或命令下属部门和官员违法行事。下属部门和官员如若不从，穿小鞋、刁难、排挤、批评、训斥等等接踵而至，抵制者的提拔升迁更无指望。有权的人还可以进行权力交换：你今天帮我一个忙，我自会投桃报李：若被拒绝，下回有求于我时，立即还以颜色，公事公办，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互相买个面子，什么事都好说。至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什么法律规定、原则界限在奉行“潜规则”的有权者眼呈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
有钱者自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徒。在任何社会中金钱对权力的购买欲望都没有降低，而收买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的好坏及被“摆平”者的品格。一旦有权者被收买，“摆平”也就不在话下了。
有情者相信关系万能，会利用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等等一切可以联系的因素，解决需要“摆平”的事。有情者的“摆平”虽不如前两者那么利害相关，但也不可小视。一则谁都有三亲两故，背上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的骂名，在熟人社会里的生存空间会逐渐缩小；再者由于有情者的“摆平”不一定直接体现为利益或权利的交易，更容易麻痹被“摆平”者，尤其是在有求较小、仅需举手之劳的时候。
有专家指出，由于“摆平”现象涉及方方面面，很难对“摆平”现象进行分类，但是综合起来，“摆平”现象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获取经济利益“摆平”。在法治化的社会里，利润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而在非法化的社会形态中，“摆平”关系，促使资本和权力的结合被认为是获取法外超额利润，迅速暴富的捷径。二为获取政治利益“摆平”。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权力场中的许多利益必须通过“摆平”实现，官场陋规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当升迁或获得荣誉遇到障碍时，在某些人看来，正当的竞争不如打通关节奏效；为争取政绩，赢得评价者的好感远比勤奋务实的工作重要；当工作出现失误，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时，为保住乌纱，“摆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三是为逃避法律责任“摆平”。当触犯法律要受到追究或打官司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时，有些人千方百计拉拢腐蚀纪检监察人员、执法或司法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对抗法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依法办事成为空谈。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于。循规蹈矩批评得太多，好像是一种不好的品质。其实，循规蹈矩才是行政系统所要遵循的文化原则。
“摆平”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摆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指出，明知道“摆平”违法，但操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摆平”往往意味着个人或者单位的能量，“摆平”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恶心的事，操作者在酒桌上都是可以拿来吹嘘的。实质上所谓“摆平文化”，就是权力滥用，权为私用，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则是必然结果。
“摆平”之风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现有的体制还不完善，著名反腐败专家邵道生认为，“摆平”使司法工作容易受各方权力的干扰，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些地方党政“一把手”具有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这就使得他们滥用权力有了现实的可能；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权力关系网、家族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金钱关系网，人们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网中人”；有些腐败势力已成气候，在其周围形成了一股能左右某一地区政治生态的力量；在反腐败的队伍中有些官员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腐败者本人资金雄厚，支付得起足够的“摆平成本”。一旦“摆平”成功，他们还能继续捞、继续贪、继续腐败，很快便能将“摆平费”弥补过来。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一个国家，当它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氛围还没能很好地形成的时候，当它对权力的运行还缺乏强大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的时候，“摆平现象”的出现乃至盛行，就是自然的事。情大于法，权大于法，除个别人利欲熏心、敢于冒险外，跟如今人们头脑中 还广泛存在的人治观念也不无关系。可以说，“摆平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治的产物。
遏制“摆平”之风刻不容缓
通过一系列的“摆平现象”，人们不难发现，多数情况下，有“摆平”的地方，就会存在黑幕、存在肮脏交易、存在不公平；有“摆平”的地方就会损害国家、社会或其他个人的合法利益。因此，这种“摆平”实际上是对民主、法律、公平、秩序等的挑战。
社会矫正机制的缺失为“摆平”者寻租到了“摆平空间”。“摆平”者得以幽灵般地游走在社会的灰色地带，关键原因是公权力行使缺乏立体化的有效监督。在一些掌权者和奸商、黑帮眼里，权大于法，钱大于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些贪官污吏、黑帮为恶社会，老百姓到处告状，甚至越级告状，但他们仍能一路高歌，照升不误、为恶依旧?表面上看是这些人“摆平有道”，如果换一个视角观察，其实反映了社会监督体制的乏力和社会矫正机制的缺失。这种制度性失效，又反过来助长了种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加剧。
“体制空档”为“摆平”者提供了“操作空间”。“摆平”者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即权力、司法等体制机制上客观存在的“操作空间”。利用这个“弹性空间”，往往能将权力出售为利益，也能用金钱交换到权力。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不法之事被“摆平”，大多是走这条路，“摆平”者也正是利用体制的空当，寻找操作空间，将那些贪官污吏“摆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八手：治理商业贿赂，斩断“权力寻租”，以“权力寻租”为目的的商业贿赂是“摆平专家”惯常使用的手段。打击商业贿赂必须依仗法律之剑，要建立和健全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打击商业贿赂、斩断“权力寻租”是根治“摆平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反对腐败，严惩权力出租，对于党内、政府内以权力为资本、依靠权力出租大发不义之财的贪污腐败分子，一定要严加惩办，发现一个，惩处一个；加强制度建设，堵塞体制漏洞，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人治之弊莫大于人在政存、人亡政息。要依靠制度管人，不要依靠人管人，人管人是靠不住的。
近年来，中介公司沦为“摆平公司”的情况已引起关注。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局长孟建民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指出，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的财务审计报告进行突击检查后发现，有120家企业有相当部分的财务状况没有进入财务审计报告；有30家企业的财务审计不全面或不深人；有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他说，某些中介公司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181家中央企业外聘了300余家中介进行财务工作，但许多中介公司在审计工作中走过场，甚至帮企业做假账摆平。
其实，“在审计工作中走过场、帮企业做假账”还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如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不少中介公司已沦为腐蚀我国财务监管制度的大蛀虫，成为某些国有、私有企业建立假账的合法帮凶和化解已暴露问题的“摆平公司”，
据一位会计师透露，某些国有企事业单位让这类财务中介公司代理，摆平的动机大约有三，一是将亏损虚夸成盈利；二是将盈利很多缩小为盈利很少；三是掩盖其他违法、违规甚至贪污或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坦陈，破解“摆平”之道必须建立官员的职业道德。一类人的荣誉感，往往跟这类人的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形象密切相关，如果他们自身的职业道德形象很差，所谓荣誉感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必须建立官员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章办事，循规蹈矩，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你仅仅是中人之质，就可以得到富裕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就有了相应于官员的荣誉感。在面对别人为了“摆平”而进行的游说的时候，即使是为了这个荣誉感，也会加以断然拒绝。
个案解读：摆平的张狂与凶残
刘俊卿；亦言摆平中纪委
2006年9月6日下午，也曾狂言摆平中纪委的“安徽第一贪”刘俊卿一案在宣城宣判，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刘俊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229.5万余元。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妻张兆侠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229.5万余元。至此，这个历时两年多的安徽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画上了句号。
在安徽乃至中国白酒界，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涡阳人曾以有刘俊卿这样的“能人”而激动和骄傲过，刘俊卿也一度成为双轮集团的精神领袖。
虽然刘俊卿把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元钱的工资收入，这让刘俊卿内心时常感到不平。从1996年开始，刘俊卿开始把亲属等安排在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任要职。刘及其亲属通过工程发包、原材料采购、批付货款等方式，大肆收受商家所送的钱物。
早在2000年前后，就不断有检举揭发刘俊卿的信件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知情人认为，刘俊卿能够安若磐石，是因为他与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步步打通。”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落马以后，刘俊卿被列入了调查名单。
然而，王怀忠案2003年调查结束以后，暂时还没有被查处的刘俊卿便与他的“老上级”如出一辙，在一次会议上放言：“他们扛着大旗都摆不平我。中纪委的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
然而，刘俊卿与王怀忠一样，“摆平”理论并没有发挥作用。
2004年4月3日，刘俊卿被正式“双规”。同年8月，被罢免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刘俊卿东窗事发后，昔日风光无比的家族成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村官摆平高院法官
备受关注的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二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腊成等人偷税、职务侵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行贿一案，2006年9月28日在晋城市由山西省高级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山西省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此案主角周腊成先是于2003年6月24日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并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24日二审时，改判为3年，并处罚金7万元，刑期自2001年6月25日至2004年6月24日，于宣判的当日被释放。
是周腊成真的罪行轻微?还是高院的法官做了手脚?要说一个小小的村官摆平了省城高院的法官，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不过，人们相信这里面肯定藏 着“猫腻”。
事实不容人不相信。
据晋城市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2001年5月间，周腊成利用职务之便，用其私有的三辆汽车在巴公二村村办集体“春城煤矿一春城二矿”拉煤，卖给晋城巴公电力实业总部，将巴公电力实业总部付款总计552万余元转入自己个人账户。此外，由于周腊成指使煤矿对其拉走的煤不入账、不过磅、不计入产量，致使煤矿对拉煤的准确数量无法统计。这期间，周腊成指使“春城煤矿”矿长和会计采取瞒报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偷税1410多万元。
更令人们难以容忍的是周腊成在任期间的恃强凌弱行为。“周腊成动辄打人骂人，已经毫无顾忌，成了家常便饭!”一位办案人员感慨万千。1986年至2001年，被周腊成“修理”过的人，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小学生；有身强力壮的男人，也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有镇党委书记更有普通百姓。“可以说，在巴公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周腊成不敢教训的人。人们慑于周腊成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暗自哭泣。”这位办案人员总结说。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周腊成还先后向108名党政干部行贿。
2001年6月25日，周腊成被刑事拘留。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腊成犯有偷税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行贿罪等7项罪名33起犯罪事实。一审判决后，周腊成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与此同时，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也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周腊成上诉，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或罪行轻微，而是想通过上诉寻找突破口，设法“摆平”。
负责再审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察庭庭长孟来贵、二审审判长郭文明等人终被周腊成的金钱突破，在审理时，抹掉或减轻了周腊成的罪行。
周腊成获得自由后仍是不依不饶，要求罢免巴公二村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主任，并要求接管春城、润城两座煤矿。
荒唐的二审判决激怒了巴公二村群众。2005年初他们将此情况反映到山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引起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此案被列为重点督办后，山西省检察院迅即介入，孟来贵、郭文明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浮出水面。4月4日，两人被刑拘。4月如日晚，“幸运”出狱近一年的周膳成被抓获。
“摆平专家”杀人灭口
于洋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中学毕业后，到沈阳机车车辆厂当了一名工人。不过普通的于洋却找了一个并不普通的丈夫，从丈夫当上辽宁一位省级领导的秘书，于洋也就不普通了，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沈阳市知名的“摆平专家”。1991年，于洋干脆停薪留职，自己注册公司当起了经理。据知情人介绍，于洋的公司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道具，她借助自己特殊的背景和便利条件，以替别人揽生意、摆平麻烦赚钱。
然而公司成立10年后的一笔生意却把于洋送上了不归路。
2001年11月，沈阳城内有名的地产商柴世平，因涉嫌偷税漏税，被警方拘留。柴世平的妻子于乐平通过找路子认识了号称“摆平专家”的于洋。于乐平一看两人都姓“于”，且同为女人，一种信任感油然而生。于洋很热情，爽快地答应下来：你就回家听好消息吧。
生性贪婪的于洋绝不放过这次捞钱机会，时间不长，于洋就放出话来，说柴世平的事挺大，弄不好不仅倾家荡产，人还得坐一辈子牢。这下子可把于乐平给吓着了，六神无主的她急忙找于洋问计。于洋眼看大鱼上钩，便趁机说，我托人办办看，但是要想把事情摆平得不怕花钱。于乐平马上给了她一笔活动经费。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于洋一次次地以请人吃饭、送礼等为由，不断向于乐平要钱，一张口就是数十万元。
一个月后，柴世平回到了家。于洋又以结案为借口，从柴世平手里拿走几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仅此一事，于洋前前后后共计从柴家获取180多万元。 不过，对于于洋的“救命之恩”柴世平并不买账，他认为自己的事其实并不大，只要找个律师就能搞定，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摆平。后来他又得知，于洋索取的钱并没有用来打点相关人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于洋是趁火打劫。于是，他找到于洋，要她将花钱的账目报给自己，并将余下的钱退还给他。一贯说一不二的于洋哪见过“这样不懂事”的，心里虽然恼火，可毕竟自己做的事也拿不到台面上，再加上柴世平扬言不退钱不善罢甘休，于洋不得不想法来安抚柴世平。
2002年8月，沈阳某工厂要建职工宿舍，于洋通过关系将该工程揽到了手，预计该工程可以赚200多万元。为尽快息事宁人，于洋很不情愿地将工程转给了柴世平的公司施工。柴世平以为于洋这是为了补偿他的损失给了他这个项目，也就不再提180万元的事了。不过，于洋将工程转给柴世平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因为她的公司不具备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资质。待柴世平与建设单位办完所有手续后，于洋于是粉墨登场。她找到柴世平，要求分享工程利润，柴世平七成，于洋三成。柴世平不答应，只同意支付于洋揽工程的20万元回扣，两人因此又一次闹翻。2003年2月初的一天，柴世平和于洋又大吵起来。盛怒之下，柴世平冲口而出：你不要逼人太甚，把我逼急了，我就把你告进去。于洋恶狠狠地回敬他：你要敢这样，我就整死你，让你横尸街头。
果然，2月22日，于洋、王立志(曾数次“进宫”)、李孝庆(曾经是一名法官，因徇私枉法被判刑7年)三人开着面包车来到柴世平家，将柴世平勒死。随后又残忍地将柴世平5岁的女儿勒死。晚5时许，借着暮色，将尸体掩埋。
当年12月10日，于洋、王立志、李孝庆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知情者透露，去年9月23日下午1时许，何锋夫妇驾驶奥迪车经过林苑酒店时，一出租车乘客在下车开门时碰了何的车，双方发生口角。何锋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水泥块，向乘客张某打去，张某等5人一哄而上追打何锋。何锋夫妇见势不妙，遂打电话给下属李波，让他带些人来帮忙。李波等6人迅速赶到现场，拿出钢管、铁棒等对张某邱某等5人进行暴打，张某被打昏在地。4时30分许，邱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时，引起众人围观，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公安局遂出动大批警力，于当晚7时许将涉案的嫌疑人抓获归案。
在近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基层官员流氓化的影子，而像何锋那样遇事言能“摆平”的官员便是其中之一。何峰狂言“摆平”，决不是偶然的，这种张狂，除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外，更多的可能是“坚信”自己有运作权力的超大能量。
所谓“摆平”，是指运用社会关系、．金钱等非正常的途径和手段，去影响某个人或某个集体，从而获取某种利益。这个过去在江湖黑道上经常出现的词语，在民主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竟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时髦用语。形形色色的“摆平”现象，实际上是对民主、法律、公平、秩序的挑战，“摆平”现象的背后，滋生的则是腐败。要铲除“摆平”现象生存的土壤，除了加强官员的职业道德，还必须建立不能变通、不允许有例外的监督和执行制度，让“摆平”的潜规则暴露于制度的阳光下，使玩弄“摆平术”者在犯规的高昂风险代价前望而却步。
“摆平”现象成因交错复杂
“摆平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因为它存在的广泛性已经形成一种不良社会风气。如今，在一些地方从事“摆平”的人很多，有的甚至堂而皇之地成立了地下“摆平”公司，专门开展替人消灾的“业务”，所用手段包括非法拘禁、绑架人质、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等。而有些地方官员和“公检法”的官员还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干着为害百姓的事，使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和法律。所以说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摆平”，都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其“摆平”活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权力、司法等体制机制上客观存在的“可操作空间”。利用这个弹性空间，往往能将权力出售为利益，也能用金钱交换到权力。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不法之事被“摆平”，大多是走这条路，“摆平”专家们也正是利用体制的空当，寻找操作空间，将那些违法之事“摆平”。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江必新认为，能够“摆平”事情的无外乎这样几类人，一是有权者，二是有钱者，三是有情者。有权者可以以大压小、以权压法，指使或命令下属部门和官员违法行事。下属部门和官员如若不从，穿小鞋、刁难、排挤、批评、训斥等等接踵而至，抵制者的提拔升迁更无指望。有权的人还可以进行权力交换：你今天帮我一个忙，我自会投桃报李：若被拒绝，下回有求于我时，立即还以颜色，公事公办，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互相买个面子，什么事都好说。至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什么法律规定、原则界限在奉行“潜规则”的有权者眼呈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
有钱者自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徒。在任何社会中金钱对权力的购买欲望都没有降低，而收买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的好坏及被“摆平”者的品格。一旦有权者被收买，“摆平”也就不在话下了。
有情者相信关系万能，会利用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等等一切可以联系的因素，解决需要“摆平”的事。有情者的“摆平”虽不如前两者那么利害相关，但也不可小视。一则谁都有三亲两故，背上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的骂名，在熟人社会里的生存空间会逐渐缩小；再者由于有情者的“摆平”不一定直接体现为利益或权利的交易，更容易麻痹被“摆平”者，尤其是在有求较小、仅需举手之劳的时候。
有专家指出，由于“摆平”现象涉及方方面面，很难对“摆平”现象进行分类，但是综合起来，“摆平”现象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获取经济利益“摆平”。在法治化的社会里，利润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而在非法化的社会形态中，“摆平”关系，促使资本和权力的结合被认为是获取法外超额利润，迅速暴富的捷径。二为获取政治利益“摆平”。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权力场中的许多利益必须通过“摆平”实现，官场陋规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当升迁或获得荣誉遇到障碍时，在某些人看来，正当的竞争不如打通关节奏效；为争取政绩，赢得评价者的好感远比勤奋务实的工作重要；当工作出现失误，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时，为保住乌纱，“摆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三是为逃避法律责任“摆平”。当触犯法律要受到追究或打官司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时，有些人千方百计拉拢腐蚀纪检监察人员、执法或司法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对抗法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依法办事成为空谈。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于。循规蹈矩批评得太多，好像是一种不好的品质。其实，循规蹈矩才是行政系统所要遵循的文化原则。
“摆平”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摆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指出，明知道“摆平”违法，但操作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摆平”往往意味着个人或者单位的能量，“摆平”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恶心的事，操作者在酒桌上都是可以拿来吹嘘的。实质上所谓“摆平文化”，就是权力滥用，权为私用，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则是必然结果。
“摆平”之风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现有的体制还不完善，著名反腐败专家邵道生认为，“摆平”使司法工作容易受各方权力的干扰，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些地方党政“一把手”具有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这就使得他们滥用权力有了现实的可能；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权力关系网、家族关系网、人情关系网和金钱关系网，人们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网中人”；有些腐败势力已成气候，在其周围形成了一股能左右某一地区政治生态的力量；在反腐败的队伍中有些官员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腐败者本人资金雄厚，支付得起足够的“摆平成本”。一旦“摆平”成功，他们还能继续捞、继续贪、继续腐败，很快便能将“摆平费”弥补过来。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一个国家，当它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氛围还没能很好地形成的时候，当它对权力的运行还缺乏强大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的时候，“摆平现象”的出现乃至盛行，就是自然的事。情大于法，权大于法，除个别人利欲熏心、敢于冒险外，跟如今人们头脑中 还广泛存在的人治观念也不无关系。可以说，“摆平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治的产物。
遏制“摆平”之风刻不容缓
通过一系列的“摆平现象”，人们不难发现，多数情况下，有“摆平”的地方，就会存在黑幕、存在肮脏交易、存在不公平；有“摆平”的地方就会损害国家、社会或其他个人的合法利益。因此，这种“摆平”实际上是对民主、法律、公平、秩序等的挑战。
社会矫正机制的缺失为“摆平”者寻租到了“摆平空间”。“摆平”者得以幽灵般地游走在社会的灰色地带，关键原因是公权力行使缺乏立体化的有效监督。在一些掌权者和奸商、黑帮眼里，权大于法，钱大于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些贪官污吏、黑帮为恶社会，老百姓到处告状，甚至越级告状，但他们仍能一路高歌，照升不误、为恶依旧?表面上看是这些人“摆平有道”，如果换一个视角观察，其实反映了社会监督体制的乏力和社会矫正机制的缺失。这种制度性失效，又反过来助长了种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加剧。
“体制空档”为“摆平”者提供了“操作空间”。“摆平”者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即权力、司法等体制机制上客观存在的“操作空间”。利用这个“弹性空间”，往往能将权力出售为利益，也能用金钱交换到权力。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不法之事被“摆平”，大多是走这条路，“摆平”者也正是利用体制的空当，寻找操作空间，将那些贪官污吏“摆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摆平”危害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和谐社会建设，危害政府的公信力，破坏开明的民主政治建设，腐蚀人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扫荡“摆平现象”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方面八手：治理商业贿赂，斩断“权力寻租”，以“权力寻租”为目的的商业贿赂是“摆平专家”惯常使用的手段。打击商业贿赂必须依仗法律之剑，要建立和健全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打击商业贿赂、斩断“权力寻租”是根治“摆平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反对腐败，严惩权力出租，对于党内、政府内以权力为资本、依靠权力出租大发不义之财的贪污腐败分子，一定要严加惩办，发现一个，惩处一个；加强制度建设，堵塞体制漏洞，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人治之弊莫大于人在政存、人亡政息。要依靠制度管人，不要依靠人管人，人管人是靠不住的。
近年来，中介公司沦为“摆平公司”的情况已引起关注。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局长孟建民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指出，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的财务审计报告进行突击检查后发现，有120家企业有相当部分的财务状况没有进入财务审计报告；有30家企业的财务审计不全面或不深人；有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他说，某些中介公司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这181家中央企业外聘了300余家中介进行财务工作，但许多中介公司在审计工作中走过场，甚至帮企业做假账摆平。
其实，“在审计工作中走过场、帮企业做假账”还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如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不少中介公司已沦为腐蚀我国财务监管制度的大蛀虫，成为某些国有、私有企业建立假账的合法帮凶和化解已暴露问题的“摆平公司”，
据一位会计师透露，某些国有企事业单位让这类财务中介公司代理，摆平的动机大约有三，一是将亏损虚夸成盈利；二是将盈利很多缩小为盈利很少；三是掩盖其他违法、违规甚至贪污或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坦陈，破解“摆平”之道必须建立官员的职业道德。一类人的荣誉感，往往跟这类人的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形象密切相关，如果他们自身的职业道德形象很差，所谓荣誉感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必须建立官员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章办事，循规蹈矩，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你仅仅是中人之质，就可以得到富裕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就有了相应于官员的荣誉感。在面对别人为了“摆平”而进行的游说的时候，即使是为了这个荣誉感，也会加以断然拒绝。
个案解读：摆平的张狂与凶残
刘俊卿；亦言摆平中纪委
2006年9月6日下午，也曾狂言摆平中纪委的“安徽第一贪”刘俊卿一案在宣城宣判，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刘俊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229.5万余元。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妻张兆侠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229.5万余元。至此，这个历时两年多的安徽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画上了句号。
在安徽乃至中国白酒界，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涡阳人曾以有刘俊卿这样的“能人”而激动和骄傲过，刘俊卿也一度成为双轮集团的精神领袖。
虽然刘俊卿把酒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他得到的并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元钱的工资收入，这让刘俊卿内心时常感到不平。从1996年开始，刘俊卿开始把亲属等安排在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任要职。刘及其亲属通过工程发包、原材料采购、批付货款等方式，大肆收受商家所送的钱物。
早在2000年前后，就不断有检举揭发刘俊卿的信件投递到各级纪检机关。知情人认为，刘俊卿能够安若磐石，是因为他与官员来往密切，“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步步打通。”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落马以后，刘俊卿被列入了调查名单。
然而，王怀忠案2003年调查结束以后，暂时还没有被查处的刘俊卿便与他的“老上级”如出一辙，在一次会议上放言：“他们扛着大旗都摆不平我。中纪委的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
然而，刘俊卿与王怀忠一样，“摆平”理论并没有发挥作用。
2004年4月3日，刘俊卿被正式“双规”。同年8月，被罢免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刘俊卿东窗事发后，昔日风光无比的家族成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村官摆平高院法官
备受关注的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二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腊成等人偷税、职务侵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行贿一案，2006年9月28日在晋城市由山西省高级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山西省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此案主角周腊成先是于2003年6月24日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并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24日二审时，改判为3年，并处罚金7万元，刑期自2001年6月25日至2004年6月24日，于宣判的当日被释放。
是周腊成真的罪行轻微?还是高院的法官做了手脚?要说一个小小的村官摆平了省城高院的法官，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不过，人们相信这里面肯定藏 着“猫腻”。
事实不容人不相信。
据晋城市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2001年5月间，周腊成利用职务之便，用其私有的三辆汽车在巴公二村村办集体“春城煤矿一春城二矿”拉煤，卖给晋城巴公电力实业总部，将巴公电力实业总部付款总计552万余元转入自己个人账户。此外，由于周腊成指使煤矿对其拉走的煤不入账、不过磅、不计入产量，致使煤矿对拉煤的准确数量无法统计。这期间，周腊成指使“春城煤矿”矿长和会计采取瞒报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偷税1410多万元。
更令人们难以容忍的是周腊成在任期间的恃强凌弱行为。“周腊成动辄打人骂人，已经毫无顾忌，成了家常便饭!”一位办案人员感慨万千。1986年至2001年，被周腊成“修理”过的人，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小学生；有身强力壮的男人，也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有镇党委书记更有普通百姓。“可以说，在巴公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周腊成不敢教训的人。人们慑于周腊成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暗自哭泣。”这位办案人员总结说。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周腊成还先后向108名党政干部行贿。
2001年6月25日，周腊成被刑事拘留。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腊成犯有偷税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行贿罪等7项罪名33起犯罪事实。一审判决后，周腊成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与此同时，晋城市人民检察院也提请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周腊成上诉，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或罪行轻微，而是想通过上诉寻找突破口，设法“摆平”。
负责再审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察庭庭长孟来贵、二审审判长郭文明等人终被周腊成的金钱突破，在审理时，抹掉或减轻了周腊成的罪行。
周腊成获得自由后仍是不依不饶，要求罢免巴公二村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主任，并要求接管春城、润城两座煤矿。
荒唐的二审判决激怒了巴公二村群众。2005年初他们将此情况反映到山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引起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此案被列为重点督办后，山西省检察院迅即介入，孟来贵、郭文明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浮出水面。4月4日，两人被刑拘。4月如日晚，“幸运”出狱近一年的周膳成被抓获。
“摆平专家”杀人灭口
于洋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中学毕业后，到沈阳机车车辆厂当了一名工人。不过普通的于洋却找了一个并不普通的丈夫，从丈夫当上辽宁一位省级领导的秘书，于洋也就不普通了，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沈阳市知名的“摆平专家”。1991年，于洋干脆停薪留职，自己注册公司当起了经理。据知情人介绍，于洋的公司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道具，她借助自己特殊的背景和便利条件，以替别人揽生意、摆平麻烦赚钱。
然而公司成立10年后的一笔生意却把于洋送上了不归路。
2001年11月，沈阳城内有名的地产商柴世平，因涉嫌偷税漏税，被警方拘留。柴世平的妻子于乐平通过找路子认识了号称“摆平专家”的于洋。于乐平一看两人都姓“于”，且同为女人，一种信任感油然而生。于洋很热情，爽快地答应下来：你就回家听好消息吧。
生性贪婪的于洋绝不放过这次捞钱机会，时间不长，于洋就放出话来，说柴世平的事挺大，弄不好不仅倾家荡产，人还得坐一辈子牢。这下子可把于乐平给吓着了，六神无主的她急忙找于洋问计。于洋眼看大鱼上钩，便趁机说，我托人办办看，但是要想把事情摆平得不怕花钱。于乐平马上给了她一笔活动经费。
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于洋一次次地以请人吃饭、送礼等为由，不断向于乐平要钱，一张口就是数十万元。
一个月后，柴世平回到了家。于洋又以结案为借口，从柴世平手里拿走几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仅此一事，于洋前前后后共计从柴家获取180多万元。 不过，对于于洋的“救命之恩”柴世平并不买账，他认为自己的事其实并不大，只要找个律师就能搞定，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摆平。后来他又得知，于洋索取的钱并没有用来打点相关人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于洋是趁火打劫。于是，他找到于洋，要她将花钱的账目报给自己，并将余下的钱退还给他。一贯说一不二的于洋哪见过“这样不懂事”的，心里虽然恼火，可毕竟自己做的事也拿不到台面上，再加上柴世平扬言不退钱不善罢甘休，于洋不得不想法来安抚柴世平。
2002年8月，沈阳某工厂要建职工宿舍，于洋通过关系将该工程揽到了手，预计该工程可以赚200多万元。为尽快息事宁人，于洋很不情愿地将工程转给了柴世平的公司施工。柴世平以为于洋这是为了补偿他的损失给了他这个项目，也就不再提180万元的事了。不过，于洋将工程转给柴世平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因为她的公司不具备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资质。待柴世平与建设单位办完所有手续后，于洋于是粉墨登场。她找到柴世平，要求分享工程利润，柴世平七成，于洋三成。柴世平不答应，只同意支付于洋揽工程的20万元回扣，两人因此又一次闹翻。2003年2月初的一天，柴世平和于洋又大吵起来。盛怒之下，柴世平冲口而出：你不要逼人太甚，把我逼急了，我就把你告进去。于洋恶狠狠地回敬他：你要敢这样，我就整死你，让你横尸街头。
果然，2月22日，于洋、王立志(曾数次“进宫”)、李孝庆(曾经是一名法官，因徇私枉法被判刑7年)三人开着面包车来到柴世平家，将柴世平勒死。随后又残忍地将柴世平5岁的女儿勒死。晚5时许，借着暮色，将尸体掩埋。
当年12月10日，于洋、王立志、李孝庆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