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1月12日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温度竟降到零下10度，呼啸的北风夹着雪粒，无情地厮打着地面，打破了这个暖冬的寂静，使人不由地产生了一派肃杀可怕的感觉。笔者在山东省威海市公安边防支队审讯室里，见到了因偷渡刚被遣返回国的金美顺。经过开导，这位26岁的小学女教师悔恨交织，泪流满面，慢慢道出了那段一路悲辛，满纸血泪的偷渡岁月，讲述了那段苦难和屈辱的地狱之旅——
用买新房的钱换了两张“船票”
我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市的一个小镇，磐石是个县级市，地方很小。18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房志刚和我是同班同学，从入学的第一学期开始，他就一直默默的关心和照顾我。平日里，我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木讷，但志刚却说我的安静就像一滴水珠那般静美。
毕业后，我本可以分到市里的一所中学去任教，但志刚分到了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镇教委，我也只好跟他一起回到了镇子上，在镇里的那所小学任教。
平静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我和志刚过日子都很节俭，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攒钱买房子结婚，在我们那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小县城里，等着单位分房子不知要等多少年。大约从2006年初开始，志刚回来后老是和我发牢骚，说他提升无望，厌烦了整天给人端茶倒水的枯燥生活。又加上我们那里几年间偷渡去韩国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偷渡回来后的变化有目共睹。于是，志刚便动了心，并开始着手联系。后来听志刚说，他的一个表弟已经去韩国一年多了，一个月挣的钱几乎是我当老师一年的工资总和。现在他的表哥也要去，并且想约志刚一起走。
为了爱又有什么事情不可舍弃的呢？2006年5月8日，志刚的表哥打来电话，告诉他偷渡的事已经办妥了，我和志刚总共要付14万元人民币，每人7万元，按照对方的要求，我们将钱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但密码我们自己保留，待偷渡成功后，我们再打电话告诉对方取钱的密码。若偷渡不成功，存入银行的14万元依然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钱有我们自己的5万元，有志刚父母给我们的5万元，是我们准备结婚时购置新房用的，另外4万元，是志刚向亲戚朋友们借的。按表哥所讲，我们必须在12日前赶到山东威海，到韩国后他弟弟会接待我们的。事到临头时，心中却又隐隐有了一丝不安。
偷渡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黑色的
2006年5月12日，我们顺利和表哥在威海会合，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只可惜我们已无暇顾及游览了。表哥很快同一个人接上头，他领着我们又来到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见到一位叫“徐哥”的人，可能他就是所谓的“蛇头”了。下午，陆陆续续又有十多个人被领到这里。
晚上，“徐哥”用车将我们这些人运送到海边，上了渔船，还没等喘口气，便过来几个人说要对我们进行检查。很快，大家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就被洗劫一空了，我事先放在胸衣里的2000元钱也被搜了去，这帮人还有意无意的占我们几个女孩子的便宜。志刚气不过，抢上前去要评理，被我和表哥拼命拦住。或许，在我们上船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我们只能忍辱偷生。
我从来没有在夜间坐过船，虽然有志刚在身边，但我依然感到紧张，那个隔海相望的国度里，等待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开始有了一丝悔意，但我不能埋怨志刚，或许他当时比我更加懊悔呢。
上船后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的样子，渔船终于在公海与一条韩国渔船接上头。由于海上浪大，两船靠帮非常困难，幸亏有志刚接住我，不然，一脚踏空可就不堪设想了。
晚上6点，渔船终于驶进一个小港口。等到半夜，有几条小船靠了上来，我们被安排成几个人一组钻进小船上的鱼箱里，然后被运上了岸，之后又来了一辆货车将我们拉走。
表弟将我们接到了他的住处，之前听说他在韩国混得不错，可当时看起来，并没有预料中的好。不管怎样，感谢老天！终于到了。
梦在黑色的夜中沉入谷底
汉城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气派的街道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断地闪烁。然而属于我们的却是淹没在其中的一个小公寓，楼道也是阴暗潮湿，即便如此，这还是表弟费尽周折才帮我们联系到的唯一住处。这一天是2006年的5月26日，我和志刚认真打扫并布置了我们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个“家”。
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要想出去堂而皇之的打工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我们没有护照，一旦被当地警方抓到，我们就只能是从哪儿来再回哪儿去。而我们存入银行的14万元钱，此时早已被安排我们偷渡的人取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争分夺秒去挣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志刚和表哥都跟着表弟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工，表弟又好不容易帮我联系到一家小餐馆。我每天都累得浑身散了架似的，但想到对方许诺的工资也就稍感欣慰了。
不久我有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志刚知道后沉默了，我们心里都清楚，至少现在，孩子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幼小的生命被扼杀之后，志刚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因为那是我和志刚有过的唯一一个孩子，如果我能预知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生下这个孩子。
2006年9月底，肃杀的秋风渐浓了寒意。几天来，志刚一直咳嗽的非常厉害，我以为他得了重感冒，就利用午休的时间，偷偷跑出来，去私人开的小诊所里买了两瓶感冒和止咳药，并每天都监督他服药。一个星期左右，我买的药全都服完了，但志刚的身体却丝毫不见好转。当我偷着去买了更多的药回来时，志刚却莫名其妙地和我发了一通脾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这样暴躁过，尽管他随后就向我表示了歉意，但我还是委屈地哭了。志刚说，我们挣钱不容易，我的病过几天就挺过去了，你花这么多钱买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回家的钱……
汉城的秋天是很美丽的。往年这个时候，我和志刚经常到家乡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去玩，但2006年的秋天却永远地定格在了秋叶翻飞的汉城，成为痛彻我一生飘摇的坠落。
正当我为他的冷漠和暴躁感到不解和委屈时，谜底却在不经意间揭开。
2006年10月9日晚饭后，我去洗衣服，看到志刚的外衣有些脏了，便让他脱下来，我一边掏着他的口袋一边向外走，志刚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从后面追了上来，但已经晚了，一张白纸让我在瞬间失去了知觉，那是一张医院的诊断书：肺癌晚期。
半个月后表哥来了一次，问志刚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上班，当得知志刚得了肺癌后，他丢下一句“在这儿可不能得这种病啊”便走了。
人情如纸，境遇如冰！除了哭泣我好像什么也不会了，然而，泪水浇灌不了生命。志刚在弥留之际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该偷渡来韩国，现在我们是受了伤并被关在笼中的鸟，即使笼门打开，我们又能飞向哪里呢？
2007年1月2日，这是志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不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悟人生，没有失去过自己挚爱的人就无法理解那份如缕不绝的痛。
2007年3月3日，刚上班我便被老板叫去办公室，说我偷了客人的东西，并要我赔偿，紧接着高利贷公司的人便来了，只是一个算不上高明的圈套，但我却无力抗辩，无力挣脱，老板似笑非笑地说，你不怕你的身份败露，就去报警吧！
高利贷公司的钱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清，再加上房租和日常的开支，我每天都绞尽脑汁想挣钱，我去找过表哥，他只借给了我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700元左右），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走投无路，我只有逃离了那家餐馆，也就是说，我就此失去了我唯一的工作。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叫英儿的姑娘，她的境遇几乎和我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她在汉城没有爱情，浓妆艳抹掩盖不住的颓废和麻木，让人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她所从事的职业。英儿三言两语就摆平了我所有底气不足的理由，我跟她去了为人所不齿的地方。不管是他们逼我的，还是我自愿的，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后来的日子，我经常酗酒，咽下去的啤酒化作如丝如缕的忧伤和酸涩的泪。志刚生前喜欢喝酒，我曾经问他喝那么多的酒有什么意思呢？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酒醉后的昏沉和迷蒙原来正是我最想得到的答案。
那段时间，无暇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我唯一的目标是能够挣回我们偷渡所需的14万元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因为国内还有志刚和我的父母，我要代志刚去履行他为人子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有这样的信念支撑，但是当排山倒海般的痛悔和愧疚向我袭来时，当我神经质般将自己的身体冲洗了一遍又一遍却意识到上面仍有残留的污秽时，我最终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去回想我和志刚那些两情相悦的日子，再浑浊的麻木也有清醒和悸痛的一刻。
春天的叶子飘落
2007年12月3日，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一位客人临走时不付钱，知道我是偷渡过来的，还抢了我的东西，正好英儿赶到，举起一个花盆砸在了那人的脑袋上。十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警笛声。
2008年1月4日，我们被遣返回国，正是一派肃杀的季节，春天早已过去了，只是我没有留意它曾经到来过而已。因为我只记得，在去年的春天，有一枚叶子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并最终翩然飘落了枝头，尽管那还不是落叶的季节。■
编辑：陈畅鸣
用买新房的钱换了两张“船票”
我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市的一个小镇，磐石是个县级市，地方很小。18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房志刚和我是同班同学，从入学的第一学期开始，他就一直默默的关心和照顾我。平日里，我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木讷，但志刚却说我的安静就像一滴水珠那般静美。
毕业后，我本可以分到市里的一所中学去任教，但志刚分到了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镇教委，我也只好跟他一起回到了镇子上，在镇里的那所小学任教。
平静的生活和稳定的收入，我和志刚过日子都很节俭，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攒钱买房子结婚，在我们那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小县城里，等着单位分房子不知要等多少年。大约从2006年初开始，志刚回来后老是和我发牢骚，说他提升无望，厌烦了整天给人端茶倒水的枯燥生活。又加上我们那里几年间偷渡去韩国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偷渡回来后的变化有目共睹。于是，志刚便动了心，并开始着手联系。后来听志刚说，他的一个表弟已经去韩国一年多了，一个月挣的钱几乎是我当老师一年的工资总和。现在他的表哥也要去，并且想约志刚一起走。
为了爱又有什么事情不可舍弃的呢？2006年5月8日，志刚的表哥打来电话，告诉他偷渡的事已经办妥了，我和志刚总共要付14万元人民币，每人7万元，按照对方的要求，我们将钱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但密码我们自己保留，待偷渡成功后，我们再打电话告诉对方取钱的密码。若偷渡不成功，存入银行的14万元依然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钱有我们自己的5万元，有志刚父母给我们的5万元，是我们准备结婚时购置新房用的，另外4万元，是志刚向亲戚朋友们借的。按表哥所讲，我们必须在12日前赶到山东威海，到韩国后他弟弟会接待我们的。事到临头时，心中却又隐隐有了一丝不安。
偷渡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黑色的
2006年5月12日，我们顺利和表哥在威海会合，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只可惜我们已无暇顾及游览了。表哥很快同一个人接上头，他领着我们又来到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见到一位叫“徐哥”的人，可能他就是所谓的“蛇头”了。下午，陆陆续续又有十多个人被领到这里。
晚上，“徐哥”用车将我们这些人运送到海边，上了渔船，还没等喘口气，便过来几个人说要对我们进行检查。很快，大家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就被洗劫一空了，我事先放在胸衣里的2000元钱也被搜了去，这帮人还有意无意的占我们几个女孩子的便宜。志刚气不过，抢上前去要评理，被我和表哥拼命拦住。或许，在我们上船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我们只能忍辱偷生。
我从来没有在夜间坐过船，虽然有志刚在身边，但我依然感到紧张，那个隔海相望的国度里，等待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开始有了一丝悔意，但我不能埋怨志刚，或许他当时比我更加懊悔呢。
上船后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的样子，渔船终于在公海与一条韩国渔船接上头。由于海上浪大，两船靠帮非常困难，幸亏有志刚接住我，不然，一脚踏空可就不堪设想了。
晚上6点，渔船终于驶进一个小港口。等到半夜，有几条小船靠了上来，我们被安排成几个人一组钻进小船上的鱼箱里，然后被运上了岸，之后又来了一辆货车将我们拉走。
表弟将我们接到了他的住处，之前听说他在韩国混得不错，可当时看起来，并没有预料中的好。不管怎样，感谢老天！终于到了。
梦在黑色的夜中沉入谷底
汉城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气派的街道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断地闪烁。然而属于我们的却是淹没在其中的一个小公寓，楼道也是阴暗潮湿，即便如此，这还是表弟费尽周折才帮我们联系到的唯一住处。这一天是2006年的5月26日，我和志刚认真打扫并布置了我们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个“家”。
后来才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要想出去堂而皇之的打工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我们没有护照，一旦被当地警方抓到，我们就只能是从哪儿来再回哪儿去。而我们存入银行的14万元钱，此时早已被安排我们偷渡的人取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争分夺秒去挣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志刚和表哥都跟着表弟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工，表弟又好不容易帮我联系到一家小餐馆。我每天都累得浑身散了架似的，但想到对方许诺的工资也就稍感欣慰了。
不久我有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志刚知道后沉默了，我们心里都清楚，至少现在，孩子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幼小的生命被扼杀之后，志刚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因为那是我和志刚有过的唯一一个孩子，如果我能预知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生下这个孩子。
2006年9月底，肃杀的秋风渐浓了寒意。几天来，志刚一直咳嗽的非常厉害，我以为他得了重感冒，就利用午休的时间，偷偷跑出来，去私人开的小诊所里买了两瓶感冒和止咳药，并每天都监督他服药。一个星期左右，我买的药全都服完了，但志刚的身体却丝毫不见好转。当我偷着去买了更多的药回来时，志刚却莫名其妙地和我发了一通脾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这样暴躁过，尽管他随后就向我表示了歉意，但我还是委屈地哭了。志刚说，我们挣钱不容易，我的病过几天就挺过去了，你花这么多钱买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回家的钱……
汉城的秋天是很美丽的。往年这个时候，我和志刚经常到家乡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去玩，但2006年的秋天却永远地定格在了秋叶翻飞的汉城，成为痛彻我一生飘摇的坠落。
正当我为他的冷漠和暴躁感到不解和委屈时，谜底却在不经意间揭开。
2006年10月9日晚饭后，我去洗衣服，看到志刚的外衣有些脏了，便让他脱下来，我一边掏着他的口袋一边向外走，志刚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从后面追了上来，但已经晚了，一张白纸让我在瞬间失去了知觉，那是一张医院的诊断书：肺癌晚期。
半个月后表哥来了一次，问志刚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上班，当得知志刚得了肺癌后，他丢下一句“在这儿可不能得这种病啊”便走了。
人情如纸，境遇如冰！除了哭泣我好像什么也不会了，然而，泪水浇灌不了生命。志刚在弥留之际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该偷渡来韩国，现在我们是受了伤并被关在笼中的鸟，即使笼门打开，我们又能飞向哪里呢？
2007年1月2日，这是志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不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悟人生，没有失去过自己挚爱的人就无法理解那份如缕不绝的痛。
2007年3月3日，刚上班我便被老板叫去办公室，说我偷了客人的东西，并要我赔偿，紧接着高利贷公司的人便来了，只是一个算不上高明的圈套，但我却无力抗辩，无力挣脱，老板似笑非笑地说，你不怕你的身份败露，就去报警吧！
高利贷公司的钱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清，再加上房租和日常的开支，我每天都绞尽脑汁想挣钱，我去找过表哥，他只借给了我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700元左右），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走投无路，我只有逃离了那家餐馆，也就是说，我就此失去了我唯一的工作。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叫英儿的姑娘，她的境遇几乎和我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她在汉城没有爱情，浓妆艳抹掩盖不住的颓废和麻木，让人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她所从事的职业。英儿三言两语就摆平了我所有底气不足的理由，我跟她去了为人所不齿的地方。不管是他们逼我的，还是我自愿的，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后来的日子，我经常酗酒，咽下去的啤酒化作如丝如缕的忧伤和酸涩的泪。志刚生前喜欢喝酒，我曾经问他喝那么多的酒有什么意思呢？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酒醉后的昏沉和迷蒙原来正是我最想得到的答案。
那段时间，无暇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我唯一的目标是能够挣回我们偷渡所需的14万元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因为国内还有志刚和我的父母，我要代志刚去履行他为人子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有这样的信念支撑，但是当排山倒海般的痛悔和愧疚向我袭来时，当我神经质般将自己的身体冲洗了一遍又一遍却意识到上面仍有残留的污秽时，我最终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去回想我和志刚那些两情相悦的日子，再浑浊的麻木也有清醒和悸痛的一刻。
春天的叶子飘落
2007年12月3日，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一位客人临走时不付钱，知道我是偷渡过来的，还抢了我的东西，正好英儿赶到，举起一个花盆砸在了那人的脑袋上。十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警笛声。
2008年1月4日，我们被遣返回国，正是一派肃杀的季节，春天早已过去了，只是我没有留意它曾经到来过而已。因为我只记得，在去年的春天，有一枚叶子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并最终翩然飘落了枝头，尽管那还不是落叶的季节。■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