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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心里总会不时浮起一道算术题：这一生中，真正和父母相处的时间还有多少天？
以一年有一周在一起算，并从最乐观的情形出发来估计父母的寿命，乘以7，就是这道题的答案，结果是半年都难以保证。这样的空间分裂，让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表达都变得生疏了，难得相见，却又似乎没多少有意义的话要说。
这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人，尤其是都市人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异。
所谓“大流动”，是1980年代开启的。初期是人们“在他乡城市与生养之地之间频繁地来回往复运动”，现在则已稳定下来，变成“离开生养之地进入他乡城市”。后者是大多数人共享的人生空间分布形态。
这意味着，我们在一个熟悉而稳定的空间里形成自己的情感能力，然后彻底离开这个空间，在一个乃至多个新的陌生而变化的空间里，应用这种缺失了环境基础的情感能力。
有点拗口，打个形象的比方吧。就像所有人都用十几年时间全心全意学习武术套路，学成以后，立刻爬上了一个散打擂台。
那么，擂台上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各练各的套路，互相没有交集；另一种是泼皮打架，乱作一团。这正是今天的城市社会里，人们的两种不正常的情感表现：孤立的和紊乱的。
情感发自“心灵”这一“器官”，正如理性发自头脑、欲望发自身体一样。情感孤立的人，心灵被头脑挤占；而情感紊乱的人，心灵被身体挤占。
所以情感变得稀缺、生硬乃至干涸。
私的情感和公的空间
算术题总会有答案，但要消灭题目本身，却不容易。
我们身陷现代旋涡当中，已经拔不出来，就像资本不能停止无止境的积累一样，要维系眼前这种生活路径，也不能有片刻休止。整个家庭的存在方式，当下与未来，都已被深深整合进这个社会畸形的运作方式中去。
这不是某个人独有的，而是大部分人共享的。今天的大部分都市人，都是在一个社会空间里培养人格，形成情感能力，然后进入另一个社会空间里长久生活。成长空间里的血缘、族群、邻里等社会关系，从分别的一刻起就注定已是陌路。
事实上，即便是一个包括三代人的传统意义上的小家庭，对于多数人而言也无法在空间上完整，割裂是常态。老人的文化适应、年轻人的经济能力是影响因素，更不可抗的隐形力量是，这其实是现代化的效率要求—城市要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福利累赘。在工业时代，一种最不“合情”的发展方式，恰恰却是最“合理”的。
他乡环境和家庭割裂，会对人的情感积累带来什么影响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血缘的亲情，如父母叔伯、兄弟姊妹之间，彼此的熟悉程度会下降；基于乡土的友情，如发小、同学、邻居、宗族，更是会因为久不谋面而陌生。一言以蔽之，形成我们情感能力的环境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迅速解体。
你渐渐地不知道父母劳损的腰肌的疼痛发作频率，不知道他们太久不能讲“你小时候”的事情后有没有可替代的倾诉内容和对象，不知道父亲偏咸的口味有没有渐进的改变，不知道母亲每天早晨起来给菩萨上香时，嘴上都许了些什么愿。其他的亲属和朋友，生疏程度自然更甚。
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家庭是“小私”，而亲戚、宗族、大院、邻里、发小、老师、同学乃至修鞋铺或小卖部的大叔，这些熟悉的有稳定往来的社会关系是“大私”。从“小私”到“大私”，这是一个持续进行情感应用、互动和积累的最优越的环境。在这个范围内，人们甚至不需要使用太明确的语言，彼此就能心领神会。
人们会想：我和乡土之间的情感脱离，和我在工作之地的情感困惑似乎没什么关系。
不，关系很大。因为你的情感能力丧失了应用环境，就像你很擅长windows系统，却给了你一台崭新的苹果电脑。
人际情感的应用、互动和积累的环境，概括起来是一个字—“私”。这是因为，情感是人的最私密的活动，其私密性超过了思想。情感和思想，一动的瞬间，你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但思想至少自己是知道的，而情感有时连自己都意识不到。
这正是情感的美丽之处，它电光石火的一动，是独立于头脑和身体的。
故而前面一直强调成长空间的亲情、友情关系，因为这些都属于私人关系的核心范围，脱离了核心范围，情感的应用和积累就无法顺畅，就像把左手接在了右臂上一样。
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家庭是“小私”，而亲戚、宗族、大院、邻里、发小、老师、同学乃至修鞋铺或小卖部的大叔，这些熟悉的有稳定往来的社会关系是“大私”。从“小私”到“大私”，这是一个持续进行情感应用、互动和积累的最优越的环境。在这个范围内，人们甚至不需要使用太明确的语言，彼此就能心领神会。
心领神会，正是情感的最本真的作用方式。离开它起作用的社会空间，我们被置入了一个情感意义上陌生的环境，就是今天的都市。在都市里，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者，那么连“小私”都没有，如果你有小家庭，那么就只有“小私”。
除此之外，一出门全是“公”的。
除非你是一個工作在乡土所在的城市，而且成长期的社会关系在周围仍然完整的人，否则，你就必须在情感上克制自己，控制情感的应用、互动，因而也就阻碍了积累。道理很简单：邻家小妹会对你撒娇，你会捏一把她的脸，但女同事一般不会撒娇，脸也不能捏。
而“成长期的社会关系在周围仍然完整”是几乎做不到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你不离开别人也会离开，还有许多陌生人会到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成长环境在你完成年龄意义上的成长之前就已经开始崩溃。
当然我们可以在新环境里重建友情圈，乃至广义的亲情圈，但效果非常有限，虽然也有—比如都市年轻女性最常进行情感应用和积累的对象，往往是少数几个“闺蜜”。一些企业单位会组织业余的集体活动以图打造“团队精神”，“团队精神”说白了就是情感默契，它的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共同体意识。不过，其效果经常会被活动的强制性以及活动中安排的说教内容所消解。
种类丰富、程度各异的情感，在“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没有了用武之地。
“心如明鏡台”，拂拭不勤，尘垢必生。
情感的圈禁
《旧约全书》告诫说，希伯来人最大的罪恶，是他们生活在富足之中却没有愉悦。
现代生活，亦复如是。
为什么富足而不快乐？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人与外界（社会、自然、宇宙）发生联系的方式先说清楚。宏观地说，方式其实就三种：身体、头脑和心灵。
身体是一种欲望联系，它的目标是舒服。美食美色、香车宝马、前呼后拥，一切奢侈逸乐，都是身体欲望。
头脑是一种理性联系，对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对自我实现的追寻，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是头脑的功能。
心灵的情感体验，虽说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硬性成本，却被当作一种机会成本—如果在情感上花费太多时间，就会耽误工作的时间。
心灵则是一种情感联系，感受喜怒哀乐，体验爱恨美丑，理解幸福与不幸，都要仰赖心灵。
这三者必须实现一种平衡，让三条腿都站得稳稳的，人才会是愉悦的。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一段话让人动容。
他说：“我行将就木时，不会有枉过此生之憾。我在暮色中见过红赤的土地，晨光中见过晶莹的露珠，霜天中见过闪耀的冰雪；我嗅到久旱后甘霖的气息，我听过风暴中的大西洋拍打着康沃尔郡花岗岩那种惊涛裂岸的轰鸣。”
无论怎样夸赞罗素对头脑的运用能力都不过分，但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一生中对心灵的惊人调动，在我看来，这就是平衡的范本。
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更是认为，他的一生没有“工作”过一天，每一天都是在游戏中度过。
当情感和理性、身体实现了平衡，那么工作就不再是苦的。不过，平衡很难，这便是现代人富足而不快乐的根源。罗素和马克·吐温的特殊身份和职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不具有可复制性，我们是一个个普通人，生活在前面说到的社会畸形的运作方式之下。
工业制度总是张扬身体欲望，以之作为自我实现的标准，把人绑定在头脑理性的浅层次（投入产出的算计）上。
而心灵的情感体验，虽说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硬性成本，却被当作一种机会成本—如果在情感上花费太多时间，就会耽误工作的时间。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日用电脑在工作，休息日用手机在工作。请对号入座，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将来“行将就木”时的唯一记忆将只有工作，没有情与义的爱恨，也没有诗与画的美丑，没有体验过“银瓶乍破水浆迸”，也没有见过“露似真珠月似弓”，忘了母亲的厨艺，失了爱人的温存。
情感被圈禁了。
在我们大部分人已经离开的那个成长空间，情感的积累是“自然富集”的，其应用和互动是“心领神会”的。而在这个新的工作空间里，情感的积累是“机械衍生”的，应用和互动是“规则至上”的。
机械衍生的意思是，你不能再按照关系之亲疏（伦理）来自然应用情感，而必须按照明确的角色身份（功能）来进行十分有克制的互动。举例言之，你和上司每天待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这与和同学每天待在一个教室里是天壤之别，前者永远无法培养起后者那种情感。如果你的同学成了你的上司，那他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同学。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一类特殊的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就是分不清这种区别。
你可能会说，工作与生活中要切换情感模式，这不是任何时代都是一样吗？是的，但别忘了两个新的背景。
一是过去的工作不会占据这么大的时间比例。事实上人类从原始采集、渔猎时代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生活越来越富足，但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人们越来越忙碌。
二是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历史里，除了动荡时代，大部分人都不会脱离乡土，并且乡土环境一般不会崩溃。
所以，情感萎缩，在今天才成为主流。
心灵的顺从与反抗
心灵被圈禁，熟习的情感能力没有用武之地，就产生了两种人。
一种是头脑压倒心灵，表现为情感孤立。
他彻底服从圈禁，克制人的本性，最后荒废了情感应用的能力。在都市里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他们“两点一线”，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完全被环境所塑造，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跟大部分人也没有多少工作以外的话要说。
这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另一种，即身体压倒心灵的，表现为情感紊乱。
情感能力丧失了应用环境，而它又无法被克制，就变得无序。正如开头的比喻，一群学套路出身的人，被要求在擂台上表演散打，那么只能放弃套路，找到“泼皮打架”这种人人无师自通的最大公约数。
具体地说，这大部分人，是从心灵体验转向身体欲望，用后者来代替前者。在此过程中喜怒哀乐、爱憎美丑都还在，情感没有死亡，只是起因已经变异。
这第二种人，这就是思想家弗洛姆所说的“消费人”。天堂是一个巨型的百货店，物质的刺激和兴奋，被误作愉悦和幸福，满足没有休止的欲望就是生活的意义，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就是人们的新宗教。这已经不需要多作描述，环顾四周就一切了然。
在都市里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人，他们“两点一线”，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完全被环境所塑造，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跟大部分人也没有多少工作以外的话要说。这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另一种，即身体压倒心灵的，表现为情感紊乱。
消费要满足的欲望，除了身体的舒服，还有虚荣，而虚荣寄托着的就是质变后的情感。因为人们所处的不是情感能力形成的那个环境，意味着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因而就可以通过外在之物来获取情感的归集，如夸赞、羡慕、崇拜。
挎一个名牌包包当然不会增加多少身体舒适度，但它会改变人们的印象，进而影响情感，当然，这是异化的情感。
情感的应用、互动和积累都是通过社交来实现的，但在身体欲望代替心灵体验的时候，“社交”这个词的含义本身已经发生了病变，很大程度上是从情感交流变成性欲的临时匹配。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几乎所有的社交工具都有沦为“约炮”渠道的倾向。
就像把一个人类的心灵，塞进了一个动物的躯体，身体已经配不上这个心灵。
被圈禁的心灵也会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从原始情感转向“次生情感”。
亚当·斯密以“同情”这一概念为基础塑造了道德理论体系，“同情”的意思是和对方具有相似的情感体验。比如看到对方受伤，也能体会到疼痛并且怜惜之，看到对方喜悦，自己也跟着喜悦，尽管程度上可能稍逊一筹。而“同情”，依靠的是想象。真实的情感场景越来越少了，但想象能力还是保留着，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次生的方式来体验真实情感。
举个例子，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实际体会别离和思念这两种美丽动人的情感了，因为每一个关系亲近的人都在你的手机里—技术也会让我们在情感上变得经验狭隘。但我们还是可以借助经典阅读、戏剧欣赏和看电影、读诗歌等方式，去体会离别的愁，和相思的苦，并跟随着主人公一起辗转反侧。
如果我们接触的是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么它对情感训练和积累也是有效的，这便是文艺的魅力，它让我们短暂地从三足失衡状态里走出来。不过，“优秀的文艺作品”并不那么多，还常常被淹没在巨量的“消费人”作品里。典型如诗歌，值得一读的寥若晨星，前些年余秀华轰动中国，暗示的正是情感资源之稀缺，次生替代之难能。
情感残疾的人，一定不是独立而健全的。以独立而健全为目标，弗洛姆冷酷地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充分地完成出生的过程，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们在情感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把自己“完整地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