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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范晓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吕鹏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与经济社会秩序密不可分，其变化趋势及形成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1997-2014年九次横截面数据，本文发现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上行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却未能始终保持上升，在2002年开始下降且不断加速，到了2012年后开始抬升。本文将企业主的这种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为“盖茨比悖论”。
我们认为，私营企业主客观地位的上升与主观地位认同的下行是与市场化进程相生相伴的。在市场化的早期，企业主作为先富群体，由于市场制度的不规范，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政治纽带带来组织和资产合法性，引起地位认同水平提升。而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政治纽带效应有所松动，维护政企关系需要企业承担税外支出，尤其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故地位认同也呈下行走势。
可以想见，在一个科层协调和市场协调共同作用下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遭遇权力的“排斥”，那么相较于通过非市场竞争手段获得政策保护和经济资源的利益既得者而言，他们的地位优越感下降，“相对剥夺感”增强，甚至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市场经济中的“相对弱势群体”。
本文认为，将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有助于解释转型社会中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态度及行为的形成。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经营业绩、正式的政治纽带和非正式的政企关系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重要形塑作用。要稳定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除了提升经营收入，更需要在宏观营商环境、政企双方良性互动等方面多做努力。除了完善人大、政协的政治参与机制，更关键的是有效下降税费、摊派和公关招待这样的维系性政企成本。
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是否有效：基于资本市场反应的研究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方颖、郭俊杰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权力之争还是意识形态之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不同性质的竞争将对国际体系造成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权力之争基本上不改变国际体系的性质，而如果意识形态之争以新意识形态主导为结果，则有改变国际体系性质的可能。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将加剧还是弱化，现在还不能判断。根据以往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经验，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弱化都是中国主动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后，美国才继而调整对华政策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在强化意识形态之争，而中国并不明确是否要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如果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两极化的速度则有加快之势，因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越激烈，就会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
中国能否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这对于国际格局两极化的进程将有重大影响。在核武器的约束下，中美不会爆发直接战争，如果中美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两国战略竞争则会集中于物质权力的争夺上，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将会成为主要方式。而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双方则有可能采取美苏当年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较量，因为意识形态之争与政权生存紧密相关。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两种策略与代理人战争不同，不同战略意味着国际格局从单极向两极转化的暴力程度不同。
国际格局从单极向两极转变的共性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其一，从单极格局向两极格局转变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其二，单极向两极转变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其三，单极向两极格局转变对国际体系其他构成要素的影响。
关于中美两极化的特殊性研究也可分为不同的领域。
首先，中美在不同领域的实力对比并不对称，这种特殊性将会影响两极化过程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例如，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差距小于军事领域，这个特点可能会导致双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而这种策略性差异最终也会反映到国际体系的不同方面。此外，经济实力差距小于军事实力差距和军事实力差距小于经济实力差距，会影响双方的竞争策略及其结果，同样作用于国际体系。如果深入到每个具体的实力范畴，中美实力对比情况也不同，以经济领域为例，中美金融领域的实力差距大于在贸易领域的实力差距，这种特殊性对于双方策略选择及竞争结果的影响同样需要研究。
其次，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别对于此次国际格局转变的影响同样具有特殊性。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具有异质性差别，这决定了中美竞争以及影响将不同于具有同质性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中美战略竞争与那些政治制度相同但文化不同，抑或文化相同而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国间竞争同样会有所不同，也需要研究。
最后，全球化时代也不可避免地给中美战略竞争增添了一定的特殊性。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产能过剩的时代，大国战略争夺的重点是销售市场而非自然资源；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决定了人才争夺成为重点，人才的战略意义超越了资本；除此之外，当下还是一个网络时代，虚拟经济和虚拟生活正在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领域，网络战略优势的重要性逐渐压倒地缘战略优势。这些时代背景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策略以及影响必然有独特的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