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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做事情并不是人越多就办得越好，所以有“人多盖塌了房”的民谚。但是，晚近的传统却是任何事都要“全民”，非如此不足以形成浩大的声威。声威一壮，即便没有成效，也具备了“烈火烹油”的模样，看起来好看，说起来好听。
二
我第一次遇到“全民”，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都游行，都喊口号，都捐献飞机大炮。这阵仗先前我应当见过，那是抗日战争时在大后方一个小县城里，四五岁的我被大人抱到台上去“献金救国”，但我未有印象，所有场景都是听大人说的。“抗日”、“抗美”，辞虽有异，理则类同，“全民”一下，势所必至。
三
后来，“全民”就越来越多了。“三反五反”时全民“打老虎”。一个十来岁的娃娃懂什么“老虎”？无非跟在大人后面摇旗呐喊，结果把一个和蔼慈祥的老校长关到了“老虎笼子”里去。近年看到回忆文字，称这位老校长是杰出的教育家，说他廉洁奉公，那么当初的“全民”实在是颠倒黑白了。然而，“全民”颠倒了黑白，你怪得谁来？就像后来全民斗右派，全民抓黑帮，全民大武斗一样，因为是“全民”，所以无从追究责任。而本应担当责任的人，也就在“全民”的烟幕下躲闪得无影无踪。
四
政治运动闹点“全民”还有点“以壮声威”的作用，科学问题也来“全民”就形同儿戏了。现代炼钢是一门学问，不比古代铸铜，可以土法上马。就是古代铸铜，设备虽然简陋，也还要能工巧匠才能掌握火候，并不是人人都可“干将莫邪”的。可是我们可以。几千万人齐上阵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我在上海看过拆了弄堂的铁门拿去“炼钢”，结果好好的铁炼成了一堆“豆腐渣”。但是，这样的胡闹因为顶着个“全民”的冠冕，谁也不敢吭声。不識时务硬要算账的彭德怀辈，一个个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之一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全民”永远正确，后来换了个说法，叫“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
五
写诗也可以“全民”，这就是1958年开始的“新民歌运动”。不但人人要写，而且限时限量，我听到过一个晚上一人完成100首“诗”的号令。憋得急了，一位同学哼出了“拼老命，半死不活大跃进”的“诗句”，从此得到了“老不死”的绰号。郭沫若、周扬后来编了一本《红旗歌谣》，已是千挑万选又经过深加工的产品，找来读读，可以回味那破天荒的跃进“壮举”。
六
写诗可以“全民”，他事当然也可以“全民”。大学里一会儿要摩托化，一会儿要超声波化，一会儿又要别的什么化。什么叫“化”？经典的解释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要如此，当然必须“全民”。这种事事“全民”的思维，最后浓缩在一个著名的“指示”当中，那就是工农兵学商都要学工学农学军，都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全国青少年一片红地上山下乡，干部一片红地去五七干校，红卫兵一片红地全国大串联，读《红楼梦》要全民，评《水浒》要全民，折腾孔二先生也要全民。“全民”成了一种癖好，仿一句名人的名言：“全民全民，多少荒唐之举，假汝之名以行”。
七
又快30年了，终于闹清楚了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保证整体的协调运行。那种事事全民的发昏，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了不再搞那样运动的决定。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折腾了几十年，才算有了点儿觉悟，“学费”之巨，令人浩叹。
八
然而，习惯势力之可怕，就在它无可理喻。“全民”惯了，遇事就会左顾右盼。看到一个地方做了什么，自然就会群起而效法之，生怕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某大城市有个大广场，所有小市小县也竞起效法，还定要超前。中央部委盖起了豪华办公楼，各省、市也不甘落后，就像当年“放卫星”，一个赛似一个，恨不得像天安门一般雄伟，布达拉宫一样壮观。开发区、步行街、大喷泉、水幕电影、农民别墅……动不动就遍地开花。运动不搞了，思维未变样。
九
思维未变的并不仅是官员。动辄“全民”的思维，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遗传。中国人的眼睛老是盯着别人。尽管这几年“个性化”喊得很凶，骨子里依旧是“一律化”。人人抱个猫，家家养条狗，马路牙子打台球，大街小巷呼啦圈，亿万人民大炒股，一波一波，前浪后浪，每一次都声势浩大，令人望而生疑，望而生畏。或曰：这是因为没有提供选择的机会。诚然。但人家干什么咱也干什么，人家有什么咱也要什么的思维惯性，早已是几十年间养成的了。
十
养猫养狗之类的“全民化”倒还不太可怕，新鲜劲儿一过，自会有人出局。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和行动惯性，遇到一定气候，会成为政治投机者可资利用的思想土壤。先前那些让过来人痛心疾首、令共和国元气大伤的折腾，有此土壤未必不会卷土重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