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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14、15日，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说的是陕甘宁边区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率领一支农民运输队到盐池县运盐的经过。文章不过3000字，内容也很平常。不寻常的是毛泽东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为什么对一篇运盐的文章大加赞扬？这倒是颇值得探究的一件事。
中共中央抓住商机，鲁忠才现身说法
当时延安正处在空前的经济困难时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按照协定，给八路军发放军饷。贫困的陕北根据地有了钱用，从西安、汉口购买粮食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地开往延安。封锁打破，来自全国各地上万青年学生、文学家、艺术家也纷纷涌向这个革命圣地。一时间延安人口剧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编制，并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这给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陕北地瘠民贫，要想让100万边区百姓养活10万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回忆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这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来历。然而，自己动手搞生产并非易事。开荒种地要有工具，纺纱织布要有原料，种粮食要等半年多才能收获，远水怕是解不了近渴。所以，必须要有一条快速挣钱的渠道，来解边区的燃眉之急。
当边区遭遇经济困难的时候，乌云中却透出一线曙光。日军侵占广州之后，几千公里的中国海岸线全部沦陷。海盐被日伪控制，大后方的军民百姓只好依靠内地的井盐、池盐维持生活必需。当时西南依靠四川自贡的井盐，西北和中原则依靠青海、宁夏及边区盐池县生产的池盐和矿盐。青海路途遥远，宁夏产盐有限，因此边区的池盐一下成了最重要的食盐来源。边区百姓农闲时赶着驴子，驮上百多斤盐到国统区交易，还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中共中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由边区政府出面，号召农民从事长途贩盐。其中部分作为公盐上缴财政部门，通过贸易换回边区急需的布匹、油、药品、纸张等物资。1941年7月，边区政府负责人林伯渠、高岗抽调部队数千人去盐池县开辟1000多块盐田，大幅度提高池盐产量，并责成各县干部组织运输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盐行动。
万事开头难。陕北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种庄稼过日子，他们没有经商的习惯，也不愿长途跋涉几百里去冒风险。当干部下去动员时，百姓响应的不多。有人扳着指头跟干部算账：“来回20天，一人赶一条驴，草料、粮食、路费得花两百元。一条驴能驮几斗？最多4斗盐。卖上100多元，还得叫我们倒贴几十元。”还有人怪话一大堆，“一定要去的话，我人是不去的，把驴子交给公家好了，死了的话，把驴皮和鞍子还给我就行”，“我只有一条驴，死也不去”。干部们拿不出有分量的话向群众解释，工作推动不起来。于是，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决定亲自带领一支运输队去盐池县运盐，看看结果究竟如何。
第一次上路只动员到14个人，带来28头牲口，往返用了25天，行程1400里，沿途有水草好的平路，也有难走的山路、沟底。他们自带粮食，在客栈做饭。第二天上路时寄存一些粮食在客栈，等返程时吃，可以减轻负担。没有草的地方买客栈的干草，有青草的地方就放牲口吃饱。行路时唱着小曲，使大家不感觉疲劳。精心喂养牲口，保证不伤不病。
运输队回来后一算账，每头牲口驮了130斤盐，净赚75元。如果驮150斤，则每头牲口可赚150元。如果一个人多赶几头牲口，赚得就更多。走了这么长的路，牲口没死一头，人也没生病，就是晒黑了些。半路上有个人“耍死狗”，装病逃回来，造谣说“鲁区长和一个姓王的死在路上了。沿路没饭吃，牲口脊背也压烂了”。运输队回来后，谣言不攻自破。这下群众的积极性高了，能赚钱的事，谁不去哩！鲁忠才还总结了几条经验教训：一是牲口越多越赚钱，一个人多赶几头牲口才能增加收入；二是路上不住店，让牲口放青不买草，每天可省50元，省的就是赚的；三是要注意政府法令，有人买盐没开路条，被检查站罚了钱。
毛泽东说，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后，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运盐于公于私都是有利的事，以前的疑虑可以打消。这篇文章对于各级干部也是一个启示：与其苦口婆心地去宣传动员群众，不如亲自去闯一闯，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来。此后边区掀起了运盐热潮，路上运盐的牲口队伍络绎不绝。为了给群众提供方便，边区修建了定边到延安、庆阳的两条公路，沿途设公家客店，实行“民产官督，自由买卖”。群众如果自己卖盐不方便，可以卖给边区盐业局，保证了群众的利益。在产盐区组织变工队，在各县组织合作社，有人出人，有牲口出牲口，提高了运输效率。1941年，边区民众运公盐6万驮，盐税和利润收入缓解了财政困难，也为军民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正如《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杂文说的：“若干年前，革命发展在一个不产盐的区域，那时反共顽固分子封锁盐不能‘入’，想‘淡死革命’。现在革命发展在一个产盐区域，反共顽固分子搞经济封锁，加税、卡价、不许自由贩运，大概意思是想‘咸死革命’。”然而，国统区民众一日不可无盐，西安、河南的盐卖到几块大洋一斤。需求决定一切，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不得人心，边区政府则采取种种灵活政策鼓励盐的出口贸易。边区盐的出口年年增长，1943年食盐出口收入为边区币15.7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2%；1944年为5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4%。后来毛泽东总结说：“盐是边区很大的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额、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段话发表在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文章的部分内容是李富春同志提供的，故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
毛泽东的震怒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鲁忠才长征记》引出了边区的运盐高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故事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在“按语”中两次点了“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名，毛批评的正是当时的《解放日报》。
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党的机关报。但是初期办报的领导是留苏归来的同志，他们对于苏联的关注甚至比对边区的关注更多些。胡乔木回忆：“初期的《解放日报》，尽管在总的办报宗旨和指导思想上接受党中央的领导，然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的东西，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当时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版面安排上，固守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的不成文规定，而不是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进行安排。这就从版面上把本应突出报道的有关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放到了很次要的地位……”
翻开《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到，“创刊号”当天的头条是“重庆消息：苏援华坚定不变”，第二条是“德国国社党副领袖赫斯出奔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苏联战场的战报，显得与苏联的《真理报》没什么区别。还有，报纸每天发表的社论，主要也是评论国际事件的。当时任总编辑的杨松，因为每天苦思冥想地要完成这篇社论，累得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日，按理说报纸应该隆重报道，然而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是“德国闪击战已被粉碎”，只在第二版上发表了朱德、吴玉章、林伯渠的三篇纪念文章。像《鲁忠才长征记》这样的重要调查报告，毛泽东加了按语，本应重点宣传，但是报纸仅在第二版（当时每天报纸只有两版）的左下角见报。这篇还没有社论长的文章，还是分两天刊登的。难怪毛泽东极为不满，说《解放日报》不是党报而是“社报”。当1942年3月13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毛泽东终于拍案怒斥：“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以《鲁忠才长征记》的发表为契机，毛泽东决心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三八”妇女节纪念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月底，毛泽东主持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与会同志对报纸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尖锐而宝贵的意见，报社负责人博古也作了自我批评。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改版社论《致读者》，诚恳地检讨了前一段办报的错误倾向。社论说：“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总之，我们没有具备党报所必需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版面安排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突出宣传我军前线战况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大事。社论不必每天写，重在有的放矢。文风讲究实际，语言要生动活泼。这个改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4月4日头条新闻是“农民积极计划春耕，增开生产不弃熟荒”，4月26日的头条新闻是“大雨十四小时，边区农民兴奋欢腾”。《解放日报》真正变成了一张反映人民生活的报纸，真正变成了一张人民喜欢看的报纸。
时间过去了60多年，《鲁忠才长征记》的故事似乎已被淡忘。我试图在地方志中查找鲁忠才本人的生平资料，也一无所获。这篇调查记发表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发表了一系列整顿文风的讲话。他以简练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深刻的论断，使文化不高的干部战士都能理解革命的道理，特别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短文，言简意赅，至今许多人还能背诵，成为树立革命人生观、价值观的经典。
在回顾历史之后，重看今天，其实也有些洋洋长文貌似高深而空洞无物，欧化的语言甚至到了晦涩不通的程度。群众对这些新八股深恶痛绝，它们的结果只能是被扔进垃圾堆，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重温当年延安文风的改造，我们是否应该纠正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能否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真正为社会进步做些有益的工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