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元旦期间，虽染微恙，终有闲暇。打开网络，迎面看到陈乐民先生于2008年12月27日去世，遗体于29日上午火化的讣闻，这是2009年听到的第一个不幸的消息。陈先生生于1930年，待人接物温文尔雅，且有书画娱情、佳人陪伴（先生的夫人资中筠亦是我所敬重的学者），按理说再有十年或二十年寿数，亦属正常。
2008年的思想文化界流年不利，5月9日，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离开我们，12月27日，国际政治学界的长者陈乐民先生溘然长逝。一年之内连失两位智者，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何其不幸！
【第四代学者中的异数】
纵览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学者（上世纪30年代出生，40年代末受教育的学者）可以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乐民先生也不例外。不少晚辈看到陈先生深厚的文史功底，大学竟先后上了4个，羡慕先生底子好，比如雷颐在《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一文中，就表达了此种看法。大概，在雷颐先生眼中，陈乐民身跨两代，文人的情趣、传统的礼数，浸润了那一代的心灵。而当时江山易手、大陆鼎革，陈乐民那一代小时候所感受的人文生态，1949年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我之所以说陈先生“先天不足”，指的是与此前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比较，传统在他们身上已经很弱了。而且，一出生就趕上“九一八”事变，小学时日本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高中时国共争锋，兵连祸结；大学求学，是新社会了。这一代学者的生存环境格外残酷，人所共见。所以在我看来，他们就更应受到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与前三代相比较，他们的收成显得可怜。历史没有给他们做学问的环境和心境，实在要寻找，恐怕只能跨越浅浅的海峡。谁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摆脱时代的印痕。
“后天失调”，指的是没有从容学习的氛围。陈先生一连上了4所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民国时代，一个读书种子同时与几所大学有关联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情形。钱伟长1931年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资中筠1947年考取燕京大学，却毅然退学，梦想水木清华。为了保险起见，她还跑到上海考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时被录取。当然，清华是首选，资中筠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去的，水木清华真是做学问的仙境。这些老辈人曾经拥有的自由，现在看来却可望而不可及。
但当时的北平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人文生态已发生变异，大学也不可能不经受转型的痛苦折磨：正常上课的时间难以保证；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如一体两翼，让大学无论从生态还是心态上都在蜕变。
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乐民和资中筠的两所母校燕京、清华，物是人非。陈乐民先生在北京大学，连毕业论文都不用写，照样毕业。早陈先生两年毕业、后来成为陈太太的资中筠，至少在清华还完成了毕业论文。尽管导师是钱锺书，但资中筠与学友冯钟璞（宗璞）已没有那份淡定与从容了。当时火热的革命浪潮已席卷北大红楼、水木清华。
政治运动养育了学术界“杀熟”的种子选手。陈乐民看到“脱裤子”、“洗澡”中，清华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可怜巴巴地做检讨，有点于心不忍。一句“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就可以引来无数群众的目光，组织就要派人给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陈乐民做工作。好在陈乐民1953年就毕业了，帮老师过关的时候，还可以温和地称呼“先生”。但此时，尊师重道的传统已开始慢慢消解。
陈乐民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刚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外事口”，从事“民间外交”的翻译工作。服务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陈乐民长期住在维也纳，幸运之处首先在于躲过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尴尬，既不当运动员，也不运动别人。也是在维也纳，爱情来到陈乐民身边。1956年维也纳来了一位陈乐民的清华校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资中筠。
难以想象，冷战的时代，一对爱侣能够“超然”于国内政局，经历国际风云的洗礼。说起陈先生开辟的“欧洲学”的渊源，不能不说维也纳的4年历练。他的脚步走过欧洲好多地方，“万里路”的所见所闻作为“酵母”，为以后的学术发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陈乐民幸运的地方，还在于得遇有情趣的大干部，比如李一氓、楚图南，都是他的领导。李、楚都以书法名世，李一氓还是一位大藏书家。在维也纳，老先生搜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老版本。耳濡目染，使得陈乐民具有深厚的文史情结，当然，陈乐民、资中筠自己的业余爱好也在起作用。陈乐民为了慰藉故国之思，来到维也纳时，带了不少文史书，比如李杜诗集。
【为国际政治学界注入活力】
上世纪80年代，陈乐民、资中筠两位先后离开外交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到社科院，还是李慎之先生点的将。资中筠在飞机上巧遇李慎之，被“慎公”慷慨激昂的一番陈词感动。
李慎之具有学术领袖的气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慎公”作为社科院美国所掌门人，引进茅于轼、资中筠、严四光，别具一格的学术眼光于此可见。茅于轼对美国所宽松的学术环境非常感怀，在其中如鱼得水。温文尔雅的陈先生执掌欧洲所时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陈乐民、资中筠来到中国社科院，本来就是为了那里的清闲，摆脱外交部高度紧张的状态，两人都是做不来“官”的。
陈乐民任欧洲所所长，资中筠任美国所所长，成为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学术标杆。国际政治学术界原来的主旨也不是学术，更多是为有司提供一点咨询。但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为思想贫瘠、学术孱弱的国际政治学界灌注了生命力。
李、陈、资之所以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三剑客”，是因为他们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当中，经过反刍，明白了一些道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人又都大彻大悟。这次思想解放，没有悲悯之心，没有人格独立，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之所以赢得知识界、思想界的敬重，就在于他们已经成为难能可贵的公共知识分子。
【天鹅绝唱】
早就听说陈乐民先生患有肾病，每周一、三、五都要到医院透析。到了“多病所须惟药物”的老境，长时期服药，副作用自然是很大的，但陈先生的乐观态度使得病情比较稳定，老先生还愉快地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约请，前往燕园登台授课。
2002年，在学生的搀扶下登上讲台的陈乐民先生，开始给大三的学生传授《欧洲文明十五讲》。别看老先生疾病缠身，但只要开口讲课，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气象万千。每讲后面，还要学生们提出问题，当堂答问。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老先生全神贯注，诲人不倦。
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北大国关学院的学友们对讲课进行了录音整理。整理稿《欧洲文明十五讲》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于2004年1月出版，到2005年4月已印刷四次。
看着老先生娓娓而谈，不知不觉进入思想的境界，随着老先生的讲解，思考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胸中有一幅世界文明史的画图，老先生才能够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私心以为，《欧洲文明十五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妨说，《欧洲文明十五讲》是老先生的天鹅绝唱。
（作者系河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