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上世纪的60和70年代，“白相城隍庙”和“白相大世界”，应该说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尽管“城隍庙”和“大世界”里面的内容完全不同。只是到了今日，让人叹息的是，一处业已凋敝，一处虽仍繁闹，但也早已旧貌换新颜，全已不是往昔的气息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住得离城隍庙很近，所以那里是我们小伙伴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一。尽管那时候庙已被关掉了，但现在所说的豫园商场地区在彼时都是被统称为城隍庙的。豫园是要收费才能进的，所以也就和“大世界”一样，是需要等到一些大日子——比如过节了或者有长辈客人来要去，才能去得的。
城隍与官衙相结合的设置，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创举，其意或许不只在信仰制度，更多是为维护皇权而对地方官员所进行的控制，翻译成当今的话来说，也就是“你在做，城隍在看”。上海自元代设县，到明代设置城隍庙也就成了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的“邑庙”，这才在县衙的北端有了这个庙宇。而城隍庙地区的商业化，则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的，尽管按惯例在庙前当有些庙市的。由于江海關移至县城的宝带门（即小东门路）内，于是，一些行业公所开始进驻庙园地区，这些行业的商业交易以及为之配套的服务设施开始集聚起来。在此过程中，豫园也多有变迁，不仅园主更迭，从私人园林到邑庙西园，面积也时而扩张时而收缩，例如著名的湖心亭、九曲桥，原来也系园内一部分，后来才又析出。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宗教寺庙为核心的集购物、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县城内最为主要的公共活动中心。而与其他城市以寺庙前广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不同，这些商业化地区更多地集聚在寺庙的侧面和后方，这是由其区位及周边设施的分布所决定的。
同样有意思的是，城隍庙本身也由专供“城隍老爷”（秦裕伯）逐渐地转变为各方神仙聚会的地方，无论是道、佛、儒，不管有名无名，只要能治一方水土、与民生希冀有关，皆可塑像列于庙中，是否符合哪宗哪派的仪轨并不重要，实用至上、极具包容性的市民文化特征也开始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上海开埠后，在上海县的地盘上形成了“南市”、“北市”（租界）。南市除了十六铺（在县城外）的以大宗货物交易为主的市场及与之配套的服务业外，城隍庙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县城中心。而且在南北拉锯中，中式产品、日常用件、传统手工艺等商业类型更加集聚，民俗化的活动（如庙会、花会等）不断强化，形成了颇具中国传统风情的市集之地，及至计划经济时代，仍然是各类小商品交易的集中之地。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豫园商场改造，经过几番腾挪，全然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态环境。
因为有一段时间住得离城隍庙很近，所以那里是我们小伙伴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一。尽管那时候庙已被关掉了，但现在所说的豫园商场地区在彼时都是被统称为城隍庙的。豫园是要收费才能进的，所以也就和“大世界”一样，是需要等到一些大日子——比如过节了或者有长辈客人来要去，才能去得的。
城隍与官衙相结合的设置，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创举，其意或许不只在信仰制度，更多是为维护皇权而对地方官员所进行的控制，翻译成当今的话来说，也就是“你在做，城隍在看”。上海自元代设县，到明代设置城隍庙也就成了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的“邑庙”，这才在县衙的北端有了这个庙宇。而城隍庙地区的商业化，则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的，尽管按惯例在庙前当有些庙市的。由于江海關移至县城的宝带门（即小东门路）内，于是，一些行业公所开始进驻庙园地区，这些行业的商业交易以及为之配套的服务设施开始集聚起来。在此过程中，豫园也多有变迁，不仅园主更迭，从私人园林到邑庙西园，面积也时而扩张时而收缩，例如著名的湖心亭、九曲桥，原来也系园内一部分，后来才又析出。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宗教寺庙为核心的集购物、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县城内最为主要的公共活动中心。而与其他城市以寺庙前广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不同，这些商业化地区更多地集聚在寺庙的侧面和后方，这是由其区位及周边设施的分布所决定的。
同样有意思的是，城隍庙本身也由专供“城隍老爷”（秦裕伯）逐渐地转变为各方神仙聚会的地方，无论是道、佛、儒，不管有名无名，只要能治一方水土、与民生希冀有关，皆可塑像列于庙中，是否符合哪宗哪派的仪轨并不重要，实用至上、极具包容性的市民文化特征也开始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上海开埠后，在上海县的地盘上形成了“南市”、“北市”（租界）。南市除了十六铺（在县城外）的以大宗货物交易为主的市场及与之配套的服务业外，城隍庙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县城中心。而且在南北拉锯中，中式产品、日常用件、传统手工艺等商业类型更加集聚，民俗化的活动（如庙会、花会等）不断强化，形成了颇具中国传统风情的市集之地，及至计划经济时代，仍然是各类小商品交易的集中之地。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豫园商场改造，经过几番腾挪，全然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