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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作为CCAN(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小组成员去哥本哈根的，我们小组共有八个人，分别来自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四川绿色江河、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伯尔基金会、CYCAN(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等，在此次由中国民间组织组成的各种团队中，我们这个绝对是小团队。这个小团队中，有一半是第一次参加气候谈判，另外一半也算不上是资深人士。除了跟进了解谈判进展以外，气候谈判对NGO来讲，还是个巨大的展示、交流平台。事实上，很多NGO参与气候谈判，更多的是出于交流、展示的目的，甚至还有一些NGO是希望能借此机会寻找一些资源。
我带去了600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并希望用这些小折页来影响谈判。为此，我在心里制定了一份行动步骤：第一周拿一些《立场》放在展台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展台、绿色和平的展台、乐施会的展台以及秘书处为没有独立展台的观察员机构准备的展架)，让大家自由取阅；第二周，等谈判日趋紧张，高层们纷纷到场，我就站在场内发放《立场》给大家。这个计划只实现了第一步。此外，CCAN小组出面在CAN INTERNATIONAL(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会议上对《立场》作了简单介绍。
总体上，宣传效果不甚满意。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第二周风云突变，NGO基本进不了会场了，热闹的贝拉中心少了NGO一下子冷清起来，我自己也有两天时间没有进去，其他的两天则为了进场而绞尽脑汁。为了有机会跟进谈判进展而竭尽全力。等等，这些都导致我失去了宣传《立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我承认，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立场》的坚持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活跃的NGO
在哥本哈根，NGO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在贝拉中心的门口，每天从早到晚都有NGO在寒冷的天气中做各种活动，主张“素食救地球”的人们天天在门口发放自己的宣传材料，一本十分厚重、比画册还精美好多倍的书(大家纷纷猜测，他们那些材料肯定得需要一架专机才能运过来)，还有免费的素三明治；有人在门口通过喊口号、举横幅、甚至敲锣打鼓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各国谈判代表施压。
一进会场，首先呈现的就是展览区，主要是NGO展台，也包括一些政府的展台，每个展台上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介绍各机构的气候相关项目；到处都是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发放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活动预告、围巾、T恤等：时不时就人声鼎沸，那一定是有机构在通过行为艺术、民族文化等方式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者诉求，掌声夹杂着人们呼应的喊声，此起彼伏。
在哥本哈根期间，多家民间组织还一起协调了一场大游行，关于参与游行的人数，说法不一，我所听到的说法是42 000人。各NGO在游行中的表现十分打眼，他们打出了各种新鲜的口号，比如：猪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澳大利亚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气候变化是男人和暴力造成的……在这场大游行以后，会议的第二周，各种中等游行、小游行、静坐、示威，天天不间断。
总之，气候谈判期间的NGO们是紧张而忙碌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无处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里也少不了NGO的身影，不管那会是白天开还是夜里开。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是CAN INTERNATIONAL的例会时间，很多NGO在这个时刻聚集，将各个会议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并且根据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表现提名并投票表决产生化石奖。有很多NGO会通过CAN-TALK邮件组，将自己所参加会议上了解到的重要信息进行分享，很多人加入讨论。谈判期间，我每天能收到三四百封来自CAN-TALK的邮件，能够切身地感受到NGO对于谈判进展的专注与关切。
被忽视的NGO诉求
有媒体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NGO在哥本哈根表现如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改一改，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事实上，从我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看着会场内忙碌的NGO们，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NGO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要影响谈判，必须要通过影响各国政府代表团来实现。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NGO和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直接交流不算多。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有中国NGO才面对的。那么NGO是如何来影响代表团的呢?根据我的观察，主要就是通过那些场内和场外的、各种形式的诉求表达来影响。
如果作一下总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谈判边缘活动”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包括：提高媒体报道的兴趣，增加机构的曝光率，并通过媒体报道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给沉闷严肃的气候谈判增加趣味性。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实在很难讲，或者说谈不上。因为据我的观察，关注这些活动的也多是NGO，还有媒体，基本没有政府代表团成员，真正的目标人群不关注，那影响怎么能实现呢?有的机构还会通过“给奥巴马写信”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其效果也很难评估。或者可以这么说，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倒推一下的话，我们可以说，NGO的诉求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
再说一下宣传品的有效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位朋友的MSN签名改成了“哥本哈根，真正的文山会海”，描述十分准确。会海不用说了，大会小会全会边会，一天得有上百场。文山呢，各机构带去的宣传材料，项目宣传页、立场文件、研究报告、书籍，堆积如山，数不胜数。有不少人是在领完材料以后看一看就扔掉了，其有效性也很难讲。
当然，这其实不能怪NGO。我十分相信NGO想要影响谈判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想要影响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呢?
影响来自多种途径的潜移默化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凭NGO在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来评估NGO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将NGO在谈判期间的工作和其他时间内的工作割裂开来。NGO的工作是长期性的，在会议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会议后也是如此。谈判场，只是对他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已。在谈判期间，他们集中所有力量，不分昼夜工作，只是要在关键时刻奋力一搏，对准爆发点，集中突破。
我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讲，NGO的宣传倡导以及其他项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潜移默化实现的，不仅仅是谈判。
抛开前面所讲的种种难以评估效果的活动，我认为，NGO参与气候谈判是十分必要的。将公平、公正作为信仰的NGO，对于谈判的公开、透明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从这个意义上讲，NGO的参与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在我们被限制入场以后感受更为强烈，看着会场内人去台空的展台背板上写的“HOW CAN YOU DECIDE ABOUT US WITHOUT US(你们怎么能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关于我们的决定)”，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共鸣。
我们如何关注气候变化
一直以来，作为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在气候问题上，我和我的同事是有些许“自卑”的。每当媒体来采访，问一些诸如“你们自然之友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就非常诚恳地告诉人家：中国民间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时间还比较短，也不够深入，可能很多项目都和气候变化有些关系，但是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不多。在我的固有观念里，只把那些气候政策分析研究、CDM、碳交易之类的项目当做“气候变化项目”，我们所做的“低碳家庭”、“低碳出行”等项目只能算是和气候变化沾点边。
但是，在哥本哈根我发现，除了一些大型国际NGO以外，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专门研究气候政策，没有专门跟进谈判，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项目也是和我之前所认为的“沾点边的非直接相关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比如环境教育，比如弱势群体救助，等等。很多此类项目还通过边会等形式进行了详细展示。
再来看看谈判，谈的都是什么?除了减排指标、资金、技术等大框架外，再就是REDD(减少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CCS(碳捕捉与封存)等，这些也都是和其他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换个通俗点的说法也就是：气候变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如果筐里没有东西，那也就剩个空架子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脱离其他环境问题来谈气候变化，在谈其他环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撇开气候变化的背景，很多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使得其他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严峻。
正视这一点，草根们在气候方面的“自卑”就可以一扫而空了。我们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注那个筐，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并将继续花费很大精力去关注往筐里面装的东西。
我带去了600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并希望用这些小折页来影响谈判。为此，我在心里制定了一份行动步骤：第一周拿一些《立场》放在展台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展台、绿色和平的展台、乐施会的展台以及秘书处为没有独立展台的观察员机构准备的展架)，让大家自由取阅；第二周，等谈判日趋紧张，高层们纷纷到场，我就站在场内发放《立场》给大家。这个计划只实现了第一步。此外，CCAN小组出面在CAN INTERNATIONAL(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会议上对《立场》作了简单介绍。
总体上，宣传效果不甚满意。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第二周风云突变，NGO基本进不了会场了，热闹的贝拉中心少了NGO一下子冷清起来，我自己也有两天时间没有进去，其他的两天则为了进场而绞尽脑汁。为了有机会跟进谈判进展而竭尽全力。等等，这些都导致我失去了宣传《立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我承认，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立场》的坚持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活跃的NGO
在哥本哈根，NGO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在贝拉中心的门口，每天从早到晚都有NGO在寒冷的天气中做各种活动，主张“素食救地球”的人们天天在门口发放自己的宣传材料，一本十分厚重、比画册还精美好多倍的书(大家纷纷猜测，他们那些材料肯定得需要一架专机才能运过来)，还有免费的素三明治；有人在门口通过喊口号、举横幅、甚至敲锣打鼓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各国谈判代表施压。
一进会场，首先呈现的就是展览区，主要是NGO展台，也包括一些政府的展台，每个展台上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介绍各机构的气候相关项目；到处都是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发放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活动预告、围巾、T恤等：时不时就人声鼎沸，那一定是有机构在通过行为艺术、民族文化等方式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者诉求，掌声夹杂着人们呼应的喊声，此起彼伏。
在哥本哈根期间，多家民间组织还一起协调了一场大游行，关于参与游行的人数，说法不一，我所听到的说法是42 000人。各NGO在游行中的表现十分打眼，他们打出了各种新鲜的口号，比如：猪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澳大利亚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气候变化是男人和暴力造成的……在这场大游行以后，会议的第二周，各种中等游行、小游行、静坐、示威，天天不间断。
总之，气候谈判期间的NGO们是紧张而忙碌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无处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里也少不了NGO的身影，不管那会是白天开还是夜里开。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是CAN INTERNATIONAL的例会时间，很多NGO在这个时刻聚集，将各个会议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并且根据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表现提名并投票表决产生化石奖。有很多NGO会通过CAN-TALK邮件组，将自己所参加会议上了解到的重要信息进行分享，很多人加入讨论。谈判期间，我每天能收到三四百封来自CAN-TALK的邮件，能够切身地感受到NGO对于谈判进展的专注与关切。
被忽视的NGO诉求
有媒体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NGO在哥本哈根表现如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改一改，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事实上，从我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看着会场内忙碌的NGO们，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NGO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要影响谈判，必须要通过影响各国政府代表团来实现。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NGO和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直接交流不算多。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有中国NGO才面对的。那么NGO是如何来影响代表团的呢?根据我的观察，主要就是通过那些场内和场外的、各种形式的诉求表达来影响。
如果作一下总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谈判边缘活动”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包括：提高媒体报道的兴趣，增加机构的曝光率，并通过媒体报道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给沉闷严肃的气候谈判增加趣味性。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实在很难讲，或者说谈不上。因为据我的观察，关注这些活动的也多是NGO，还有媒体，基本没有政府代表团成员，真正的目标人群不关注，那影响怎么能实现呢?有的机构还会通过“给奥巴马写信”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其效果也很难评估。或者可以这么说，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倒推一下的话，我们可以说，NGO的诉求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
再说一下宣传品的有效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位朋友的MSN签名改成了“哥本哈根，真正的文山会海”，描述十分准确。会海不用说了，大会小会全会边会，一天得有上百场。文山呢，各机构带去的宣传材料，项目宣传页、立场文件、研究报告、书籍，堆积如山，数不胜数。有不少人是在领完材料以后看一看就扔掉了，其有效性也很难讲。
当然，这其实不能怪NGO。我十分相信NGO想要影响谈判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想要影响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呢?
影响来自多种途径的潜移默化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凭NGO在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来评估NGO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将NGO在谈判期间的工作和其他时间内的工作割裂开来。NGO的工作是长期性的，在会议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会议后也是如此。谈判场，只是对他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已。在谈判期间，他们集中所有力量，不分昼夜工作，只是要在关键时刻奋力一搏，对准爆发点，集中突破。
我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讲，NGO的宣传倡导以及其他项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潜移默化实现的，不仅仅是谈判。
抛开前面所讲的种种难以评估效果的活动，我认为，NGO参与气候谈判是十分必要的。将公平、公正作为信仰的NGO，对于谈判的公开、透明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从这个意义上讲，NGO的参与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在我们被限制入场以后感受更为强烈，看着会场内人去台空的展台背板上写的“HOW CAN YOU DECIDE ABOUT US WITHOUT US(你们怎么能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关于我们的决定)”，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共鸣。
我们如何关注气候变化
一直以来，作为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在气候问题上，我和我的同事是有些许“自卑”的。每当媒体来采访，问一些诸如“你们自然之友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就非常诚恳地告诉人家：中国民间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时间还比较短，也不够深入，可能很多项目都和气候变化有些关系，但是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不多。在我的固有观念里，只把那些气候政策分析研究、CDM、碳交易之类的项目当做“气候变化项目”，我们所做的“低碳家庭”、“低碳出行”等项目只能算是和气候变化沾点边。
但是，在哥本哈根我发现，除了一些大型国际NGO以外，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专门研究气候政策，没有专门跟进谈判，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项目也是和我之前所认为的“沾点边的非直接相关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比如环境教育，比如弱势群体救助，等等。很多此类项目还通过边会等形式进行了详细展示。
再来看看谈判，谈的都是什么?除了减排指标、资金、技术等大框架外，再就是REDD(减少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CCS(碳捕捉与封存)等，这些也都是和其他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换个通俗点的说法也就是：气候变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如果筐里没有东西，那也就剩个空架子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脱离其他环境问题来谈气候变化，在谈其他环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撇开气候变化的背景，很多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使得其他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严峻。
正视这一点，草根们在气候方面的“自卑”就可以一扫而空了。我们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注那个筐，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并将继续花费很大精力去关注往筐里面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