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事件驱动型基金
1985年，拥有高盛等投行工作经验的汤姆·斯泰尔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即法拉龙基金，主要从事并购交易。
通过购买将达成交易的目标公司的股票，斯泰尔每个月都可以盈利；同时，通过卖空收购公司，他有效地对冲了大盘波动的风险。
到20世纪80年代末，斯泰尔扩大了范围。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生存战略，当1989年垃圾债市场崩溃时，收购热潮趋于停止，这使得合并套利者没什么机会，但垃圾债市场的崩溃为斯泰尔创造了一个将其分析才能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机会，因为垃圾债发行公司的破产使得那些能够清楚应该买进哪些破产债务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更妙的是，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被迫卖出垃圾债，因为投资法规禁止他们持有破产公司的债券，所以他们被迫低价卖给法拉龙之类的灵活玩家。
当垃圾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德崇证券在1990年申请破产时，斯泰尔以几美分的价格买入其大部分债务，当他1993年卖出时，法拉龙投资组合的利润率达到35%。在德崇证券这笔交易中，斯泰尔两头获利：他从德崇证券的债券所实现的合并中获利，也从德崇证券的破产中获利。
斯泰尔创造了后来称为“事件驱动型”的对冲基金。他专门研究导致现有的市场价格错误的事件，即那些某种崩溃突然导致市场既定判断失效的时刻。
在德崇证券交易之前，斯泰尔的业绩已经广为人知。无论股市上涨还是下跌，斯泰尔都可以赚取很高的收益，因为他分散了风险。通过将精力集中于稳定价格被打破的机会，斯泰尔获取了可观的利润。
1990年1月，法拉龙获得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3亿美元的注资，从而使其资本增至9亿美元。
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的几年里，对冲基金的回报非常可观：从2000年7月到2003年6月，标普500指数下跌33%，而对冲基金的HFR指数上涨了10%，耶鲁基金的净值在这一时期增长了20%。
捐赠基金的资金涌入表明对冲基金这个行业远未衰亡。2000年初，当索罗斯宣称对冲基金时代结束时，对冲基金的资产是4900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其资产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法拉龙的资产从2002年的80亿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160亿美元。
稳定的回报
借着利润和透明度，事件驱动型基金保证了稳定性，这种基金很少使用杠杆效应，这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之后本身就是一个卖点，而且它们的回报率几乎是奇迹般的稳定。
法拉龙的稳定性非常出名：1990年-1997年间，基金没有一个月出现亏损。因此，法拉龙的夏普比率比大盘高出大约3倍。即使在网络泡沫疯狂的巅峰时期，斯泰尔也一直稳扎稳打。他没有像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一样利用泡沫，也没有像朱利安·罗伯逊一样被泡沫蹂躏，而是用独到的方法分析这个期间惊人的收购战，由此对冲掉市场风险。事实证明，市场的崩溃不仅毁灭了德鲁肯米勒，也重创了罗伯逊，而这种策略看起来自然很不错。
总而言之，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创造了合理、稳定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反映的是纯粹的投资技巧，与市场指数无关——这就是终极目标，即所谓的“α”点金石，机构资本也纷纷涌入他们的基金。
进军印尼
2001年11月，法拉龙着手买下印尼最大的银行。法拉龙的目标中亚银行由印尼首富林绍良成立，他的企业集团营收占印尼GDP的5%。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林绍良关系密切的印尼苏哈托政府倒台，从而导致他的企业破产，而且由于他的贷款有许多来自于中亚银行，银行很有可能被一起拉下水。为了消除储户的恐慌，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
法拉龙擅长于事件驱动型投资，但苏哈托政权垮台是比普通收购声明更极端的事件：数百万人陷入贫困、数千名示威者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死亡、数百家企业被洗劫一空。法拉龙对印尼当时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次购买不良资产的机会。
印尼政府是典型的非经济卖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它卖出之前因被迫拯救私营部门而持有的大量股份，并且不惜代价。正是因为大部分金融玩家不会进入这个国家，法拉龙预计对不良资产的招标竞争不会很激烈。
在1997年的危机中，对冲基金通过对为其货币定下不合逻辑高价的政府下注来盈利。
到2001年秋天，法拉龙积累了价值10亿美元的印尼头寸，购买了印尼的第三大水泥企业西比龙水泥公司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阿斯特拉国际企业集团的股份，收购了雅加达集装箱港口码头，并将其出售给中国香港的和记公司。
此时，印尼政府计划将中亚银行进行私有化，并建议法拉龙进行投标。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建议：一个小型的旧金山基金将接管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支柱。法拉龙不过几十名员工，而中亚银行有800万个账户和800家分支机构；法拉龙是高盛的套利文化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冷静式思维的产物，而中亚银行一直是印尼裙带资本主义的体现。
为此，斯泰尔从高盛在中国香港办事处挖来一位名叫安德鲁·斯普克斯的英国银行家。
在收购中亚银行的机会出现时，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印尼的情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不确定性，这个饱受经济灾难和政治革命蹂躏的国家似乎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攻击。加利福尼亚州庞大的退休基金——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准备宣布不会在印尼投资，甚至一向不畏惧地缘政治风险的高盛也降低了对印尼投资的规模。
法拉龙着手评估购买中亚银行这个项目。事件驱动型投资者的准则是将闲扯与恐慌区分开来，并注重价值。当市场价格不再具有指示作用时，必须根据资产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决定购买该资产的投入。
斯普克斯把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自从国有化以来，该银行给林绍良企业的不良贷款已经由特别债券取代，因此它不再依赖于那些破产的裙带公司来还款，而是依靠印尼这个国家的还款，中亚银行更像是一个政府债券基金，而不是一个银行。此外，中亚银行享有来自散户存款者的廉价资金，与大多数其他债券不同的是，中亚银行还可带来便宜的杠杆效应。最后，如果印尼经济好转，银行就可以开始向当地企业发放利润可观的贷款。
综上所述，中亚银行是一个债券基金，此外还有廉价的杠杆效应，以及自由选择权所带来的额外收入。
至于政治风险，正是由于所有人都认为印尼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苏哈托之后的印尼政府反而不能对法拉龙变化无常。如果他们在高调处理的交易中欺骗了外国投资者，他们的信誉将更加一塌糊涂。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斯普克斯用这个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的论据说服了斯泰尔和其他合作伙伴。就在大约一年前，法拉龙在印尼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而现在它要与以渣打银行为首的财团一起竞标中亚银行，而渣打银行是一个深深扎根于该地区的历史悠久的银行。
2001年底，法拉龙正式开出5.31亿美元的价格，2002年3月，政府宣布法拉龙赢得了这次竞标——这个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对冲基金买入了印尼最大银行的控制权。这个结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阴谋论盛传，法拉龙是美国政府的前阵？还是梦想着收回金融集团的林绍良的特洛伊木马？
法拉龙安排了一个新的董事长，带来了一些顾问，并耐心地使银行摆脱苏哈托时代的影响。截至2006年，法拉龙出售其大部分股份给印尼合作伙伴，中亚银行的股价比买入时上升了550%。法拉龙证明了它可以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国家通过行善事而做得很好，但法拉龙的投资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在买入中亚银行的那一年，只有2.86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净投资流入印尼；但第二年几乎有1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再下一年，外资超过了40亿美元。
法拉龙改变了对印尼资产的所有约定俗成的观点，为反弹打好了基础。事件驱动型基金创造了一个事件，帮助改变了一个拥有2.4亿人口的国家的经济潮流。
本文节选自《More Money than God：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1985年，拥有高盛等投行工作经验的汤姆·斯泰尔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即法拉龙基金，主要从事并购交易。
通过购买将达成交易的目标公司的股票，斯泰尔每个月都可以盈利；同时，通过卖空收购公司，他有效地对冲了大盘波动的风险。
到20世纪80年代末，斯泰尔扩大了范围。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生存战略，当1989年垃圾债市场崩溃时，收购热潮趋于停止，这使得合并套利者没什么机会，但垃圾债市场的崩溃为斯泰尔创造了一个将其分析才能运用于另一个领域的机会，因为垃圾债发行公司的破产使得那些能够清楚应该买进哪些破产债务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更妙的是，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被迫卖出垃圾债，因为投资法规禁止他们持有破产公司的债券，所以他们被迫低价卖给法拉龙之类的灵活玩家。
当垃圾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德崇证券在1990年申请破产时，斯泰尔以几美分的价格买入其大部分债务，当他1993年卖出时，法拉龙投资组合的利润率达到35%。在德崇证券这笔交易中，斯泰尔两头获利：他从德崇证券的债券所实现的合并中获利，也从德崇证券的破产中获利。
斯泰尔创造了后来称为“事件驱动型”的对冲基金。他专门研究导致现有的市场价格错误的事件，即那些某种崩溃突然导致市场既定判断失效的时刻。
在德崇证券交易之前，斯泰尔的业绩已经广为人知。无论股市上涨还是下跌，斯泰尔都可以赚取很高的收益，因为他分散了风险。通过将精力集中于稳定价格被打破的机会，斯泰尔获取了可观的利润。
1990年1月，法拉龙获得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3亿美元的注资，从而使其资本增至9亿美元。
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的几年里，对冲基金的回报非常可观：从2000年7月到2003年6月，标普500指数下跌33%，而对冲基金的HFR指数上涨了10%，耶鲁基金的净值在这一时期增长了20%。
捐赠基金的资金涌入表明对冲基金这个行业远未衰亡。2000年初，当索罗斯宣称对冲基金时代结束时，对冲基金的资产是4900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其资产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法拉龙的资产从2002年的80亿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160亿美元。
稳定的回报
借着利润和透明度，事件驱动型基金保证了稳定性，这种基金很少使用杠杆效应，这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之后本身就是一个卖点，而且它们的回报率几乎是奇迹般的稳定。
法拉龙的稳定性非常出名：1990年-1997年间，基金没有一个月出现亏损。因此，法拉龙的夏普比率比大盘高出大约3倍。即使在网络泡沫疯狂的巅峰时期，斯泰尔也一直稳扎稳打。他没有像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一样利用泡沫，也没有像朱利安·罗伯逊一样被泡沫蹂躏，而是用独到的方法分析这个期间惊人的收购战，由此对冲掉市场风险。事实证明，市场的崩溃不仅毁灭了德鲁肯米勒，也重创了罗伯逊，而这种策略看起来自然很不错。
总而言之，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创造了合理、稳定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反映的是纯粹的投资技巧，与市场指数无关——这就是终极目标，即所谓的“α”点金石，机构资本也纷纷涌入他们的基金。
进军印尼
2001年11月，法拉龙着手买下印尼最大的银行。法拉龙的目标中亚银行由印尼首富林绍良成立，他的企业集团营收占印尼GDP的5%。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林绍良关系密切的印尼苏哈托政府倒台，从而导致他的企业破产，而且由于他的贷款有许多来自于中亚银行，银行很有可能被一起拉下水。为了消除储户的恐慌，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
法拉龙擅长于事件驱动型投资，但苏哈托政权垮台是比普通收购声明更极端的事件：数百万人陷入贫困、数千名示威者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死亡、数百家企业被洗劫一空。法拉龙对印尼当时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次购买不良资产的机会。
印尼政府是典型的非经济卖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它卖出之前因被迫拯救私营部门而持有的大量股份，并且不惜代价。正是因为大部分金融玩家不会进入这个国家，法拉龙预计对不良资产的招标竞争不会很激烈。
在1997年的危机中，对冲基金通过对为其货币定下不合逻辑高价的政府下注来盈利。
到2001年秋天，法拉龙积累了价值10亿美元的印尼头寸，购买了印尼的第三大水泥企业西比龙水泥公司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阿斯特拉国际企业集团的股份，收购了雅加达集装箱港口码头，并将其出售给中国香港的和记公司。
此时，印尼政府计划将中亚银行进行私有化，并建议法拉龙进行投标。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建议：一个小型的旧金山基金将接管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支柱。法拉龙不过几十名员工，而中亚银行有800万个账户和800家分支机构；法拉龙是高盛的套利文化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冷静式思维的产物，而中亚银行一直是印尼裙带资本主义的体现。
为此，斯泰尔从高盛在中国香港办事处挖来一位名叫安德鲁·斯普克斯的英国银行家。
在收购中亚银行的机会出现时，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印尼的情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不确定性，这个饱受经济灾难和政治革命蹂躏的国家似乎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攻击。加利福尼亚州庞大的退休基金——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准备宣布不会在印尼投资，甚至一向不畏惧地缘政治风险的高盛也降低了对印尼投资的规模。
法拉龙着手评估购买中亚银行这个项目。事件驱动型投资者的准则是将闲扯与恐慌区分开来，并注重价值。当市场价格不再具有指示作用时，必须根据资产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决定购买该资产的投入。
斯普克斯把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自从国有化以来，该银行给林绍良企业的不良贷款已经由特别债券取代，因此它不再依赖于那些破产的裙带公司来还款，而是依靠印尼这个国家的还款，中亚银行更像是一个政府债券基金，而不是一个银行。此外，中亚银行享有来自散户存款者的廉价资金，与大多数其他债券不同的是，中亚银行还可带来便宜的杠杆效应。最后，如果印尼经济好转，银行就可以开始向当地企业发放利润可观的贷款。
综上所述，中亚银行是一个债券基金，此外还有廉价的杠杆效应，以及自由选择权所带来的额外收入。
至于政治风险，正是由于所有人都认为印尼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苏哈托之后的印尼政府反而不能对法拉龙变化无常。如果他们在高调处理的交易中欺骗了外国投资者，他们的信誉将更加一塌糊涂。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斯普克斯用这个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的论据说服了斯泰尔和其他合作伙伴。就在大约一年前，法拉龙在印尼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而现在它要与以渣打银行为首的财团一起竞标中亚银行，而渣打银行是一个深深扎根于该地区的历史悠久的银行。
2001年底，法拉龙正式开出5.31亿美元的价格，2002年3月，政府宣布法拉龙赢得了这次竞标——这个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对冲基金买入了印尼最大银行的控制权。这个结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阴谋论盛传，法拉龙是美国政府的前阵？还是梦想着收回金融集团的林绍良的特洛伊木马？
法拉龙安排了一个新的董事长，带来了一些顾问，并耐心地使银行摆脱苏哈托时代的影响。截至2006年，法拉龙出售其大部分股份给印尼合作伙伴，中亚银行的股价比买入时上升了550%。法拉龙证明了它可以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国家通过行善事而做得很好，但法拉龙的投资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在买入中亚银行的那一年，只有2.86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净投资流入印尼；但第二年几乎有1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再下一年，外资超过了40亿美元。
法拉龙改变了对印尼资产的所有约定俗成的观点，为反弹打好了基础。事件驱动型基金创造了一个事件，帮助改变了一个拥有2.4亿人口的国家的经济潮流。
本文节选自《More Money than God：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