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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国家发展战略，信用评级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在揭示信用风险、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参与国际金融定价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多伦多G20峰会上发表题为《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目前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从事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私营机构，今年5月27日，大公国际将英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A下调至A+。6月2日，大公国际宣布将日本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级别从AA、AA下调至A+、AA。同时，大公国际2011-2012国家信用跟踪评级近日已全面启动，将陆续发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新信用等级。因此，《经济》记者专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
《经济》：我们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现状如何？
关建中：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信用评级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与信用体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关系称为信用关系，信用体系是由社会所有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也就是金融体系，债务人的风险状况决定着信用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信用评级体系由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评级监管构成，其作用是正确揭示债务人信用风险，为信用体系的安全提供保障。
我国的评级体系是学习美国模式的产物，其特点是:评级机构无序竞争，评级监管多头负责，评级标准各行其是。我国评级机构的定位是政府特许经营下的一般市场主体，无论是从事任何领域的评级，竞争俨然到了白热化程度。级别招标已经公开化，级别竞争已成为评级机构生存必须面对的两难窘境，级别竞争迫使评级机构不敢客观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价格竞争已使评级沦为最廉价的金融服务，缺乏积累人才和技术的经济基础导致评级机构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正确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竞争评级体制和机制正在使我国评级体系背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国家金融体系也将因此积累系统性风险。多部门评级监管是我国评级体系的特色，基本体现了市场和管理权限一致的原则，因此形成评级监管资源分散，监管政策缺乏统一性，监管效果难以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规律要求。评级标准由各评级机构自行确定，评级标准的优劣尚未列入市场准入的必备条件，客观上缺乏不断提升评级标准的驱动力。由于都是政府认可的评级机构，谁的评级都是有效的，形成了评级标准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机制。大公系统地总结了美国评级体系失败的教训，全面提出了我国评级体系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期待这一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认识成果转化为避免中国评级业重蹈美国覆辙的革新动力。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以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备受质疑。您认为现行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关建中：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评级体系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该评级体系的立场、道德、标准都代表了美国和西方同盟国的利益，其评级结果具有明显的利益倾向；2、不受任何监管，美国法律把评级机构作为媒体进行管理，允许其任意传播评级信息，不受法律约束，而国际社会又无权监管一个主权国家的评级机构；3、评级竞争导致机构放弃社会公共责任。正是这样一个极不合理的评级体系搞乱了世界:（1）导致债权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债务经济体无偿转移；（2）导致世界信用资源占有失衡，前十五个最大的西方债务国家占有了全球90%以上的信用资源；（3）缺乏实际偿付债务能力的最大债务经济体的持续高额举债拖累了最具经济活力的债权体系的经济增长，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4）导致世界信用体系大破坏，直接影响资本在全球的有效流动，难以保障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引发的无数次金融危机证明，信用全球化赋予了国际评级体系对世界信用体系安全的责任，然而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使其不可能承担起世界责任，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成为后危机时代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经济》：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体系之间的关系怎样？
关建中：当今世界已被信用关系联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区域或全球信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国家的评级体系都应当是国际评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评级机构对世界评级话语权的控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直接参与各国的评级业务；二是输出其评级模式和思想方法，让别人照着去做。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复杂性，在现有框架下，我们既难以直接推翻美国的评级垄断地位，而让这么多人接受一种全新的评级价值观简直就无从下手。这就是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难点。那么，必须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把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共识形成一种思潮，再把这种思潮转化为改革的行动，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评级体系。
联合各国评级力量建立一个代表全球利益的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最为关键的一环；这个机构的使命就是按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国际评级新秩序。
《经济》：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关建中：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坚持把国家财富创造能力作为支撑其负债的经济基础，可持续的偿债来源应当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超越国家可支配收入和外汇能力的过度负债是偿债能力下降的表现，而对于掌握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过度发行货币导致其币值大幅下降则是偿债意愿下降的表现。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则是:坚持把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信用风险的标准，从根本上否定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债务收入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借新还旧能力作为偿债保障，忽视了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对偿债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大公与美国三家机构关于国家评级标准核心思想的根本区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识别信用风险的思想方法，前者从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入手判断国家偿债能力；后者用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解释经济现象。由于认识信用世界的方法不同，给出的评判结果也完全不同。
《经济》：大公国际的评级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公正、权威？
关建中：大公登上国际评级舞台受到的最大质疑就是：凭什么说大公的评级标准是客观公正的？你们的权威性国际认可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们，大公的评级标准最具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正在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其客观、公正、权威来源于大公独立的思想、立场、方法和理论。
大公清楚地认识到评级机构首先追求的是公众利益，其次才是自身的利益，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必然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坚持独立，这就是大公追求客观公正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
大公坚持从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入手发现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揭示信用风险的方法。大公系统地研究了世界一百多年以来的评级实践，学习借鉴国际经验，针对美国向全球推广其不合理的评级标准，大公第一次提出了不能把一国的评级标准作为衡量其他国家信用风险的国际标准，主张在研究各经济体信用风险形成特殊性基础上，运用一致的方法建立起统一的评级标准。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信用风险，避免了把评级政治化、利益化、主观化。
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长期以来世界只有一类评级标准，一个评级声调（竞争原因导致了美国三家机构评级标准的高度一致）。尽管如此，整个世界表现出的首先是认识上的无奈，不知道它们错在哪里，更缺乏一种批判的武器，只有用人类为危机付出的代价去证明它们的错误。大公评级标准的横空出世，打开了人们识别真伪评级标准的一扇窗户，大公是与穆迪、标普、惠誉互为比较的镜子，实践将最终成为客观、公正、权威的检验者。
《经济》：信用评级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关建中：这是由信用关系与信用评级的关系所决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社会化、全球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现代信用社会的经济基础，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成为信用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信用评级是解决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矛盾的最有效手段，现在金融交易和经济活动对评级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由此奠定了评级的特殊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结果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国家融资规模和成本。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已经债台高筑却仍然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借到钱就是依赖其评级话语权所给予的高信用等级，而像冰岛、希腊这样的国家能超越其实际债务偿付能力借到资金完全是凭借美国三家机构给予的信用级别。然而，随着信用级别的降低使这两个国家出现了融资困难、国家破产，不得不依靠国际救助和债务重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评级可以兴邦也可以立国就是这个道理。二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按照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主权级别是该国所有经济体信用等级的上限。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偿债能力的评级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整体融资能力，如果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支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稳定。也正是这个原因，三家评级机构就是不愿降低美国AAA主权信用级别，尽管它们也承认美联邦政府的偿债能力已经在下降。当然，美国及西方债务大国在享受高信用等级待遇的同时也导致了它们的信用透支和过度负债，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亦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动荡的根源。三是直接影响国家财富转移。评级影响国家财富转移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融资成本实现，级别高融资利率低，反之则会增加利息支出；二是通过债务国货币贬值侵蚀债权国利益，债权国依据评级所反映的债务国偿债能力信息把钱借出去后，如果评级信息没有真实揭示债务国风险，该国最终会采用信用手段输出债务，这时债权国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失。
《经济》：国际信用评级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关建中：信用评级对中国的影响很大。1992年标准普尔把中国主权外币信用等级定为BBB；2004年确定中国主权本币信用等级为BBB+；2005年上调为A-；2008年提升至A+；2010年再次上调至AA-。穆迪、惠誉给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与标普基本一致。显然美国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是严重低估了。按照它们的评级标准，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不可能超过主权级别，因此，我国企业长期遭受美国不公正的信用评级，2010年在被美国机构评级的85家海外上市或融资中资企业中，最高信用等级为A+，最低为CCC-，如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巨型企业的信用等级也只有A+和A-。特别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国内资金短缺，企业最需要通过国际融资的发展阶段，在连续12年给予中国BBB信用等级的背景下，我国企业难以取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迟滞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样由于西方给中国的不公正评级导致中国海外上市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融资成本不合理增高，信用评级曾使国家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也正是因为我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登上国际评级舞台，客观给予中国本币评级AA+，外币评级AAA，才迫使美国评级机构上调中国信用等级。信用评级对未来中国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没有公正合理的评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们丧失定价主权；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然付出重大代价；境外金融资产安全将出现巨大风险；国内资本市场国际板的开放无疑将会集聚体系性风险。历史和现实都在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评级话语权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特殊保障作用，必经坚定不移地把支持民族评级机构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作为国策。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国家发展战略，信用评级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在揭示信用风险、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安全、参与国际金融定价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多伦多G20峰会上发表题为《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目前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从事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私营机构，今年5月27日，大公国际将英国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A下调至A+。6月2日，大公国际宣布将日本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级别从AA、AA下调至A+、AA。同时，大公国际2011-2012国家信用跟踪评级近日已全面启动，将陆续发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新信用等级。因此，《经济》记者专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
《经济》：我们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现状如何？
关建中：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信用评级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与信用体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关系称为信用关系，信用体系是由社会所有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也就是金融体系，债务人的风险状况决定着信用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信用评级体系由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评级监管构成，其作用是正确揭示债务人信用风险，为信用体系的安全提供保障。
我国的评级体系是学习美国模式的产物，其特点是:评级机构无序竞争，评级监管多头负责，评级标准各行其是。我国评级机构的定位是政府特许经营下的一般市场主体，无论是从事任何领域的评级，竞争俨然到了白热化程度。级别招标已经公开化，级别竞争已成为评级机构生存必须面对的两难窘境，级别竞争迫使评级机构不敢客观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价格竞争已使评级沦为最廉价的金融服务，缺乏积累人才和技术的经济基础导致评级机构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正确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竞争评级体制和机制正在使我国评级体系背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国家金融体系也将因此积累系统性风险。多部门评级监管是我国评级体系的特色，基本体现了市场和管理权限一致的原则，因此形成评级监管资源分散，监管政策缺乏统一性，监管效果难以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规律要求。评级标准由各评级机构自行确定，评级标准的优劣尚未列入市场准入的必备条件，客观上缺乏不断提升评级标准的驱动力。由于都是政府认可的评级机构，谁的评级都是有效的，形成了评级标准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机制。大公系统地总结了美国评级体系失败的教训，全面提出了我国评级体系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期待这一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认识成果转化为避免中国评级业重蹈美国覆辙的革新动力。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以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备受质疑。您认为现行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关建中：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评级体系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该评级体系的立场、道德、标准都代表了美国和西方同盟国的利益，其评级结果具有明显的利益倾向；2、不受任何监管，美国法律把评级机构作为媒体进行管理，允许其任意传播评级信息，不受法律约束，而国际社会又无权监管一个主权国家的评级机构；3、评级竞争导致机构放弃社会公共责任。正是这样一个极不合理的评级体系搞乱了世界:（1）导致债权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债务经济体无偿转移；（2）导致世界信用资源占有失衡，前十五个最大的西方债务国家占有了全球90%以上的信用资源；（3）缺乏实际偿付债务能力的最大债务经济体的持续高额举债拖累了最具经济活力的债权体系的经济增长，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4）导致世界信用体系大破坏，直接影响资本在全球的有效流动，难以保障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
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引发的无数次金融危机证明，信用全球化赋予了国际评级体系对世界信用体系安全的责任，然而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使其不可能承担起世界责任，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成为后危机时代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经济》：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体系之间的关系怎样？
关建中：当今世界已被信用关系联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区域或全球信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国家的评级体系都应当是国际评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评级机构对世界评级话语权的控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直接参与各国的评级业务；二是输出其评级模式和思想方法，让别人照着去做。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复杂性，在现有框架下，我们既难以直接推翻美国的评级垄断地位，而让这么多人接受一种全新的评级价值观简直就无从下手。这就是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难点。那么，必须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把改革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共识形成一种思潮，再把这种思潮转化为改革的行动，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评级体系。
联合各国评级力量建立一个代表全球利益的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最为关键的一环；这个机构的使命就是按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建立起国际评级新秩序。
《经济》：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关建中：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坚持把国家财富创造能力作为支撑其负债的经济基础，可持续的偿债来源应当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超越国家可支配收入和外汇能力的过度负债是偿债能力下降的表现，而对于掌握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过度发行货币导致其币值大幅下降则是偿债意愿下降的表现。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则是:坚持把西方的政治经济理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信用风险的标准，从根本上否定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债务收入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借新还旧能力作为偿债保障，忽视了国家财政收入状况对偿债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大公与美国三家机构关于国家评级标准核心思想的根本区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识别信用风险的思想方法，前者从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入手判断国家偿债能力；后者用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解释经济现象。由于认识信用世界的方法不同，给出的评判结果也完全不同。
《经济》：大公国际的评级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公正、权威？
关建中：大公登上国际评级舞台受到的最大质疑就是：凭什么说大公的评级标准是客观公正的？你们的权威性国际认可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们，大公的评级标准最具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正在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其客观、公正、权威来源于大公独立的思想、立场、方法和理论。
大公清楚地认识到评级机构首先追求的是公众利益，其次才是自身的利益，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必然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坚持独立，这就是大公追求客观公正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
大公坚持从信用风险形成要素的内在联系入手发现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揭示信用风险的方法。大公系统地研究了世界一百多年以来的评级实践，学习借鉴国际经验，针对美国向全球推广其不合理的评级标准，大公第一次提出了不能把一国的评级标准作为衡量其他国家信用风险的国际标准，主张在研究各经济体信用风险形成特殊性基础上，运用一致的方法建立起统一的评级标准。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信用风险，避免了把评级政治化、利益化、主观化。
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长期以来世界只有一类评级标准，一个评级声调（竞争原因导致了美国三家机构评级标准的高度一致）。尽管如此，整个世界表现出的首先是认识上的无奈，不知道它们错在哪里，更缺乏一种批判的武器，只有用人类为危机付出的代价去证明它们的错误。大公评级标准的横空出世，打开了人们识别真伪评级标准的一扇窗户，大公是与穆迪、标普、惠誉互为比较的镜子，实践将最终成为客观、公正、权威的检验者。
《经济》：信用评级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关建中：这是由信用关系与信用评级的关系所决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社会化、全球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现代信用社会的经济基础，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成为信用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信用评级是解决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矛盾的最有效手段，现在金融交易和经济活动对评级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由此奠定了评级的特殊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结果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国家融资规模和成本。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已经债台高筑却仍然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借到钱就是依赖其评级话语权所给予的高信用等级，而像冰岛、希腊这样的国家能超越其实际债务偿付能力借到资金完全是凭借美国三家机构给予的信用级别。然而，随着信用级别的降低使这两个国家出现了融资困难、国家破产，不得不依靠国际救助和债务重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评级可以兴邦也可以立国就是这个道理。二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按照美国三家评级机构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主权级别是该国所有经济体信用等级的上限。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偿债能力的评级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整体融资能力，如果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支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稳定。也正是这个原因，三家评级机构就是不愿降低美国AAA主权信用级别，尽管它们也承认美联邦政府的偿债能力已经在下降。当然，美国及西方债务大国在享受高信用等级待遇的同时也导致了它们的信用透支和过度负债，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亦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动荡的根源。三是直接影响国家财富转移。评级影响国家财富转移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融资成本实现，级别高融资利率低，反之则会增加利息支出；二是通过债务国货币贬值侵蚀债权国利益，债权国依据评级所反映的债务国偿债能力信息把钱借出去后，如果评级信息没有真实揭示债务国风险，该国最终会采用信用手段输出债务，这时债权国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失。
《经济》：国际信用评级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关建中：信用评级对中国的影响很大。1992年标准普尔把中国主权外币信用等级定为BBB；2004年确定中国主权本币信用等级为BBB+；2005年上调为A-；2008年提升至A+；2010年再次上调至AA-。穆迪、惠誉给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与标普基本一致。显然美国机构对中国的主权评级是严重低估了。按照它们的评级标准，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不可能超过主权级别，因此，我国企业长期遭受美国不公正的信用评级，2010年在被美国机构评级的85家海外上市或融资中资企业中，最高信用等级为A+，最低为CCC-，如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巨型企业的信用等级也只有A+和A-。特别在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国内资金短缺，企业最需要通过国际融资的发展阶段，在连续12年给予中国BBB信用等级的背景下，我国企业难以取得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迟滞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样由于西方给中国的不公正评级导致中国海外上市公司价值被严重低估，融资成本不合理增高，信用评级曾使国家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也正是因为我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登上国际评级舞台，客观给予中国本币评级AA+，外币评级AAA，才迫使美国评级机构上调中国信用等级。信用评级对未来中国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没有公正合理的评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们丧失定价主权；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然付出重大代价；境外金融资产安全将出现巨大风险；国内资本市场国际板的开放无疑将会集聚体系性风险。历史和现实都在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评级话语权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特殊保障作用，必经坚定不移地把支持民族评级机构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作为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