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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的清理和整治成为北京市“十二五”期间外来人口安置的焦点。
早在2010年初，北京制定了清退人防工程散居户的三年计划，北京市民防局局长王永新曾表示，从2011年起，北京将用半年到一年时间，集中清退人防工程中的散居户，今后人防工程将逐步公益化，不用于经营出租住人。
住建部新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也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今年8月，市政府发布了最新的《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禁止擅改地下空间用途；不得出租违建地下空间；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不能出租居住。
不得用来居住的“地下室”有两类：其一是由民防部门管理的人防工程，另外则是由住建部门管理的普通地下室，即以储藏为用途的地下空间。
如此一来，目前北京市地下空间中居住的近百万人口即将被清退，15万左右流动人口居住在人防工程，近80万人口居住在1.7万套普通地下室。清退工作不仅让住户面临艰难的迁徙抉择，同时也使政府面临安置难题 。
地下窘局
地上是现代时尚的居民楼，地下是阴森简陋的防空地下室。《经济》记者走访的位于北京西南三环的三环新城小区，这里是北京市首个经济适用房项目，人口密集，地上地下住户众多，该小区有14处人防工程，17处普通地下室。小区2号院7号楼的防空地下室里，狭长的通道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直延伸到黑暗处，住户洗过的衣服如幽灵般悬浮在楼道里。地下隔间大小参差，每一层被隔成了近百间的小屋。
地下二层18号，正在准备搬家的高宁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村， 18岁的她在金融街一家私人企业做单据录入，和朋友合租在地下室已有半年，房间四壁全部由建筑板材围砌而成，单薄的房门和门框间裂了长长的缝，仿佛一推就倒。两张双人床和床头柜填满了14平方米左右的小屋，甚至腾不出摆放一把椅子的空间。即便这样，对地下住户来说这也算间“大房子”。
她告诉《经济》记者，房子隔音效果很差。不管是邻居的谈话，播放的音乐，还是邻居的手机震动，她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邻居炒菜的油烟，从漏风的门钻进来熏得她嗓子疼。而对此，房东却无能为力，“告诉他们好多次了，别在楼道里做饭，就是没人听。”房东皱着眉头说。
不仅如此，由于住户过多，超负荷用电造成了半年内的两次跳闸。“其实我特害怕着火，现在灯坏了，电源也坏了，实在住不下去了。”高宁指了指墙上裂缝的插座说。《经济》记者发现，楼道里虽然配备了15个灭火器，但是整个地下空间并无安全疏散通道，楼道的宽度也并不满足《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安全使用规范》所规定的1.3米的要求。
目前北京市大量的地下空间灭火器数量配备不足，缺乏安全疏散通道，地下空间没有防汛、防雨水倒灌设施。且住户数量严重“超载”，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尽管丰台区将该小区作为地下人口安置清退的试点，但高宁说房东从来没提过让她们搬走，她是从新闻上看到人防工程清退住户的消息。“到清退那一天房子肯定更难找”，高宁说这也是她搬走的原因之一。其他的住户大多对记者表示不知道有“清退”这回事。地下室入住率依旧很高，有人走，很快就有人搬进来。
回乡的抉择
不容乐观的是，更多的地下居住者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农”这项职业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年轻一代的生活需求。但是家乡就业机会少，他们学历较低，或许回乡就意味着失业。
只有中专学历的高宁，月工资只有一千六百元，做得好时会有提成，但最多的时候也不足两千元。“我家在农村，回去根本找不到比这更赚钱的工作。”尽管高宁是北京人，但生活的窘迫无异于外来务工者，况且家在远郊区，所以只能在外租房。
“不让住的话我们无处可去。”租住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小张一家三口来自四川，他们租住在8平方米的地下小屋中，丈夫在地铁6号线的工地上打工，每天都十分疲惫。地上的普通房子租不起，远一点的不方便丈夫上班。如果被“清退”，她对《经济》记者表示，只能让丈夫放弃工作全家人一起回老家。
“我不想回去，出来就是想闯一闯，毕竟北京的机会多。”同样居住在地下室的服装店导购小刘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北京无非是为了“拼一拼”，他们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过得更好。不管怎样，离开这个“大舞台”，对于怀揣梦想的他们来说确实有诸多的不舍。
新家不好找
而事实是，合适的房子不好找，好找的房子租不起，租得起的位置偏。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高宁的新家是半地下室，虽然有了窗户，但面积比现在的房间少了一半，只放得下单人床和床头柜，根本不能合租。450元的房租花去了她近三分之一的工资。而这还是她经过一番艰难地抉择才租下的。从地下二层搬到半地下室，住到地面以上却成了奢求。
“阳光是花钱买的，”高宁开玩笑道。
实际上，没有被隔断的半地下室租金也很贵。《经济》记者探访了朝阳区水碓子北里的一处半地下室，60平方米左右的一套老房子，两室一厅，租金2300元。房屋中介的经纪人表示如果和房主砍砍价，也许价格还能低一些，但低到2100元以下是不可能的。即使租住一间，也要一千元左右。
时下较为“流行”的出租屋还属隔断间，尽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以原设计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但隔断间市场依旧一片“光明”。
大专毕业的张悦在朝阳区双井附近租了间隔断间，月租金700元，装修很一般，她说双井附近的隔断间价格在600到1000元之间，没有隔断的主卧价格在1400元以上。通常9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被隔成七八间，有些房间的窗户是向内开的。即便如此，对于低收入的打工者来说价格也是偏高的，而且这种不正规的格局迟早也要被制止。
那么，正规的一居室到底有多贵呢？
从五环附近说起，朝阳区五环附近的朝丰家园小区，5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在1800元左右，海淀区永泰东里45平方米的房子要2300元。价格相对较低的西五环附近，卢沟桥周边56平方米的房子最低也要1700元。当然以上这些还只是简单装修的房子的租金水平。而五环内高得惊人的三千、四千元的价位恐怕比地下居住者的月收入还要高。
还有一个问题是，合租的室友怎么找？目前确实有很多人选择了合租，他们有的是几个人合租在一套房子里，每人一间，也有的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对于一些初到北京的地下居住者来说，可能他们还是“孤家寡人”，并没有人能和他们合租，所以才选择了租住面积小、价格低的地下室。
因此，另一部分人选择了在大兴、昌平、房山等郊区租房。郊区的房子宽敞，采光好，主卧、次卧的价格相对市区甚至便宜一半。尤其是平房，宽敞舒适，简直是物美价廉。
但是，住在郊区使得他们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地铁沿线的居民可能尚可接受，但是如果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段，还要先坐一段时间的公交、甚至步行。这样就会花去大量的时间。房山的地铁还没有完全开通，每天乘坐832、616路的上班族大概对路途的遥远深有体会，尤其是在堵车的情况下，上班迟到是难以避免的。
况且现阶段居住在地下室的人多在市中心区工作，从事餐饮销售等工作的甚至很晚才下班，即使是近郊区，不拥堵的情况下在路上也要花一个多小时。这样一来，他们面临的还可能是重新择业。
公租房带来的希望
北京市计划“十二五”期间建设收购公租房30万套以上，占公开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60%以上。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落实公租房项目98个、10.3万套，2011年内将配租1万户以上。
可喜的是，10月12日，北京市出台有关规定, 城市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和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的人员，都将纳入公租房准入范围。这或许给部分地下住户的迁徙带来了希望。
然而，多数的地下空间居住者恐怕未能满足“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的要求。大多数流动人口之所以居住地下室，无非是因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
“那也轮不到我吧？我工作才不到半年。”租住在朝阳区慈云寺小区的应届毕业生张煦说。
据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的工作人员说，“确实有外地户口居民询问公租房申请，但是目前并没有相关文件指示。”因此，“一定工作年限”如何界定尚不清楚。
另外，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700万。而很多本市居民也有公租房需求，有限的公租房源在短期内难以弥补如此大的租赁缺口。
到底搬向何方？对这些收入微薄的地下住户来说确实是个艰难的抉择。
房东的“难处”
不管是开发商、物业公司，还是房屋“二手”、“三手”承租人，他们似乎和地下住户一样难以接受地下空间的整治和清退。部分人甚至还对正在进行的清退工作百般阻挠，拒绝与政府部门沟通。
“清退？不可能吧！”某地下室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听《经济》记者说到“清退”的消息时表示十分震惊，甚至拒绝回应这个问题。该地下室上下一共两层，其中一部分空间已经用做地下停车场。剩下的空间较大，格局如同迷宫，多数房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因此住户很多。如果让住户搬走了，物业公司势必将损失大量的租金。
此外，人防工程的清退也涉及诸多利益。很多的人防工程承租者的租赁合同未到期，他们将人防屋出租确实收获了一定的利益，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违规、违法行为。但突然禁止他们出租的话，所造成的损失必然让他们难以接受。而且如此一来，相关部门肯定不会再和他们续租，恐怕未来的“事业”也成了大问题。
安置之难
近百万！这么庞大的人群安置起来又谈何容易呢？
“这个问题很难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告诉《经济》记者，清退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需要各方协商，但是人口过多，实施难度很大。
可以肯定的是，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清退势必引发各种矛盾。况且地下住户经济拮据，赚钱的同时更要省钱，所以只能以地下为栖息之所。强制清退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且开发商、承租人与地下空间现经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复杂，他们未必会同意让住户搬走。
纵使财政从社会保障与补助支出划出财政资金给予住户一定的补偿，巨大的额度也会造成一定的财政压力。但是，采取补助的手段很难兼顾政府预算支出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在解决人口转移中，补助的公平合理分配和安置的效应是难以仅从经济角度权衡和考量的，势必会产生分配不公，甚至免费搭车造成效率低下的窘境。
况且地下住户人数多，流动快，资料的登记也是一大障碍。补偿的发放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住户的清退和安置就显得举步维艰。
早在2010年初，北京制定了清退人防工程散居户的三年计划，北京市民防局局长王永新曾表示，从2011年起，北京将用半年到一年时间，集中清退人防工程中的散居户，今后人防工程将逐步公益化，不用于经营出租住人。
住建部新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也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今年8月，市政府发布了最新的《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禁止擅改地下空间用途；不得出租违建地下空间；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不能出租居住。
不得用来居住的“地下室”有两类：其一是由民防部门管理的人防工程，另外则是由住建部门管理的普通地下室，即以储藏为用途的地下空间。
如此一来，目前北京市地下空间中居住的近百万人口即将被清退，15万左右流动人口居住在人防工程，近80万人口居住在1.7万套普通地下室。清退工作不仅让住户面临艰难的迁徙抉择，同时也使政府面临安置难题 。
地下窘局
地上是现代时尚的居民楼，地下是阴森简陋的防空地下室。《经济》记者走访的位于北京西南三环的三环新城小区，这里是北京市首个经济适用房项目，人口密集，地上地下住户众多，该小区有14处人防工程，17处普通地下室。小区2号院7号楼的防空地下室里，狭长的通道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直延伸到黑暗处，住户洗过的衣服如幽灵般悬浮在楼道里。地下隔间大小参差，每一层被隔成了近百间的小屋。
地下二层18号，正在准备搬家的高宁来自北京郊区的农村， 18岁的她在金融街一家私人企业做单据录入，和朋友合租在地下室已有半年，房间四壁全部由建筑板材围砌而成，单薄的房门和门框间裂了长长的缝，仿佛一推就倒。两张双人床和床头柜填满了14平方米左右的小屋，甚至腾不出摆放一把椅子的空间。即便这样，对地下住户来说这也算间“大房子”。
她告诉《经济》记者，房子隔音效果很差。不管是邻居的谈话，播放的音乐，还是邻居的手机震动，她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邻居炒菜的油烟，从漏风的门钻进来熏得她嗓子疼。而对此，房东却无能为力，“告诉他们好多次了，别在楼道里做饭，就是没人听。”房东皱着眉头说。
不仅如此，由于住户过多，超负荷用电造成了半年内的两次跳闸。“其实我特害怕着火，现在灯坏了，电源也坏了，实在住不下去了。”高宁指了指墙上裂缝的插座说。《经济》记者发现，楼道里虽然配备了15个灭火器，但是整个地下空间并无安全疏散通道，楼道的宽度也并不满足《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安全使用规范》所规定的1.3米的要求。
目前北京市大量的地下空间灭火器数量配备不足，缺乏安全疏散通道，地下空间没有防汛、防雨水倒灌设施。且住户数量严重“超载”，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旦发生火灾、地震等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尽管丰台区将该小区作为地下人口安置清退的试点，但高宁说房东从来没提过让她们搬走，她是从新闻上看到人防工程清退住户的消息。“到清退那一天房子肯定更难找”，高宁说这也是她搬走的原因之一。其他的住户大多对记者表示不知道有“清退”这回事。地下室入住率依旧很高，有人走，很快就有人搬进来。
回乡的抉择
不容乐观的是，更多的地下居住者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务农”这项职业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年轻一代的生活需求。但是家乡就业机会少，他们学历较低，或许回乡就意味着失业。
只有中专学历的高宁，月工资只有一千六百元，做得好时会有提成，但最多的时候也不足两千元。“我家在农村，回去根本找不到比这更赚钱的工作。”尽管高宁是北京人，但生活的窘迫无异于外来务工者，况且家在远郊区，所以只能在外租房。
“不让住的话我们无处可去。”租住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小张一家三口来自四川，他们租住在8平方米的地下小屋中，丈夫在地铁6号线的工地上打工，每天都十分疲惫。地上的普通房子租不起，远一点的不方便丈夫上班。如果被“清退”，她对《经济》记者表示，只能让丈夫放弃工作全家人一起回老家。
“我不想回去，出来就是想闯一闯，毕竟北京的机会多。”同样居住在地下室的服装店导购小刘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北京无非是为了“拼一拼”，他们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过得更好。不管怎样，离开这个“大舞台”，对于怀揣梦想的他们来说确实有诸多的不舍。
新家不好找
而事实是，合适的房子不好找，好找的房子租不起，租得起的位置偏。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高宁的新家是半地下室，虽然有了窗户，但面积比现在的房间少了一半，只放得下单人床和床头柜，根本不能合租。450元的房租花去了她近三分之一的工资。而这还是她经过一番艰难地抉择才租下的。从地下二层搬到半地下室，住到地面以上却成了奢求。
“阳光是花钱买的，”高宁开玩笑道。
实际上，没有被隔断的半地下室租金也很贵。《经济》记者探访了朝阳区水碓子北里的一处半地下室，60平方米左右的一套老房子，两室一厅，租金2300元。房屋中介的经纪人表示如果和房主砍砍价，也许价格还能低一些，但低到2100元以下是不可能的。即使租住一间，也要一千元左右。
时下较为“流行”的出租屋还属隔断间，尽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以原设计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但隔断间市场依旧一片“光明”。
大专毕业的张悦在朝阳区双井附近租了间隔断间，月租金700元，装修很一般，她说双井附近的隔断间价格在600到1000元之间，没有隔断的主卧价格在1400元以上。通常9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被隔成七八间，有些房间的窗户是向内开的。即便如此，对于低收入的打工者来说价格也是偏高的，而且这种不正规的格局迟早也要被制止。
那么，正规的一居室到底有多贵呢？
从五环附近说起，朝阳区五环附近的朝丰家园小区，5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在1800元左右，海淀区永泰东里45平方米的房子要2300元。价格相对较低的西五环附近，卢沟桥周边56平方米的房子最低也要1700元。当然以上这些还只是简单装修的房子的租金水平。而五环内高得惊人的三千、四千元的价位恐怕比地下居住者的月收入还要高。
还有一个问题是，合租的室友怎么找？目前确实有很多人选择了合租，他们有的是几个人合租在一套房子里，每人一间，也有的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对于一些初到北京的地下居住者来说，可能他们还是“孤家寡人”，并没有人能和他们合租，所以才选择了租住面积小、价格低的地下室。
因此，另一部分人选择了在大兴、昌平、房山等郊区租房。郊区的房子宽敞，采光好，主卧、次卧的价格相对市区甚至便宜一半。尤其是平房，宽敞舒适，简直是物美价廉。
但是，住在郊区使得他们在路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地铁沿线的居民可能尚可接受，但是如果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段，还要先坐一段时间的公交、甚至步行。这样就会花去大量的时间。房山的地铁还没有完全开通，每天乘坐832、616路的上班族大概对路途的遥远深有体会，尤其是在堵车的情况下，上班迟到是难以避免的。
况且现阶段居住在地下室的人多在市中心区工作，从事餐饮销售等工作的甚至很晚才下班，即使是近郊区，不拥堵的情况下在路上也要花一个多小时。这样一来，他们面临的还可能是重新择业。
公租房带来的希望
北京市计划“十二五”期间建设收购公租房30万套以上，占公开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60%以上。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落实公租房项目98个、10.3万套，2011年内将配租1万户以上。
可喜的是，10月12日，北京市出台有关规定, 城市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和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的人员，都将纳入公租房准入范围。这或许给部分地下住户的迁徙带来了希望。
然而，多数的地下空间居住者恐怕未能满足“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的要求。大多数流动人口之所以居住地下室，无非是因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
“那也轮不到我吧？我工作才不到半年。”租住在朝阳区慈云寺小区的应届毕业生张煦说。
据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的工作人员说，“确实有外地户口居民询问公租房申请，但是目前并没有相关文件指示。”因此，“一定工作年限”如何界定尚不清楚。
另外，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700万。而很多本市居民也有公租房需求，有限的公租房源在短期内难以弥补如此大的租赁缺口。
到底搬向何方？对这些收入微薄的地下住户来说确实是个艰难的抉择。
房东的“难处”
不管是开发商、物业公司，还是房屋“二手”、“三手”承租人，他们似乎和地下住户一样难以接受地下空间的整治和清退。部分人甚至还对正在进行的清退工作百般阻挠，拒绝与政府部门沟通。
“清退？不可能吧！”某地下室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听《经济》记者说到“清退”的消息时表示十分震惊，甚至拒绝回应这个问题。该地下室上下一共两层，其中一部分空间已经用做地下停车场。剩下的空间较大，格局如同迷宫，多数房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因此住户很多。如果让住户搬走了，物业公司势必将损失大量的租金。
此外，人防工程的清退也涉及诸多利益。很多的人防工程承租者的租赁合同未到期，他们将人防屋出租确实收获了一定的利益，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违规、违法行为。但突然禁止他们出租的话，所造成的损失必然让他们难以接受。而且如此一来，相关部门肯定不会再和他们续租，恐怕未来的“事业”也成了大问题。
安置之难
近百万！这么庞大的人群安置起来又谈何容易呢？
“这个问题很难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告诉《经济》记者，清退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需要各方协商，但是人口过多，实施难度很大。
可以肯定的是，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清退势必引发各种矛盾。况且地下住户经济拮据，赚钱的同时更要省钱，所以只能以地下为栖息之所。强制清退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且开发商、承租人与地下空间现经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复杂，他们未必会同意让住户搬走。
纵使财政从社会保障与补助支出划出财政资金给予住户一定的补偿，巨大的额度也会造成一定的财政压力。但是，采取补助的手段很难兼顾政府预算支出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在解决人口转移中，补助的公平合理分配和安置的效应是难以仅从经济角度权衡和考量的，势必会产生分配不公，甚至免费搭车造成效率低下的窘境。
况且地下住户人数多，流动快，资料的登记也是一大障碍。补偿的发放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住户的清退和安置就显得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