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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行业如何“调结构”？这是眼下每个行业的必答题。
而王国强说，中医药本身就是“调结构”的一把钥匙，这正是“中医思维”——“未病防病，不贪多”的思维方式，中国在新的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中医药是个产业，更是一个思想。
40年前当过赤脚医生的他知道“一把草、一根针”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这种传统意义和精神犹在，时至眼下，中医药的发展面临两个契机，一个是去年启动的医改，另外一个是民众对中医药的重视的热情。
与西方医药相比，中医药并不容易量化，“治未病”的理念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更像是养生，这让中医药的发展并不能显性量化。王国强说：“不要一味追求治疗更多的病，而是让老百姓少得病、迟得病。”
四年前王国强上任时，中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甚至“要把中医从医药体系中剔除出去”的声音层出不穷，如何振兴中医，树立中医的崭新形象，成为王国强面前的严峻任务。
在他的任上，一场历时三年的“中医中药中国行”走遍全国。在动议之初，王国强特别提出，不搞宣传日，也不搞宣传月，而要启动宣传三年行。王国强全程走了下来，其中包括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在《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中，他透露说，自己还因此被口头授予了一个“全勤奖”。
在去年11月1日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王国强特别作了一个科研报告，引起巨大反响。面对两院院士， 王国强喊出:“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中西医并重”被再次提及，如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是摆在王国强面前的又一个重大考题。
中医上溯之问
2009年国务院发出了“医改”意见，3月9日发出后，4月21日国务院又发22号文件《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王国强说，这个意见是建国以来政府第一次全面对中医药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提出的非常完整的一个看法,“国务院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当中的作用。”
《经济》：中医药沉寂了许多年，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近些年中医诊治和中医养生重新回到了民众生活的中心，成为热点，但是中医药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您觉得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是什么？
王国强：中医药成为热点还是因为群众基础，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回归，尽管出现了像张悟本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张悟本从一个层面恰恰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医的需求，养生保健的需求恰恰给了这样的人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并不影响中医本身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百姓希望什么呢？不花钱也能治病，少花钱也能治病，希望能够防病；讲求食疗，讲求非药物疗法。
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理论是两个体系，西医讲“对抗医学”，中医讲“整体医学”，西医更多的是针对病灶，中医讲的是人的整体调整、整体治疗。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的这个理念和方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现在“中西并重”的方案是我们国家在卫生方面很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个并重并没有完全并重，这些年来为什么中医衰弱，跟大家对这种理论的认识，以及我们政策上的扶持力度不够是有关系的。
现在年轻人相对来说对中医的认识就不够，那么四五十岁的人，有一些病西医可能治不好的，或者很困难的病，他去试试中医，觉得中医还不错，慢慢就认识中医了，而我们社会上大部分人希望快，希望很快解决问题。包括家长对小孩，儿童的高烧，或者儿童的一些疾病都希望到医院，马上能输液。其实好多的病可能不一定需要输液，用抗菌素。
现在为什么有超级细菌？超级细菌的原因就是滥用抗菌素，一发烧，嗓子一疼就上抗菌素，其实有的抗菌素不一定很对症，吃了没对症没解决问题，而对其他的细菌的抑制会产生，以后再用这个药的话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我觉得我们中医发展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这些年来由于长期扶持不够，投入不够，科研不够，临床总结不够，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中医们一位一位都去世了，继承也不够，这样造成了中医现在这种与西医比的落差很大。你刚才问我难在哪里，我是觉得很难，这个难度不是我们搞一次活动就能解决问题，这里面有好多理论的问题，需要临床上好好总结，科学需要总结，这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做。应该说国务院22号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各部门对我们中医的支持力度、经费投入应该说比前几年都明显增长了。
《经济》：您上任的三年是中医药有很大发展的三年，您这三年的任职有哪些感受？在未来几年，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打算，您认为应该如何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实现发展中医的目标？
王国强：感受很多，我深深感到中医药的发展这两年来有了很大的新进展。
我举个例子，国家发改委从前年开始支持我们中医药在全国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主要突破我们中医筛选出来的16个病种，我们认为它和西医相比有优势，而且西医治疗上有难度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肝病、肾病、血液病包括艾滋病，像这些病应该说现在都是难点，那么中医这方面应该说有一些好的做法。
我们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我们希望每个临床研究基地承担一个病或者两个病，就是用中医理论去研究它，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述研究中医，从理论上，从技术上，从药物的研发上，临床疗效评价上来形成一个体系。
我们最近有一个天士力丹参滴丸在美国FDI（联邦药品管理局）通过了二期临床总结，效果很好。所以美国人也在认识，讲中医药的时候他不强调一定要讲到什么成分，精确到什么程度，就是临床上用了以后，除了安全性可以，就是临床上的疗效，它的疗效跟阿司匹林，跟硝酸甘油比较效果一样，说明你这个药还是有效。所以不一定要出理论，我想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可能很深奥，我们首先从疗效上，从安全性和疗效上去做。
我想如果用若干年时间，对16个病种我们中医都能够拿出很好的疗效，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而且对全人类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难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所以我想困难、挑战很多，但是我觉得机遇很好，中医发展的外部环境很好，不管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老百姓支持，都非常重要。而且现代医学发展的模式调整，医学目的的调整，都是向着中医的理念上转变的。
另外在这轮的医改中，我们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针对中医药而言就是，怎么样在国家的支持下使得中医药有确切的疗效，跟老百姓贴得很近，无论从医疗上面、保健方面，另外价格相对便宜。
《经济》：需求决定发展，事实上我们潜藏的中医药潜力很大，但是在事实层面，中医药发展也遭到了很多发展的制约，比如全面纳入医保范围等，在下面的时间，您认为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制约？
王国强：我们应该对造成当下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有个了解。中医药传统医学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和西医药相比它是个弱势群体，这些年来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西医药相比还是发展慢的，我们对中医药在体制、机制、政策、扶持的力度和西医比是差距很大的。
另外一个问题，从传统观念上来讲，大家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有了病求助医生的时候他首先想到“快”，而中医要熬药等的这种方式方法老百姓在接受上有点问题。
所以“十二五”就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展开，国内老百姓对健康需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我们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就有一个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一直讲中国的医药卫生发展道路应该有中国特色，不是去照搬英国的、美国的，而且大家也都看到，英国的和美国的现在不是说它很完美，美国也在医改，而且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美国人均医疗费用7600美元，比我们人均都多，总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是17%多。
就这样美国还有4000万人没有享受医保，现在的医疗保险难以支撑它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的高昂医疗费用，而且是个无底洞。这样往里投，特别是治那些疑难疾病，包括癌症花的钱不得了，所以中国不能走那条路，中国也不适合走英国的路，欧洲的路，欧洲的路也确实全面投入，也有好的经验，但他们医疗效率、治疗效果也遇到挑战。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医改也好，发展卫生事业也好，一定要坚持“中西并重”，一定要把两种医学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两种医学优势很好地融合起来，特别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讲的“治未病”，要关口前移，真正把预防为主体现在老百姓的健康医学上，体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另外就是中医药相对于西医药来讲，它的诊疗方法比较简单，它不依赖于高精尖的技术、仪器设备，相对来说医疗费用是比较低的。前两天我刚去了湖南，浏阳市有一个叫社港镇的卫生院，我去看了，有一个民间大夫，他治骨折，当时我去看了，一个小孩子骨折，X光片看到骨头掉到外面了，如果到西医院肯定马上手术，打钢板也好，打钉子也好，先固定，长好以后二次手术，然后再把钉子取出来，把钢板取出来。我问他西医治的话多少钱，他说两次的话恐怕得一万多块钱，而且对这个孩子的手的功能恢复可能还会有影响。而去看那个大夫，手上去按住这个手一下一提，就好了。手法复位，然后拿桑树皮，拿绷带去拍片，一看片子骨头复原了，我说花多少钱，只有几百块钱。
这样的疗效当然不言而喻，费用也很低的。而且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以前我当过赤脚医生，“一根针，一把草”的时代我也经历过，我就是从地上采回来麻子荐（音）就治痢疾了。以这种低廉的价格治病，走中国特色，中西医两种优势汇聚，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关口前移。这不是我自卖自夸，现在国际上都那么重视，我们再不重视，那可真是要让人家走在前面了。
《经济》：我们来分析社会公众需求，中老年人可能对中医药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年轻一代可能更多依靠社会时尚进行选择，社会的现实结构决定着中医药的“人气”，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设想，创造一种更时尚的中医药文化，营造出中医药的新的文化氛围？
王国强：前不久习近平副主席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专门为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讲到中医是中华文化精髓。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联合挂了牌子叫中医孔子学院，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很好的一个平台。
要在社会上形成中医药大发展的局面，我认为现在要形成两个倒逼机制，一个倒逼机制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倒逼我们中医的学术发展，使中医能够更好地造福老百姓。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政策不支持，老百姓不认识，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政策也支持，群众也欢迎，中医的发展就形成了很好的背景支持。
所以我们讲“十二五”的发展就是好好把中医药发展，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老百姓的需求也好，我们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也好，中国特色也好，原创性的技术也好，我们要制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
第二个倒逼机制就是当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之后，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医，研究中医，国外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它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是不是会墙内开花墙外红，人家研究出来以后回过头来会出口转内销。有的人就曾经扬言，50年以后让中国向外国学中医，这个情势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如果中国不重视中医，中国自己的东西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势。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自己能不能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主导权、话语权，标准的制定权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的才是世界的
中医药是中国的，但是也早已成为世界的。“自己的瑰宝”现在却面临着外来的冲击，这是中国中医药的时代命题，如何对原产地进行深入保护？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更好地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扬名世界。
《经济》：现在中医药的原产地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的中草药原产地名称保护几乎是空白，一些专家呼吁重要的原产地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在如何加强中草药的原产地保护，以及如何与当地的地理标志建立联系方面，您有哪些想法？此外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应该如何加强？
王国强：做好这两方面应该说是很难的。比如知识产权，几千年的方子，可能早已经超过了保护期；另外它是一种知识，人家拿去研究的话，再申请知识产权以后，可能就是对方的了。对于知识产权战略，因为中医是中国的原创，所以中国应该去重视，就是说我们原创我们要有发言权。
前不久，我们中医针灸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是让其得以系统地传承。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不是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医到了欧洲，但它可能有变化，它需要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用。你说奥林匹克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奥运会和世界其他的奥运会有不同的地方吗？肯定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各地的特点。
《经济》：对于公众和患者而言，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中医诊疗标准不统一”，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保证中医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措施，更有人说这“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这就让人想到了中餐，中餐的美味和健康世人公认，但是到现在也没有非常成功的中餐连锁企业，其中中餐的标准化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中医也是一样，如何实现中医药的标准化？
王国强：标准化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国际标准委员会已经确定成立一个中医药标准委员会，总部设在中国，秘书处在上海。
当然我现在也很担心中药的原产地保护，比如要从沙漠里挖甘草，挖锁阳，把土地都破坏了，你去挖虫草可能造成破坏性的结果，随着土地减少，我们中医药究竟怎么发展？
另外我们怎样去进行规模化建设，我们应该改良它，有些珍贵的、稀缺的，我们应该找替代品，像牛黄、麝香、虎骨，虎骨现在不可以用了，你怎么弄？麝香非常缺，怎么办？没有真麝香、没有真牛黄，它的疗效就受影响，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科研，寻求解决。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药材在涨价，为什么涨价？因为粮食在涨价，农产品都在涨价。中药材也是农产品，农民说这个卖不出钱他就不种了，而不种中药就没有了，怎么样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非常重要。
《经济》：您也提到“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内涵挖掘和丰富发展不够，以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为基础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您认为在促进中医药科研创新方面，如何实现突破？
王国强：从中医自身来讲，中医要与时俱进，既要继承又要创新，现在我们存在继承不够，中医的精髓，中医好的理念，我们可能还没有学到，没有继承下来；同时创新不足，就是说怎么样满足现代人对中医的需求，中药怎么进行改革。我认为应该在保持中医的特色和理论的基础上，使它变成老百姓乐意接受的治疗方法，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改进。
比如说，中医药的复方制剂，复方是中医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谓复方就是“多靶点”，既要“治局部”，同时要“调整体”，比如扶正祛邪，同时清热解毒；同时它又能够通过药检部门检测，能够标准化，能够做成疗效确切的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很多的科研工作。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走向西化了，中药提取单一成分，就变成一个西药的一个概念去看中药，这样很容易把中药的精髓和特色消除掉。你看《黄帝内经》、《伤寒论》都是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它和西医还不一样，怎么样把临床的经验能够很好地总结出来，能够形成口碑性的推广实用技术这个过程，是一个课题。
创新是一个全方位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中医的技术创新，中医的诊断方法创新，中医的疗效评价创新；在中医药的产业方面，中医药制剂，中医药药效，中医药祖方这方面创新。我说创新不足就在于，我们中医药的发展滞后于现代人对医学、医药的需要。
而王国强说，中医药本身就是“调结构”的一把钥匙，这正是“中医思维”——“未病防病，不贪多”的思维方式，中国在新的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中医药是个产业，更是一个思想。
40年前当过赤脚医生的他知道“一把草、一根针”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这种传统意义和精神犹在，时至眼下，中医药的发展面临两个契机，一个是去年启动的医改，另外一个是民众对中医药的重视的热情。
与西方医药相比，中医药并不容易量化，“治未病”的理念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更像是养生，这让中医药的发展并不能显性量化。王国强说：“不要一味追求治疗更多的病，而是让老百姓少得病、迟得病。”
四年前王国强上任时，中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甚至“要把中医从医药体系中剔除出去”的声音层出不穷，如何振兴中医，树立中医的崭新形象，成为王国强面前的严峻任务。
在他的任上，一场历时三年的“中医中药中国行”走遍全国。在动议之初，王国强特别提出，不搞宣传日，也不搞宣传月，而要启动宣传三年行。王国强全程走了下来，其中包括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在《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中，他透露说，自己还因此被口头授予了一个“全勤奖”。
在去年11月1日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王国强特别作了一个科研报告，引起巨大反响。面对两院院士， 王国强喊出:“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中西医并重”被再次提及，如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是摆在王国强面前的又一个重大考题。
中医上溯之问
2009年国务院发出了“医改”意见，3月9日发出后，4月21日国务院又发22号文件《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王国强说，这个意见是建国以来政府第一次全面对中医药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提出的非常完整的一个看法,“国务院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当中的作用。”
《经济》：中医药沉寂了许多年，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近些年中医诊治和中医养生重新回到了民众生活的中心，成为热点，但是中医药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您觉得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是什么？
王国强：中医药成为热点还是因为群众基础，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回归，尽管出现了像张悟本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张悟本从一个层面恰恰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医的需求，养生保健的需求恰恰给了这样的人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并不影响中医本身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百姓希望什么呢？不花钱也能治病，少花钱也能治病，希望能够防病；讲求食疗，讲求非药物疗法。
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理论是两个体系，西医讲“对抗医学”，中医讲“整体医学”，西医更多的是针对病灶，中医讲的是人的整体调整、整体治疗。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的这个理念和方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现在“中西并重”的方案是我们国家在卫生方面很重要的观点，但是这个并重并没有完全并重，这些年来为什么中医衰弱，跟大家对这种理论的认识，以及我们政策上的扶持力度不够是有关系的。
现在年轻人相对来说对中医的认识就不够，那么四五十岁的人，有一些病西医可能治不好的，或者很困难的病，他去试试中医，觉得中医还不错，慢慢就认识中医了，而我们社会上大部分人希望快，希望很快解决问题。包括家长对小孩，儿童的高烧，或者儿童的一些疾病都希望到医院，马上能输液。其实好多的病可能不一定需要输液，用抗菌素。
现在为什么有超级细菌？超级细菌的原因就是滥用抗菌素，一发烧，嗓子一疼就上抗菌素，其实有的抗菌素不一定很对症，吃了没对症没解决问题，而对其他的细菌的抑制会产生，以后再用这个药的话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我觉得我们中医发展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这些年来由于长期扶持不够，投入不够，科研不够，临床总结不够，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中医们一位一位都去世了，继承也不够，这样造成了中医现在这种与西医比的落差很大。你刚才问我难在哪里，我是觉得很难，这个难度不是我们搞一次活动就能解决问题，这里面有好多理论的问题，需要临床上好好总结，科学需要总结，这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做。应该说国务院22号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现在各部门对我们中医的支持力度、经费投入应该说比前几年都明显增长了。
《经济》：您上任的三年是中医药有很大发展的三年，您这三年的任职有哪些感受？在未来几年，在这方面我们有哪些打算，您认为应该如何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实现发展中医的目标？
王国强：感受很多，我深深感到中医药的发展这两年来有了很大的新进展。
我举个例子，国家发改委从前年开始支持我们中医药在全国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主要突破我们中医筛选出来的16个病种，我们认为它和西医相比有优势，而且西医治疗上有难度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肝病、肾病、血液病包括艾滋病，像这些病应该说现在都是难点，那么中医这方面应该说有一些好的做法。
我们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我们希望每个临床研究基地承担一个病或者两个病，就是用中医理论去研究它，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述研究中医，从理论上，从技术上，从药物的研发上，临床疗效评价上来形成一个体系。
我们最近有一个天士力丹参滴丸在美国FDI（联邦药品管理局）通过了二期临床总结，效果很好。所以美国人也在认识，讲中医药的时候他不强调一定要讲到什么成分，精确到什么程度，就是临床上用了以后，除了安全性可以，就是临床上的疗效，它的疗效跟阿司匹林，跟硝酸甘油比较效果一样，说明你这个药还是有效。所以不一定要出理论，我想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可能很深奥，我们首先从疗效上，从安全性和疗效上去做。
我想如果用若干年时间，对16个病种我们中医都能够拿出很好的疗效，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而且对全人类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难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所以我想困难、挑战很多，但是我觉得机遇很好，中医发展的外部环境很好，不管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老百姓支持，都非常重要。而且现代医学发展的模式调整，医学目的的调整，都是向着中医的理念上转变的。
另外在这轮的医改中，我们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针对中医药而言就是，怎么样在国家的支持下使得中医药有确切的疗效，跟老百姓贴得很近，无论从医疗上面、保健方面，另外价格相对便宜。
《经济》：需求决定发展，事实上我们潜藏的中医药潜力很大，但是在事实层面，中医药发展也遭到了很多发展的制约，比如全面纳入医保范围等，在下面的时间，您认为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制约？
王国强：我们应该对造成当下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有个了解。中医药传统医学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和西医药相比它是个弱势群体，这些年来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西医药相比还是发展慢的，我们对中医药在体制、机制、政策、扶持的力度和西医比是差距很大的。
另外一个问题，从传统观念上来讲，大家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有了病求助医生的时候他首先想到“快”，而中医要熬药等的这种方式方法老百姓在接受上有点问题。
所以“十二五”就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展开，国内老百姓对健康需求，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我们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就有一个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一直讲中国的医药卫生发展道路应该有中国特色，不是去照搬英国的、美国的，而且大家也都看到，英国的和美国的现在不是说它很完美，美国也在医改，而且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美国人均医疗费用7600美元，比我们人均都多，总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是17%多。
就这样美国还有4000万人没有享受医保，现在的医疗保险难以支撑它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的高昂医疗费用，而且是个无底洞。这样往里投，特别是治那些疑难疾病，包括癌症花的钱不得了，所以中国不能走那条路，中国也不适合走英国的路，欧洲的路，欧洲的路也确实全面投入，也有好的经验，但他们医疗效率、治疗效果也遇到挑战。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医改也好，发展卫生事业也好，一定要坚持“中西并重”，一定要把两种医学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两种医学优势很好地融合起来，特别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讲的“治未病”，要关口前移，真正把预防为主体现在老百姓的健康医学上，体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另外就是中医药相对于西医药来讲，它的诊疗方法比较简单，它不依赖于高精尖的技术、仪器设备，相对来说医疗费用是比较低的。前两天我刚去了湖南，浏阳市有一个叫社港镇的卫生院，我去看了，有一个民间大夫，他治骨折，当时我去看了，一个小孩子骨折，X光片看到骨头掉到外面了，如果到西医院肯定马上手术，打钢板也好，打钉子也好，先固定，长好以后二次手术，然后再把钉子取出来，把钢板取出来。我问他西医治的话多少钱，他说两次的话恐怕得一万多块钱，而且对这个孩子的手的功能恢复可能还会有影响。而去看那个大夫，手上去按住这个手一下一提，就好了。手法复位，然后拿桑树皮，拿绷带去拍片，一看片子骨头复原了，我说花多少钱，只有几百块钱。
这样的疗效当然不言而喻，费用也很低的。而且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以前我当过赤脚医生，“一根针，一把草”的时代我也经历过，我就是从地上采回来麻子荐（音）就治痢疾了。以这种低廉的价格治病，走中国特色，中西医两种优势汇聚，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关口前移。这不是我自卖自夸，现在国际上都那么重视，我们再不重视，那可真是要让人家走在前面了。
《经济》：我们来分析社会公众需求，中老年人可能对中医药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年轻一代可能更多依靠社会时尚进行选择，社会的现实结构决定着中医药的“人气”，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设想，创造一种更时尚的中医药文化，营造出中医药的新的文化氛围？
王国强：前不久习近平副主席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专门为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讲到中医是中华文化精髓。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联合挂了牌子叫中医孔子学院，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很好的一个平台。
要在社会上形成中医药大发展的局面，我认为现在要形成两个倒逼机制，一个倒逼机制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倒逼我们中医的学术发展，使中医能够更好地造福老百姓。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政策不支持，老百姓不认识，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政策也支持，群众也欢迎，中医的发展就形成了很好的背景支持。
所以我们讲“十二五”的发展就是好好把中医药发展，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老百姓的需求也好，我们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也好，中国特色也好，原创性的技术也好，我们要制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
第二个倒逼机制就是当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之后，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医，研究中医，国外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它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是不是会墙内开花墙外红，人家研究出来以后回过头来会出口转内销。有的人就曾经扬言，50年以后让中国向外国学中医，这个情势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如果中国不重视中医，中国自己的东西不保护，知识产权不保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势。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自己能不能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主导权、话语权，标准的制定权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的才是世界的
中医药是中国的，但是也早已成为世界的。“自己的瑰宝”现在却面临着外来的冲击，这是中国中医药的时代命题，如何对原产地进行深入保护？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更好地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扬名世界。
《经济》：现在中医药的原产地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的中草药原产地名称保护几乎是空白，一些专家呼吁重要的原产地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在如何加强中草药的原产地保护，以及如何与当地的地理标志建立联系方面，您有哪些想法？此外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应该如何加强？
王国强：做好这两方面应该说是很难的。比如知识产权，几千年的方子，可能早已经超过了保护期；另外它是一种知识，人家拿去研究的话，再申请知识产权以后，可能就是对方的了。对于知识产权战略，因为中医是中国的原创，所以中国应该去重视，就是说我们原创我们要有发言权。
前不久，我们中医针灸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是让其得以系统地传承。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不是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医到了欧洲，但它可能有变化，它需要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用。你说奥林匹克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奥运会和世界其他的奥运会有不同的地方吗？肯定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各地的特点。
《经济》：对于公众和患者而言，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中医诊疗标准不统一”，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保证中医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措施，更有人说这“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这就让人想到了中餐，中餐的美味和健康世人公认，但是到现在也没有非常成功的中餐连锁企业，其中中餐的标准化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中医也是一样，如何实现中医药的标准化？
王国强：标准化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国际标准委员会已经确定成立一个中医药标准委员会，总部设在中国，秘书处在上海。
当然我现在也很担心中药的原产地保护，比如要从沙漠里挖甘草，挖锁阳，把土地都破坏了，你去挖虫草可能造成破坏性的结果，随着土地减少，我们中医药究竟怎么发展？
另外我们怎样去进行规模化建设，我们应该改良它，有些珍贵的、稀缺的，我们应该找替代品，像牛黄、麝香、虎骨，虎骨现在不可以用了，你怎么弄？麝香非常缺，怎么办？没有真麝香、没有真牛黄，它的疗效就受影响，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科研，寻求解决。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药材在涨价，为什么涨价？因为粮食在涨价，农产品都在涨价。中药材也是农产品，农民说这个卖不出钱他就不种了，而不种中药就没有了，怎么样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非常重要。
《经济》：您也提到“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内涵挖掘和丰富发展不够，以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为基础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您认为在促进中医药科研创新方面，如何实现突破？
王国强：从中医自身来讲，中医要与时俱进，既要继承又要创新，现在我们存在继承不够，中医的精髓，中医好的理念，我们可能还没有学到，没有继承下来；同时创新不足，就是说怎么样满足现代人对中医的需求，中药怎么进行改革。我认为应该在保持中医的特色和理论的基础上，使它变成老百姓乐意接受的治疗方法，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改进。
比如说，中医药的复方制剂，复方是中医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谓复方就是“多靶点”，既要“治局部”，同时要“调整体”，比如扶正祛邪，同时清热解毒；同时它又能够通过药检部门检测，能够标准化，能够做成疗效确切的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很多的科研工作。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走向西化了，中药提取单一成分，就变成一个西药的一个概念去看中药，这样很容易把中药的精髓和特色消除掉。你看《黄帝内经》、《伤寒论》都是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它和西医还不一样，怎么样把临床的经验能够很好地总结出来，能够形成口碑性的推广实用技术这个过程，是一个课题。
创新是一个全方位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中医的技术创新，中医的诊断方法创新，中医的疗效评价创新；在中医药的产业方面，中医药制剂，中医药药效，中医药祖方这方面创新。我说创新不足就在于，我们中医药的发展滞后于现代人对医学、医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