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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历史与个人叙事相结合，在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中并非首次尝试，《茧》作为其数年磨砺之作将这种创作方式继续深入实验着。作为情感连接的历史在这里得到了张悦然更加深入的思考，相比之前有了一定的突破但仍然不甚完满，这既与张悦然面对遥远历史的经验不足有关，实际上也与其创作追求相联系。对个人化审美化的追求在其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她专注于发掘人物的情感发展，努力与每个人物作近距离对话。张悦然将历史与个人结合的叙事在这里得到了再一次的磨砺，不断向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思考的血液，其最终成果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 历史 经验 青春 个人化 合流
《茧》的故事发生在一段纠缠着几代人情感的“文革”惨案的背景之下，通过代际的方式展现着罪行的传递与复活，作为背景与故事线索的“文革”确实体现了张悦然对其复杂性的思考，也是她将社会全景與个人表达合流下的一次有意尝试，但如同她在后记里说的“我在表达一种对爱的需求……意识到很多关于爱的问题都和父辈相关。……真切地明白根源或许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是那些改变他们、塑造他们的历史。”①对于文革惨案的叙述是她追溯有关“爱”的原因与最终的结果的手段，其目的仍然最终指向其审美上的个人化的表达，而这种关于“爱”的追寻结果如何，是否如结局一般“轻而易举”的达成了和解，仍是值得存疑的问题。
一、历史语境下的尝试与反思
《茧》并非是张悦然将历史与个人叙述相结合的第一次尝试，早在她的小说《誓鸟》中，张悦然就力图将宏大历史与时代事件拉入叙述中来，如作品中对巴里安火灾、三宝山事件等的描述，是为完成其“对南洋华人血泪史的有限还原”，以期将其创作成“一部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小说”②。小说对历史的叙述因其经验的不足总是显得底气不够，但这次创作无疑对后来《茧》的创作提供了一次可贵的“练笔”的机会。
也许是《誓鸟》中的历史事件距离作者的实际经验与视野范围太过遥远，张悦然的《茧》将目光投向了距离自己实际生活相对近一些的“文革”时期。正像有人指出的，“80后一代人的困境在于顾影自怜，放大私我的情感而缺乏必要的克制，……需要锤炼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以艺术的方式而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改进。”③张悦然将“文革”这一历史情境引入小说可以看做是对这种困境的自觉突围。她的灵感来源，“……根植于一桩我父亲目睹的真实事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调查和采访上，因为它的真实令我敬畏。”④这里体现了张悦然对历史的开掘的自觉意识在这篇小说中，她联系起了三代人的精神线索，以罪与罚牵扯着三代人的神经，体现着各代人在面对事实时的不同的反映。
（一）作为线索的“文革”叙事与对“文革”历史的思考
“文革”事件在小说中充当着叙述的线索，小说人物的情感随之牵动而变化，成为罪恶传递的连接点。小说编织了一张网罗各个人物的网，呈现出清晰的发展线索。第一代人中李佳栖奶奶与秦婆婆承受赎罪与冤屈的不同痛苦，到第二代李牧原与汪露寒在真相面前的挣扎与自我谴责，再到通过317病室的程恭爷爷作为历史实体以直面历史的方式的呈现，既连接着第三代人程恭与李佳栖的情感，也成为第二代汪露寒与第三代程恭对话的一个通道。而程恭肩负着所谓揭秘家族真相的“使命”，对李佳栖感情的变化、与汪露寒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愫以及连接着317病室生发的一系列情感波动都与“文革”的那一桩历史罪案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因为这件历史罪案的网罗，作为一直为爷爷正名的李沛萱为此惨遭毁容，程恭姑姑对李牧原无法言说的情谊与怀疑……罪与罚通过这一历史罪案传递着，“文革”带给人们的是传递式的痛苦与挣扎，“钉子”案件述说着那段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是时间不能抹杀掉的精神哀痛。
而面对“文革”，张悦然有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思考。
“文革”的罪因在小说中是复杂的、并不明了的，或者说孰是孰非并没有简单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李冀生是将钉子插入程恭爷爷脑中的凶手，但是汪良成为何包庇他而自杀顶罪，作为医术高超的院士、被媒体报导的被称为“仁心仁术”的李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双重身份下的人性暴露不能被简单的看做是将“文革”的血腥与杀戮的纯粹呈现，而是纠缠着人性的复杂与人事的诡谲。
而在面对变成植物人的程守义，程恭一家人对待这桩历史罪案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清，文中写道，“仔细回想，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家总有一个成员希望爷爷不要死。……他好像总能吸引来我们想要的东西，让我们为了得到它们，虔诚地祈祷他继续活下去。”⑤罪案带来的痛苦具化为生活的压力，这时是否再去追问凶手是谁，是否再去追究孰是孰非似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历史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联想程恭奶奶的种种看似“无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留给人们的不只有罪与罚的不断延续，还有沉痛之后生活带来的无可奈何。
（二）关于经验书写
与《誓鸟》相比，虽然叙述事件的距离在时间与地理上都相对较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难度的降低，作为一名80年代出身的作家，没有直接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代，不同于50后的亲身经验去追求历史本质化的写作，不同于60后作为历史旁观者可以依靠想象展现历史，历史经验与个人经验的不对等下，想要描述与讨论陌生的历史，就只能从父辈的回忆中加以开掘。为合理解释与还原当年历史发生的场景，张悦然在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放置了人物的故事，她有意标识几个时间节点如1967、1976、1999等，力求通过这样重要时间点的安排来展示历史发展的路径，如李佳栖父亲李牧原由上学时的酷爱作诗的才子变为弃文从商的商人，并在裹挟着金钱物欲的时代浪潮中一步步走向毁灭。
尽管小说创作中尽力刻画，但因为经验不足与时间距离过远导致的隔阂依旧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故事的叙述采用了一种形式，即将祖父辈的故事以采访报道稿件的形式来呈现，第二代李牧原们则通过李佳栖程恭的回忆叙述展现，而第三代作为最贴近现实的存在则由程恭们直接叙述。另外，有关程恭在梦中与爷爷学习打枪、李佳栖有关套娃的含有尖叫声的梦境等场景充斥着张悦然的想象色彩，表现为一种刻意追求象征的形式，而针对“死人塔”环境的叙述、对当年凶案发生过程的“还原”，也留有刻意贴近真实的痕迹。我们看到唐晖与李佳栖的对话，“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⑥这样强制性的将历史与个人牵扯在一起，或者也正是作者创作内心的表露，这种有关历史的表白太过明显，反而影响了作品的深刻。 那么，张悦然的“文革”叙事真的仅仅因为没有亲身经验才显得不那么厚重吗？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现场就写不出深刻的作品吗？或者说，新世纪的文学叙事，最倚重的因素是“经验”吗？
朱小如曾经在一次有关“中国经验”的对话中谈及这一问题，“我比较怀疑从现实生活中‘体验过’重大灾难和苦难的经验，我们就能写出‘伟大的文学’的说法，……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是要把生活中的灾难和苦难，提高到精神层面上来思考问题。”⑦是否真正“经验过”并不能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值得去阅读，而在于是否能完成在书写中所追求达到的“目的”，引入精神层面的思考，能否将历史叙事与自身写作联系起来形成一套独有的审美模式，而不是仅仅探索一种叙事方式，要警醒“在讲述真实的革命历史的时候掺杂了过多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而我们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又由于套上了革命的、进步的种种敘事伦理光环，以致在审美趣味上陷入了过于褊狭、单调。”⑧因此，经验与否并非决定品质的唯一要素，且书写经验与警惕经验同样重要。
除开经验的因素不说，张悦然对历史叙事的追求与写作目的其实也影响或者说注定了《茧》在“文革”叙述上不会有太大的格局，如同张悦然自己在《茧》的后记中说的，“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⑨张悦然并无意将“文革”事件上升到解剖历史的高度，“文革”事件在这里抽象化为一种作为叙事缘由的存在，它作为一种叙事线索与背景，并没有包含太多的独特性，“它不必承担细致逻辑和形象的后果，这个文革可以置换成其他的词汇比如封建、民族劣根性、专制等。”⑩这种创作重心的偏移意味着叙述永远服从于人物的塑造与情感的发展，“文革”历史在得到思考的同时，也面对着一种尴尬，即被使用。这种突入历史的尝试，无法被十分确定的描述为张悦然在面对主流话语对“80后”的指摘与批评后的有意“趋奉”，对其向宏大叙事靠拢、求得所谓历史厚重感的认同与实验，但可以确认的是，张悦然在有意用历史来结构作品以得到个体的表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历史事件弥补了个人经验的单薄无力，那么也恰是个人情感的诚挚流露，冲淡了小说对现实态度略显稚嫩的悲情与愤怒。”
二、个人化的叙事
正如前面所说的，张悦然对于“文革”历史在叙述上虽有尝试，但其最终目的归根到底抓的还是个人化的审美的表达，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都围绕在梳理李佳栖和程恭的两条情感线。
对李佳栖，作品更多的笔墨放置在她对于父爱的追逐上，观照她前期的创作，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作品中，张悦然就对人物与父爱的“恋父”主题有诸多叙述，她也曾自白说，“父亲的形象在我的成长中有一种缺席感……我想得到父亲的爱，但是我们之间始终不能够达到令我满意距离。在写作中，我似乎在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11}而正像有人说的，“如果说杜宛宛的‘恋父’源于父亲给予她的几近宠溺的关爱，璟‘恋父’是因为陆逸寒填补了父爱缺席的空白，那么李佳栖的‘恋父’则近乎一种单方面的、本能性的执拗。”{12}李佳栖一直将父亲视作追寻的对象，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执拗的追寻，这种疯狂使得她在面对汪露寒时有莫名的敌对态度，带有偏执的占有欲，“盼望自己发烧。好像必须生一点病来表达哀痛，那样才算和汪露寒的晕倒扯平。比她更痛苦，似乎就是意味着比她更爱爸爸。”{13}而为了得到更多关于父亲的信息，李佳栖不惜以身体作为交换接近在父亲生命中走过的人，在许亚琛、谢天成、殷正等人的叙述中，李佳栖也许更加接近的是来自父亲的故事，但却离父爱越来越远。就像文中唐晖试图唤醒李佳栖的话一样，“……为了滋养你自己匮乏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着爱，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李佳栖，你懂什么是爱吗？”{14}李佳栖对父亲的爱的追逐是偏执与病态的，这注定使她迷失在以寻爱为名的没有爱的国度里。
捕捉李佳栖细腻的情感变化是小说故事的一支，而另一支则在于程恭在面对家族使命上的思考与他对李佳栖情感的变化上。程恭的心理发展轨迹的确很像是青春小说中“浪子回头”式的模式，即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他对于李佳栖从依赖到疑惑再到纠结、疏远、亲近，对陈莎莎的利用、冷漠、怜惜……这一系列的情感的变化混合着张悦然青春书写的笔调变得忧伤哀婉，细腻地展示了作为少年的程恭一路成长的心理历程。
除此之外，即使如关于317病室中“灵魂”的场景，其最终落脚点依旧在于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做背景，当李佳栖说出躺在病床上的爷爷“灵魂被囚禁”在身体里面了的时候，书中说“我们的目光撞了一下，立即分开，又各自低下头去。现在，这个房间里有三个人。我们再也无法忽略我爷爷的存在了。”{15}文章展现的是历史背景和纠缠中各种人物的内心变化与疼痛感的传递，在叙述手法上使用回忆的个人视角，也是方便于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而文革的那场冤案的结果在每个人尝试寻找解除罪恶的方式的比较下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更是个人化的。这种结果虽然有上述作者经验力不能及的结果，其实也是张悦然本身自我追求格局的考量，就像她说的：“我希望在读者眼里，我是一个以某个句子、某个段落、某个篇章或者某个小说打动过他们的作家。”{16}总之，《茧》的创作的确是实践了她访谈中的表述：“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17}
张悦然的个人叙事一直在追寻“爱”的可能，而这种追寻最后的结果如何呢？《茧》的结尾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似乎可以看做是个光明的尾巴。在作者的设计下，李佳栖抛掷硬币的结果已经不很重要，陈莎莎的默默离去留给程恭和李佳栖更多的温情来忘记两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仿佛这一切就这样随着死人塔的销毁、程恭爷爷的失踪一样没有痕迹，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吗？联系前文，程恭爷爷的失踪仍给后代留下精神的不安，继奶奶之后，姑姑成为守望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守望者，是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空壳；李佳栖实际上一直是那桩罪案的被蒙蔽者，对父亲的追逐不会因为他的死而终止，只是在经历了包括唐晖在内的人的失去之后，默然选择再续与程恭儿时的微妙情愫；程恭在做出了雪地闷杀小狗的事情后又有面对陈莎莎生死求救时的冷漠，真的能如同结尾的突然转折般，将所有恩怨放下，与李佳栖达成完全的和解吗？救赎在这里变得不甚可信了。张悦然的结尾显得处理的过于急促，历史的罪行、几代人的纠葛在这里似乎草草收尾，给人留下诸多疑问，不能不说是她在践行个人叙事时的存疑之处。 三、结语
朱小如在谈及先锋一代作家接触历史题材时曾经这样说道：“从这一代作家近作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他们或凭‘历史记忆’，或凭‘发掘民间传奇’，或凭‘别人的的生活’中汲取到的‘丰富’写作资源，就是很难再看到他们自己直面当下社会生活真切体验着的‘活生生’的东西了。”{18}作为“80后”的张悦然实际上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将生活贴近历史所作的努力。
张悦然的历史介入，虽然是从别人的声音中寻找历史的痕迹，但是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之间却是有着体验的尝试的，也是有着创作的精神追求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变成了我必须要写的、必须要去面对的东西。记下这个故事，对于那个植物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对于我、对于后代人来說则特别重要，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建精神世界。”{19}作为80年代的作家，在没有经历文革事件的一代，对历史的真实与亲切是自觉与探秘式的，渴望与那段遥远的历史发生一种时光与精神上的连接，去体会曾经的人们的忧惧与恐慌，去探讨孰是孰非，探索历史真相，张悦然将父辈几代人的恩怨情仇结构在小说中就是由这种文学动力驱使的。小说中以人物为历史的承载物，尝试将历史与个人结合起来，正是发掘历史与描述当下生活相互融合的一次可贵实践，至于将青春叙事与历史放置在一起的叙事方式是否能真正沉淀为一种审美思想模式，则是对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我们面对文学的共同的希冀。
注释：
①⑤⑥⑨{13}{14}{15}张悦然.《茧》[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423，319，112，424，262-263，385，166.
②{12}杨有楠.“破茧”的艰难——从长篇创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当代文坛，2016-12-30.
③杨庆祥.罪与爱与一切历史的幽灵又重现了——由张悦然的《茧》再谈80后一代[J].南方文坛，2016.
④{11}{16}王琨，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由特写展开的”——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3（6）.
⑦⑧{18}朱小如.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M].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70，72，98.
⑩项静.秘密先于感情而存在[J].上海文化，2016-05-20.
{17}张悦然，霍艳.“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J].中国图书评论，2013.7.
{19}欧阳春燕，张悦然.现在就对我们失望，未免太着急了[J].长江日报，2016-9-6（15）.
关键词： 历史 经验 青春 个人化 合流
《茧》的故事发生在一段纠缠着几代人情感的“文革”惨案的背景之下，通过代际的方式展现着罪行的传递与复活，作为背景与故事线索的“文革”确实体现了张悦然对其复杂性的思考，也是她将社会全景與个人表达合流下的一次有意尝试，但如同她在后记里说的“我在表达一种对爱的需求……意识到很多关于爱的问题都和父辈相关。……真切地明白根源或许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是那些改变他们、塑造他们的历史。”①对于文革惨案的叙述是她追溯有关“爱”的原因与最终的结果的手段，其目的仍然最终指向其审美上的个人化的表达，而这种关于“爱”的追寻结果如何，是否如结局一般“轻而易举”的达成了和解，仍是值得存疑的问题。
一、历史语境下的尝试与反思
《茧》并非是张悦然将历史与个人叙述相结合的第一次尝试，早在她的小说《誓鸟》中，张悦然就力图将宏大历史与时代事件拉入叙述中来，如作品中对巴里安火灾、三宝山事件等的描述，是为完成其“对南洋华人血泪史的有限还原”，以期将其创作成“一部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小说”②。小说对历史的叙述因其经验的不足总是显得底气不够，但这次创作无疑对后来《茧》的创作提供了一次可贵的“练笔”的机会。
也许是《誓鸟》中的历史事件距离作者的实际经验与视野范围太过遥远，张悦然的《茧》将目光投向了距离自己实际生活相对近一些的“文革”时期。正像有人指出的，“80后一代人的困境在于顾影自怜，放大私我的情感而缺乏必要的克制，……需要锤炼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以艺术的方式而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改进。”③张悦然将“文革”这一历史情境引入小说可以看做是对这种困境的自觉突围。她的灵感来源，“……根植于一桩我父亲目睹的真实事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调查和采访上，因为它的真实令我敬畏。”④这里体现了张悦然对历史的开掘的自觉意识在这篇小说中，她联系起了三代人的精神线索，以罪与罚牵扯着三代人的神经，体现着各代人在面对事实时的不同的反映。
（一）作为线索的“文革”叙事与对“文革”历史的思考
“文革”事件在小说中充当着叙述的线索，小说人物的情感随之牵动而变化，成为罪恶传递的连接点。小说编织了一张网罗各个人物的网，呈现出清晰的发展线索。第一代人中李佳栖奶奶与秦婆婆承受赎罪与冤屈的不同痛苦，到第二代李牧原与汪露寒在真相面前的挣扎与自我谴责，再到通过317病室的程恭爷爷作为历史实体以直面历史的方式的呈现，既连接着第三代人程恭与李佳栖的情感，也成为第二代汪露寒与第三代程恭对话的一个通道。而程恭肩负着所谓揭秘家族真相的“使命”，对李佳栖感情的变化、与汪露寒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愫以及连接着317病室生发的一系列情感波动都与“文革”的那一桩历史罪案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因为这件历史罪案的网罗，作为一直为爷爷正名的李沛萱为此惨遭毁容，程恭姑姑对李牧原无法言说的情谊与怀疑……罪与罚通过这一历史罪案传递着，“文革”带给人们的是传递式的痛苦与挣扎，“钉子”案件述说着那段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是时间不能抹杀掉的精神哀痛。
而面对“文革”，张悦然有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思考。
“文革”的罪因在小说中是复杂的、并不明了的，或者说孰是孰非并没有简单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李冀生是将钉子插入程恭爷爷脑中的凶手，但是汪良成为何包庇他而自杀顶罪，作为医术高超的院士、被媒体报导的被称为“仁心仁术”的李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双重身份下的人性暴露不能被简单的看做是将“文革”的血腥与杀戮的纯粹呈现，而是纠缠着人性的复杂与人事的诡谲。
而在面对变成植物人的程守义，程恭一家人对待这桩历史罪案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清，文中写道，“仔细回想，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家总有一个成员希望爷爷不要死。……他好像总能吸引来我们想要的东西，让我们为了得到它们，虔诚地祈祷他继续活下去。”⑤罪案带来的痛苦具化为生活的压力，这时是否再去追问凶手是谁，是否再去追究孰是孰非似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历史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联想程恭奶奶的种种看似“无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留给人们的不只有罪与罚的不断延续，还有沉痛之后生活带来的无可奈何。
（二）关于经验书写
与《誓鸟》相比，虽然叙述事件的距离在时间与地理上都相对较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书写难度的降低，作为一名80年代出身的作家，没有直接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代，不同于50后的亲身经验去追求历史本质化的写作，不同于60后作为历史旁观者可以依靠想象展现历史，历史经验与个人经验的不对等下，想要描述与讨论陌生的历史，就只能从父辈的回忆中加以开掘。为合理解释与还原当年历史发生的场景，张悦然在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放置了人物的故事，她有意标识几个时间节点如1967、1976、1999等，力求通过这样重要时间点的安排来展示历史发展的路径，如李佳栖父亲李牧原由上学时的酷爱作诗的才子变为弃文从商的商人，并在裹挟着金钱物欲的时代浪潮中一步步走向毁灭。
尽管小说创作中尽力刻画，但因为经验不足与时间距离过远导致的隔阂依旧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故事的叙述采用了一种形式，即将祖父辈的故事以采访报道稿件的形式来呈现，第二代李牧原们则通过李佳栖程恭的回忆叙述展现，而第三代作为最贴近现实的存在则由程恭们直接叙述。另外，有关程恭在梦中与爷爷学习打枪、李佳栖有关套娃的含有尖叫声的梦境等场景充斥着张悦然的想象色彩，表现为一种刻意追求象征的形式，而针对“死人塔”环境的叙述、对当年凶案发生过程的“还原”，也留有刻意贴近真实的痕迹。我们看到唐晖与李佳栖的对话，“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⑥这样强制性的将历史与个人牵扯在一起，或者也正是作者创作内心的表露，这种有关历史的表白太过明显，反而影响了作品的深刻。 那么，张悦然的“文革”叙事真的仅仅因为没有亲身经验才显得不那么厚重吗？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现场就写不出深刻的作品吗？或者说，新世纪的文学叙事，最倚重的因素是“经验”吗？
朱小如曾经在一次有关“中国经验”的对话中谈及这一问题，“我比较怀疑从现实生活中‘体验过’重大灾难和苦难的经验，我们就能写出‘伟大的文学’的说法，……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是要把生活中的灾难和苦难，提高到精神层面上来思考问题。”⑦是否真正“经验过”并不能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值得去阅读，而在于是否能完成在书写中所追求达到的“目的”，引入精神层面的思考，能否将历史叙事与自身写作联系起来形成一套独有的审美模式，而不是仅仅探索一种叙事方式，要警醒“在讲述真实的革命历史的时候掺杂了过多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而我们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又由于套上了革命的、进步的种种敘事伦理光环，以致在审美趣味上陷入了过于褊狭、单调。”⑧因此，经验与否并非决定品质的唯一要素，且书写经验与警惕经验同样重要。
除开经验的因素不说，张悦然对历史叙事的追求与写作目的其实也影响或者说注定了《茧》在“文革”叙述上不会有太大的格局，如同张悦然自己在《茧》的后记中说的，“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⑨张悦然并无意将“文革”事件上升到解剖历史的高度，“文革”事件在这里抽象化为一种作为叙事缘由的存在，它作为一种叙事线索与背景，并没有包含太多的独特性，“它不必承担细致逻辑和形象的后果，这个文革可以置换成其他的词汇比如封建、民族劣根性、专制等。”⑩这种创作重心的偏移意味着叙述永远服从于人物的塑造与情感的发展，“文革”历史在得到思考的同时，也面对着一种尴尬，即被使用。这种突入历史的尝试，无法被十分确定的描述为张悦然在面对主流话语对“80后”的指摘与批评后的有意“趋奉”，对其向宏大叙事靠拢、求得所谓历史厚重感的认同与实验，但可以确认的是，张悦然在有意用历史来结构作品以得到个体的表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历史事件弥补了个人经验的单薄无力，那么也恰是个人情感的诚挚流露，冲淡了小说对现实态度略显稚嫩的悲情与愤怒。”
二、个人化的叙事
正如前面所说的，张悦然对于“文革”历史在叙述上虽有尝试，但其最终目的归根到底抓的还是个人化的审美的表达，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都围绕在梳理李佳栖和程恭的两条情感线。
对李佳栖，作品更多的笔墨放置在她对于父爱的追逐上，观照她前期的创作，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作品中，张悦然就对人物与父爱的“恋父”主题有诸多叙述，她也曾自白说，“父亲的形象在我的成长中有一种缺席感……我想得到父亲的爱，但是我们之间始终不能够达到令我满意距离。在写作中，我似乎在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11}而正像有人说的，“如果说杜宛宛的‘恋父’源于父亲给予她的几近宠溺的关爱，璟‘恋父’是因为陆逸寒填补了父爱缺席的空白，那么李佳栖的‘恋父’则近乎一种单方面的、本能性的执拗。”{12}李佳栖一直将父亲视作追寻的对象，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执拗的追寻，这种疯狂使得她在面对汪露寒时有莫名的敌对态度，带有偏执的占有欲，“盼望自己发烧。好像必须生一点病来表达哀痛，那样才算和汪露寒的晕倒扯平。比她更痛苦，似乎就是意味着比她更爱爸爸。”{13}而为了得到更多关于父亲的信息，李佳栖不惜以身体作为交换接近在父亲生命中走过的人，在许亚琛、谢天成、殷正等人的叙述中，李佳栖也许更加接近的是来自父亲的故事，但却离父爱越来越远。就像文中唐晖试图唤醒李佳栖的话一样，“……为了滋养你自己匮乏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着爱，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李佳栖，你懂什么是爱吗？”{14}李佳栖对父亲的爱的追逐是偏执与病态的，这注定使她迷失在以寻爱为名的没有爱的国度里。
捕捉李佳栖细腻的情感变化是小说故事的一支，而另一支则在于程恭在面对家族使命上的思考与他对李佳栖情感的变化上。程恭的心理发展轨迹的确很像是青春小说中“浪子回头”式的模式，即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他对于李佳栖从依赖到疑惑再到纠结、疏远、亲近，对陈莎莎的利用、冷漠、怜惜……这一系列的情感的变化混合着张悦然青春书写的笔调变得忧伤哀婉，细腻地展示了作为少年的程恭一路成长的心理历程。
除此之外，即使如关于317病室中“灵魂”的场景，其最终落脚点依旧在于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做背景，当李佳栖说出躺在病床上的爷爷“灵魂被囚禁”在身体里面了的时候，书中说“我们的目光撞了一下，立即分开，又各自低下头去。现在，这个房间里有三个人。我们再也无法忽略我爷爷的存在了。”{15}文章展现的是历史背景和纠缠中各种人物的内心变化与疼痛感的传递，在叙述手法上使用回忆的个人视角，也是方便于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而文革的那场冤案的结果在每个人尝试寻找解除罪恶的方式的比较下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更是个人化的。这种结果虽然有上述作者经验力不能及的结果，其实也是张悦然本身自我追求格局的考量，就像她说的：“我希望在读者眼里，我是一个以某个句子、某个段落、某个篇章或者某个小说打动过他们的作家。”{16}总之，《茧》的创作的确是实践了她访谈中的表述：“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17}
张悦然的个人叙事一直在追寻“爱”的可能，而这种追寻最后的结果如何呢？《茧》的结尾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似乎可以看做是个光明的尾巴。在作者的设计下，李佳栖抛掷硬币的结果已经不很重要，陈莎莎的默默离去留给程恭和李佳栖更多的温情来忘记两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仿佛这一切就这样随着死人塔的销毁、程恭爷爷的失踪一样没有痕迹，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吗？联系前文，程恭爷爷的失踪仍给后代留下精神的不安，继奶奶之后，姑姑成为守望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守望者，是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空壳；李佳栖实际上一直是那桩罪案的被蒙蔽者，对父亲的追逐不会因为他的死而终止，只是在经历了包括唐晖在内的人的失去之后，默然选择再续与程恭儿时的微妙情愫；程恭在做出了雪地闷杀小狗的事情后又有面对陈莎莎生死求救时的冷漠，真的能如同结尾的突然转折般，将所有恩怨放下，与李佳栖达成完全的和解吗？救赎在这里变得不甚可信了。张悦然的结尾显得处理的过于急促，历史的罪行、几代人的纠葛在这里似乎草草收尾，给人留下诸多疑问，不能不说是她在践行个人叙事时的存疑之处。 三、结语
朱小如在谈及先锋一代作家接触历史题材时曾经这样说道：“从这一代作家近作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他们或凭‘历史记忆’，或凭‘发掘民间传奇’，或凭‘别人的的生活’中汲取到的‘丰富’写作资源，就是很难再看到他们自己直面当下社会生活真切体验着的‘活生生’的东西了。”{18}作为“80后”的张悦然实际上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将生活贴近历史所作的努力。
张悦然的历史介入，虽然是从别人的声音中寻找历史的痕迹，但是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之间却是有着体验的尝试的，也是有着创作的精神追求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变成了我必须要写的、必须要去面对的东西。记下这个故事，对于那个植物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对于我、对于后代人来說则特别重要，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建精神世界。”{19}作为80年代的作家，在没有经历文革事件的一代，对历史的真实与亲切是自觉与探秘式的，渴望与那段遥远的历史发生一种时光与精神上的连接，去体会曾经的人们的忧惧与恐慌，去探讨孰是孰非，探索历史真相，张悦然将父辈几代人的恩怨情仇结构在小说中就是由这种文学动力驱使的。小说中以人物为历史的承载物，尝试将历史与个人结合起来，正是发掘历史与描述当下生活相互融合的一次可贵实践，至于将青春叙事与历史放置在一起的叙事方式是否能真正沉淀为一种审美思想模式，则是对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我们面对文学的共同的希冀。
注释：
①⑤⑥⑨{13}{14}{15}张悦然.《茧》[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423，319，112，424，262-263，385，166.
②{12}杨有楠.“破茧”的艰难——从长篇创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当代文坛，2016-12-30.
③杨庆祥.罪与爱与一切历史的幽灵又重现了——由张悦然的《茧》再谈80后一代[J].南方文坛，2016.
④{11}{16}王琨，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由特写展开的”——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3（6）.
⑦⑧{18}朱小如.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M].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70，72，98.
⑩项静.秘密先于感情而存在[J].上海文化，2016-05-20.
{17}张悦然，霍艳.“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J].中国图书评论，2013.7.
{19}欧阳春燕，张悦然.现在就对我们失望，未免太着急了[J].长江日报，2016-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