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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物质待遇如同河道，曾经被“限制”过，被阻拦过，但总体上是改善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几年。不经意间，我等已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那幸福的感觉有据可依，并伴随着精神的自豪。我最终追求的是：物质生活充裕以后的那种了无牵挂的宁静。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如河的人生》一文中写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小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大海，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
我很喜欢罗素的这一经典譬喻以及其人生体验。年龄是一种容量，它让我们每个人渐渐变得包容，渐渐变得愉快，渐渐珍惜一切的存在。从教20年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之河已渐渐平稳，正在流向那自由而浩瀚的生活的大海。我大约能算得上一个热爱思考的人，我喜欢一卷在手任思想驰骋的那种感觉。我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更倾向于小富即安，来了点洪水便感觉到泛滥。
但是，即使站在一个非常客观而实际的角度来讲，我也确信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如果说初为人师的时候我的生活还是略显窘迫的话，那么今天应该能算作丰衣足食了。1/5世纪的历程，特别是最近几年的生活，让我的家庭经济拥有了绝对的增量。时代的前进，区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自豪，也包括物质上的实惠。作为一名站在三尺讲台前守望孩子与自己未来的普通教师，我觉得自己的幸福感是有据可依的。我断然不会奢侈，但是也从来没有苛求过节俭。我的感觉是真实的。
我不以为我们教师行业的生活待遇是一直在提高的。如同河道一样，曾经被“限制”过，曾经被“巨石”阻拦过。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改善的。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1988年9月，当我从学校会计手里领到踏上讲台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很激动。数了数，86元。长期的苦孩子、穷学生的经历让我觉得这个数额是不小的。19岁的我甚至想不到要用这些钱给父母买点东西。我用了大约40元钱买了一台收音机、一副羽毛球拍和一副拉力器。这些可都是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啊，它们简直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志。现在，我自己有工资了，可以骄傲地拥有它们了，我觉得幸福生活之门正向我徐徐开启。
1989年的年底，物价涨得很厉害。我清楚地记得，大白菜竟然卖到每斤1元（也可能与当年大白菜歉收有些关系）！当时一个月的90多元工资，除了在学校食堂里消耗40元左右，就仅仅够买几棵大白菜的。我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根基被动摇了，对自己以后的生存产生了疑惧。于是，我懂得了节俭。我必须积攒一些收入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也为以后自己结婚、建立家庭作些准备。那时侯，老师在街上买菜、买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时，总是要死缠烂磨地和商贩讲价，惹得商贩们背地里常常议论老师的小气。有时讲价急了，有的商贩竟当面奚落买东西的老师。我本来是羞于与人家你来我往地讨价还价的，但是没办法，适者生存，必须学习这样的语言太极术。
1993年的时候，我的月工资是100多元，这时我已经积蓄了五六百元（现在看来很可笑的，但那时觉得这的确是一笔钱）。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邻镇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处了一段时间，觉得还算合得来。有一次，女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现在有多少钱啊？我说有七八百。因为虚荣，我把下面两个月的工资都算上了（实在没有勇气虚报得更多）。她说：真的？没骗我？我说：真的，就这些。我的脸红到了耳根。我结结巴巴地问她有多少钱。她笑眯眯地说：不多，也就四五千吧。就从这一次，我们处到了分水岭。再聊天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太寒酸，也明显地感到人家对我的敷衍。再往后呢，不要说了，几次过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时侯，供销行业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我们镇的一个党委书记就曾鼓励一位老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把你调去当营业员！”经济上区区几千元的落差，竟然黄了我的初次恋情。金钱，曾经那般残忍地灼痛了我的心。我是多么渴望富有一些啊！
1995年初，我的月工资已经涨到400多元了。当别人再次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已积聚了3000元钱（忘了交代一下了，我的父母生育了六个子女，我家在农村家庭也算是贫穷的，父母没有能力在终身大事上支持我）。我想，要是当初有了这3000元，也许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3000多元，这又是我自己一点一滴创造的最大一笔个人财富。捧在手里，掂量一下，我都觉得坠手了。看着它，我仿佛看到了成家立业的希望。把它收在哪里呢？思来想去，我把它放在了床顶的覆棚上面。每天放学到家，都要用手摸摸它还在不在。要是一下子没摸着，心里便“呼嗵”一下，陡然间紧张起来。存进银行里不是很安全吗？说来惭愧，教了近七年书，还没有到银行存过一次款呢。这时，人家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一次见的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一名普通的粮管所工人。我觉得我们是有缘分的——她没有嫌弃我的窘迫，当年就把她的全部积蓄交给了我：5000元。我们买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就在简单布置过的老家的旧瓦房屋里结婚了。清楚地记得，当年为了怎样使用这8000元钱的问题，我们是作过一番庄重的摇摆的：是买普通的家具、家电，一次性买全，还是注重品位，宁缺毋滥地买几件高档的结婚用品？很巧的，我所在的学校里有一对同事也和我选定在一个日子里结婚。他们用了4000多元买了一台21英寸的日产索尼电视。而我们，用了这8000元把衣柜、电视、洗衣机等什么都给买来了。当时的冰箱、空调不是一般的家庭所能享受的，所以我们连想都没有想一下。我们买了2600元一台的熊猫彩电，也是21英寸的，它很争气，一直用到前年才被换掉。
结婚时我们住在离街镇四里路的村子上，我和妻子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有时起床晚些，上班时间快到了，就骑着车子飞也似地冲刺。过了两个月，妻子有些厌倦了，问我学校里是否可以找到宿舍住，哪怕一间也行。我说绝对不可能的，学校里年轻教师多，双职工还安排不过来呢。妻子说，那我就找我们所的所长，求他给安排一间房子。妻子做事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儿，一次不行，两次；自己说不通，就找人说情。最终，我们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粮管所的一间宿舍里。我们用油毡等在走廊上围了个三四平方米的小格笼子，把灶具搬进去，就有了厨房了。自此，我这个“倒插门”的教师每天可以进出于这个一间房子的“家”了。这个“家”可真挤呀，连个停放自行车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在粮管所住了两年，自行车晚上都是放在外面走廊底下的。
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住上能够稍微透气一些的房子。我曾经向别人描绘过理想生活的图景：要是能够住上两间瓦房、外加两间小偏屋的独门独院的居室（我们学校当时的家属住房就是这样的），手里再有那么三五千元的备用钱，那我就满足了。机会说来就来了。不到两年，我们学校就出台了“学校出地，教师自费建房”的住房管理办法。这样，我住上了自己想像中的房子。这段时间，我和妻子省吃俭用，省下的一万多元正好够建起这样的一套房子。离我理想中的“手里再有三五千元的备用钱”差了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一万多元的房子都建起来了，再有那么几千元钱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大约从1997年开始，我们这里开始了“镇管教育”的管理体制。这是一段令教师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岁月。镇里发工资，有钱就早发，没钱就晚发，发不起就拖欠。拖欠时间最长的乡镇，据说有五六个月不曾向教师发一分钱。而且，各个乡镇的工资额等不一。那时候，不管距离远近，教师之间一旦晤面，总得围绕“工资”聊上半天。工资成了老师们最为忧心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省、市、县的媒体都曾把“某地足额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当作新闻来发布。最让教师经受折磨的似乎还不是这个。从1999年开始，又进行了“五制”改革。什么“结构工资制”呀，“评聘分离制”呀，一时间，教育成了最让人难以生存的行业。工资本身就没有保障，可能发的工资还被扣掉30%，以备“考评——浮动”之用。当时，有能力的老师大批量“孔雀东南飞”，流向苏南、省外去了。
我当时尚无“东南飞”的资本，所以只能“一蓑烟雨任平生”。客观地说，我们不怀疑改革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但“镇管教育”那段时间的混乱无序却是不容置疑的：比如镇里随意插手学校事务，为了“发展经济”，安排过学校租地搞“产调”、盖猪圈养猪；比如有一次发工资因为没钱，差一点就给老师们发放当时找不到销路的稻谷了（我们这儿是产粮大镇）……那时我的月工资额是七、八百元，可实际领到的，也只是五百多元。30%的余额，后来随着“五制”无声无息的退场也大部分返还了（至今还有几个月没发）。我并不感觉到那时的待遇低，但是，那段时间给我们的心灵打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我以为，今后将更加清楚地以为，任何背离人心，背离当下社会经济状况的教育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而没有独立尊严的教育除了带给教师以心灵炼狱般的感受之外，也由内而外地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失去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我和妻子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设计我们未来的生活。2000年，我所在的乡镇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拉开了小城镇建设的序幕。镇里号召各行各业的人到街面上建楼房。老师们大都不敢报名，但是我们家报了。不是说我的经济条件好，我的积蓄加上身底的房子一共也就三万多元的本钱，离建好两间楼房所需的大约六万元，尚有一半的缺口。但是我们坚信，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好转，我们的收入会多起来的，会还清自己的这些借款的。我们向信用社贷，向亲戚借，硬是“不识愁滋味”，扛起了两万多元的债务。事实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所欠的这笔债务后来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还清了。工资又涨了，到2003年，我的月工资额已经突破千元大关了。
我们家多少代以来第一个住上楼房的人是我。住在楼房上，能明显感觉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很让人伤心的是住上楼房不久，也就是当年下半年吧（我们是2001年上半年住进新房子的），妻子下岗了。我说，下岗不要紧，只要你愿意出力，不怕吃苦，在街面上做点营生，我们家生活照样可以好起来。妻子历尽辛苦，做过凉粉，卖过包子，始终没有抱怨过、灰心过。我们一家都在坚韧地生活着，连上小学的儿子也被我们要求“要刻苦努力”。2005年底，我们镇再次开发一条黄金地段的街道。我和妻子简单商量一番之后马上达成了共识：把2000年建的楼房卖掉，到新街上建三间三层的门面房。有了这样的门面房，我们就断然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了。建房子不易，在历时大半年的过程中，我和妻子几乎天天都要往工地上跑好几趟。蚊虫咬人的夏夜我还得时常住在工地上看料子。但是，为了新生活，我感觉不到什么艰苦。与时俱进，没有一点甘受委屈的精神哪行呢？
20年里搬了四次家，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起来。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楼房，从底到上总面积达到了340多平方米。有人说我精明。我说我不精明，有的只是一颗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心，还有全家人同舟与共、坚韧不拔的努力。只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任何一位老师住上像我这样的楼房都不是梦想。我说的是实话——这次和我一起在新街建房的30户家庭中，属于教师家庭的竟占了14户，接近一半的比例。而我们整个小镇中心区所居住的屈指可数的100户左右的家庭中，有30多户“教师之家”。
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善于经营、习惯于物质需求满足的教师，我觉得可能是偏颇的。我期冀物质生活充裕以后的那种了无牵挂的宁静——这才是我最终要追求的东西。事实上，我对工作的贯注从来都超过了对物质生活的关注。由于自身的努力，我从一名村小的教师，成为一名中心小学的教师，再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写过大量的教育教学文章。不久前，我又被推选到市教科所工作。看来，我又得第五次搬家了。不管是物质生活的“河道”，还是精神生活的“河道”，我都用我的努力把它们开掘得更宽、更深，让“河水”流得更充溢、更从容。我的幸福感从来都是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起于满足，又永不满足；适度地追求，也健康地追求。
现在我每月的工资额是1700多元，是20年前的20倍。上一次调资的幅度是一次性涨了400多元，当时我们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花这笔钱了。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工资没涨，物价倒涨了不少。“1700多元”渐渐又在我的眼中失去了魅力。每当我想抱怨的时候，经验就告诉我：不要急，等一下，面包会多起来的，牛奶会多起来的……你最需要尽到的，是一名教师的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教育局教科所）
责任编辑邹韵文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如河的人生》一文中写道：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小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大海，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
我很喜欢罗素的这一经典譬喻以及其人生体验。年龄是一种容量，它让我们每个人渐渐变得包容，渐渐变得愉快，渐渐珍惜一切的存在。从教20年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之河已渐渐平稳，正在流向那自由而浩瀚的生活的大海。我大约能算得上一个热爱思考的人，我喜欢一卷在手任思想驰骋的那种感觉。我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更倾向于小富即安，来了点洪水便感觉到泛滥。
但是，即使站在一个非常客观而实际的角度来讲，我也确信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如果说初为人师的时候我的生活还是略显窘迫的话，那么今天应该能算作丰衣足食了。1/5世纪的历程，特别是最近几年的生活，让我的家庭经济拥有了绝对的增量。时代的前进，区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自豪，也包括物质上的实惠。作为一名站在三尺讲台前守望孩子与自己未来的普通教师，我觉得自己的幸福感是有据可依的。我断然不会奢侈，但是也从来没有苛求过节俭。我的感觉是真实的。
我不以为我们教师行业的生活待遇是一直在提高的。如同河道一样，曾经被“限制”过，曾经被“巨石”阻拦过。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改善的。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1988年9月，当我从学校会计手里领到踏上讲台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很激动。数了数，86元。长期的苦孩子、穷学生的经历让我觉得这个数额是不小的。19岁的我甚至想不到要用这些钱给父母买点东西。我用了大约40元钱买了一台收音机、一副羽毛球拍和一副拉力器。这些可都是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啊，它们简直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志。现在，我自己有工资了，可以骄傲地拥有它们了，我觉得幸福生活之门正向我徐徐开启。
1989年的年底，物价涨得很厉害。我清楚地记得，大白菜竟然卖到每斤1元（也可能与当年大白菜歉收有些关系）！当时一个月的90多元工资，除了在学校食堂里消耗40元左右，就仅仅够买几棵大白菜的。我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根基被动摇了，对自己以后的生存产生了疑惧。于是，我懂得了节俭。我必须积攒一些收入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也为以后自己结婚、建立家庭作些准备。那时侯，老师在街上买菜、买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时，总是要死缠烂磨地和商贩讲价，惹得商贩们背地里常常议论老师的小气。有时讲价急了，有的商贩竟当面奚落买东西的老师。我本来是羞于与人家你来我往地讨价还价的，但是没办法，适者生存，必须学习这样的语言太极术。
1993年的时候，我的月工资是100多元，这时我已经积蓄了五六百元（现在看来很可笑的，但那时觉得这的确是一笔钱）。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邻镇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处了一段时间，觉得还算合得来。有一次，女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现在有多少钱啊？我说有七八百。因为虚荣，我把下面两个月的工资都算上了（实在没有勇气虚报得更多）。她说：真的？没骗我？我说：真的，就这些。我的脸红到了耳根。我结结巴巴地问她有多少钱。她笑眯眯地说：不多，也就四五千吧。就从这一次，我们处到了分水岭。再聊天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太寒酸，也明显地感到人家对我的敷衍。再往后呢，不要说了，几次过后就没有下文了。那时侯，供销行业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我们镇的一个党委书记就曾鼓励一位老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把你调去当营业员！”经济上区区几千元的落差，竟然黄了我的初次恋情。金钱，曾经那般残忍地灼痛了我的心。我是多么渴望富有一些啊！
1995年初，我的月工资已经涨到400多元了。当别人再次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已积聚了3000元钱（忘了交代一下了，我的父母生育了六个子女，我家在农村家庭也算是贫穷的，父母没有能力在终身大事上支持我）。我想，要是当初有了这3000元，也许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3000多元，这又是我自己一点一滴创造的最大一笔个人财富。捧在手里，掂量一下，我都觉得坠手了。看着它，我仿佛看到了成家立业的希望。把它收在哪里呢？思来想去，我把它放在了床顶的覆棚上面。每天放学到家，都要用手摸摸它还在不在。要是一下子没摸着，心里便“呼嗵”一下，陡然间紧张起来。存进银行里不是很安全吗？说来惭愧，教了近七年书，还没有到银行存过一次款呢。这时，人家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一次见的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一名普通的粮管所工人。我觉得我们是有缘分的——她没有嫌弃我的窘迫，当年就把她的全部积蓄交给了我：5000元。我们买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就在简单布置过的老家的旧瓦房屋里结婚了。清楚地记得，当年为了怎样使用这8000元钱的问题，我们是作过一番庄重的摇摆的：是买普通的家具、家电，一次性买全，还是注重品位，宁缺毋滥地买几件高档的结婚用品？很巧的，我所在的学校里有一对同事也和我选定在一个日子里结婚。他们用了4000多元买了一台21英寸的日产索尼电视。而我们，用了这8000元把衣柜、电视、洗衣机等什么都给买来了。当时的冰箱、空调不是一般的家庭所能享受的，所以我们连想都没有想一下。我们买了2600元一台的熊猫彩电，也是21英寸的，它很争气，一直用到前年才被换掉。
结婚时我们住在离街镇四里路的村子上，我和妻子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有时起床晚些，上班时间快到了，就骑着车子飞也似地冲刺。过了两个月，妻子有些厌倦了，问我学校里是否可以找到宿舍住，哪怕一间也行。我说绝对不可能的，学校里年轻教师多，双职工还安排不过来呢。妻子说，那我就找我们所的所长，求他给安排一间房子。妻子做事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儿，一次不行，两次；自己说不通，就找人说情。最终，我们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粮管所的一间宿舍里。我们用油毡等在走廊上围了个三四平方米的小格笼子，把灶具搬进去，就有了厨房了。自此，我这个“倒插门”的教师每天可以进出于这个一间房子的“家”了。这个“家”可真挤呀，连个停放自行车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在粮管所住了两年，自行车晚上都是放在外面走廊底下的。
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住上能够稍微透气一些的房子。我曾经向别人描绘过理想生活的图景：要是能够住上两间瓦房、外加两间小偏屋的独门独院的居室（我们学校当时的家属住房就是这样的），手里再有那么三五千元的备用钱，那我就满足了。机会说来就来了。不到两年，我们学校就出台了“学校出地，教师自费建房”的住房管理办法。这样，我住上了自己想像中的房子。这段时间，我和妻子省吃俭用，省下的一万多元正好够建起这样的一套房子。离我理想中的“手里再有三五千元的备用钱”差了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一万多元的房子都建起来了，再有那么几千元钱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大约从1997年开始，我们这里开始了“镇管教育”的管理体制。这是一段令教师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岁月。镇里发工资，有钱就早发，没钱就晚发，发不起就拖欠。拖欠时间最长的乡镇，据说有五六个月不曾向教师发一分钱。而且，各个乡镇的工资额等不一。那时候，不管距离远近，教师之间一旦晤面，总得围绕“工资”聊上半天。工资成了老师们最为忧心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省、市、县的媒体都曾把“某地足额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当作新闻来发布。最让教师经受折磨的似乎还不是这个。从1999年开始，又进行了“五制”改革。什么“结构工资制”呀，“评聘分离制”呀，一时间，教育成了最让人难以生存的行业。工资本身就没有保障，可能发的工资还被扣掉30%，以备“考评——浮动”之用。当时，有能力的老师大批量“孔雀东南飞”，流向苏南、省外去了。
我当时尚无“东南飞”的资本，所以只能“一蓑烟雨任平生”。客观地说，我们不怀疑改革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但“镇管教育”那段时间的混乱无序却是不容置疑的：比如镇里随意插手学校事务，为了“发展经济”，安排过学校租地搞“产调”、盖猪圈养猪；比如有一次发工资因为没钱，差一点就给老师们发放当时找不到销路的稻谷了（我们这儿是产粮大镇）……那时我的月工资额是七、八百元，可实际领到的，也只是五百多元。30%的余额，后来随着“五制”无声无息的退场也大部分返还了（至今还有几个月没发）。我并不感觉到那时的待遇低，但是，那段时间给我们的心灵打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我以为，今后将更加清楚地以为，任何背离人心，背离当下社会经济状况的教育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而没有独立尊严的教育除了带给教师以心灵炼狱般的感受之外，也由内而外地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失去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我和妻子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设计我们未来的生活。2000年，我所在的乡镇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拉开了小城镇建设的序幕。镇里号召各行各业的人到街面上建楼房。老师们大都不敢报名，但是我们家报了。不是说我的经济条件好，我的积蓄加上身底的房子一共也就三万多元的本钱，离建好两间楼房所需的大约六万元，尚有一半的缺口。但是我们坚信，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好转，我们的收入会多起来的，会还清自己的这些借款的。我们向信用社贷，向亲戚借，硬是“不识愁滋味”，扛起了两万多元的债务。事实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所欠的这笔债务后来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还清了。工资又涨了，到2003年，我的月工资额已经突破千元大关了。
我们家多少代以来第一个住上楼房的人是我。住在楼房上，能明显感觉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很让人伤心的是住上楼房不久，也就是当年下半年吧（我们是2001年上半年住进新房子的），妻子下岗了。我说，下岗不要紧，只要你愿意出力，不怕吃苦，在街面上做点营生，我们家生活照样可以好起来。妻子历尽辛苦，做过凉粉，卖过包子，始终没有抱怨过、灰心过。我们一家都在坚韧地生活着，连上小学的儿子也被我们要求“要刻苦努力”。2005年底，我们镇再次开发一条黄金地段的街道。我和妻子简单商量一番之后马上达成了共识：把2000年建的楼房卖掉，到新街上建三间三层的门面房。有了这样的门面房，我们就断然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了。建房子不易，在历时大半年的过程中，我和妻子几乎天天都要往工地上跑好几趟。蚊虫咬人的夏夜我还得时常住在工地上看料子。但是，为了新生活，我感觉不到什么艰苦。与时俱进，没有一点甘受委屈的精神哪行呢？
20年里搬了四次家，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起来。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楼房，从底到上总面积达到了340多平方米。有人说我精明。我说我不精明，有的只是一颗对未来永远充满希望的心，还有全家人同舟与共、坚韧不拔的努力。只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任何一位老师住上像我这样的楼房都不是梦想。我说的是实话——这次和我一起在新街建房的30户家庭中，属于教师家庭的竟占了14户，接近一半的比例。而我们整个小镇中心区所居住的屈指可数的100户左右的家庭中，有30多户“教师之家”。
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善于经营、习惯于物质需求满足的教师，我觉得可能是偏颇的。我期冀物质生活充裕以后的那种了无牵挂的宁静——这才是我最终要追求的东西。事实上，我对工作的贯注从来都超过了对物质生活的关注。由于自身的努力，我从一名村小的教师，成为一名中心小学的教师，再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写过大量的教育教学文章。不久前，我又被推选到市教科所工作。看来，我又得第五次搬家了。不管是物质生活的“河道”，还是精神生活的“河道”，我都用我的努力把它们开掘得更宽、更深，让“河水”流得更充溢、更从容。我的幸福感从来都是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起于满足，又永不满足；适度地追求，也健康地追求。
现在我每月的工资额是1700多元，是20年前的20倍。上一次调资的幅度是一次性涨了400多元，当时我们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花这笔钱了。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工资没涨，物价倒涨了不少。“1700多元”渐渐又在我的眼中失去了魅力。每当我想抱怨的时候，经验就告诉我：不要急，等一下，面包会多起来的，牛奶会多起来的……你最需要尽到的，是一名教师的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教育局教科所）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