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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而且还是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1924年，他撰写的《史学要论》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虽只有区区5万字，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史学要论》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宣言书，是中国史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史学要论》的诞生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批判，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是进化史观进入史学领地所结出的第一个果，从而拉开中国现代史学的序幕。而《史学要论》是五四运动洗礼的结晶，它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奏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乐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李大钊是留日生出身。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开始留学生涯，于1914年9月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本科学习。其间，他广泛阅读了日本和欧美的书籍报刊，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思想养分，包括伯格森、卢梭、穆勒、吉野作造、中江兆民等人的民主自由学说，受到进步教师河上肇、安部矶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幸德秋水等人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1918年，李大钊入职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教授，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史学系开设课程。北京大学的教学档案显示，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两门课。此外，他还在1923年于上海做过两次与“史学概论”相关的讲演。《史学要论》是他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精心撰写的专著。
首先，《史学要论》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展示了李大钊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众多经典著作的熟练掌握。李大钊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认识到《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史学要论》中，他引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他说，唯物史观的名称，是恩格斯1877年开始使用的，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里，都包含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1859年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他根据唯物史观给历史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社会是整个的，有基址与上层。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具有物质的性质；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属于观念的形态。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就能发现因果律，就能够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由此，他由衷地敬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说：“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
其次，《史学要论》学术底蕴深厚，体现了李大钊对西方思想史经典著作的博览。《史学要论》是在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以及所做演講的基础上完成的，属于厚积薄发之作。《史学要论》提到的西方思想家、史学家有三十多位，这与他开设“史学思想史”很有关系。该课程以波丹、鲁雷、孟德斯鸠、维柯、孔多塞、圣西门、马克思、李凯尔特为个案，广泛涉及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名著，如波丹的《国家论》《历史方法论》，鲁雷的《宇宙事物的变化》，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维柯的《新科学》等等，揭示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探究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唯物史观研究”则一方面对唯物史观的内容及史学意义从理论上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尝试运用它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提供范例。《史学要论》根据自身体系内容的需要，对从中世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谷灵蒲（George Grupp）的《文化系统及历史》到启蒙运动后的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维科和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翁特（Wundt）、兰普勒希特（Lamprecht）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西南学派的著作，都有精要的萃取和点评，表现出博观约取的特点。
再次，《史学要论》吸收了当时最新的国外成果，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如它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涉及20多个学科，重点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哲学、社会学的关系。对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李大钊通过总结中国史学传统，并根据现代史学的要求，提出：研究历史的学者“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至于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关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他引用了弗林特（Robert Flint）给“历史哲学”所下定义的原文，并做了翻译和解释。弗林特的定义出自其《历史哲学史》，这本书在当时还没有中译本，直到四年以后，才出版郭斌佳的译本，说明李大钊在写《史学要论》时，已读过弗林特的英文原著。再如谈历史学的系统，他参考了日本学者内田银藏的《历史理论》之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作了创造性转化。在说明现代史学研究对人生态度的影响时，他吸收了美国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序言的思想和语言表述，化抽象为形象，阐明历史认识与指导人生之间的关系。作为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之所以深刻而不枯燥，与李大钊善于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吸取国外优秀的学术资源是分不开的。
《史学要论》的史学观念
《史学要论》分为六部分，从历史、历史学的概念出发，对史学的性质、特点、学科系统、地位、价值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内容精炼，层次清晰，是一部体系严整的史学理论著作。 《史学要论》把历史和历史学做了明确的区分，提出了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强调唯物史观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凡史学理论著作，都要给“历史”下个定义，如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且不说梁启超的定义是否正确，他对“历史”“史”所做的解释，其实讲的是历史学。像这样历史、历史学混而不分的情况，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及梁启超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是普遍存在的。李大钊是第一个把“历史”与“历史学”做出自觉区分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他论述了历史的特点，历史认识的特点。他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有生命的东西。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历史一旦发生，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动了，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不断变化的。“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化。”“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运用它建立历史科学，“实在是史学界的新曙光”。
《史学要论》主张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李大钊认为虽然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含有艺术的性质，但究其实质还是一门科学。他指出历史学研究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第一层是考证史实。第二层是根据考证出的史实，去寻找史实间的相互联系，以再现历史过程。第三层是通过大量的历史现象，归纳出历史变化的一般规律。这三个层次都要求主观的历史认识必须要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因此历史研究者研究历史要客观冷静，要有“尊疑”“重据”的科学态度。
《史学要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构建了历史学学科体系。李大钊把历史学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广义的历史学，第二层次为历史哲学（应入哲学系统）、特殊历史学、普通历史学，第三层次是第二层次的记述之部和理论之部。李大钊构建的学科体系，非常宏大，其“最广义的历史学”，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反映了他在学科体系的思考上非常準确地把握了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
《史学要论》从学科分类史的角度，探讨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揭示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李大钊说：“史学、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溯其原始，三者皆起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渐进而流别各殊，然其间终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倾向，大有朝宗归一的趋势。”古代文史相通，现代做文学也要有史学的知识。哲学与史学虽然殊科，但在学问上有关联，主要集中于两点：一为哲学史，一为历史哲学。史学研究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都与史学有所关涉。
《史学要论》以感情奔放的笔调，充分肯定了史学对人生态度的积极影响。李大钊认为，史学能够陶炼人们科学的态度，能够使人建立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能够引导人们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力量。他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
《史学要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
《史学要论》作为史学名著，出版后很快赢得史学界的高度赞誉，“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也认为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改革中国旧史学是北大史学系“可纪之事”。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史学概要》《历史学ABC》等，都很重视征引李大钊的观点。
《史学要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共产党人创办的杂志《二十世纪》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章《论历史学》，出版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给予了称赞和宣传。刘静白说：“李守常到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优越性来”，“他这种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的这种精神底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是值得我们注意。”1929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自序》中呼应李大钊的观点，称赞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他说：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在《史学要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杰作。范文澜发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高度评价李大钊的史学业绩，指出，李大钊的历史观，不是“拜古”的，而是“爱今”的，不是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学问之趣味”，而是主张“求真”与“有用”合一的。
《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的经典文献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说：“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者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到现在的马工程教材，都非常珍视和吸收《史学要论》中的学术观点。马工程《史学概论》（第二版）写道：“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对史学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学科体系认识的奠基之作。”
《史学要论》也是一部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思维的光辉著作。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历代中共领导人都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史学的发展，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中，他进一步提出学习“四史”的期望：
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他把“历史思维”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能力，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种对历史思维的重视，正是对李大钊宣扬的“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党重视运用历史智慧领导革命、治国理政之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史学要论》在历史观、史学观、史学学科体系观、人生观方面实现了高度融合和统一。它强调的史学的科学性以及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对我国当代学风建设、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依然具有宝贵的价值。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中，《史学要论》是奠基石，也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