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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民族文化也就会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之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却殊少直接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躯。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之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度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就个人言，如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格，有精神，则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将五花八门的思想，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各自寻找其倾销场，各自施展其征服力，假使我们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如以陶熔统贯，如何能对治这些纷歧庞杂的思想而达到殊途同归，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民族文化也就会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之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却殊少直接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躯。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之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度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就个人言，如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格，有精神，则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将五花八门的思想，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各自寻找其倾销场，各自施展其征服力，假使我们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如以陶熔统贯，如何能对治这些纷歧庞杂的思想而达到殊途同归，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