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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正在消亡、小说正在消亡。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文学用的是语言。越是文学名著改编成了视听作品以后大家越不满意。为什么呢？林黛玉，一百个人脑子里有一百个林黛玉。俄罗斯人脑子里的安娜·卡列尼娜比圣母看得都高，结果你找来一个美国明星演安娜·卡列尼娜，他们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语言它不但是形象的符号，更是思想的符号，人们在语言的欣赏和阅读当中激发思想，所以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悲观。
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有这么一个瑞典文学院，有这么一批北欧的老头子，他们执著于文学，他们每年发一个奖，而且奖金是一百万欧元以上，而且它最大的好处还不在于一百万欧元，它一下让这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了。很寂寞的文学世界、被有些人在唱衰的文学世界居然弄几个奖热闹热闹，使这些寂寞的、别的事又干不成的书呆子们、这些爬格子的人能够自我欢庆一下，能够自我做一点自己成了大作家受到热烈的欢迎、受到尊敬的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奖本身不等于文学也是事实。奖怎么会是文学呢？你们看文学史里哪讲过哪些奖，当然在讲到当代文学会提到它得过什么奖就是了。奖本身不但不是文学，里头还有很多世俗的东西。这些都是活人办的，它不是神仙办的，不是文曲星办的，不是李白又投胎以后来办的，也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出来办的，所以，奖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有崇高的愿望与向往。
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各种看法，历史上有对诺贝尔文学奖各种不利的说法，法国的大哲学家、大作家让·保罗·萨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要，他申明领奖不好。但瑞典朋友告诉我，保罗·萨特到了晚年想要这个奖，不给他了。如果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发言权的话，我就设立这个文学奖，凡是不愿意领的、不能来领的，就把奖金长期地存在银行里，然后20年之内只要想领不但领得到，而且把利息都给你，那更说明你是个伟大的奖嘛。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家，美国不准他入境，为什么呢？他是卡斯特罗的好友
文学会不会消亡？
这里有一个问题：政治。很不幸，这个世界上有政治，而且有政治冲突。西方世界有人就说，这个奖是专门奖东方的“叛徒”的。以前苏联为例，他奖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作品是《日瓦戈医生》，奖完了以后帕斯捷尔纳克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受到了前苏联政府极大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只好申明，我拒绝领这个奖。赫鲁晓夫在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说，他很后悔，因为他是根据公文批准的这件事，他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后来他读了觉得这本小说写得很好，而且不必过多地把它说成反苏维埃、反十月革命、反苏联的这么个小说，它根本没有这个内容。
然后是给萧洛霍夫发奖，萧洛霍夫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写《静静的顿河》，写得非常了不起，但他本身是苏共中央委员，是随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国的苏联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所以苏联对此很高兴。然后紧接着就是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苏联劳改队，索尔仁尼琴那边得奖，苏联这边就宣布吊销他的护照，他只好流亡。
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开幕式上，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讲话，他讲话时下面就乱成一团了，美国作家就乱喊。什么原因？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我们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家，美国不准他入境。为什么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
诺贝尔文学奖还奖励过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他是阿拉法特的好友（阿拉法特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人）。还奖过西德的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他是西德的“左翼”，他在他的作品里把资本主义骂得一塌糊涂。
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特别高，把中国的文学。中国作家的劳动看得特别低。那种心理不正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中国的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学。
有人说中国当代无大作家呀！那么请你们告诉我，现在全世界有没有当今的大作家，哪一个是法国当今的巴尔扎克、哪一个是西班牙当今的塞万提斯、哪一个是英国当今的狄更斯或者莎士比亚、哪一个是德国当今的歌德，你也说不上来，因为这个时代是变化的。
谁是大作家你得慢慢地看，也许等两百年以后你才发现了谁是大作家，这是完全可能的。非常著名的《鲁拜集》，作者是波斯的莪默·迦亚谟，他是死后，经过英国两个兄弟把它翻译成英语以后，他才成为伊朗知名的大诗人，所以这有个过程，不能够着急的。
有一次余华在一所大学里讲课，大学生提问说“五四”时期那么多大作家，为什么到了你们这一辈就出不来大作家呢？余华比较诚实也比较年轻，他最后急了，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说这几个人，你们看看他们的文章现在哪个高中学生写不出来？你们再看看他们写的小说，你们再看看我写的小说，我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有死！
诺贝尔文学奖是1895年开始建立的，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二战以后评出了67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们在坐哪一个能够说出十个以上的？我能说出七八个来。但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我知道有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比较大，还有与我个人私交很熟的朵丽丝·莱辛，埃及的马哈富兹，尼日利亚的索因卡。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特别好，我得知国外对莫言有很高的评价就是受他影响，几年以前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一个活动，大江健三郎来了，他就说莫言肯定是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今年不得的话就明年，明年不得的话后年一定会得奖，而且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有时候文学上，中国就有一句话很有道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什么叫文无第一呀，文你用什么比呢？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莫言写得很好，同样是写农村，贾平凹也写得很好，但贾平凹作品翻译起来比较闷，而莫言的东西翻译起来看很热闹。所以我说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就是写得好。
这点我早就发现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那时候莫言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小说叫《爆炸》，我当时就给好几个人说这个《爆炸》写得太好了。他写的是一个农村青年想过一点新的生活，然后挨了他父亲一个嘴巴，他就这一个嘴巴写了上千字，脸的感觉、耳朵的感觉、眼睛的感觉、心里面想的东西，他实在写得太好了，我就跟别人说我现在已经写不了这么细致的东西了，那时候我是51岁，我说我感觉我开始有点老了。他确实写得很好，另外他确实也有缺点，你确实不能说他写得己无懈可击了。
我觉得莫言的好处，第一他熟悉本土的生活、山东的生活；第二非常有想象力。他接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红高粱》一开头不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还有德国君特·格拉斯的影响，君特·格拉斯的名著《铁皮鼓》，一上来就是姥爷逃避追捕钻到姥姥的裙子里搁下了妈妈的种子。而《红高粱》中他爸爸是他爷爷跟奶奶在高梁地里头野合而生的。中国人过去没有这么写的。因为写爷爷写奶奶必须毕恭毕敬，说你爸爸是那么稀里糊涂出来的，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他还是跟洋人学的。
莫言想象力丰富，他能吸收各种各样的手法，他写作量也大，他一整天都在那儿写呀，比一头牛的劳动还厉害，所以他得奖我觉得很正常。中国当代好的作家还很多，韩少功被法国授予过“骑士勋章”；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他提倡清洁的精神；张炜写的长篇小说很雷人，一部长篇要出十二卷；铁凝的长篇、中短篇也都非常酷；王安忆、刘震云、张抗抗，还有年轻一点的迟子建、阎连科、毕飞宇。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特别高，把中国的文学、中国作家的劳动看得特别低。那种心理不正常。
所以，莫言得奖的最大好处，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话题来谈谈文学。还有就是要相信文学，文学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会得到对语言的深刻的理解，我们会体会人生，我们会感受人生中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也许你在文学中得到了。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2012年11月28日）
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有这么一个瑞典文学院，有这么一批北欧的老头子，他们执著于文学，他们每年发一个奖，而且奖金是一百万欧元以上，而且它最大的好处还不在于一百万欧元，它一下让这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了。很寂寞的文学世界、被有些人在唱衰的文学世界居然弄几个奖热闹热闹，使这些寂寞的、别的事又干不成的书呆子们、这些爬格子的人能够自我欢庆一下，能够自我做一点自己成了大作家受到热烈的欢迎、受到尊敬的这样一个梦，这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奖本身不等于文学也是事实。奖怎么会是文学呢？你们看文学史里哪讲过哪些奖，当然在讲到当代文学会提到它得过什么奖就是了。奖本身不但不是文学，里头还有很多世俗的东西。这些都是活人办的，它不是神仙办的，不是文曲星办的，不是李白又投胎以后来办的，也不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出来办的，所以，奖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有崇高的愿望与向往。
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各种看法，历史上有对诺贝尔文学奖各种不利的说法，法国的大哲学家、大作家让·保罗·萨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要，他申明领奖不好。但瑞典朋友告诉我，保罗·萨特到了晚年想要这个奖，不给他了。如果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发言权的话，我就设立这个文学奖，凡是不愿意领的、不能来领的，就把奖金长期地存在银行里，然后20年之内只要想领不但领得到，而且把利息都给你，那更说明你是个伟大的奖嘛。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家，美国不准他入境，为什么呢？他是卡斯特罗的好友
文学会不会消亡？
这里有一个问题：政治。很不幸，这个世界上有政治，而且有政治冲突。西方世界有人就说，这个奖是专门奖东方的“叛徒”的。以前苏联为例，他奖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作品是《日瓦戈医生》，奖完了以后帕斯捷尔纳克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受到了前苏联政府极大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只好申明，我拒绝领这个奖。赫鲁晓夫在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说，他很后悔，因为他是根据公文批准的这件事，他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后来他读了觉得这本小说写得很好，而且不必过多地把它说成反苏维埃、反十月革命、反苏联的这么个小说，它根本没有这个内容。
然后是给萧洛霍夫发奖，萧洛霍夫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写《静静的顿河》，写得非常了不起，但他本身是苏共中央委员，是随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国的苏联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所以苏联对此很高兴。然后紧接着就是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苏联劳改队，索尔仁尼琴那边得奖，苏联这边就宣布吊销他的护照，他只好流亡。
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开幕式上，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讲话，他讲话时下面就乱成一团了，美国作家就乱喊。什么原因？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我们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家，美国不准他入境。为什么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
诺贝尔文学奖还奖励过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他是阿拉法特的好友（阿拉法特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人）。还奖过西德的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他是西德的“左翼”，他在他的作品里把资本主义骂得一塌糊涂。
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特别高，把中国的文学。中国作家的劳动看得特别低。那种心理不正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中国的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学。
有人说中国当代无大作家呀！那么请你们告诉我，现在全世界有没有当今的大作家，哪一个是法国当今的巴尔扎克、哪一个是西班牙当今的塞万提斯、哪一个是英国当今的狄更斯或者莎士比亚、哪一个是德国当今的歌德，你也说不上来，因为这个时代是变化的。
谁是大作家你得慢慢地看，也许等两百年以后你才发现了谁是大作家，这是完全可能的。非常著名的《鲁拜集》，作者是波斯的莪默·迦亚谟，他是死后，经过英国两个兄弟把它翻译成英语以后，他才成为伊朗知名的大诗人，所以这有个过程，不能够着急的。
有一次余华在一所大学里讲课，大学生提问说“五四”时期那么多大作家，为什么到了你们这一辈就出不来大作家呢？余华比较诚实也比较年轻，他最后急了，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说这几个人，你们看看他们的文章现在哪个高中学生写不出来？你们再看看他们写的小说，你们再看看我写的小说，我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有死！
诺贝尔文学奖是1895年开始建立的，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二战以后评出了67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们在坐哪一个能够说出十个以上的？我能说出七八个来。但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我知道有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比较大，还有与我个人私交很熟的朵丽丝·莱辛，埃及的马哈富兹，尼日利亚的索因卡。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特别好，我得知国外对莫言有很高的评价就是受他影响，几年以前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一个活动，大江健三郎来了，他就说莫言肯定是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今年不得的话就明年，明年不得的话后年一定会得奖，而且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有时候文学上，中国就有一句话很有道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什么叫文无第一呀，文你用什么比呢？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莫言写得很好，同样是写农村，贾平凹也写得很好，但贾平凹作品翻译起来比较闷，而莫言的东西翻译起来看很热闹。所以我说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就是写得好。
这点我早就发现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那时候莫言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小说叫《爆炸》，我当时就给好几个人说这个《爆炸》写得太好了。他写的是一个农村青年想过一点新的生活，然后挨了他父亲一个嘴巴，他就这一个嘴巴写了上千字，脸的感觉、耳朵的感觉、眼睛的感觉、心里面想的东西，他实在写得太好了，我就跟别人说我现在已经写不了这么细致的东西了，那时候我是51岁，我说我感觉我开始有点老了。他确实写得很好，另外他确实也有缺点，你确实不能说他写得己无懈可击了。
我觉得莫言的好处，第一他熟悉本土的生活、山东的生活；第二非常有想象力。他接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红高粱》一开头不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还有德国君特·格拉斯的影响，君特·格拉斯的名著《铁皮鼓》，一上来就是姥爷逃避追捕钻到姥姥的裙子里搁下了妈妈的种子。而《红高粱》中他爸爸是他爷爷跟奶奶在高梁地里头野合而生的。中国人过去没有这么写的。因为写爷爷写奶奶必须毕恭毕敬，说你爸爸是那么稀里糊涂出来的，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他还是跟洋人学的。
莫言想象力丰富，他能吸收各种各样的手法，他写作量也大，他一整天都在那儿写呀，比一头牛的劳动还厉害，所以他得奖我觉得很正常。中国当代好的作家还很多，韩少功被法国授予过“骑士勋章”；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他提倡清洁的精神；张炜写的长篇小说很雷人，一部长篇要出十二卷；铁凝的长篇、中短篇也都非常酷；王安忆、刘震云、张抗抗，还有年轻一点的迟子建、阎连科、毕飞宇。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特别高，把中国的文学、中国作家的劳动看得特别低。那种心理不正常。
所以，莫言得奖的最大好处，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话题来谈谈文学。还有就是要相信文学，文学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会得到对语言的深刻的理解，我们会体会人生，我们会感受人生中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也许你在文学中得到了。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201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