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的主题是“中庸”。中庸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方法论，是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中庸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但中庸并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智慧。中国智慧大体分为三种——儒家、道家、法家。我们知道，儒、道、法三家都认为世界是矛盾的，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上，三家则很不一样。法家的主张三个字——讲斗争，而且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强调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物不能相容。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这种极端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后遗症。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一旦观点不同就死掐，然后网民们就纷纷“站队”。方舟子和韩寒掀起骂战的时候，凡是我所到之处，所有人都会问我，你是挺方的，还是挺韩的呀？我就纳闷了，我一定非得挺谁么？我谁都不挺行不行啊？对于方舟子，他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有些人立刻就说，那你是挺方的，但我还要接着说，你质疑韩寒代笔是不合适的，是侮辱人格的，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说到这里，只怕有人又要说，你是挺韩的。我也不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一刀。你获得那么多名和利，你就得受这个。我只想说说道理和逻辑，但根本没人听，只热衷于“站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事实上，道理和逻辑，远远比“站队”重要得多。
如果说法家是斗争的哲学，道家就是转化的哲学。道家认为，矛盾的双方是转化的，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老子一再强调的是，弱一点，软一点，小一点，低一点。韩非写过许多故事来说明老子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讲的是楚庄王与孙叔敖的事。孙叔敖是帮助庄王成就霸业的功臣，但这个功臣，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孙叔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跟前说：老爸生前，多次谢绝了大王的封赏。我死之后，大王一定会给你加封，而你是谢绝不了的。这样吧，你就挑一块最差的。儿子果真按照他爸的嘱咐去做，结果怎么样呢？按照楚国的政策，功臣的封地，两代以后就要收回，只有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延续了好几代。为什么？就因为他那块地太差了，鬼都不要。
但是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都按照老子这一套去做，人人装孙子，个个缩脑袋，咱们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崛起”，又怎样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发展才是硬道理。按照老子的主张去做，恐怕是国家不能发展，个人也不能发展。所以，老子的思想，也是只能抽象继承的。怎样抽象继承？就是做人低调一点好，做事却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有一句话，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很赞成。可惜这就不是道家思想了。是什么？儒家思想！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儒家，讲究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谐。所谓“文质彬彬”，很好地诠释了儒家的矛盾思想。所谓“文”，是装饰、精加工；“质”则是质朴、本来面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也没有就显得粗野；而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由此可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是中庸的“中”。
然后再说“庸”。“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普普通通，不唱高调。除了平常普通以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一定是常人之道。即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决不唱高调，决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比如《礼记》里面讲，“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出门的时候，得告诉父母；回家后，跟父母打个招呼。这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认真说起来，我看现在很多孩子还做不到这些简单的事。
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如果是现在，肯定很多人说，好啊！多高尚啊！但孔子说，不可以。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又拿什么回报恩德？或许有人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这公平么？
所以，以德报怨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如何呢？孔子说了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康有为在《论语注》里说，“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什么意思？“以德报怨”确实是道德高标，孔子难道不能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么？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标准提出来。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用最土的话说，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孔子是讲原则的，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它不拘泥于以德报，还是以怨报，多种选择，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道德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其实也未必会利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路人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会，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这么一来，川陕大道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人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荒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这只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道德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聪明的自私，通过利人来利己。
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
一段时间内，“中庸”这个词语被妖魔化，认为是无所作为，不讲原则，不求进取。这是对中庸的误读，中庸不等于你不积极进取，不活泼向上。你完全可以朝气蓬勃地中庸。中庸对所有人几乎都是适用的。对于艺术家有一点例外，他既可以中庸也可以极端，但他必须有天赋。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天才，更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艺术家，一定是做到了极致。中庸也可以做到极致。
也就是说，所谓“中”是不走极端，但不等于不做到极致。极端是偏激，极致是到位。一件事情要成功，一定要做到极致。“庸”是平常，不唱高调，但不等于没有理想，理想是必须有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为一个问题困惑，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我常想，我的女儿是否要培养成单纯的白雪公主，如果白雪公主一定会吃巫婆的毒苹果，但我总不能从小就教育她算计别人，说假话，忽悠。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自己的老校长刘道玉。他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大学还是需要理想主义教育，大学生还是需要接受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里面还是有个中庸之道。
理想主义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一定碰钉子，结果是什么？碰钉子的结果，一定是各退一步，社会不可能消灭我们这些大学生，社会一定会为大学生让一步，那社会能不进步么？当然大学生也会让一步，有人说，这不是妥协了么，妥协不就是投降么？我们不能妥协！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妥协的前提，正是独立、自由、平等。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我们的传统中缺乏这一环。农业民族不会妥协，商业民族才会妥协。我们开口闭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恰恰是法家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买卖双方各有所得。此外，年轻人要敢作敢为，千万不要怕犯错误，只要愿意承担责任。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犯错误，犯一次就会要了他的命。一个从来不生病的人，最后攒下来的一定会是大病。小病不断，小错不断，是最佳状态，这是中庸。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绝不是一个螺丝钉和法条。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的自由发展。而自由，甚于发展。每个人自由发展，更是一切充分发展的前提。
（摘编自《新华日报》2012年10月24日）
中庸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但中庸并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智慧。中国智慧大体分为三种——儒家、道家、法家。我们知道，儒、道、法三家都认为世界是矛盾的，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上，三家则很不一样。法家的主张三个字——讲斗争，而且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强调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物不能相容。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这种极端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后遗症。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一旦观点不同就死掐，然后网民们就纷纷“站队”。方舟子和韩寒掀起骂战的时候，凡是我所到之处，所有人都会问我，你是挺方的，还是挺韩的呀？我就纳闷了，我一定非得挺谁么？我谁都不挺行不行啊？对于方舟子，他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有些人立刻就说，那你是挺方的，但我还要接着说，你质疑韩寒代笔是不合适的，是侮辱人格的，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说到这里，只怕有人又要说，你是挺韩的。我也不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一刀。你获得那么多名和利，你就得受这个。我只想说说道理和逻辑，但根本没人听，只热衷于“站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事实上，道理和逻辑，远远比“站队”重要得多。
如果说法家是斗争的哲学，道家就是转化的哲学。道家认为，矛盾的双方是转化的，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老子一再强调的是，弱一点，软一点，小一点，低一点。韩非写过许多故事来说明老子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讲的是楚庄王与孙叔敖的事。孙叔敖是帮助庄王成就霸业的功臣，但这个功臣，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孙叔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跟前说：老爸生前，多次谢绝了大王的封赏。我死之后，大王一定会给你加封，而你是谢绝不了的。这样吧，你就挑一块最差的。儿子果真按照他爸的嘱咐去做，结果怎么样呢？按照楚国的政策，功臣的封地，两代以后就要收回，只有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延续了好几代。为什么？就因为他那块地太差了，鬼都不要。
但是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都按照老子这一套去做，人人装孙子，个个缩脑袋，咱们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崛起”，又怎样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发展才是硬道理。按照老子的主张去做，恐怕是国家不能发展，个人也不能发展。所以，老子的思想，也是只能抽象继承的。怎样抽象继承？就是做人低调一点好，做事却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有一句话，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很赞成。可惜这就不是道家思想了。是什么？儒家思想！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儒家，讲究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谐。所谓“文质彬彬”，很好地诠释了儒家的矛盾思想。所谓“文”，是装饰、精加工；“质”则是质朴、本来面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也没有就显得粗野；而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由此可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是中庸的“中”。
然后再说“庸”。“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普普通通，不唱高调。除了平常普通以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一定是常人之道。即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决不唱高调，决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比如《礼记》里面讲，“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出门的时候，得告诉父母；回家后，跟父母打个招呼。这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认真说起来，我看现在很多孩子还做不到这些简单的事。
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如果是现在，肯定很多人说，好啊！多高尚啊！但孔子说，不可以。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又拿什么回报恩德？或许有人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这公平么？
所以，以德报怨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如何呢？孔子说了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康有为在《论语注》里说，“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什么意思？“以德报怨”确实是道德高标，孔子难道不能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么？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标准提出来。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用最土的话说，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孔子是讲原则的，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它不拘泥于以德报，还是以怨报，多种选择，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道德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其实也未必会利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路人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会，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这么一来，川陕大道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人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荒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这只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道德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聪明的自私，通过利人来利己。
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
一段时间内，“中庸”这个词语被妖魔化，认为是无所作为，不讲原则，不求进取。这是对中庸的误读，中庸不等于你不积极进取，不活泼向上。你完全可以朝气蓬勃地中庸。中庸对所有人几乎都是适用的。对于艺术家有一点例外，他既可以中庸也可以极端，但他必须有天赋。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天才，更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艺术家，一定是做到了极致。中庸也可以做到极致。
也就是说，所谓“中”是不走极端，但不等于不做到极致。极端是偏激，极致是到位。一件事情要成功，一定要做到极致。“庸”是平常，不唱高调，但不等于没有理想，理想是必须有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为一个问题困惑，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我常想，我的女儿是否要培养成单纯的白雪公主，如果白雪公主一定会吃巫婆的毒苹果，但我总不能从小就教育她算计别人，说假话，忽悠。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自己的老校长刘道玉。他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大学还是需要理想主义教育，大学生还是需要接受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里面还是有个中庸之道。
理想主义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一定碰钉子，结果是什么？碰钉子的结果，一定是各退一步，社会不可能消灭我们这些大学生，社会一定会为大学生让一步，那社会能不进步么？当然大学生也会让一步，有人说，这不是妥协了么，妥协不就是投降么？我们不能妥协！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妥协的前提，正是独立、自由、平等。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我们的传统中缺乏这一环。农业民族不会妥协，商业民族才会妥协。我们开口闭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恰恰是法家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买卖双方各有所得。此外，年轻人要敢作敢为，千万不要怕犯错误，只要愿意承担责任。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犯错误，犯一次就会要了他的命。一个从来不生病的人，最后攒下来的一定会是大病。小病不断，小错不断，是最佳状态，这是中庸。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绝不是一个螺丝钉和法条。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的自由发展。而自由，甚于发展。每个人自由发展，更是一切充分发展的前提。
（摘编自《新华日报》2012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