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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经济也面临多年来少有的挑战与压力。为了及时应对中国经济滑落的形势，避免经济大幅度滑坡，中央高层以不容置疑的果断制定了“保增长”的指导方针，推出了“一揽子”提振中国经济活力的刺激计划。继4万亿大规模投资计划之后，又陆续出台了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等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与挑战的政策，几乎动用了可能动用的政策工具，目的就在于坚决保证中国经济安全“过冬”。日前，利用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在西安讲学的机会，笔者就相关热点话题与李教授进行了交流。
姚轩鸽；前不久，政府公布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走势比预期的要好一些，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形势呈回暖态势。不知李教授是否认同这种结论?
李炜光：应该说，对宏观经济所做的回暖态势判断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就衡量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四大指标，也就是四张资产负债表(居民，企业，政府、金融)而言，尚未发现经济大幅滑坡的迹象，所以，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健康的。具体来说，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大约有20万亿的规模，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经济还是有一定底气的。消费信贷、住房抵押贷款并不很高，发展潜力同样比较大，有3万多亿的空间；国债余额占GDP比重22％，也不算特别高。另外，银行的风险控制，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指标也比较正常。总体上看，全国财政局面基本稳定，政府“不差钱”，有能力为中国经济顺利“过冬”进一步发放“取暖费”，继续有所作为。尽管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地方政府安排的投资计划已经突破20万亿，但如果经济发展需要，相信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潜力再施援手，给经济复苏输送御寒保暖的好政策。
姚轩鸽：政府是“不差钱”的，据说中国政府每年的可支配财力，保守估计也有9万多亿。问题是，“保增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就一定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构性压力吗?这些计划是否就是最优最好最终的政策呢?
李炜光：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在突然降临的危机压力下出台的政策，其应急性质天然地制约着各项应对政策的圆满度和优良性。毋庸讳言，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尚待继续优化和完善，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遭遇的负面压力尚未完全解除。比如，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还在继续下降，这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去掉进口原材料和设备折旧，我国出口要占到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能保持20％的增长率，外贸出口的功劳不可抹杀。但是，目前中国外贸出口经济的形势很严峻，一些外贸出口企业到目前仅仅完成了2008年订单的不到三分之一，东南沿海不少涉外企业倒闭歇业，同时，一些出口企业的股票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市值减少了80％左右。可以说，市场人士对出口企业当前的尴尬和疲软境遇十分担忧。
姚轩鸽：这些压力不仅仅表现在外贸出口领域吧?国内经济形势同样十分严峻。
李炜光：是的，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同样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业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普遍陷入困境，但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缺乏明显的政策倾斜与关注：同时，基层银行懈怠与保守，不愿为中小企业贷款，因为担心风险成本。可是，中小企业对社会就业的吸纳率高达80％左右，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事关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就业问题就难以得到很好地解决。二是全‘社会对经济下滑形势的恐慌情绪在非理性蔓延，导致不少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良好预期降低，有些国民无钱可花，另一些国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花，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又加剧了这种担忧。三是有关方面对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估计不足。其实经济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不仅出口企业大面积破产，因流通受阻而导致的“三角债”也可能大量增加，而且，各级财政收入下降也过快。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3％。同时，过于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出现多年来少有的财政压力，使得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在财力上捉襟见肘，所以恐怕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钱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姚轩鸽：看来，要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过冬”，政府还需要继续出台一些更到位的“保暖”、“供暖”政策。如果是这样，您觉得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李炜光：要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过冬”，确实需要继续出台新的保暖、供暖政策，以便完善第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首先，要针对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因为这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道理很简单，过大的国有企业比重，会严重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降低经济资源利用的效率。企业创造的财富，有一半以上都交给了政府，由政府决定如何花，这不仅远远背离了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公认的合理分配比例，极易诱发腐败行为，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值得拷问。
姚轩鸽：以4万亿为主要标志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从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了。您认为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炜光：主要问题在于，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属于巨大的投资冲动类型的政策，4万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大多投资于铁路、高速公路，钢铁，水电站等短期可刺激经济增长的行业，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对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大，无法全面优化经济要素，促进社会稳定。而且，这种巨大的投资冲动型政策选择，能否持久地促进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我认为，最佳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即激励中小企业和提升家庭福利方面。
姚轩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央高层制定了“保增长”的基本方针，您认为“保增长”的着力点应该选择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主要着力点应该选择在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方面。从已经出台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看，显然对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最为关键的是，尽管所有政策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针对就业形势严峻性的政策救助滞后，即在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促就业，保就业的政策选择较少。这样的“无就业、少就业”的增长，不知实际意义有多大。因此，我认为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保企业、特别是保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尤其是保劳动密集型企业，保服务业企业，以扩大就业。
姚轩鸽：就税收政策而言，您认为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有何作为?
李炜光：很明确，坚决实施“结构性减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要减税5000亿计划。具体说，要通过增值税转型促进大企业的投资与发展，通过个税改革，促进消费，增进就业，通过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保中小企业，促进就业，即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保护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救命的税收政策选择。同时，要正视农民负担反弹，出台“低保”，新农合，种粮，良种及农机具采购的“直补”以及养老等方面的税收政策救助。
姚轩鸽；就中国纳税人的全部分担而言，“税”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中，也应该注意政府各种“规费”的改革，全面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中国经济的顺利“过冬”?
李炜光：是的。通过减少收费促进经济复苏“过冬”，这在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是个忽略了的问题。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应该注意政府“规费”工具的使用。虽然过去中央财政已经废除了100多项行政收费，但目前全国性收费仍不少于两万亿，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重大课题：如何通过转变政府支付职能，精简机构，改变行政经费收支不规范，不统一的格局。坦率地说，要谨记“苛政猛于虎也”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古训。
姚轩鸽；前不久，政府公布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走势比预期的要好一些，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形势呈回暖态势。不知李教授是否认同这种结论?
李炜光：应该说，对宏观经济所做的回暖态势判断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就衡量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四大指标，也就是四张资产负债表(居民，企业，政府、金融)而言，尚未发现经济大幅滑坡的迹象，所以，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健康的。具体来说，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大约有20万亿的规模，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经济还是有一定底气的。消费信贷、住房抵押贷款并不很高，发展潜力同样比较大，有3万多亿的空间；国债余额占GDP比重22％，也不算特别高。另外，银行的风险控制，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指标也比较正常。总体上看，全国财政局面基本稳定，政府“不差钱”，有能力为中国经济顺利“过冬”进一步发放“取暖费”，继续有所作为。尽管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地方政府安排的投资计划已经突破20万亿，但如果经济发展需要，相信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潜力再施援手，给经济复苏输送御寒保暖的好政策。
姚轩鸽：政府是“不差钱”的，据说中国政府每年的可支配财力，保守估计也有9万多亿。问题是，“保增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就一定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构性压力吗?这些计划是否就是最优最好最终的政策呢?
李炜光：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在突然降临的危机压力下出台的政策，其应急性质天然地制约着各项应对政策的圆满度和优良性。毋庸讳言，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尚待继续优化和完善，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遭遇的负面压力尚未完全解除。比如，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还在继续下降，这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去掉进口原材料和设备折旧，我国出口要占到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能保持20％的增长率，外贸出口的功劳不可抹杀。但是，目前中国外贸出口经济的形势很严峻，一些外贸出口企业到目前仅仅完成了2008年订单的不到三分之一，东南沿海不少涉外企业倒闭歇业，同时，一些出口企业的股票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市值减少了80％左右。可以说，市场人士对出口企业当前的尴尬和疲软境遇十分担忧。
姚轩鸽：这些压力不仅仅表现在外贸出口领域吧?国内经济形势同样十分严峻。
李炜光：是的，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同样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业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普遍陷入困境，但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缺乏明显的政策倾斜与关注：同时，基层银行懈怠与保守，不愿为中小企业贷款，因为担心风险成本。可是，中小企业对社会就业的吸纳率高达80％左右，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事关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就业问题就难以得到很好地解决。二是全‘社会对经济下滑形势的恐慌情绪在非理性蔓延，导致不少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良好预期降低，有些国民无钱可花，另一些国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花，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又加剧了这种担忧。三是有关方面对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估计不足。其实经济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不仅出口企业大面积破产，因流通受阻而导致的“三角债”也可能大量增加，而且，各级财政收入下降也过快。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8.3％。同时，过于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出现多年来少有的财政压力，使得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在财力上捉襟见肘，所以恐怕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钱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姚轩鸽：看来，要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过冬”，政府还需要继续出台一些更到位的“保暖”、“供暖”政策。如果是这样，您觉得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李炜光：要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过冬”，确实需要继续出台新的保暖、供暖政策，以便完善第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首先，要针对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因为这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道理很简单，过大的国有企业比重，会严重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降低经济资源利用的效率。企业创造的财富，有一半以上都交给了政府，由政府决定如何花，这不仅远远背离了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公认的合理分配比例，极易诱发腐败行为，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值得拷问。
姚轩鸽：以4万亿为主要标志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从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看，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了。您认为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炜光：主要问题在于，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属于巨大的投资冲动类型的政策，4万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大多投资于铁路、高速公路，钢铁，水电站等短期可刺激经济增长的行业，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对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大，无法全面优化经济要素，促进社会稳定。而且，这种巨大的投资冲动型政策选择，能否持久地促进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我认为，最佳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即激励中小企业和提升家庭福利方面。
姚轩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央高层制定了“保增长”的基本方针，您认为“保增长”的着力点应该选择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主要着力点应该选择在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方面。从已经出台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看，显然对增长的目的和内容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最为关键的是，尽管所有政策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针对就业形势严峻性的政策救助滞后，即在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促就业，保就业的政策选择较少。这样的“无就业、少就业”的增长，不知实际意义有多大。因此，我认为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保企业、特别是保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尤其是保劳动密集型企业，保服务业企业，以扩大就业。
姚轩鸽：就税收政策而言，您认为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有何作为?
李炜光：很明确，坚决实施“结构性减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要减税5000亿计划。具体说，要通过增值税转型促进大企业的投资与发展，通过个税改革，促进消费，增进就业，通过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保中小企业，促进就业，即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保护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救命的税收政策选择。同时，要正视农民负担反弹，出台“低保”，新农合，种粮，良种及农机具采购的“直补”以及养老等方面的税收政策救助。
姚轩鸽；就中国纳税人的全部分担而言，“税”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中，也应该注意政府各种“规费”的改革，全面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中国经济的顺利“过冬”?
李炜光：是的。通过减少收费促进经济复苏“过冬”，这在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是个忽略了的问题。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应该注意政府“规费”工具的使用。虽然过去中央财政已经废除了100多项行政收费，但目前全国性收费仍不少于两万亿，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重大课题：如何通过转变政府支付职能，精简机构，改变行政经费收支不规范，不统一的格局。坦率地说，要谨记“苛政猛于虎也”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