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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参会代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透过媒体报道，老百姓也能了解到自己的代表是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的。
议案，是代表们参政议政的载体。但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却发生了一些与议案有关的“趣闻”：
一是有的委员两手空空上会，还美言其日“学习、学习”。五年的任期，如果头一年还搪塞得过去的话，第三年还在“学习”，实在就是失职。
二是前年缺席、去年迟到的刘翔，今年终于按时出席会议了，虽然差点儿被采访的记者挤成“肉饼”，但坦率的翔委员还是承认了自己提交的《对创立竞技体育教练员有效保障机制的建议》为代笔之作。
三是有的代表提出的议案，招来的是公众的一片呛声和鄙夷。比如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董事长严琦关于“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的议案，不仅引来一片炮轰，其公司网站主页甚至遭黑客轮番攻击；比如政协委员王全书关于将“扫黄”改为“扫色”的建议。被网友讥讽为“不如改叫‘扫雷’”好了；更有人提出“国家不应提倡国内游”、“小学应增加繁体字教育”、“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等建议或议案，以至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在新浪微博中写道：我如果是代表或委员，我参加“两会”的第一个提案将是：《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
不能怪公众对代表们太严苛。从法理上讲，委员提案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如何行使这个权利就绝对不单单是委员的个人事情，他们应该对人民有所交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当然，更多代表的议案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歌星韩红，今年主笔撰写了3个提案，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深入4县、12村调研之后的成果。为了写出有分量的议案，韩红成立了自己的提案小组，吸收包括社科院的学者、教授参加。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中青在线和新浪网，对11370名青年网友实施的专题调查显示，88.9％的人期待更多代表委员注意超越职业或阶层的局限，站在全国和全体人民利益的高度考虑自己的提案和议案。
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两会”代表的期望。
做一个崔永元那样犀利的“明星委员” 晏 扬
“我特别反对一刀切地清退代课教师”，“我不同意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平”，“春晚广告植入失败”，“国家房价调控的政策我看没啥效果”，“应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当了几年政协委员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我发现做委员和做主持人一样，都有无奈的时候”……
你也许难以想象，上述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批评与建议，出自一个明星之口。这个明星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当“刘翔们”成为社会舆论的戏谑对象，当“明星委员”几乎被人们视作“两会”的“花瓶”，崔永元反而成了“明星委员”的一个异类，他以大胆犀利、有的放矢的批评和建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真正的“两会”明星。
崔永元的批评和建议，道理并不深刻，却总能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让人产生强烈共鸣。比如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他说：“从我记事开始，就在说消除三大矛盾，到现在我都快进敬老院了，还在说这个事。”“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就像刘翔跟人跑步一样，如果他的起跑比人提前五米，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比如他在谈及清退代课教师时说，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来回30公里，“四点钟就起床，他父亲背着他，打着火把，他在筐里睡，就这样去上学。”“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晨四点起来，走15公里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这种简洁生动的批评与建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自细心的观察和扎实的调研。对于一刀切地清退代课教师，崔永元所以表示“特别反对”，缘于他2006年”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感，当年他走访了234个学校，切身体会到了偏远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上学之不易、代课教师工作之辛酸。为了准备“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提案，崔永元更是自掏腰包，跑到全国许多地方去调研；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批评，则更多地缘于他的平等意识和道德自觉：“凭什么农民一家子干一年12000元的收入就算挺高，而我们在城市里工作，一个月挣12000元都不算高的?”
透过崔永元的批评与建议，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人文情怀，这才是人民需要的“明星委员”，是民众可以信赖的利益代言人。而作为央视主持人，抨击央视春晚广告植入，作为政协委员感叹“政协委员很无奈”，则体现了崔永远“实话实说”的勇气，这种勇气在现实语境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崔永元用实际言行告诉人们：明星当政协委员没什么不可以，反而有其优势，关键要看明星们能否同时成为参政议政意义上的明星。所以，我们不反对明星成为政协委员，只是希望明星们能够成为像崔永元这样的“明星委员”：拿出一点时间、花费一些精力去观察社会、调研问题，多接近民众，多贴近现实，多为民众的利益鼓与呼，说实话、说真话、大胆地说话……崔永元能够做到的，相信其他“明星委员”也能够并且应该做到。
代表委员说说“外行话”也靠谱 普 嘉
3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房地产业内人士胡安东的文章《代言本行业才能更好地代言公民》，文章认为：从这几届“两会”政协委员的提案看，一些委员的视野似乎越来越“野”：做餐饮的严琦委员更像社会学家，关心起怎么把网吧给停了；做饮料的宗庆后更像房地产专家，他是联名提出“二次房改”建议的十位委员之一。胡先生认为，这些现象，除了是一些委员的个人精英主义和无厘头思想作怪外，关键还是他们愿意走“弯弯绕”路线，以绕开自己的本行而避免揭露自己的伤疤。他说，“只有你将更多自己了解的、你熟知的民情带上两会，才能得到包括你自己行业在内的更多公众的支持和尊重。”
对于胡安东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认同。首先，“两会”是个开放的话语平台，没有哪条规定代表和委员就只能关注本行业或是本专业的问题，提案只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本行业，或是傲慢地排斥那些来自非专业人士的声音，无疑是画地为牢。这样一来，本来百家争鸣的盛会，却划分为一个个“闲人免进”的小圈子，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就某一话题进行学术研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关自守、曲高和寡的局面，只会违背“两会”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本意。
代表委员不愿意冲在前面谈自己熟悉的身边问题，也许他们有行业的潜规则对他们不利的顾虑，然而，他们谈论非本专业的问题，并不代表对这个问题就没有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分析。据报道，截至3月2日15时，大会收到委员提案428件，其中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几乎占据半壁江山。难道这些提案者全都是房地产专家吗?我想，真正的房地产行业的既得 利益者反而不会主张房价存在问题，力求回归到合理的价位了!
房价、医疗、教育既是专业问题，同时也是民生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人都有切身感受，人人都应有发言权。诚然，代表委员都是自然人，作为人的个体都有自私的本性，会为了本行业甚至自己的利益鼓与呼，然而，按照宪政理论，能参加“两会”的代表，并不只仅仅代表自己和本行业，更要为选民说话，代表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明星委员濮存昕所提出的“真正杜绝强迫儿童乞讨”建议，被公众评价为很“靠谱”。可按照胡安东的观点，濮存昕是演员而不是社会问题专家，提什么杜绝强迫儿童乞讨肯定不“靠谱”。其实，濮存昕这份详实的提案并不是个人智慧的结晶，而来自一些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的调查努力，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濮存昕以政协委员的身份递交材料，反映社情民意，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行人其实也不乏真知灼见，很多时候内行人看不清的问题，外行人换个角度一下子就很清晰了。“两会”上，我们需要相关领域的代表委员发表专业意见，也需要以常人的视野来传递普通人的声音。
名头与议政水平的反向关系 三糊涂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上“两会”，其中一条是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舆论哗然下，她对记者解释说：提案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女方付出得不到补偿，并不是说洗个碗就要老公发工资。
张晓梅的言行确实很雷人。我一直认为，参政议政是很神圣的事情，提案更是很严肃的事情，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的不仅是她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党派，所以，每一条提案的出笼，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相关的社会调查及分析论证，我没想到，一个政协委员居然可以提出20条提案来，难不成我们的提案，就跟市民上市场批发白菜一样，随便拨拉一二十棵，雇个车拉回来，卸到地下室就OK了?
这一切，促使我对提案人感了兴趣。她怎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我就不查了，因为查不到。我能做的就是网上搜索，没想到一搜就有些眩晕，那名头也太多了，我念都念不利索，只好借用媒体评论了：“如同潘石屹之于地产，张朝阳之于IT的意义一样，‘张晓梅’这个名字与一个行业——美容行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按照人民代表为人民的思维，我个人有一个猜想，该委员与“老婆”们打交道多，挣的都是“老婆”们的钱，提倡老公给老婆发工资，然后老婆们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奔向美容院，理直气壮地挨宰了……至于是否真实，有待张委员证实。
张委员的提案引来一片呛声，是因为她确实弄错了诸多问题：首先，中国的老婆不缺钱，缺钱的是中国的老公。或者说，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老公是否给老婆发工资，而是老公老婆的工资总和太少了。老公再给老婆发得多，家庭财产也上不去。其次，中国的老公也许不缺钱，但是工资卡却在老婆手里。老公若想给老婆发工资，首当其冲得把工资卡索回。更关键的是，现在做家务的并不仅仅是老婆，我们这落后小城是这样，龙应台笔下的上海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更是这样，上海男人不但天天买菜，还要洗衣服，那么，老婆要不要给老公发工资?
每次的“两会”，民众都睁眼看着，希望看到有价值的提案。像张委员的这些信口一说的提案，还是越少越好。
委员崔永元和商人茅永红 朱四倍
“当选政协委员是最正确的事情。”三年前崔永元说过的话，现在依然清晰。如今他说：
“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对自己的期望特别高，觉得一定要在第一线帮老百姓做点事情。当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
在崔永元伤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央视名嘴崔永元而是政协委员崔永元。而让他伤感的事情比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复没有内容”，同样使我们感到无奈。
但是，“两会”期间的另一则新闻，给了我们一种完全相反的场景：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称，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他认为，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从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只见商人的利益话语而不见政协委员的声音表达，只见商人身影晃动不见委员身份显现。相比之下，这更让我们感到无力，比提案石沉大海更让我们感到困惑。
当政协委员忘记了自身的责任而只为自身的利益或行业利益说话时，可以说，进入我们视线的就不是政协委员的话语，相反，是一种利益话语，更严重的是，如此的话语表达本身就是对政协委员自身责任的推卸和挤压。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作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曾经，对不少政协委员来说，参加会议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委员应履行哪些职责、如何履行或者说如何积极地履行，而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加快，不少政协委员常常夹带“私货”而忘记了自身的责任。相比之下，这种做法比“符号委员”更可怕。
委员是“受托付的人”，并不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各阶层人士都希望自身的利益得到反映，都希望各自的声音和愿望得到表达。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当“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之类的话语公然蔓延时，在笔者看来，就遮蔽了其他群体的话语表达和声音传递。
作为委员的崔永元和作为商人的茅永红，让我们认清了不同阶层话语权表达的落差，即强者与弱者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名嘴的崔永元：同理，我们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
民意进入政治博弈需强化代言人质量 蔡晓辉
“两会”已开，这个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同时也是媒体的狂欢和竞争。越来越扩大的版面、越来越丰富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还有互联网、手机报等新媒体的参与。媒体不再将“两会”报道作为一个被动的任务，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上下沟通、聚集民意的平台，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这是媒体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进步。
另一方面，各位代表委员们也更主动地借助各类媒体增进与公众的交流和互动，仿佛民意真的已经通过一个畅通的渠道进入政治议题、仿佛各位代表委员都已经是完全合格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能、仿佛我们已经真的逼近了政治的核心。
但是，“两会”前夕“燕赵都市网”民生论坛进行的一次小调查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该调查题目是“您知道本省的几位代表委员?”接受调查的网民当中，相当部分的人选择了“一位也不知道”或者“听说过几位名人”，但没有一个人选择“知道多位代表委员的选区分布或背景资料，并能方便地向他们表达意见”。
不知道自己的代言人是谁、缺乏与他们沟通的渠道，又如何保障各位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是经过充分的民意酝酿、修正和充分讨论的呢?还是这个小调查，大部分网友呼吁：“希望有定期的代表接待日”、“希望所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电子邮件等联系办法”、“希望代表和委员开博并经常更新，与全省人民互动”等等。
缺乏与自己的代表委员沟通的渠道，或者干脆就不知道自己的代表委员是谁的情况，催生了媒体每年必选的“两会捎话”之类的栏目：上会的记者们将读者或网友反映的民生问题转达或是转交给代表委员。
民意只有在“两会”这个存在时间、地点局限的舞台上才灿烂一次，这是一种尴尬。在我看来，这其中有代表形成机制的问题，也有各位代表委员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尚未进入改革议题的情况下，各位代表委员尤其是基层代表建立与民意之间的日常性通道，强化“代言人”的角色和代言质量，才是民意进入政治博弈的可行性通道。
也就是说，民意只有延伸到两会之外，延伸到每一位代表委员的日常履职和参政议政之中，才是真正的民主。
议案，是代表们参政议政的载体。但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却发生了一些与议案有关的“趣闻”：
一是有的委员两手空空上会，还美言其日“学习、学习”。五年的任期，如果头一年还搪塞得过去的话，第三年还在“学习”，实在就是失职。
二是前年缺席、去年迟到的刘翔，今年终于按时出席会议了，虽然差点儿被采访的记者挤成“肉饼”，但坦率的翔委员还是承认了自己提交的《对创立竞技体育教练员有效保障机制的建议》为代笔之作。
三是有的代表提出的议案，招来的是公众的一片呛声和鄙夷。比如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董事长严琦关于“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的议案，不仅引来一片炮轰，其公司网站主页甚至遭黑客轮番攻击；比如政协委员王全书关于将“扫黄”改为“扫色”的建议。被网友讥讽为“不如改叫‘扫雷’”好了；更有人提出“国家不应提倡国内游”、“小学应增加繁体字教育”、“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等建议或议案，以至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在新浪微博中写道：我如果是代表或委员，我参加“两会”的第一个提案将是：《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
不能怪公众对代表们太严苛。从法理上讲，委员提案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如何行使这个权利就绝对不单单是委员的个人事情，他们应该对人民有所交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当然，更多代表的议案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歌星韩红，今年主笔撰写了3个提案，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深入4县、12村调研之后的成果。为了写出有分量的议案，韩红成立了自己的提案小组，吸收包括社科院的学者、教授参加。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中青在线和新浪网，对11370名青年网友实施的专题调查显示，88.9％的人期待更多代表委员注意超越职业或阶层的局限，站在全国和全体人民利益的高度考虑自己的提案和议案。
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两会”代表的期望。
做一个崔永元那样犀利的“明星委员” 晏 扬
“我特别反对一刀切地清退代课教师”，“我不同意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平”，“春晚广告植入失败”，“国家房价调控的政策我看没啥效果”，“应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当了几年政协委员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我发现做委员和做主持人一样，都有无奈的时候”……
你也许难以想象，上述一连串铿锵有力的批评与建议，出自一个明星之口。这个明星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当“刘翔们”成为社会舆论的戏谑对象，当“明星委员”几乎被人们视作“两会”的“花瓶”，崔永元反而成了“明星委员”的一个异类，他以大胆犀利、有的放矢的批评和建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真正的“两会”明星。
崔永元的批评和建议，道理并不深刻，却总能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让人产生强烈共鸣。比如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他说：“从我记事开始，就在说消除三大矛盾，到现在我都快进敬老院了，还在说这个事。”“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就像刘翔跟人跑步一样，如果他的起跑比人提前五米，跑得再快也没有用。”比如他在谈及清退代课教师时说，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来回30公里，“四点钟就起床，他父亲背着他，打着火把，他在筐里睡，就这样去上学。”“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晨四点起来，走15公里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这种简洁生动的批评与建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自细心的观察和扎实的调研。对于一刀切地清退代课教师，崔永元所以表示“特别反对”，缘于他2006年”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感，当年他走访了234个学校，切身体会到了偏远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上学之不易、代课教师工作之辛酸。为了准备“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提案，崔永元更是自掏腰包，跑到全国许多地方去调研；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批评，则更多地缘于他的平等意识和道德自觉：“凭什么农民一家子干一年12000元的收入就算挺高，而我们在城市里工作，一个月挣12000元都不算高的?”
透过崔永元的批评与建议，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人文情怀，这才是人民需要的“明星委员”，是民众可以信赖的利益代言人。而作为央视主持人，抨击央视春晚广告植入，作为政协委员感叹“政协委员很无奈”，则体现了崔永远“实话实说”的勇气，这种勇气在现实语境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崔永元用实际言行告诉人们：明星当政协委员没什么不可以，反而有其优势，关键要看明星们能否同时成为参政议政意义上的明星。所以，我们不反对明星成为政协委员，只是希望明星们能够成为像崔永元这样的“明星委员”：拿出一点时间、花费一些精力去观察社会、调研问题，多接近民众，多贴近现实，多为民众的利益鼓与呼，说实话、说真话、大胆地说话……崔永元能够做到的，相信其他“明星委员”也能够并且应该做到。
代表委员说说“外行话”也靠谱 普 嘉
3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房地产业内人士胡安东的文章《代言本行业才能更好地代言公民》，文章认为：从这几届“两会”政协委员的提案看，一些委员的视野似乎越来越“野”：做餐饮的严琦委员更像社会学家，关心起怎么把网吧给停了；做饮料的宗庆后更像房地产专家，他是联名提出“二次房改”建议的十位委员之一。胡先生认为，这些现象，除了是一些委员的个人精英主义和无厘头思想作怪外，关键还是他们愿意走“弯弯绕”路线，以绕开自己的本行而避免揭露自己的伤疤。他说，“只有你将更多自己了解的、你熟知的民情带上两会，才能得到包括你自己行业在内的更多公众的支持和尊重。”
对于胡安东先生的观点，我不能认同。首先，“两会”是个开放的话语平台，没有哪条规定代表和委员就只能关注本行业或是本专业的问题，提案只能局限于自己熟悉的领域。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本行业，或是傲慢地排斥那些来自非专业人士的声音，无疑是画地为牢。这样一来，本来百家争鸣的盛会，却划分为一个个“闲人免进”的小圈子，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就某一话题进行学术研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关自守、曲高和寡的局面，只会违背“两会”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本意。
代表委员不愿意冲在前面谈自己熟悉的身边问题，也许他们有行业的潜规则对他们不利的顾虑，然而，他们谈论非本专业的问题，并不代表对这个问题就没有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分析。据报道，截至3月2日15时，大会收到委员提案428件，其中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几乎占据半壁江山。难道这些提案者全都是房地产专家吗?我想，真正的房地产行业的既得 利益者反而不会主张房价存在问题，力求回归到合理的价位了!
房价、医疗、教育既是专业问题，同时也是民生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人都有切身感受，人人都应有发言权。诚然，代表委员都是自然人，作为人的个体都有自私的本性，会为了本行业甚至自己的利益鼓与呼，然而，按照宪政理论，能参加“两会”的代表，并不只仅仅代表自己和本行业，更要为选民说话，代表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明星委员濮存昕所提出的“真正杜绝强迫儿童乞讨”建议，被公众评价为很“靠谱”。可按照胡安东的观点，濮存昕是演员而不是社会问题专家，提什么杜绝强迫儿童乞讨肯定不“靠谱”。其实，濮存昕这份详实的提案并不是个人智慧的结晶，而来自一些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的调查努力，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濮存昕以政协委员的身份递交材料，反映社情民意，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行人其实也不乏真知灼见，很多时候内行人看不清的问题，外行人换个角度一下子就很清晰了。“两会”上，我们需要相关领域的代表委员发表专业意见，也需要以常人的视野来传递普通人的声音。
名头与议政水平的反向关系 三糊涂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上“两会”，其中一条是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舆论哗然下，她对记者解释说：提案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女方付出得不到补偿，并不是说洗个碗就要老公发工资。
张晓梅的言行确实很雷人。我一直认为，参政议政是很神圣的事情，提案更是很严肃的事情，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的不仅是她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党派，所以，每一条提案的出笼，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相关的社会调查及分析论证，我没想到，一个政协委员居然可以提出20条提案来，难不成我们的提案，就跟市民上市场批发白菜一样，随便拨拉一二十棵，雇个车拉回来，卸到地下室就OK了?
这一切，促使我对提案人感了兴趣。她怎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我就不查了，因为查不到。我能做的就是网上搜索，没想到一搜就有些眩晕，那名头也太多了，我念都念不利索，只好借用媒体评论了：“如同潘石屹之于地产，张朝阳之于IT的意义一样，‘张晓梅’这个名字与一个行业——美容行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按照人民代表为人民的思维，我个人有一个猜想，该委员与“老婆”们打交道多，挣的都是“老婆”们的钱，提倡老公给老婆发工资，然后老婆们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奔向美容院，理直气壮地挨宰了……至于是否真实，有待张委员证实。
张委员的提案引来一片呛声，是因为她确实弄错了诸多问题：首先，中国的老婆不缺钱，缺钱的是中国的老公。或者说，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老公是否给老婆发工资，而是老公老婆的工资总和太少了。老公再给老婆发得多，家庭财产也上不去。其次，中国的老公也许不缺钱，但是工资卡却在老婆手里。老公若想给老婆发工资，首当其冲得把工资卡索回。更关键的是，现在做家务的并不仅仅是老婆，我们这落后小城是这样，龙应台笔下的上海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更是这样，上海男人不但天天买菜，还要洗衣服，那么，老婆要不要给老公发工资?
每次的“两会”，民众都睁眼看着，希望看到有价值的提案。像张委员的这些信口一说的提案，还是越少越好。
委员崔永元和商人茅永红 朱四倍
“当选政协委员是最正确的事情。”三年前崔永元说过的话，现在依然清晰。如今他说：
“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对自己的期望特别高，觉得一定要在第一线帮老百姓做点事情。当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
在崔永元伤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央视名嘴崔永元而是政协委员崔永元。而让他伤感的事情比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复没有内容”，同样使我们感到无奈。
但是，“两会”期间的另一则新闻，给了我们一种完全相反的场景：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称，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他认为，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从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只见商人的利益话语而不见政协委员的声音表达，只见商人身影晃动不见委员身份显现。相比之下，这更让我们感到无力，比提案石沉大海更让我们感到困惑。
当政协委员忘记了自身的责任而只为自身的利益或行业利益说话时，可以说，进入我们视线的就不是政协委员的话语，相反，是一种利益话语，更严重的是，如此的话语表达本身就是对政协委员自身责任的推卸和挤压。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作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曾经，对不少政协委员来说，参加会议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委员应履行哪些职责、如何履行或者说如何积极地履行，而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加快，不少政协委员常常夹带“私货”而忘记了自身的责任。相比之下，这种做法比“符号委员”更可怕。
委员是“受托付的人”，并不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各阶层人士都希望自身的利益得到反映，都希望各自的声音和愿望得到表达。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当“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之类的话语公然蔓延时，在笔者看来，就遮蔽了其他群体的话语表达和声音传递。
作为委员的崔永元和作为商人的茅永红，让我们认清了不同阶层话语权表达的落差，即强者与弱者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名嘴的崔永元：同理，我们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
民意进入政治博弈需强化代言人质量 蔡晓辉
“两会”已开，这个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同时也是媒体的狂欢和竞争。越来越扩大的版面、越来越丰富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还有互联网、手机报等新媒体的参与。媒体不再将“两会”报道作为一个被动的任务，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上下沟通、聚集民意的平台，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这是媒体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进步。
另一方面，各位代表委员们也更主动地借助各类媒体增进与公众的交流和互动，仿佛民意真的已经通过一个畅通的渠道进入政治议题、仿佛各位代表委员都已经是完全合格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能、仿佛我们已经真的逼近了政治的核心。
但是，“两会”前夕“燕赵都市网”民生论坛进行的一次小调查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该调查题目是“您知道本省的几位代表委员?”接受调查的网民当中，相当部分的人选择了“一位也不知道”或者“听说过几位名人”，但没有一个人选择“知道多位代表委员的选区分布或背景资料，并能方便地向他们表达意见”。
不知道自己的代言人是谁、缺乏与他们沟通的渠道，又如何保障各位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是经过充分的民意酝酿、修正和充分讨论的呢?还是这个小调查，大部分网友呼吁：“希望有定期的代表接待日”、“希望所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电子邮件等联系办法”、“希望代表和委员开博并经常更新，与全省人民互动”等等。
缺乏与自己的代表委员沟通的渠道，或者干脆就不知道自己的代表委员是谁的情况，催生了媒体每年必选的“两会捎话”之类的栏目：上会的记者们将读者或网友反映的民生问题转达或是转交给代表委员。
民意只有在“两会”这个存在时间、地点局限的舞台上才灿烂一次，这是一种尴尬。在我看来，这其中有代表形成机制的问题，也有各位代表委员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尚未进入改革议题的情况下，各位代表委员尤其是基层代表建立与民意之间的日常性通道，强化“代言人”的角色和代言质量，才是民意进入政治博弈的可行性通道。
也就是说，民意只有延伸到两会之外，延伸到每一位代表委员的日常履职和参政议政之中，才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