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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伦，女，广东惠州人，人大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
我是长短腿，天生的。祖母说我出生撞上了百鬼夜，隔着手术门她亲眼望见一个小鬼，咬住我苦苦挽留。碘伏把它烫得发紫，它还是不松口，将我的右腿抻得长长的。做鬼好哇，它要你陪它齐去做鬼呢，祖母说，人都是鬼化的，蛮子生出来全是鬼脸，有一口人奶才有一厘人样。外公说你祖母又在屙她的金瓜了。他记得清清楚楚，观音造我造剩最后一小抔泥，家里的仔猪就痢疾了，它们一个个爬到母猪背上嚎叫，不久就要死去。观音不得不放下手边的活儿，生无论如何没有死来得催迫。外公说，观音是你的观音，也是猪的观音呵。只是等祂回来，我那还差一抔泥的左腿就被忘了。
我不能怪前世的伙伴顺着羊水气味找到我，也不能怪观音和我的祖母、外公一样，遗忘的总比应该的多。就这样，我拖着两条不一样的腿活在世上，我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究竟算多了一点还是少了一点。
我想过不少主意。比如拉筋从来只拉左腿，稍息时固定站一边，有好长一阵，我固执地单脚跳走路。遗憾的是，它们宛如调配好的精确比例，左边始终比右边矮出一个踝。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懂得了怎么摆弄两条不同的腿：左腿稍微踮住，右步迈得小一些，换腿的时候膝盖打的曲要更大。代价是走多了胯骨右边发疼，脚尖也容易铲地，但这样走的确让我看起来与摔倒无关。
假如我的祖母或外公见到，肯定要骂我的，他们生怕小鬼或是观音找不见我，我就会成为神憎鬼恼的人。那类人不遭人害，不遭人爱，从来活不长的。但现在不打紧了，他们已相继死去，商量好的一样，母亲刚攒够一笔丧费，外公就走了;再攒一笔，祖母也断了气。他们离开的时机是那么妥当，没给我们带来一点麻烦，就连母亲也觉得他们死得正是时候。
祖母咽气那会儿我在回家路上，没有任何预兆，摔了个趴面跤。等我抬起头，才发现人行道上还趴着另一个人。你看啊，这滑稽的，我们俩都笑了。
“我告诉你不会摔跤的秘诀。”她连爬带挪跑过来，名字也没有交代。
我边起身边在她的声音里发懵。
“走路的时候不要摆臂子！”她的神色称得上肃穆，“只要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走路，就绝不会摔倒。”
她告诉我，摆手完全是人类做猴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这个惯性没被进化掉，人就不是人。她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看来的。老师告诉她，人们摆手是为了保持平衡，但她知晓这实实在在是番假话，人该有更好的走法。从那以后，她敲定心思，不再甩动自己的膀子。说罢她郑重地在空旷的马路中央来回走了几步，盼望我立马学会。我只是怀疑地看着她。谁也没忘了刚刚丢过的丑。
她羞躁起来：“这当然……得练一练，只要从小练好，这一世都不会再跌跤，不是吗？”但我率先走开时，手还是上紧了发条那样前后划动，为了我没进化好的腿。她也还是并住两手，贴着裤缝梗着脖子前挪。
天气烫极了，她挨在左边。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走得這么近，我们几乎同时发现，我那总把身柱往左带的趔趄，被她抵挡得很好。从那以后她都走在我左侧，我一次次轻撞她的肩膀，她一次次接住了。
后来我才发现，王乃一就在隔壁班。确实如此，只要站着，她一定会把手收到两边，直直地夹住自己，有时连手肘的缝隙都挤得密密实实。跑早操时，她会把校服链拉到顶端，链把子含在嘴里跑，手像打了夹板那样往后械住，上半身一动不动，下半身却跨得飞快。她的肉多又软，裹在校服里弹弹旦旦，像一块长腿的豆腐。六一节那天，英语老师偷偷在课上给我们放《猫和老鼠》，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她的跑法和里面的Tom一模一样。半天的时间，王乃一就从王乃一变成了“烫抹”。这成了我们早操的固定节目， 王乃一让这躲不掉的任务值得期待。碰上老师不在，那几个男孩子会加快步伐赶到她那儿，做她的样子。他们多么聪明以致学得形神兼具，周围嗤嗤笑成一片，大家都以为她会害羞，至少会愤怒—有时候这是一码事。可我敢打包票，我在后头—当然在最后头，我不愿别人看我走路的背影—最先听到的是她自己的笑声。有一次她边跑边扭过头来唤我：“袁舟！快看！多么多么像啊！”
你看啊，这滑稽的，我真跟着笑了。但什么也阻止不了她驯服自己手臂的决心，下一次她还那样。谁也没注意过，这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三番几次过后，级主任恨铁不成钢地把她从升旗队里剔出来。她只肯敬礼，死活不肯按照要求走正步。
有时她也跟我聊起其他同学，说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你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准答不清。她说，有我这样走路的人，就有你这样走路的人，还有他们那样走路的人。但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多么多么可怜啊。
也许是因为她说多么多么时像在念一种咒语，抑或因为这个重复过了头的句式，我比晨跑那会儿更想笑，但最终没有。我还什么都没想通，却直觉那里有不能笑的东西。它像个烧烤架，以威胁的仗势横亘在我眼前，只是，每一次我伸出手，都只能从网格中穿过。可我知道它在，我能看到隐约的铁丝和上面烧焦的痕迹。我想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但我没好意思问她自己可不可怜。
在学校没人敢学我走路，连开涮都不敢。我唯一的外号是圆周率，跟我的跛腿毫无拉连。当然我跟王乃一都觉得，最主要的缘故是，我母亲和数学老师是发小。她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从不抢体育课，从不叫家长，罚人趴在地上补作业的时候，也从不学英语老师把高跟鞋印踩在我们的本子上。每次她上我家，母亲都要把那个开了一遍又一遍的玩笑搬出来：“你道我不像老师吗？你要早起，我也早起，你管一大班，我照样一大班地管，你要算数，我比你算得还勤呐。”芳姨有时理会，大多时候不予搭理，她对谁都不予搭理，但母亲三缺一还是找她，她买鸡还是会去母亲档口。
我母在麻将台上很好认，她频繁的复述把那个笑话薅得无盐无味，水也是一天天把她的手冲得发胀发白，连指甲盖也成了墙白色。就在档口的水龙头下，她割喉、放血、拔鸡毛，把鸡脚上的环戒捋下来扔在一边。那个档口在市场最深处，见不着一点光，正午时分也得有一盏灯从头顶吊下来，她才能瞄准鸡脖子，才把这些两脚禽剖得骨是骨肉是肉。我的母亲浑身都在经年的黑暗中捂白了。 母亲说我还没断奶的时候，特别爱听掏内脏的声音，扑哧扑哧的响息从不失手地惹我发笑。年轻的母亲只好把我放在了案台边上，空出手去干她的营生。那些顾客从来没把我认错成商品的一种。他们都是醒目的成年人，知道孩子是不会堂而皇之地摆在市场里卖的，真正要买孩子，应该去天桥底下、车站旁边和医院的护士站。
可我跟王乃一还做不到这么醒目，我们分不清什么可以卖，什么又不可以。当她第四次指着玻璃柜顶的那个瓷罐，问门口那个背驼得厉害的妇女卖不卖的时候，可算招来了她的痛骂：“绝你的代！绝你的种！装死人骨的东西你也要！明日我就掺屎掺尿搓成骨灰团卖给你！你吃不下去就跟你阿公连夜流脓爆血，一把火烧你们爷孙绰绰有余！”
她拉着我跑开，她那么有力气，连我被握住的手都和她一起动弹不得。我们都理解为什么女人这样跳脚。好些时日之前，政府就打算把这里建成怀江新城，我们还为此写过征文。王乃一是唯一没写的人，好比她爷爷无论如何不肯从这里搬走，现在他们成了唯一一户原住民。
怀江还真和我母亲一样清癯。祖母以前总说，就是因为母亲的乳汁太少太少，我才没法变成两只脚都稳稳当当踩在大地上的蛮子。但现在不是追究这事儿的时机，我要说的是，我实实在在觉得整个小镇都弥漫着母亲似的腥气，这条江也就比我的母亲更像母亲。就在这爿肮脏潮湿的沙滩上，风卷起江膻一路席旋，怀江大桥上夜灯烘出来的一点点旖旎被吹得殆尽。
凉白开也是腥的。依外公生前说，那是因为轮船都把江沙掏空了，鱼一簇一簇死在江心。它们掏出了这座桥，想必还要掏出幢幢新楼，从教室里望出去，“怀江新城”的红幅在绿网纱顶端声势浩大地垂落。
我们根本不生女人的气，毕竟拆迁办某个管事的人做了个天才的决策：不等所有人都签字同意，谁也拿不到拆迁款。好比火葬场里，但凡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按下开关，把那批人全送进炉里去烧。要是一直烧不了，那么死了的人不就白死了吗？女人期盼的那把火就在对岸，我的祖母和外公都是在这里烧掉的，烟正从殡仪馆奇高的囱口涌出。
王乃一第一次带我上她家的时候，我深觉受骗。我从没想过怀江近看是这么粗砺，沙滩上找不到能躺的地方，到处是卵石、垃圾和跨年留下的烟火筒。她带我穿过堤坝，走在河唇路上，直到我们来到一座教堂的门前。教堂被夹在一排矮民房中，那些民房的门窗都已经摘净，无人居住。我原以为这幢殖民时代的弃婴至少比一般建筑气派，可是没有，它随中国的房屋一起平着、矮着。
“他们不是教徒，”我们走进去，王乃一带我绕过那群正在和声的老人，压低声音说，“只是图这里清净。我就看过你芳姨在这里喝酒，真的，我敢骗你就流脓爆血，半把火能把我烧光。”
我恶狠狠地骂她，神经病！仿佛那样能将她的诅咒抵消。
她指指侧门，带我溜到偏厅。那里供奉着几座更亲切的神像：玉帝、觀音和财神。
“他们唱歌做什么？”我侧耳听了一会儿。
“给上帝。”
“上帝是谁？”
“……西方的老天爷。”
我头晕脑胀，老天爷还分东西啊？
废话，她说，你当老天爷没有亲戚么？一个老天爷怎么管得来这么多？
“你喜欢上帝还是老天爷？”她盘腿坐下来。
我只能选自己熟悉的。否则上帝听不懂我的愿望该怎么办呢？
她却高兴得没完：“好巧啊！，我喜欢上帝，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老天爷，你就是我的上帝，你说好未？”
在王乃一之前，我没有任何朋友，在她之后，我以为还会有人不断地走到我左边来。无论如何我应该还算不错的人选。这话不是乱说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和芳姨当着我的面聊天，说得一片云，我听得两片云。每当我问，你们说的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母亲总睥睨我一眼：话你知你也不认识，带你去看又山长水远。朋友之间有了密语，就不怕在任何人面前把天聊得敞亮。我乐意把所有的秘密均分给所有朋友，这样我们都能拥有彼此才懂的，山长水远的秘密。
这一年，我们被老师带着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最顽劣的人也能记住保尔·柯察金的名字，不打磕巴地念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正在讲台上寻找自己的周记，孔彦雪凑过来，同班五年我们几乎没说过话，她就那样凑过来，在我耳边说：“保尔和冬妮娅接吻了。”我惊愕地转头看她。我不是应付作业的人，不大可能错过这段。那时候我们还不确切懂得什么叫删减，但很明显，孔彦雪手上的那本，跟我们集体从学校买的不一样。这是我爸爸的，她小声说。在周遭一片打闹声中，她用手指指出被学校当作秘密删去的段落。我们开始说话。上课传的纸条堆得满抽屉都是，体育课的时候，我央求别人跟我换位，站到她旁边。
孔彦雪说，星期六，电影院要放片，我打听过，学生票很便宜，去不去？我趁侧身运动的工夫向着她的方向说，当然要去。
我想想，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变得难办的。大概是王乃一每天都要准时等在教室门口，和我一起回去，哪怕我们同行的路段太少。又或者是她当着全班人的面，常常抱着一堆零食撒到我桌上。
王乃一看见我身边的孔彦雪，二话不说走到前面去了。当我们落在后面，她会慢下来等一等，等我快抓到她书包，她又往前闪远了。放学的人潮太多，她固执地用肩膀左推右搡地开路，就是不肯动一动她的手。很快，我跟孔彦雪都察觉到，王乃一始终没跟我们说话。我们失去了兴致，沉默地走出校门口。孔彦雪停顿了几步说她的作业落在课室了，让我们先走。又用口型对我说，星期六！王乃一迅速往后退，挽住我的手，拖着我大步迈起来。我甚至来不及伪装自己的步子。
周六那天，王乃一却突然在楼下大喊：“袁—舟—！下来！上—帝—啊，快下—来—”
我气得两眼发晕，火速跶下楼：“想死吗，你就不能打个电话！”
她嬉皮笑脸，我没有电话啊。
“我今天生日，”很快，她转入了正题，“你陪我去捉鱼行不行？” 我的心仿佛也被鱼钩钩了一下，不太镇定地开口：“我今天有事，能不能明天补回来？”
她定定地看着我：我没过过生日。她说，就这一次。
我想打个电话给孔彦雪，却发现我没有她任何的联系方式，就是QQ，我都没有问过。我怎么就不记得问呢？这一瞬间我甚至可笑地、不合时宜地发现，就连保尔跟冬妮娅接吻的页码我都没记住。
她的神情就在面前，我被前几天那个走在前头不说话的背影堵住了喉咙。我想，孔彦雪等不到就会自己进去看的，电影不等人。等周一再跟孔彦雪解释，她会理解的，她是停顿的人，停顿的人什么都能理解。
事实证明，王乃一真的挺会钓鱼的。我们扒了半杯子蚯蚓，捻成小段刺进钩里。这是很讲经验的，挂得太浅，聪明的鱼光吃铒不上钩;挂得太里面，鱼还没碰到肉便被钩子吓跑了……齐膝高的小红桶，几乎被我们装满。我不敢拆钩，我害怕一切活蹦乱跳的东西，只好由王乃一代办。
日头偏西，我们随手挑了一处平整的颓墙坐着休息。我几乎忘记了心里那点郁闷，开始轻松起来，任何坐着的时刻都让我轻松。王乃一忽然俯身，将那桶鱼端上来，置在我们中间：“上帝，我要忏悔。”她开了个严肃的头，又不放心地转换成平时那副轻松的神色提醒我，忏悔，你懂的吧？跟外国人那样神神叨叨的，我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上帝，上帝就会原谅我。
好一会儿，等她纠结完该在额头还是胸口划十字（老天爷！她究竟从哪里学来的？），终于驳上了这个话头：“今天不是我生日。”她瞧了我一眼，重新闭上：“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爷爷说没爸没妈的人不能过生日，那会提醒阎王爷把我收去的。你原谅我吗？”
钩子在我的心头搅得稀巴烂。她的头越垂越低，简直是对着鱼桶在说话，声音在桶里共鸣完了再飘过来，震得我耳朵发疼。“行吧。”我听见自己说。
“上帝，我有一个朋友，是我唯一的朋友。请你保佑我，永远是她的朋友，保佑我们永永远远不分开。”她这才睁开眼睛。
桶里的罗非鱼尾挣了一下，腥冷的江水溅在她脸上，也溅在我的脸上。
一整个周末我都在想怎么跟孔彦雪解释，直到周一早上走进校门。那个背驼得厉害的女人，她居然等在校门口，轻晃着琢磨了我几眼：“就是你！瘸子，是你不假！”等纠察队长跑去叫老师，她已经骂开了：“害我彦彦找你找到岔路口，鬼打墙绕不回来，吓得哭彻一夜！背着浑斤重的荔果行了一天，叫她好等，叫我好找！我识破你邪魑盲鬼。你个畜生道的，我识破你邪魑盲鬼！”
她拍着我的胸脯问：“你有没有心肝？有没有？一跛二瞎，三瘢四麻。论狼心狗肺你跛脚妹不称第一，那都是老祖宗说错话！”
王乃一就是这时冲过来的。她拉住我的红领巾把我牵到自己身后，握着拳头对孔彦雪的妈妈吼道：“滚！死！死—！”谁都被她这副架势吓懵了。很快，女人更加急切地骂：“原来是共一个裤裆的，两个畜牲崽！你爸你妈都知道养畜牲要由肠衰到骨，你阿公又把你捡回来，为老不尊！死皮赖脸不肯搬，多少人受你们害！老畜牲，小畜牲！天打雷劈！”
等老师赶到，她已经和女人扭打在了一起。怎么收场的我不知道，我很没骨气地跑开了。我不敢回课室，他们一定都知道了，在这里我至少还有一处可去，雕塑坪后面有几张乒乓球桌。水泥墩从两边挖空了，那两个半圆我很早之前就留意过，刚好够我缩进去。周遭寂静，草坪的黄泥晒得发亮，正对我的那尊铁拐李，正拄着他破旧的拐杖，另一只手举起他的酒葫芦擎向天空。他懂吗，他是我们跛子当中最有名的了，他会因为飞得太久而不在意地上的事吗？
她就这么神兵天降在我面前，牙齿都在打颤。我被她蹲下来的影子吓了一跳。“我走路是不是很难看？”刚消沉下去的伤心又翻上来，“我是个跛子。”
“谁说的。”她忙道，“我问你，听过玛丽莲·梦露没有？”
“大美女，”她另一只手叉上腰，“好多人喜欢她，知道为个什么？她的每一双鞋跟都不一样，很高明的，拿单只鞋跟削去一点点，这样就长短脚呀，走起来风情万种。”
脑子里根本没有风情万种的人供我代入，但我听出来那是个好词。我觉得以后你也一定会风情万种的，她握着我的那只手紧了一紧……真叫人难堪，她是怎么把这种成语用得像粗口一样亲切的。我不放心地追问，万一我差得太多呢，差太多走起来还是难看对吧？
她这下才开始正经：“难看就难看，还怕它未？有好看的人，就有难看的人，我们总归是一起的。”她手心的潮气一阵阵扑在我的皮肤上，眼里的潮气紧跟着。她的手越攥越紧，生怕我溜走似的，对我反复确认：“我们是一起的呀。”
“不是。”我汗毛遍竖，钻出来，“你做怪人，是因为你现在愿意，你觉得好玩，但你随时可以停下来。我想让左腿长长，你能让它长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一起的？”
她抿着嘴巴，似乎在考虑，该不该抬手擦脸，又像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确没什么值得说的了，我只能回教室。
就在我躲在教室门外徘徊的时候，芳姨走过来朝我招手示意：“你媽被人别了一下。”说罢将小灵通递给我。母亲在那头不知接过谁的话尾喊了两声，才对我说：“你先去上课，晓得未？先去上课，中午不回家了，芳姨会带你来医院的，听到未？”
芳姨挂了电话，问我，现在去，还是放学去？谢天谢地，我在心里无限感激着母亲：“现在去。”我又拉住她：“芳姨，今天的事不要对我母讲，好不好。”她一脸疑惑：“我为什么要把你的事到处说？”
母亲一顿饭的工夫吐了好多次，黄绿的胆汁从她喉咙流出来涎在厕盆里，医生说，脑震荡这都是正常的。当然正常了，在这里一切一切，连生带死都再正常不过。我几乎是憎恨地想。
翌日体育课，孔彦雪已经回来了，她自始至终不肯看我，也没有越过别人的肩膀，示意我站过去。我也就格外留心自己的眼神，生怕无意中对上她。最后十分钟照例是跑圈，我在队伍最末尾腾挪，抬起头尽量不去注意胯骨的钝痛。一时走神，忽然被人拽起一顿猛冲。 在晃动的视野中我准确认出了王乃一的后脑勺，我的呼吸迅速乱了，徒张着喉咙让风灌进去又旋出来，你看啊这滑稽的，一个只有腿在动的人拉着一个跛子，冲到了最前面，把沿荫和同学的惊呼都抛诸道上……操场中央传来哨声，那是下课的讯号。我们还是那样往前，往前，直到我甩开她，停下来喘气，她还丝毫没有慢下来的打算。你干嘛呀，我有些怕，朝她喊道，干嘛这样！
“我停不下来！”她已经拐上对面的弯道，“我停不下来啊袁舟—”
直到母亲房间的空调风打在后脖颈，我的汗还在往外渗。她还在吐，床边芳姨送来的汤已经洒了，厕所传来她痛苦的干呕声，叫人心里发瘆。
“妈你停不下来吗？你停不下来是不是？”母亲抬起头想应我，抬到一半转而低下去开始新一轮痉挛。我挽着来不及除下的书包，坐在地上嚎啕起来，我想尽力控制脸上的肌肉，不让自己那么丑态，可到底白费了，我到底只能皱着脸蜷成一团大哭。
母亲把我托付给芳姨，芳姨爽快地答应了，出了门才问我：“你有没有同学家可去？”
他们都说在一片废墟中仍然矗立的就是王乃一家，可我夜风中目力所及全是瓦砾断墙。我只有在江边大喊：“王—乃—一—”回應我的是比白天更劲的江风，平扫的船灯规律地在我身上游离。
“老—天—爷—”
送我过桥之前，芳姨在街边的便利店捎了两瓶酒。我想，王乃一说的是真的。芳姨是会当着上帝的面喝酒的人。
我被带回屋子的时候，她爷爷已经睡下了，敢在一片废墟中入睡的人不会惊醒，我们几乎没有放轻脚步。她把茶桌并到沙发上，那居然是一样高的，再拿来一张薄被铺在上面让我躺，自己则躺到爷爷旁边。她的气一定还没消，你看，明明沙发就竖衔着床尾，她却执意睡到离我更远的那头，我也赌气地照办。
船声持续低吟，我知道它还在往江底钻，往岸上钻，七零八落的废墟成了天然的回音廊，让那吟声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我们躺在这平房中，活像飘在一叶江舟上。这样想着，我的身体果真开始摇晃起来，重心在我身体里荡来荡去。我多么想让自己稳住，可我的头和脚都忍不住轻轻晃动。
第二天醒来，王乃一爷爷已经端坐在靠墙的木沙发上了。他那么沉默，令人怀疑昨晚的鼾声究竟是谁发出来的。他老实到了木讷的地步，从不插我们的嘴，也从不应我的呼唤，仿佛他只是不小心活到了这岁数，对做别人的爷爷一点兴致都没有。桌上放着一盒烟草，另有一个小盒子放着方纸片，他就那样沉默着，用口水和手指卷着自己的烟草，再用火柴点燃。
王乃一在屋后烧水，煤气管道已经拆了，他们不得不自己烧。她拿了几爿竹壳，告诉我，点火要从最轻的东西开始点，竹壳子或是干稻，然后是细枝，最后才是木柴。那轻的总是最先烧完，趁它烧完之前给它更重更耐烧的东西，火才不会熄。对面的殡仪馆也开始工作。假如王乃一说得不错，那么人最先烧掉的就是头发。
芳姨在门前拧了下摩托车喇叭，来接我们上学。在车上，风声中，王乃一对我喊：你张开嘴巴试试，风是甜的！芳姨也在前面喊：“王乃一你坐好！学校今天还要处分你，你不能摔下去。”
我传给孔彦雪的纸条都没有回讯。这不怪她，换作是我，我不但不会回，还会来一条撕一条。
每年总有几段日子我没法睡好，母亲的生意在节假日会更旺，她要在灯下掏空一只又一只鸡，把我们的荷包填满。恰逢清明时节，她比以往起得更早，三点就出门去进货。我跟她去过一次，昏甸甸的鸡场满溢着几百平方米的活物，一栅一栅隔开，上面有放饲料的机器，另一边是铲粪的机械手。母亲伸出手指，在通天的噪音中掰给场主看，把一栏栏的鸡从饲养场掰到铺头的架子上。
我从那堆脚环中细心挑了几个工整的，比十元店里的还好看。用沐浴露足足泡了两天两夜，才涮去鸡粪和鸡血溶混的气息，包起来放进孔彦雪的抽屉。很快，我收到她传过来的纸条：中午放学等我。我没回信，倒是万无一失地提前支开了王乃一。课室只剩下我们俩在收拾书包。孔彦雪走过来，手里的蓝笔在我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划圈，悠长地叹息。
我说，真对不起。
“我约你看电影也是要讲这事，现在说一样的”，她看上去真不在乎这事了，“你能不能……劝王乃一和她爷爷签同意书？我爸在医院等拆迁费没等到，活活熬死了;我妈不比你妈妈能干，她什么都不懂。我们要吃饭的。”
我又说，对不起。不晓得是为自己还是为王乃一。她摆摆手，塞给我一张叠好的纸就走了。那是我们最流行的叠信的方式。我仔细展开来，纸片已经薄脆发黄了，被她撕掉的边缘还很毛糙，右下角写得很清楚：是第164页。
同在那个星期，孔彦雪打开饭盒去领早餐的时候尖叫了一声。铝盒摔在地上的声音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磁铁一样附吸过去。以她为中心的两层同学迅速后撤。两尾很小的死鱼甩在地上。
她抿着嘴巴望过来。我知道不会有人找我做朋友了。
王乃一照例在门口等我，熟练地跟在我左边，对我说：“你生日是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停下来，有。我本来脱口而出要说，我想要正常交朋友，我想要正常看电影，我想要正常地被朋友的妈妈喜欢。我最终说：“我想做一个正常人。”
她沉思了一会儿：“我想想办法，一定有办法。”
显然，她没懂我什么意思。
又到我们江边野炊的传统校庆节，这是我们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尽管已经五月天，我们仍叫它作春游。左右是不上课，春天来得晚一些也无妨。提前一星期我们已经蠢蠢欲动，直到老师把任务分配表贴出来。我们都希望自己分到的任务是带菜，那样书包能装下的零嘴更多。我负责带锅，最不划算的工种。
六个柴堆都烧起来了，两艘长轮在江面上来回作业，还有一艘更高更大，看起来是住人的船，两个裸着上身的工人探出来，拿望远镜好奇地看我们。不一会儿他们稍微驶近了，故意把船身打横，让我们能看清，他们怎么铲起一簸箕沙，狠狠摔到滤网上，那些被弹起来的粉尘就在他们头顶逸成黄烟。有人鼓起掌来，他们更起劲了，有爱干净的人喊：不要再过来了—水要脏了，我们怎么做饭— 那迫近的巨物使我害怕，我抬腿离开岸边，回到火堆那里。今天的火都是王乃一帮忙起的，她太熟练于怎么让一堆火不停地烧下去。你看，现在她又走过来，把柴架得更高，火苗一下子往上竄了两三个指节。她的眼瞳在白天也倒映出火。
“袁舟！假设从地球上某一点出发，按直线走，能回到原点吗？”
孔彦雪正在远处淘米，看看我，又看看王乃一，极轻微地侧了一下头，那是询问的意思。
“当然能。”我缓慢地望着远处点头，“当然可以。”
她却故作高深：“哼哼，你就以为吧，待会吃完饭再告诉你。”
没有人过来我们这个柴堆。被分到跟我同一炊组的同学自觉找他们的玩伴去了。我只有默默地吃自己放了太多盐的菜。大家围坐在一起玩的时候，王乃一跑回家拿了洗洁精，在河边率先洗起了炊具。很快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新游戏，就又一窝蜂跑到江边去洗。老师们就站在旁边，随时把那些想偷溜去游泳的人喝止。
王乃一抓住我的手在水里涮了几下：“走。”
我们回到那座教堂，红色的门漆居然翻新了，显然近来又被人刷过一遍，只是周围已经成了废墟，保持一座教堂的门历历如新，跟在尸体上栽葱没有区别。所有教堂的穹顶都很高，尽管这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只见过这一所。但将来我会明白，人进入一切教堂的第一感受就是对自己的怜悯，在那个穹顶下面，连天主像都显得娇小。
她学着上次划十字那样，对着神像沉吟了一会儿，显然没有要我听的意思。我挑了张椅子横躺下来。她说，你上次许的愿，再说一次。
“我不记得了，也不重要。”
“不行，你就再说一次，这样我才好回答你。”
我只好坐起来：“你这么喜欢这个游戏吗？”
“当然了，”她肯定道，“我可以玩一辈子都不厌倦。”
“那么，上帝说的你都听？”我试探道。
她肯定的速度让我觉得她根本没想清楚，但脸上的神情又昭示着她的决心。
“上帝要你搬家。你搬不搬？”
看她表情崩毁，我有些歉疚。可那两尾死鱼很快将它抵消。天光从顶上的玻璃漏下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方向。这是正午时分，火球就在头顶，直射在玻璃上。吊灯巨大，像失落到这儿的另一个太阳。几束虚弱的光打在背后的壁画上。她指着那幅画：“上帝不会要我搬家的，上帝自己就住在这。”
她站起身朝外走。游戏结束，她的上帝又回到了壁上。没两步她又走回来：“一个人怎么直走都不可能回到原点。”她蓦地发了火：“因为所有人都有一条腿更长一些，看上去一样，其实更长一些，我们以为的直路用人腿根本走不出来……懂不懂呀，所有人都是长短腿，你是正常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不要再难过了。老天爷叫你不要难过。”
她的肩膀抖动着，连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愤怒和伤心，翅膀一样扑棱扑棱在空气中。但很快，她镇静下来走开，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手臂紧紧贴在两侧。他们说得没错，真的很滑稽。
我在江边找到自己带来的锅，拍净底上的沙。这里只剩下我，船也已经开远。偶尔在愈远处传来工人的两三声号子。我拎住那口锅往桥上走，沙滩是软的，桥路是硬的，隔着鞋底都能觉出烫。因为沉重，我的手往下坠，被扯得笔直，锅也就在我的腿上一颠一颠。老师说走过这座桥要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过后，我仍旧有漫长的路要走。我反复和自己谈判，别放下，别中途歇息。提着胯骨走路很累，两条腿都痹得很，一旦停下我就走不下去了。我快走不下去了。
母亲听见我微弱的敲门声，接过我的锅，问我吃饱了未。我只有点头。我说，阿母，我的脚在鞋里面好舒服啊。我用右脚趾在里面蠕动给她看。等鞋袜除下，我们才发现，大脚趾的甲盖已经脱落了。
我们盯着那块嫩肉良久，母亲疲惫的声音才响起：“下次把锅拿走要说一声。”好啊，母亲啊，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会点头的。
做人确实是需要练习的，假如练习得够久，你总能从一个人脸上同时看出幸福和哀伤的表情。人脑决定删除的，身体会帮我们记住，越是朦胧不清的记忆，越引人怀想。所谓幸福，说到底是像素问题。我读的幼儿园在我毕业那年就倒闭了，最后一天上学时，院长带我们体检了一遭，恐怕她觉得一份体检报告比毕业证书有意思得多。量身高体重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站上去。当时我毕竟太年幼了，世界只对我卷起一个帘角，容我望见自己歪斜的背影。人在耻辱中容易想到自己的背影。哭声中院长抱住我，医生记录下我们共同的重量，接着她放下我，再称了一遍。我还没学到《曹冲称象》，还不明白祖先和数学都值得信任，等我学到，已经完全忘记了院长的面孔。让她犯难的是另一个问题，医生拿软尺量了我的左腿和右腿，却不知道该把哪一条算进我的身高。他们站在那儿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把我的两条腿长加起来再对半分。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变成了表格上确凿的数字。
或许一切问题都会这样解决，要么被减去，要么被平均。祖母和外公早就告诉过我，只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原点该朝小鬼还是观音去找，我既被小鬼记挂，又得到观音的护佑，神鬼俱亲，我会长命百岁的。
初一开学之前，我的趾甲完全长出新的一片，和之前那片一模一样。当晚我做梦，变回婴儿躺在档口的案台上，母亲在旁边手脚麻利地干活，和顾客说着话。她时尖时沉的嗓音在嘈杂的市场中准确穿过来，一波一波安抚着我。我的脚一左一右被两人揣在怀里摩挲。“快起来玩。”右边的说。“别吵她，没见她哭累了吗？”左边的说。旋即它们开始自顾自地说起话来，亲近而洪亮，把母亲的音量全然盖住了。我害怕得大哭。“她会长命百岁吧？”“哭得这么响，她会的。”它们谈定了极为重要的事，欣慰一笑。“那，我走啦。”两位当中的谁对我说。
辨别已没有意义，无论左边还是右边，都顶着王乃一的脸。所有的声音画面轰然消散了。我跑到客厅一看，才四点，母亲已经在厕所梳洗好，准备出门进货。
“怎么起这么早？”她边抚平鬓边的碎发边讶异。 “妈，我小时候真喜欢听你劏鸡啊？”
“那还假得？”
“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记多了人就长不大，细蛮子有忘性才好。”
门关不久，客廳的座机响了，在寂静的凌晨里显得有些惊悚。我跑去把窗关上才接起。无论我怎么询问，对面都只有电流声，还有手指摩擦在听筒上的刺耳动静，不多久就挂了。我汗毛倒竖，蜷在沙发上镇静了一会儿，决心打回去。是一个男人。他有着跟我一样的乡音，我太熟悉那种努力把普通话说好的笨拙。在他令人厌烦的语调中，我难得分神捕捉到一阵打桩的响动。我鬼使神差：“是王乃一的电话吗？”他却比我更困惑，连哪个乃哪个一都说不清楚，还很礼貌地劝我检查检查，有没有拨错电话。
我要确凿说明的是，我没再见过她。离开小镇上大学之前，我跟不少人若无其事地打听过，他们都说没见过一个那样走路的人。镇上的女孩子们渐渐茁壮，在街上摆动着她们要么纤长要么结实的手臂。有人告诉我她爷爷死了。
王乃一跟我做朋友的几年，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我们是一样的。她长期处在被同类抛弃的恐慌之中，而这恰恰因为我们不是。我甚至恬不知耻地猜测过，王乃一就是那个扯住我的小鬼，就是观音补给我的那一抔泥。但我们真的不是同类。假如我双腿健全，我也会是模仿她开涮她的其中一个，我是因为残疾才远远躲在队尾、走在墙根，走在人都散尽的空旷街道上，被她认作落单的人。我本是千千万万只猴子当中的一只。我太能藏了，哪怕体育课上到最后，连其他人都累得一瘸一拐，我仍旧能笔挺地走去小卖部给自己买水喝。
到高中也是一样。不过，我的新朋友不在意我是不是瘸子，也没有人来教我人应该怎么走路，就连人应该怎么生活也无从谈论了。这个答案王乃一给过我，保尔·柯察金给过我，我唯有目送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
在多年以后我才对自己承认，当时对她有过近乎诅咒的嫉妒。我的问题在她那里是跟起火一样简单有序的福祉。看她怡然自得地做着烫抹，我真的恶毒地想过，有一天她也不得不摆手，不得不用她眼中猴子的走法活在世上，到那时候，她才配说是我的同类。
我去了更大的城市谋生，那里有一条更大的江，算起来怀江是它的支流。对了，母亲。我出来没多久，她就过了世。芳姨在电话里没细说，医院的人也只把白布掀到肩膀，我也只好笼统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对危险日渐熟悉的同时，危险也在熟悉我们。这次车祸不比上次好运，她当场就死了。
人不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爱中，总要有漫长的中场休息。母亲是休息去了。谁知道她又会扯住谁的脚踝？
我想起多年前在王乃一家借宿的那晚，我们谁也不肯把头朝着对方，企图让对方伤心。黑暗中不知多久，她把自己的脚伸过来，贴住我的脚底，她的左腿一定偷偷曲起来了一些，否则我怎可能和她的两只脚都紧紧相托？我们就这样脚掌相抵睡去。
火化母亲那天，殡仪馆门口一整列的骨灰盒眼熟得要命，馆员走过来问：“现在不是双十一，没有折扣，你要的话买一送一。”
啊，那个玻璃柜顶。那算是我时隔多年第一次想起王乃一，简直称得上思念。我真想告诉她，你苦苦寻找的瓷罐就在这里，到处都是。我还想说，要是你当年跟孔彦雪说句话，会知道得更早。但这话太没趣，她一定为她爷爷亲自来过、见过、捧过了。
芳姨也来了，她往棺材里塞了个三筒。你妈胡牌老差这一张，我怕她下去还这样，心里不舒服。
小时候我总盼着梦见祖母、外公，但一次也没梦见过。母亲说那是他们舍不得吓我。怎么会吓到我呢？母亲在他们身上花了好些钱，他们一定走得很体面，那些肮脏的也一定在火中烧尽了，有一天我也会到那火中去。
殡仪馆说，他们没法找到祖母和外公的名字，没法把母亲放在祖母和外公的旁边。我释然道，不打紧了，不打紧。他们会认出彼此的。小鬼什么都能认得。
到现在，在彻底离开彼此的生命很久之后，在我也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同类。而这份事业，王乃一很多年前早已开始。我们不必是朋友、敌人，或是老同学，是神与人的关系，是唯一的神与唯一的人的关系。
听说蛇的脚在死后才会重新长出，这是蛇身上最不示人的部分。蛇皮会被剥走，蛇头会被砍下拿去泡酒，蛇肉会被吃掉，就连响尾蛇的尾部也能砍下来当猎奇的玩意儿，唯独那对死后才现形的蛇脚，会被当作下水砍掉，遗弃掉。那就是我和王乃一的见证。
老天爷，我在心里呐喊，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这些停不下来的人。
怀江新城早从当年的新楼盘变成老城区。芳姨说，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打算把小区迁走，再造一座古城，现在来钱快又能挣名头的都是旅游城市。怪不得，江上的确有更多的船在作业，工灯盏盏。殡仪馆虽不见一点火光，但里面有的是火，让人担心随时会烧得连片。他们就在这铺满火苗的江上重建乡愁。
这是我工作的第二年，我攒的钱刚好够把母亲体面地送走。
我因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而不再惧怕，我交诸多朋友，学会穿鲜艳的衣服，穿最不起眼的靴子，把右脚的鞋跟削去一半。我当然没长成风情万种的人，只是像任何一个人一样走在路上。我的脊椎越走越直，你大可以说人生恍如一场骗局，没有什么是笔直的，连真实宇宙中，直线都是不存在的。人类唯一可以笔直以待的，只有自己的心。
我没想到，组织第一场同学会的居然是我。大家都忙得很，只能趁公假小聚。那天刚好是国庆，好几个男生顺势讲起他们在部队的日子，接着我们顺理成章地在包厢里看起了阅兵。朝鲜军队出场的时候，大家默契地、毫无负担地笑了。谁也没忘记当时也有一个这样走路的女生。他们转向我说：“我记得她跟你很要好的。”我点点头。他们继续问，她现在还那样走路吗？我摇摇头。有人说，小时候闹着玩的事，怎么可能现在还这么干呢，你说是吧？我还是摇头。别问啦，她后来也没找过圆周率。有好心的人出来给我解围，我当时就觉得你迟早受不了她的。更多的人在求证，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
我们深夜才告别，约定下一次再聚。我穿着我暗藏玄机的鞋子，走在我漫长人生中的一小段路上。回想孔彦雪刚才凑过来的面孔，稍微胖了点，我今天才发现她的背也有些驼。她说，袁舟，王乃一不肯搬走，是为了等她的爸爸妈妈回来，他们只认得那里。
我给了她一个熊抱，不打紧了，都不打紧。
别人知道我跟王乃一要好过，又绝交。而我们已经用只有我们能懂的方式做过了隐秘的交易，从此她的上帝不会抛弃她，每一次我合掌祈拜，老天爷也一定在场。这就是最大的秘密。
除此之外，什么都被烧尽。那些死去的，失散的，遗忘的，交织成秩序井然的网格，最终又都难解难分。烧烤架上遍布油渍与焦痕，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焦痕的一部分。随着我老去，那痕迹将越来越多。而我到底还在走着，我只得一次次伸出手徒劳地穿过。
（责任编辑：王建淳）
我是长短腿，天生的。祖母说我出生撞上了百鬼夜，隔着手术门她亲眼望见一个小鬼，咬住我苦苦挽留。碘伏把它烫得发紫，它还是不松口，将我的右腿抻得长长的。做鬼好哇，它要你陪它齐去做鬼呢，祖母说，人都是鬼化的，蛮子生出来全是鬼脸，有一口人奶才有一厘人样。外公说你祖母又在屙她的金瓜了。他记得清清楚楚，观音造我造剩最后一小抔泥，家里的仔猪就痢疾了，它们一个个爬到母猪背上嚎叫，不久就要死去。观音不得不放下手边的活儿，生无论如何没有死来得催迫。外公说，观音是你的观音，也是猪的观音呵。只是等祂回来，我那还差一抔泥的左腿就被忘了。
我不能怪前世的伙伴顺着羊水气味找到我，也不能怪观音和我的祖母、外公一样，遗忘的总比应该的多。就这样，我拖着两条不一样的腿活在世上，我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究竟算多了一点还是少了一点。
我想过不少主意。比如拉筋从来只拉左腿，稍息时固定站一边，有好长一阵，我固执地单脚跳走路。遗憾的是，它们宛如调配好的精确比例，左边始终比右边矮出一个踝。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懂得了怎么摆弄两条不同的腿：左腿稍微踮住，右步迈得小一些，换腿的时候膝盖打的曲要更大。代价是走多了胯骨右边发疼，脚尖也容易铲地，但这样走的确让我看起来与摔倒无关。
假如我的祖母或外公见到，肯定要骂我的，他们生怕小鬼或是观音找不见我，我就会成为神憎鬼恼的人。那类人不遭人害，不遭人爱，从来活不长的。但现在不打紧了，他们已相继死去，商量好的一样，母亲刚攒够一笔丧费，外公就走了;再攒一笔，祖母也断了气。他们离开的时机是那么妥当，没给我们带来一点麻烦，就连母亲也觉得他们死得正是时候。
祖母咽气那会儿我在回家路上，没有任何预兆，摔了个趴面跤。等我抬起头，才发现人行道上还趴着另一个人。你看啊，这滑稽的，我们俩都笑了。
“我告诉你不会摔跤的秘诀。”她连爬带挪跑过来，名字也没有交代。
我边起身边在她的声音里发懵。
“走路的时候不要摆臂子！”她的神色称得上肃穆，“只要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走路，就绝不会摔倒。”
她告诉我，摆手完全是人类做猴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这个惯性没被进化掉，人就不是人。她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看来的。老师告诉她，人们摆手是为了保持平衡，但她知晓这实实在在是番假话，人该有更好的走法。从那以后，她敲定心思，不再甩动自己的膀子。说罢她郑重地在空旷的马路中央来回走了几步，盼望我立马学会。我只是怀疑地看着她。谁也没忘了刚刚丢过的丑。
她羞躁起来：“这当然……得练一练，只要从小练好，这一世都不会再跌跤，不是吗？”但我率先走开时，手还是上紧了发条那样前后划动，为了我没进化好的腿。她也还是并住两手，贴着裤缝梗着脖子前挪。
天气烫极了，她挨在左边。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走得這么近，我们几乎同时发现，我那总把身柱往左带的趔趄，被她抵挡得很好。从那以后她都走在我左侧，我一次次轻撞她的肩膀，她一次次接住了。
后来我才发现，王乃一就在隔壁班。确实如此，只要站着，她一定会把手收到两边，直直地夹住自己，有时连手肘的缝隙都挤得密密实实。跑早操时，她会把校服链拉到顶端，链把子含在嘴里跑，手像打了夹板那样往后械住，上半身一动不动，下半身却跨得飞快。她的肉多又软，裹在校服里弹弹旦旦，像一块长腿的豆腐。六一节那天，英语老师偷偷在课上给我们放《猫和老鼠》，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她的跑法和里面的Tom一模一样。半天的时间，王乃一就从王乃一变成了“烫抹”。这成了我们早操的固定节目， 王乃一让这躲不掉的任务值得期待。碰上老师不在，那几个男孩子会加快步伐赶到她那儿，做她的样子。他们多么聪明以致学得形神兼具，周围嗤嗤笑成一片，大家都以为她会害羞，至少会愤怒—有时候这是一码事。可我敢打包票，我在后头—当然在最后头，我不愿别人看我走路的背影—最先听到的是她自己的笑声。有一次她边跑边扭过头来唤我：“袁舟！快看！多么多么像啊！”
你看啊，这滑稽的，我真跟着笑了。但什么也阻止不了她驯服自己手臂的决心，下一次她还那样。谁也没注意过，这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三番几次过后，级主任恨铁不成钢地把她从升旗队里剔出来。她只肯敬礼，死活不肯按照要求走正步。
有时她也跟我聊起其他同学，说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你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准答不清。她说，有我这样走路的人，就有你这样走路的人，还有他们那样走路的人。但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多么多么可怜啊。
也许是因为她说多么多么时像在念一种咒语，抑或因为这个重复过了头的句式，我比晨跑那会儿更想笑，但最终没有。我还什么都没想通，却直觉那里有不能笑的东西。它像个烧烤架，以威胁的仗势横亘在我眼前，只是，每一次我伸出手，都只能从网格中穿过。可我知道它在，我能看到隐约的铁丝和上面烧焦的痕迹。我想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但我没好意思问她自己可不可怜。
在学校没人敢学我走路，连开涮都不敢。我唯一的外号是圆周率，跟我的跛腿毫无拉连。当然我跟王乃一都觉得，最主要的缘故是，我母亲和数学老师是发小。她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从不抢体育课，从不叫家长，罚人趴在地上补作业的时候，也从不学英语老师把高跟鞋印踩在我们的本子上。每次她上我家，母亲都要把那个开了一遍又一遍的玩笑搬出来：“你道我不像老师吗？你要早起，我也早起，你管一大班，我照样一大班地管，你要算数，我比你算得还勤呐。”芳姨有时理会，大多时候不予搭理，她对谁都不予搭理，但母亲三缺一还是找她，她买鸡还是会去母亲档口。
我母在麻将台上很好认，她频繁的复述把那个笑话薅得无盐无味，水也是一天天把她的手冲得发胀发白，连指甲盖也成了墙白色。就在档口的水龙头下，她割喉、放血、拔鸡毛，把鸡脚上的环戒捋下来扔在一边。那个档口在市场最深处，见不着一点光，正午时分也得有一盏灯从头顶吊下来，她才能瞄准鸡脖子，才把这些两脚禽剖得骨是骨肉是肉。我的母亲浑身都在经年的黑暗中捂白了。 母亲说我还没断奶的时候，特别爱听掏内脏的声音，扑哧扑哧的响息从不失手地惹我发笑。年轻的母亲只好把我放在了案台边上，空出手去干她的营生。那些顾客从来没把我认错成商品的一种。他们都是醒目的成年人，知道孩子是不会堂而皇之地摆在市场里卖的，真正要买孩子，应该去天桥底下、车站旁边和医院的护士站。
可我跟王乃一还做不到这么醒目，我们分不清什么可以卖，什么又不可以。当她第四次指着玻璃柜顶的那个瓷罐，问门口那个背驼得厉害的妇女卖不卖的时候，可算招来了她的痛骂：“绝你的代！绝你的种！装死人骨的东西你也要！明日我就掺屎掺尿搓成骨灰团卖给你！你吃不下去就跟你阿公连夜流脓爆血，一把火烧你们爷孙绰绰有余！”
她拉着我跑开，她那么有力气，连我被握住的手都和她一起动弹不得。我们都理解为什么女人这样跳脚。好些时日之前，政府就打算把这里建成怀江新城，我们还为此写过征文。王乃一是唯一没写的人，好比她爷爷无论如何不肯从这里搬走，现在他们成了唯一一户原住民。
怀江还真和我母亲一样清癯。祖母以前总说，就是因为母亲的乳汁太少太少，我才没法变成两只脚都稳稳当当踩在大地上的蛮子。但现在不是追究这事儿的时机，我要说的是，我实实在在觉得整个小镇都弥漫着母亲似的腥气，这条江也就比我的母亲更像母亲。就在这爿肮脏潮湿的沙滩上，风卷起江膻一路席旋，怀江大桥上夜灯烘出来的一点点旖旎被吹得殆尽。
凉白开也是腥的。依外公生前说，那是因为轮船都把江沙掏空了，鱼一簇一簇死在江心。它们掏出了这座桥，想必还要掏出幢幢新楼，从教室里望出去，“怀江新城”的红幅在绿网纱顶端声势浩大地垂落。
我们根本不生女人的气，毕竟拆迁办某个管事的人做了个天才的决策：不等所有人都签字同意，谁也拿不到拆迁款。好比火葬场里，但凡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按下开关，把那批人全送进炉里去烧。要是一直烧不了，那么死了的人不就白死了吗？女人期盼的那把火就在对岸，我的祖母和外公都是在这里烧掉的，烟正从殡仪馆奇高的囱口涌出。
王乃一第一次带我上她家的时候，我深觉受骗。我从没想过怀江近看是这么粗砺，沙滩上找不到能躺的地方，到处是卵石、垃圾和跨年留下的烟火筒。她带我穿过堤坝，走在河唇路上，直到我们来到一座教堂的门前。教堂被夹在一排矮民房中，那些民房的门窗都已经摘净，无人居住。我原以为这幢殖民时代的弃婴至少比一般建筑气派，可是没有，它随中国的房屋一起平着、矮着。
“他们不是教徒，”我们走进去，王乃一带我绕过那群正在和声的老人，压低声音说，“只是图这里清净。我就看过你芳姨在这里喝酒，真的，我敢骗你就流脓爆血，半把火能把我烧光。”
我恶狠狠地骂她，神经病！仿佛那样能将她的诅咒抵消。
她指指侧门，带我溜到偏厅。那里供奉着几座更亲切的神像：玉帝、觀音和财神。
“他们唱歌做什么？”我侧耳听了一会儿。
“给上帝。”
“上帝是谁？”
“……西方的老天爷。”
我头晕脑胀，老天爷还分东西啊？
废话，她说，你当老天爷没有亲戚么？一个老天爷怎么管得来这么多？
“你喜欢上帝还是老天爷？”她盘腿坐下来。
我只能选自己熟悉的。否则上帝听不懂我的愿望该怎么办呢？
她却高兴得没完：“好巧啊！，我喜欢上帝，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老天爷，你就是我的上帝，你说好未？”
在王乃一之前，我没有任何朋友，在她之后，我以为还会有人不断地走到我左边来。无论如何我应该还算不错的人选。这话不是乱说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和芳姨当着我的面聊天，说得一片云，我听得两片云。每当我问，你们说的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母亲总睥睨我一眼：话你知你也不认识，带你去看又山长水远。朋友之间有了密语，就不怕在任何人面前把天聊得敞亮。我乐意把所有的秘密均分给所有朋友，这样我们都能拥有彼此才懂的，山长水远的秘密。
这一年，我们被老师带着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最顽劣的人也能记住保尔·柯察金的名字，不打磕巴地念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正在讲台上寻找自己的周记，孔彦雪凑过来，同班五年我们几乎没说过话，她就那样凑过来，在我耳边说：“保尔和冬妮娅接吻了。”我惊愕地转头看她。我不是应付作业的人，不大可能错过这段。那时候我们还不确切懂得什么叫删减，但很明显，孔彦雪手上的那本，跟我们集体从学校买的不一样。这是我爸爸的，她小声说。在周遭一片打闹声中，她用手指指出被学校当作秘密删去的段落。我们开始说话。上课传的纸条堆得满抽屉都是，体育课的时候，我央求别人跟我换位，站到她旁边。
孔彦雪说，星期六，电影院要放片，我打听过，学生票很便宜，去不去？我趁侧身运动的工夫向着她的方向说，当然要去。
我想想，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变得难办的。大概是王乃一每天都要准时等在教室门口，和我一起回去，哪怕我们同行的路段太少。又或者是她当着全班人的面，常常抱着一堆零食撒到我桌上。
王乃一看见我身边的孔彦雪，二话不说走到前面去了。当我们落在后面，她会慢下来等一等，等我快抓到她书包，她又往前闪远了。放学的人潮太多，她固执地用肩膀左推右搡地开路，就是不肯动一动她的手。很快，我跟孔彦雪都察觉到，王乃一始终没跟我们说话。我们失去了兴致，沉默地走出校门口。孔彦雪停顿了几步说她的作业落在课室了，让我们先走。又用口型对我说，星期六！王乃一迅速往后退，挽住我的手，拖着我大步迈起来。我甚至来不及伪装自己的步子。
周六那天，王乃一却突然在楼下大喊：“袁—舟—！下来！上—帝—啊，快下—来—”
我气得两眼发晕，火速跶下楼：“想死吗，你就不能打个电话！”
她嬉皮笑脸，我没有电话啊。
“我今天生日，”很快，她转入了正题，“你陪我去捉鱼行不行？” 我的心仿佛也被鱼钩钩了一下，不太镇定地开口：“我今天有事，能不能明天补回来？”
她定定地看着我：我没过过生日。她说，就这一次。
我想打个电话给孔彦雪，却发现我没有她任何的联系方式，就是QQ，我都没有问过。我怎么就不记得问呢？这一瞬间我甚至可笑地、不合时宜地发现，就连保尔跟冬妮娅接吻的页码我都没记住。
她的神情就在面前，我被前几天那个走在前头不说话的背影堵住了喉咙。我想，孔彦雪等不到就会自己进去看的，电影不等人。等周一再跟孔彦雪解释，她会理解的，她是停顿的人，停顿的人什么都能理解。
事实证明，王乃一真的挺会钓鱼的。我们扒了半杯子蚯蚓，捻成小段刺进钩里。这是很讲经验的，挂得太浅，聪明的鱼光吃铒不上钩;挂得太里面，鱼还没碰到肉便被钩子吓跑了……齐膝高的小红桶，几乎被我们装满。我不敢拆钩，我害怕一切活蹦乱跳的东西，只好由王乃一代办。
日头偏西，我们随手挑了一处平整的颓墙坐着休息。我几乎忘记了心里那点郁闷，开始轻松起来，任何坐着的时刻都让我轻松。王乃一忽然俯身，将那桶鱼端上来，置在我们中间：“上帝，我要忏悔。”她开了个严肃的头，又不放心地转换成平时那副轻松的神色提醒我，忏悔，你懂的吧？跟外国人那样神神叨叨的，我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上帝，上帝就会原谅我。
好一会儿，等她纠结完该在额头还是胸口划十字（老天爷！她究竟从哪里学来的？），终于驳上了这个话头：“今天不是我生日。”她瞧了我一眼，重新闭上：“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爷爷说没爸没妈的人不能过生日，那会提醒阎王爷把我收去的。你原谅我吗？”
钩子在我的心头搅得稀巴烂。她的头越垂越低，简直是对着鱼桶在说话，声音在桶里共鸣完了再飘过来，震得我耳朵发疼。“行吧。”我听见自己说。
“上帝，我有一个朋友，是我唯一的朋友。请你保佑我，永远是她的朋友，保佑我们永永远远不分开。”她这才睁开眼睛。
桶里的罗非鱼尾挣了一下，腥冷的江水溅在她脸上，也溅在我的脸上。
一整个周末我都在想怎么跟孔彦雪解释，直到周一早上走进校门。那个背驼得厉害的女人，她居然等在校门口，轻晃着琢磨了我几眼：“就是你！瘸子，是你不假！”等纠察队长跑去叫老师，她已经骂开了：“害我彦彦找你找到岔路口，鬼打墙绕不回来，吓得哭彻一夜！背着浑斤重的荔果行了一天，叫她好等，叫我好找！我识破你邪魑盲鬼。你个畜生道的，我识破你邪魑盲鬼！”
她拍着我的胸脯问：“你有没有心肝？有没有？一跛二瞎，三瘢四麻。论狼心狗肺你跛脚妹不称第一，那都是老祖宗说错话！”
王乃一就是这时冲过来的。她拉住我的红领巾把我牵到自己身后，握着拳头对孔彦雪的妈妈吼道：“滚！死！死—！”谁都被她这副架势吓懵了。很快，女人更加急切地骂：“原来是共一个裤裆的，两个畜牲崽！你爸你妈都知道养畜牲要由肠衰到骨，你阿公又把你捡回来，为老不尊！死皮赖脸不肯搬，多少人受你们害！老畜牲，小畜牲！天打雷劈！”
等老师赶到，她已经和女人扭打在了一起。怎么收场的我不知道，我很没骨气地跑开了。我不敢回课室，他们一定都知道了，在这里我至少还有一处可去，雕塑坪后面有几张乒乓球桌。水泥墩从两边挖空了，那两个半圆我很早之前就留意过，刚好够我缩进去。周遭寂静，草坪的黄泥晒得发亮，正对我的那尊铁拐李，正拄着他破旧的拐杖，另一只手举起他的酒葫芦擎向天空。他懂吗，他是我们跛子当中最有名的了，他会因为飞得太久而不在意地上的事吗？
她就这么神兵天降在我面前，牙齿都在打颤。我被她蹲下来的影子吓了一跳。“我走路是不是很难看？”刚消沉下去的伤心又翻上来，“我是个跛子。”
“谁说的。”她忙道，“我问你，听过玛丽莲·梦露没有？”
“大美女，”她另一只手叉上腰，“好多人喜欢她，知道为个什么？她的每一双鞋跟都不一样，很高明的，拿单只鞋跟削去一点点，这样就长短脚呀，走起来风情万种。”
脑子里根本没有风情万种的人供我代入，但我听出来那是个好词。我觉得以后你也一定会风情万种的，她握着我的那只手紧了一紧……真叫人难堪，她是怎么把这种成语用得像粗口一样亲切的。我不放心地追问，万一我差得太多呢，差太多走起来还是难看对吧？
她这下才开始正经：“难看就难看，还怕它未？有好看的人，就有难看的人，我们总归是一起的。”她手心的潮气一阵阵扑在我的皮肤上，眼里的潮气紧跟着。她的手越攥越紧，生怕我溜走似的，对我反复确认：“我们是一起的呀。”
“不是。”我汗毛遍竖，钻出来，“你做怪人，是因为你现在愿意，你觉得好玩，但你随时可以停下来。我想让左腿长长，你能让它长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一起的？”
她抿着嘴巴，似乎在考虑，该不该抬手擦脸，又像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确没什么值得说的了，我只能回教室。
就在我躲在教室门外徘徊的时候，芳姨走过来朝我招手示意：“你媽被人别了一下。”说罢将小灵通递给我。母亲在那头不知接过谁的话尾喊了两声，才对我说：“你先去上课，晓得未？先去上课，中午不回家了，芳姨会带你来医院的，听到未？”
芳姨挂了电话，问我，现在去，还是放学去？谢天谢地，我在心里无限感激着母亲：“现在去。”我又拉住她：“芳姨，今天的事不要对我母讲，好不好。”她一脸疑惑：“我为什么要把你的事到处说？”
母亲一顿饭的工夫吐了好多次，黄绿的胆汁从她喉咙流出来涎在厕盆里，医生说，脑震荡这都是正常的。当然正常了，在这里一切一切，连生带死都再正常不过。我几乎是憎恨地想。
翌日体育课，孔彦雪已经回来了，她自始至终不肯看我，也没有越过别人的肩膀，示意我站过去。我也就格外留心自己的眼神，生怕无意中对上她。最后十分钟照例是跑圈，我在队伍最末尾腾挪，抬起头尽量不去注意胯骨的钝痛。一时走神，忽然被人拽起一顿猛冲。 在晃动的视野中我准确认出了王乃一的后脑勺，我的呼吸迅速乱了，徒张着喉咙让风灌进去又旋出来，你看啊这滑稽的，一个只有腿在动的人拉着一个跛子，冲到了最前面，把沿荫和同学的惊呼都抛诸道上……操场中央传来哨声，那是下课的讯号。我们还是那样往前，往前，直到我甩开她，停下来喘气，她还丝毫没有慢下来的打算。你干嘛呀，我有些怕，朝她喊道，干嘛这样！
“我停不下来！”她已经拐上对面的弯道，“我停不下来啊袁舟—”
直到母亲房间的空调风打在后脖颈，我的汗还在往外渗。她还在吐，床边芳姨送来的汤已经洒了，厕所传来她痛苦的干呕声，叫人心里发瘆。
“妈你停不下来吗？你停不下来是不是？”母亲抬起头想应我，抬到一半转而低下去开始新一轮痉挛。我挽着来不及除下的书包，坐在地上嚎啕起来，我想尽力控制脸上的肌肉，不让自己那么丑态，可到底白费了，我到底只能皱着脸蜷成一团大哭。
母亲把我托付给芳姨，芳姨爽快地答应了，出了门才问我：“你有没有同学家可去？”
他们都说在一片废墟中仍然矗立的就是王乃一家，可我夜风中目力所及全是瓦砾断墙。我只有在江边大喊：“王—乃—一—”回應我的是比白天更劲的江风，平扫的船灯规律地在我身上游离。
“老—天—爷—”
送我过桥之前，芳姨在街边的便利店捎了两瓶酒。我想，王乃一说的是真的。芳姨是会当着上帝的面喝酒的人。
我被带回屋子的时候，她爷爷已经睡下了，敢在一片废墟中入睡的人不会惊醒，我们几乎没有放轻脚步。她把茶桌并到沙发上，那居然是一样高的，再拿来一张薄被铺在上面让我躺，自己则躺到爷爷旁边。她的气一定还没消，你看，明明沙发就竖衔着床尾，她却执意睡到离我更远的那头，我也赌气地照办。
船声持续低吟，我知道它还在往江底钻，往岸上钻，七零八落的废墟成了天然的回音廊，让那吟声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我们躺在这平房中，活像飘在一叶江舟上。这样想着，我的身体果真开始摇晃起来，重心在我身体里荡来荡去。我多么想让自己稳住，可我的头和脚都忍不住轻轻晃动。
第二天醒来，王乃一爷爷已经端坐在靠墙的木沙发上了。他那么沉默，令人怀疑昨晚的鼾声究竟是谁发出来的。他老实到了木讷的地步，从不插我们的嘴，也从不应我的呼唤，仿佛他只是不小心活到了这岁数，对做别人的爷爷一点兴致都没有。桌上放着一盒烟草，另有一个小盒子放着方纸片，他就那样沉默着，用口水和手指卷着自己的烟草，再用火柴点燃。
王乃一在屋后烧水，煤气管道已经拆了，他们不得不自己烧。她拿了几爿竹壳，告诉我，点火要从最轻的东西开始点，竹壳子或是干稻，然后是细枝，最后才是木柴。那轻的总是最先烧完，趁它烧完之前给它更重更耐烧的东西，火才不会熄。对面的殡仪馆也开始工作。假如王乃一说得不错，那么人最先烧掉的就是头发。
芳姨在门前拧了下摩托车喇叭，来接我们上学。在车上，风声中，王乃一对我喊：你张开嘴巴试试，风是甜的！芳姨也在前面喊：“王乃一你坐好！学校今天还要处分你，你不能摔下去。”
我传给孔彦雪的纸条都没有回讯。这不怪她，换作是我，我不但不会回，还会来一条撕一条。
每年总有几段日子我没法睡好，母亲的生意在节假日会更旺，她要在灯下掏空一只又一只鸡，把我们的荷包填满。恰逢清明时节，她比以往起得更早，三点就出门去进货。我跟她去过一次，昏甸甸的鸡场满溢着几百平方米的活物，一栅一栅隔开，上面有放饲料的机器，另一边是铲粪的机械手。母亲伸出手指，在通天的噪音中掰给场主看，把一栏栏的鸡从饲养场掰到铺头的架子上。
我从那堆脚环中细心挑了几个工整的，比十元店里的还好看。用沐浴露足足泡了两天两夜，才涮去鸡粪和鸡血溶混的气息，包起来放进孔彦雪的抽屉。很快，我收到她传过来的纸条：中午放学等我。我没回信，倒是万无一失地提前支开了王乃一。课室只剩下我们俩在收拾书包。孔彦雪走过来，手里的蓝笔在我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划圈，悠长地叹息。
我说，真对不起。
“我约你看电影也是要讲这事，现在说一样的”，她看上去真不在乎这事了，“你能不能……劝王乃一和她爷爷签同意书？我爸在医院等拆迁费没等到，活活熬死了;我妈不比你妈妈能干，她什么都不懂。我们要吃饭的。”
我又说，对不起。不晓得是为自己还是为王乃一。她摆摆手，塞给我一张叠好的纸就走了。那是我们最流行的叠信的方式。我仔细展开来，纸片已经薄脆发黄了，被她撕掉的边缘还很毛糙，右下角写得很清楚：是第164页。
同在那个星期，孔彦雪打开饭盒去领早餐的时候尖叫了一声。铝盒摔在地上的声音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磁铁一样附吸过去。以她为中心的两层同学迅速后撤。两尾很小的死鱼甩在地上。
她抿着嘴巴望过来。我知道不会有人找我做朋友了。
王乃一照例在门口等我，熟练地跟在我左边，对我说：“你生日是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停下来，有。我本来脱口而出要说，我想要正常交朋友，我想要正常看电影，我想要正常地被朋友的妈妈喜欢。我最终说：“我想做一个正常人。”
她沉思了一会儿：“我想想办法，一定有办法。”
显然，她没懂我什么意思。
又到我们江边野炊的传统校庆节，这是我们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尽管已经五月天，我们仍叫它作春游。左右是不上课，春天来得晚一些也无妨。提前一星期我们已经蠢蠢欲动，直到老师把任务分配表贴出来。我们都希望自己分到的任务是带菜，那样书包能装下的零嘴更多。我负责带锅，最不划算的工种。
六个柴堆都烧起来了，两艘长轮在江面上来回作业，还有一艘更高更大，看起来是住人的船，两个裸着上身的工人探出来，拿望远镜好奇地看我们。不一会儿他们稍微驶近了，故意把船身打横，让我们能看清，他们怎么铲起一簸箕沙，狠狠摔到滤网上，那些被弹起来的粉尘就在他们头顶逸成黄烟。有人鼓起掌来，他们更起劲了，有爱干净的人喊：不要再过来了—水要脏了，我们怎么做饭— 那迫近的巨物使我害怕，我抬腿离开岸边，回到火堆那里。今天的火都是王乃一帮忙起的，她太熟练于怎么让一堆火不停地烧下去。你看，现在她又走过来，把柴架得更高，火苗一下子往上竄了两三个指节。她的眼瞳在白天也倒映出火。
“袁舟！假设从地球上某一点出发，按直线走，能回到原点吗？”
孔彦雪正在远处淘米，看看我，又看看王乃一，极轻微地侧了一下头，那是询问的意思。
“当然能。”我缓慢地望着远处点头，“当然可以。”
她却故作高深：“哼哼，你就以为吧，待会吃完饭再告诉你。”
没有人过来我们这个柴堆。被分到跟我同一炊组的同学自觉找他们的玩伴去了。我只有默默地吃自己放了太多盐的菜。大家围坐在一起玩的时候，王乃一跑回家拿了洗洁精，在河边率先洗起了炊具。很快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新游戏，就又一窝蜂跑到江边去洗。老师们就站在旁边，随时把那些想偷溜去游泳的人喝止。
王乃一抓住我的手在水里涮了几下：“走。”
我们回到那座教堂，红色的门漆居然翻新了，显然近来又被人刷过一遍，只是周围已经成了废墟，保持一座教堂的门历历如新，跟在尸体上栽葱没有区别。所有教堂的穹顶都很高，尽管这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只见过这一所。但将来我会明白，人进入一切教堂的第一感受就是对自己的怜悯，在那个穹顶下面，连天主像都显得娇小。
她学着上次划十字那样，对着神像沉吟了一会儿，显然没有要我听的意思。我挑了张椅子横躺下来。她说，你上次许的愿，再说一次。
“我不记得了，也不重要。”
“不行，你就再说一次，这样我才好回答你。”
我只好坐起来：“你这么喜欢这个游戏吗？”
“当然了，”她肯定道，“我可以玩一辈子都不厌倦。”
“那么，上帝说的你都听？”我试探道。
她肯定的速度让我觉得她根本没想清楚，但脸上的神情又昭示着她的决心。
“上帝要你搬家。你搬不搬？”
看她表情崩毁，我有些歉疚。可那两尾死鱼很快将它抵消。天光从顶上的玻璃漏下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方向。这是正午时分，火球就在头顶，直射在玻璃上。吊灯巨大，像失落到这儿的另一个太阳。几束虚弱的光打在背后的壁画上。她指着那幅画：“上帝不会要我搬家的，上帝自己就住在这。”
她站起身朝外走。游戏结束，她的上帝又回到了壁上。没两步她又走回来：“一个人怎么直走都不可能回到原点。”她蓦地发了火：“因为所有人都有一条腿更长一些，看上去一样，其实更长一些，我们以为的直路用人腿根本走不出来……懂不懂呀，所有人都是长短腿，你是正常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不要再难过了。老天爷叫你不要难过。”
她的肩膀抖动着，连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愤怒和伤心，翅膀一样扑棱扑棱在空气中。但很快，她镇静下来走开，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手臂紧紧贴在两侧。他们说得没错，真的很滑稽。
我在江边找到自己带来的锅，拍净底上的沙。这里只剩下我，船也已经开远。偶尔在愈远处传来工人的两三声号子。我拎住那口锅往桥上走，沙滩是软的，桥路是硬的，隔着鞋底都能觉出烫。因为沉重，我的手往下坠，被扯得笔直，锅也就在我的腿上一颠一颠。老师说走过这座桥要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过后，我仍旧有漫长的路要走。我反复和自己谈判，别放下，别中途歇息。提着胯骨走路很累，两条腿都痹得很，一旦停下我就走不下去了。我快走不下去了。
母亲听见我微弱的敲门声，接过我的锅，问我吃饱了未。我只有点头。我说，阿母，我的脚在鞋里面好舒服啊。我用右脚趾在里面蠕动给她看。等鞋袜除下，我们才发现，大脚趾的甲盖已经脱落了。
我们盯着那块嫩肉良久，母亲疲惫的声音才响起：“下次把锅拿走要说一声。”好啊，母亲啊，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会点头的。
做人确实是需要练习的，假如练习得够久，你总能从一个人脸上同时看出幸福和哀伤的表情。人脑决定删除的，身体会帮我们记住，越是朦胧不清的记忆，越引人怀想。所谓幸福，说到底是像素问题。我读的幼儿园在我毕业那年就倒闭了，最后一天上学时，院长带我们体检了一遭，恐怕她觉得一份体检报告比毕业证书有意思得多。量身高体重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站上去。当时我毕竟太年幼了，世界只对我卷起一个帘角，容我望见自己歪斜的背影。人在耻辱中容易想到自己的背影。哭声中院长抱住我，医生记录下我们共同的重量，接着她放下我，再称了一遍。我还没学到《曹冲称象》，还不明白祖先和数学都值得信任，等我学到，已经完全忘记了院长的面孔。让她犯难的是另一个问题，医生拿软尺量了我的左腿和右腿，却不知道该把哪一条算进我的身高。他们站在那儿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把我的两条腿长加起来再对半分。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变成了表格上确凿的数字。
或许一切问题都会这样解决，要么被减去，要么被平均。祖母和外公早就告诉过我，只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原点该朝小鬼还是观音去找，我既被小鬼记挂，又得到观音的护佑，神鬼俱亲，我会长命百岁的。
初一开学之前，我的趾甲完全长出新的一片，和之前那片一模一样。当晚我做梦，变回婴儿躺在档口的案台上，母亲在旁边手脚麻利地干活，和顾客说着话。她时尖时沉的嗓音在嘈杂的市场中准确穿过来，一波一波安抚着我。我的脚一左一右被两人揣在怀里摩挲。“快起来玩。”右边的说。“别吵她，没见她哭累了吗？”左边的说。旋即它们开始自顾自地说起话来，亲近而洪亮，把母亲的音量全然盖住了。我害怕得大哭。“她会长命百岁吧？”“哭得这么响，她会的。”它们谈定了极为重要的事，欣慰一笑。“那，我走啦。”两位当中的谁对我说。
辨别已没有意义，无论左边还是右边，都顶着王乃一的脸。所有的声音画面轰然消散了。我跑到客厅一看，才四点，母亲已经在厕所梳洗好，准备出门进货。
“怎么起这么早？”她边抚平鬓边的碎发边讶异。 “妈，我小时候真喜欢听你劏鸡啊？”
“那还假得？”
“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记多了人就长不大，细蛮子有忘性才好。”
门关不久，客廳的座机响了，在寂静的凌晨里显得有些惊悚。我跑去把窗关上才接起。无论我怎么询问，对面都只有电流声，还有手指摩擦在听筒上的刺耳动静，不多久就挂了。我汗毛倒竖，蜷在沙发上镇静了一会儿，决心打回去。是一个男人。他有着跟我一样的乡音，我太熟悉那种努力把普通话说好的笨拙。在他令人厌烦的语调中，我难得分神捕捉到一阵打桩的响动。我鬼使神差：“是王乃一的电话吗？”他却比我更困惑，连哪个乃哪个一都说不清楚，还很礼貌地劝我检查检查，有没有拨错电话。
我要确凿说明的是，我没再见过她。离开小镇上大学之前，我跟不少人若无其事地打听过，他们都说没见过一个那样走路的人。镇上的女孩子们渐渐茁壮，在街上摆动着她们要么纤长要么结实的手臂。有人告诉我她爷爷死了。
王乃一跟我做朋友的几年，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我们是一样的。她长期处在被同类抛弃的恐慌之中，而这恰恰因为我们不是。我甚至恬不知耻地猜测过，王乃一就是那个扯住我的小鬼，就是观音补给我的那一抔泥。但我们真的不是同类。假如我双腿健全，我也会是模仿她开涮她的其中一个，我是因为残疾才远远躲在队尾、走在墙根，走在人都散尽的空旷街道上，被她认作落单的人。我本是千千万万只猴子当中的一只。我太能藏了，哪怕体育课上到最后，连其他人都累得一瘸一拐，我仍旧能笔挺地走去小卖部给自己买水喝。
到高中也是一样。不过，我的新朋友不在意我是不是瘸子，也没有人来教我人应该怎么走路，就连人应该怎么生活也无从谈论了。这个答案王乃一给过我，保尔·柯察金给过我，我唯有目送他们走上自己的道路。
在多年以后我才对自己承认，当时对她有过近乎诅咒的嫉妒。我的问题在她那里是跟起火一样简单有序的福祉。看她怡然自得地做着烫抹，我真的恶毒地想过，有一天她也不得不摆手，不得不用她眼中猴子的走法活在世上，到那时候，她才配说是我的同类。
我去了更大的城市谋生，那里有一条更大的江，算起来怀江是它的支流。对了，母亲。我出来没多久，她就过了世。芳姨在电话里没细说，医院的人也只把白布掀到肩膀，我也只好笼统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对危险日渐熟悉的同时，危险也在熟悉我们。这次车祸不比上次好运，她当场就死了。
人不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爱中，总要有漫长的中场休息。母亲是休息去了。谁知道她又会扯住谁的脚踝？
我想起多年前在王乃一家借宿的那晚，我们谁也不肯把头朝着对方，企图让对方伤心。黑暗中不知多久，她把自己的脚伸过来，贴住我的脚底，她的左腿一定偷偷曲起来了一些，否则我怎可能和她的两只脚都紧紧相托？我们就这样脚掌相抵睡去。
火化母亲那天，殡仪馆门口一整列的骨灰盒眼熟得要命，馆员走过来问：“现在不是双十一，没有折扣，你要的话买一送一。”
啊，那个玻璃柜顶。那算是我时隔多年第一次想起王乃一，简直称得上思念。我真想告诉她，你苦苦寻找的瓷罐就在这里，到处都是。我还想说，要是你当年跟孔彦雪说句话，会知道得更早。但这话太没趣，她一定为她爷爷亲自来过、见过、捧过了。
芳姨也来了，她往棺材里塞了个三筒。你妈胡牌老差这一张，我怕她下去还这样，心里不舒服。
小时候我总盼着梦见祖母、外公，但一次也没梦见过。母亲说那是他们舍不得吓我。怎么会吓到我呢？母亲在他们身上花了好些钱，他们一定走得很体面，那些肮脏的也一定在火中烧尽了，有一天我也会到那火中去。
殡仪馆说，他们没法找到祖母和外公的名字，没法把母亲放在祖母和外公的旁边。我释然道，不打紧了，不打紧。他们会认出彼此的。小鬼什么都能认得。
到现在，在彻底离开彼此的生命很久之后，在我也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同类。而这份事业，王乃一很多年前早已开始。我们不必是朋友、敌人，或是老同学，是神与人的关系，是唯一的神与唯一的人的关系。
听说蛇的脚在死后才会重新长出，这是蛇身上最不示人的部分。蛇皮会被剥走，蛇头会被砍下拿去泡酒，蛇肉会被吃掉，就连响尾蛇的尾部也能砍下来当猎奇的玩意儿，唯独那对死后才现形的蛇脚，会被当作下水砍掉，遗弃掉。那就是我和王乃一的见证。
老天爷，我在心里呐喊，保佑我们吧，保佑我们这些停不下来的人。
怀江新城早从当年的新楼盘变成老城区。芳姨说，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打算把小区迁走，再造一座古城，现在来钱快又能挣名头的都是旅游城市。怪不得，江上的确有更多的船在作业，工灯盏盏。殡仪馆虽不见一点火光，但里面有的是火，让人担心随时会烧得连片。他们就在这铺满火苗的江上重建乡愁。
这是我工作的第二年，我攒的钱刚好够把母亲体面地送走。
我因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而不再惧怕，我交诸多朋友，学会穿鲜艳的衣服，穿最不起眼的靴子，把右脚的鞋跟削去一半。我当然没长成风情万种的人，只是像任何一个人一样走在路上。我的脊椎越走越直，你大可以说人生恍如一场骗局，没有什么是笔直的，连真实宇宙中，直线都是不存在的。人类唯一可以笔直以待的，只有自己的心。
我没想到，组织第一场同学会的居然是我。大家都忙得很，只能趁公假小聚。那天刚好是国庆，好几个男生顺势讲起他们在部队的日子，接着我们顺理成章地在包厢里看起了阅兵。朝鲜军队出场的时候，大家默契地、毫无负担地笑了。谁也没忘记当时也有一个这样走路的女生。他们转向我说：“我记得她跟你很要好的。”我点点头。他们继续问，她现在还那样走路吗？我摇摇头。有人说，小时候闹着玩的事，怎么可能现在还这么干呢，你说是吧？我还是摇头。别问啦，她后来也没找过圆周率。有好心的人出来给我解围，我当时就觉得你迟早受不了她的。更多的人在求证，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
我们深夜才告别，约定下一次再聚。我穿着我暗藏玄机的鞋子，走在我漫长人生中的一小段路上。回想孔彦雪刚才凑过来的面孔，稍微胖了点，我今天才发现她的背也有些驼。她说，袁舟，王乃一不肯搬走，是为了等她的爸爸妈妈回来，他们只认得那里。
我给了她一个熊抱，不打紧了，都不打紧。
别人知道我跟王乃一要好过，又绝交。而我们已经用只有我们能懂的方式做过了隐秘的交易，从此她的上帝不会抛弃她，每一次我合掌祈拜，老天爷也一定在场。这就是最大的秘密。
除此之外，什么都被烧尽。那些死去的，失散的，遗忘的，交织成秩序井然的网格，最终又都难解难分。烧烤架上遍布油渍与焦痕，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焦痕的一部分。随着我老去，那痕迹将越来越多。而我到底还在走着，我只得一次次伸出手徒劳地穿过。
（责任编辑：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