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寻乌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
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常常感到斗争环境发生变化后，缺乏对城市状况和工商业问题等的全面了解已经严重影响了革命的深入开展。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解决好党在土地革命中对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
寻乌县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了解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就大概清楚了。同时，寻乌又是赣州和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对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部队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机会，在寻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毛泽东说，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这一次，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农村，而且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城镇。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重点是当地的商业状况和富农问题，这是他此前没有全面了解的两个问题。在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会议的是熟悉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的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员，包括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毛泽东在调查會上按照事先拟订的提纲提出问题，听取各位调查对象的意见，并自己担任记录员。在剩下的时间里，毛泽东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通过登门访问、直接观察等办法，对寻乌县城、寻乌的商业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他研究城市问题也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研究透彻，直至了解到问题的根本。毛泽东在寻乌共调查了四十七家商店和九十四家手工业店铺，了解了这些店铺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额和竞争情况，以及它们的盛衰史。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把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了具体生动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一百零四个条目，八万多字。《寻乌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寻乌调查》前三章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和商业状况，后两章是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寻乌商业的调查和研究，他在《寻乌调查》中使用较多的笔墨记述了寻乌的商业情况。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寻乌调查》中篇幅最长的一章，约有四万字。第八节“寻乌城”被分列为二十五个条目详尽记述，包括：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屠坊、圩场生意等。其中“杂货”一项，又列举了牙粉、洋火、洋袜子等一百三十一种。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商业盛衰史的调查和研究，了解到“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在感叹寻乌城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不胜今昔”的同时，揭示了农村经济市场日益衰败，“土货”市场被“洋货”市场所排斥取代，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内陆城镇经济濒于破产的状况。
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寻乌县城的人口构成，了解了城镇居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在二千七百人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手工业者占百分之十一，两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城市贫民占百分之十六，商人占百分之五。这些数据表明，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当时寻乌城并没有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并且经济力量很弱，没有政治权力。毛泽东通过对寻乌社会经济、社会状况的深入调查，形成了对这个县城人口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的正确估量，为制定党的城市政策打下了基础。城市贫民是“苦群众”，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应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他们。毛泽东后来很多正确政策的提出和制定，都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
怎样正确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调查的一个重点。在寻乌，有百分之四的人口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富农。在反封建剥削的土地斗争中，广大贫农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必须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如何制定限制富农的政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他指出，土地分配“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补瘦”。在考察“抵抗平田的人”的情况以后，他还发现，在分配土地时，“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因此，在分配土地时，既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这样的办法，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在当时无疑是最正确的办法。
《寻乌调查》的最后一章记述了寻乌土地斗争的情况，包括土地分配的原则、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验证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等政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寻乌调查》第五章内容，是我们党现存最早的土地斗争的调查材料，对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寻乌调查》翔实记录了寻乌县城商业、手工业盛衰荣枯的历史，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各种剥削方式，生动反映了广大农民进行的土地斗争。它为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党制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然而，对于《寻乌调查》，毛泽东自己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常常感到斗争环境发生变化后，缺乏对城市状况和工商业问题等的全面了解已经严重影响了革命的深入开展。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解决好党在土地革命中对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
寻乌县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了解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就大概清楚了。同时，寻乌又是赣州和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对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部队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机会，在寻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毛泽东说，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这一次，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农村，而且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城镇。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重点是当地的商业状况和富农问题，这是他此前没有全面了解的两个问题。在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会议的是熟悉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的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员，包括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毛泽东在调查會上按照事先拟订的提纲提出问题，听取各位调查对象的意见，并自己担任记录员。在剩下的时间里，毛泽东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通过登门访问、直接观察等办法，对寻乌县城、寻乌的商业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他研究城市问题也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研究透彻，直至了解到问题的根本。毛泽东在寻乌共调查了四十七家商店和九十四家手工业店铺，了解了这些店铺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额和竞争情况，以及它们的盛衰史。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把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了具体生动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一百零四个条目，八万多字。《寻乌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寻乌调查》前三章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和商业状况，后两章是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寻乌商业的调查和研究，他在《寻乌调查》中使用较多的笔墨记述了寻乌的商业情况。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寻乌调查》中篇幅最长的一章，约有四万字。第八节“寻乌城”被分列为二十五个条目详尽记述，包括：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屠坊、圩场生意等。其中“杂货”一项，又列举了牙粉、洋火、洋袜子等一百三十一种。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商业盛衰史的调查和研究，了解到“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在感叹寻乌城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不胜今昔”的同时，揭示了农村经济市场日益衰败，“土货”市场被“洋货”市场所排斥取代，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内陆城镇经济濒于破产的状况。
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寻乌县城的人口构成，了解了城镇居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在二千七百人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手工业者占百分之十一，两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城市贫民占百分之十六，商人占百分之五。这些数据表明，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当时寻乌城并没有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并且经济力量很弱，没有政治权力。毛泽东通过对寻乌社会经济、社会状况的深入调查，形成了对这个县城人口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的正确估量，为制定党的城市政策打下了基础。城市贫民是“苦群众”，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应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他们。毛泽东后来很多正确政策的提出和制定，都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
怎样正确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调查的一个重点。在寻乌，有百分之四的人口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富农。在反封建剥削的土地斗争中，广大贫农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必须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如何制定限制富农的政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他指出，土地分配“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补瘦”。在考察“抵抗平田的人”的情况以后，他还发现，在分配土地时，“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因此，在分配土地时，既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这样的办法，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在当时无疑是最正确的办法。
《寻乌调查》的最后一章记述了寻乌土地斗争的情况，包括土地分配的原则、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验证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共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等政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寻乌调查》第五章内容，是我们党现存最早的土地斗争的调查材料，对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寻乌调查》翔实记录了寻乌县城商业、手工业盛衰荣枯的历史，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各种剥削方式，生动反映了广大农民进行的土地斗争。它为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党制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然而，对于《寻乌调查》，毛泽东自己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