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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淮风韵
南京与北京、西安等北方城市相比，气质要复杂、含混得多：它既是慷慨激越的，也是绮靡妩媚的，有时候还不乏伤恸脆弱……总之，很难用一个纯粹的词去概括。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是因为余怀那本《板桥杂记》。
余怀详细讲述了晚明秦淮河的绮丽风情、繁华景象，既勾勒了众多歌女名妓的鲜活群像，笔墨也兼及名士才子的宴饮雅集，王孙公子的风度翩翩。跟随他的视线，但见那些鳞次栉比的妓家，户户“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房内兰花、茉莉馨香沁人;秦淮河两岸的精美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到薄暮时分，河中灯船密密麻麻，如火龙蜿蜒，光耀天地……秦淮河既荟萃了争妍献媚的艳姬，还集中了操弄箫管琴瑟与说书演剧的顶尖艺人，众多商铺的名酒、香茶、菜肴、小吃、香囊等也尽皆上品。
更有许多缠绵悱恻、离合悲欢，围绕这华艳舞台演得声色俱佳。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史里，晚明的南京确实是各色人等密集登场的大舞台：复社文人、弘光小朝廷、清军压境、山河易色……情节惊心动魄;李香君、顾媚、董小宛等则以诗画音乐的造诣和风度、见识不俗，名动江南江北;就连大奸大丑的阮大铖、马士英之流也是舞文弄墨的好手，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辞藻华丽、情节曲折，在同时代传奇里也算出类拔萃。
余怀在《板桥杂记》里落墨最多，给予最深切欣赏和怜惜的，还是那群沦落风尘而不甘沉沦的秦淮佳丽。从小经过严格职业训练，加上自身聪明颖悟，她们中的佼佼者似乎更像秀外慧中的名媛或才华出众的女艺人，通文墨、擅书画、精音律，与文人志士趣味相投。余怀白描的每个人，性情、面貌和遭遇各不相同，又大多活灵活现。
比如，从外形和才艺看，沙才是“美而艳，丰而柔，骨体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箫、度曲”;顾喜没有其他女子的纤纤细足，外号顾大脚，“性情豪爽，体态丰华”，气质超拔脱俗;尹文“色丰而姣，荡逸飞扬，顾盼自喜”;张元则清瘦轻佻，有临风飘举之态;范珏弃绝任何奢华浮艳之物，醉心于焚香煮茶，与药炉、经卷相对，她擅长画山水，点染老树斜枝、远山幽涧，笔墨间饶富天然气韵，被誉为妇人中的范宽（北宋山水画名家）;顾媚“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通文史，善画兰”;卞玉京与妹妹卞敏也善画兰、鼓琴;董小宛精于烹茶、莳花、焚香、女红、烹饪，才艺与情致令人称绝，出嫁后到夫家，“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
从性格和气质看，“侠妓”李贞丽、李小大豪迈爽利，有须眉丈夫之气;李香君谈吐机趣又善自珍重;寇白门风流放任，不拘形迹，爱恨皆走极端;刘元泼辣佻达，伶牙俐齿，言语尖利;王小大圆滑便捷，长于周旋，筵席中尤擅执掌酒令，还能为酒客解纷释怨，外号“和气汤”……
当然，也不是个个天生丽质，尹春就“姿态不甚丽”，不过妙在后天修炼——举止风雅，有大家风范，性情温柔和婉，言谈清爽雅致，也擅长演剧。
还有一些“通文翰，爱书画”，或“通文墨，且喜谈说古事”，或喜爱读唐宋词，过目仅一两遍就倒背如流……假如抛開她们的身世，这些浸染着书香墨韵，以梅兰竹菊为四时清供，精通琴棋书画的秦淮女子，倒更像深宅大院里饱览诗书的闺秀。
二、才子佳人
南京贡院紧邻艺妓们的聚居地，仅一河之隔，简直就像是为了方便学子们纵情冶游才这么安排的。三年一度的乡试，四方应试者云集南京，那才是秦淮河的狂欢佳节，夜夜笙歌，处处艳舞。崇祯九年（1636），嘉兴人姚北若曾经汇聚十二条楼船畅游秦淮，灯火笙歌逶迤而来，一共召集了四面八方来应试的复社名流百余人，每条船还邀请名妓四人侑酒，“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携红袖放灯船”。在南京的名士名姝几乎无一人遗漏，场面之宏丽盛大惹人艳羡。
集体活动之外，单独约会更多。葡萄架下、芍药栏边郎情妾意，“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夜凉人静、风清月朗时，名士倾城不时相约，携手漫步或凭栏依偎;最惬意的是遭逢知音，你吹洞箫，她唱妙曲，尽兴至万籁俱寂，仿佛只有游鱼在悄然聆听……这样的风物人物、良辰美景，可不正是酝酿绮丽故事的最佳元素？
晚明江南的才子佳人韵事密集上演，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龚芝麓与顾媚、吴梅村与卞玉京，还有钱谦益与柳如是、杨龙友与马娇……名单很长，他们有的成了眷属，有的阴差阳错;结局当然迥异，或心满意足，或黯然神伤。
为什么妓与士的结缘恰好在天塌地陷的晚明如此频繁地上演，且呈现出清雅明丽的质感？费振钟的《堕落时代》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和宋代文人相比，明代文人在胸襟气度上既十分狭隘逼仄，又是十分柔弱孤绝的。这一方面由于明代文人生存处境的困逼比宋代文人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
……国运颓败，世事如江河日下，文人们也被抛进时代的深重苦难之中。即便是这样，文人仍然没有忘记他们所倾慕的青楼俊姬，而且他们越是对生存焦虑、痛苦，越是热切地追随她们的身影;而那些名噪江南的艳姬们，也因时代需要更加努力表现出她们风华绝代的姿态和超逸不凡的气节。由于她们的主演，使历史在一片黯然神伤中竟然增添了如许瑰丽的颜色。
在女人难登大雅之堂的时代，青史留名几乎是男人的专利。我们今天能够侥幸知道一些古时莺莺燕燕的姓名，往往因为她们曾经名动士林，或因为她们是名士风流的绝好注脚。从某种角度看，晚明的情形则多少有些不同，那些风华绝代的江南丽人不再仅仅是历史的陪衬，她们以明媚的扮相和清亮的嗓音，直接走上了纷纭繁复的前台。
清末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以吴语写成，张爱玲因为喜欢而将该书翻译成国语并加注释，使我们有可能了解这本曾经湮没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以流利通达的世态描摹和出色的情感铺排，备受张爱玲推崇。张爱玲在译后记中提道：小说中妓女与她们的恩客之间斗气、吃醋等情节以及相互从一而终的关系“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而恋爱中那些“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是旧式家居生活所无法体验的。 和《海上花列传》的情形类似：除了时代原因，晚明士子们也在秦楼楚馆体味到了恋爱的快意。
江南水运便利、气候宜人、物产丰饶，素来是温柔富贵乡、花柳繁盛地。不仅巨绅、富室、硕儒密集，家学渊源，即便寻常人家的子弟也较有物质上的保障潜心诗书，加之文化积淀深厚，故一向是出产才子的沃土。在这种气氛里耳濡目染，聪明伶俐的青楼女子们也着意修炼，成为知书识礼或附庸风雅的“女知识分子”。她们既有秀外慧中的资质，谈吐不俗，又比家常妇女善解风情，仪态袅娜，还一门心思地倾慕着才子们——诗酒酬唱之际，双方不摩擦出激情才怪。于是，士与妓互为扬名、交相烘托，在颓败慌乱的背景上竟也张扬、放任地弹拨、演出了许多风流妩媚的曲目。
在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风月痕迹似乎为历史添加了柔、软、细、媚、暖等阴性特质。否则，仅仅有男人们指点江山，场面会顿显空旷枯索。
三、妇女之友
余怀字澹心（1616—1696），号鬘翁，字广霞，复社文人，享年八十一岁。他原籍福建莆田，因父亲在江南经商致富，全家迁至南京。余怀在南京生长、生活，后期移寓苏州。所以他常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
余怀从小熟读经史，年轻时即有文名。当年留都南京的乡试规模之大，超过全国各地。南京国子监（南雍）聚集着东南数省准备参与南都乡试的学子在此学习，一时藏龙卧虎。南雍考试名列榜首的，经常是余怀与湖广杜濬、江宁白梦鼐，人称“余杜白”（鱼肚白谐音）。
1640年、1641年，由于余怀才情超群，曾担任过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他进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掌管文书。当时他仅二十四五岁。
那个时段的余怀，公务之余也出入秦楼楚馆，诗酒风流，放诞飘洒。秦淮河畔那些装饰考究的亭台楼阁，如寒秀斋、眉楼、媚香楼等，都是他与复社同仁和各地文人们聚集欢宴之所。当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吴梅村有《满江红·赠南中余澹心》，单写他的少年意气、风度翩翩：
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尽行乐、溪山佳处，舞亭歌榭。石子冈头闻奏伎，瓦官阁外看盘马。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
鸡笼馆，青溪社，西园饮，东堂射。捉松枝麈尾，做些声价。赌墅好寻王武子，论书不减萧思话。听清潭、亹亹逼人来，从天下。
黄裳先生写于1962年的《秦淮旧事》一文也提到，胡小石先生曾经对他描述过一幅古画，“山水树石之间，杂坐着一些名士闺媛，人物衣冠都是晚明风气。在太湖石上坐着一个风神倜傥的少年公子，衣服华美，秀色夺人。”图上没有题识，胡先生无意中在少年的襟袖之侧，发现了小楷细书“余怀”二字，不禁狂喜。黄裳转述胡先生的评价：“《板桥杂记》之出于如此人物之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余怀不仅交游广泛，文采斐然，为时人推重，他还是红粉知音，写了不少赠给名妓的诗篇。他的品藻是能替丽人们锦上添花的。赠李香君的诗，使她名气更盛，四方才士争相以一见香君之面为荣;赠王月的诗，被她绣在丝巾上，爱不释手;同时，余怀也是义气勃然的，当顾媚和顿文等被粗痞、刁蛮的“伧父”寻隙欺辱时，他路见不平，拔笔相助，借助文墨和舆论“作檄讨罪”，或奔走援助;当然他也顽皮谐谑，喜欢开玩笑，在朋友们和秦淮诸艳的圈子里又轻松又好玩。
可以说，余怀不仅是范景文的书记官，也是秦淮风月的目击者、亲历者和摄像师。
随着由明入清的改朝换代，曾经夜以继日的笙歌弦索杳然而去，王孙沦为贱民，文士沉沦消遁，歌女流落星散——因而，《板桥杂记》是追忆旧日风物人物的伤情、伤逝、伤感之作。余怀是明朝遗民，忆起从前的绚烂，大抵还是在为后来的萧索而悲切，《板桥杂记》虽没有明说有“黍离麦秀之悲”，但燕去楼空的凄凉却浸透纸背。余怀在他《咏怀古迹》诗集前的小序里曾说：“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予以暇日寻揽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勝道哉。”
虽然没有像那些刚烈好友那样持续地参与反清复明，余怀、陈贞慧、冒辟疆等入清后“不识时务”地选择了做明代遗民，始终不与清廷合作，姿态看似中性，实际上仍旧冒着难以承受的风险，同样值得人心生敬佩。
轻移莲步、绮罗飘拂的美人们就不消说了。不幸的，早就在狂风骤雨中零落成泥碾作尘;幸运又才智清明的，原本就非“不知亡国恨”之流，就算暂时安顿了身躯，照旧得低迷于家国之痛。
四、群芳摇落
余怀与同仁们舞文弄墨，最喜欢选择在李十娘那里。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生得“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洁，能鼓琴清歌”。跟当时几乎所有的秦淮名姬一样，李十娘也通音律，喜爱文人才士。她的居所也是精致雅洁，清香缭绕：曲折幽微的房舍帷幕低垂，清供宜人;宽敞明丽的长廊，左边种一树老梅，花开时节，几案长榻都拂满香雪一般的花瓣;右边则是两株梧桐和数十杆巨竹，丫环们清晨傍晚必“洗桐拭竹”，使之看上去秀色可餐。由老梅、修竹、梧桐装点的庭院浓荫蔽日，清芬盈盈。进得她家恍若入了仙境。
余怀等聚在李十娘家的诗文之会，每位客人都有聪慧可人的丫环代为磨墨洗笔，燃香奉茶。黄昏时节则大开酒宴，尽欢而散，“宾主秩然，不及于乱”。诗歌酬唱，丝竹管弦，美人醇酒，那些欢欣快意，带给他们多少回味。
李十娘有侄女媚姐，年方十三，眉目如画，娇啼婉转，舞姿轻盈，余怀与媚姐互生爱慕，十娘预备为他俩做媒。那是1642年，明朝灭亡的前两年，余怀参加乡试，媚姐每天用钱币卜卦，期望他能高中。跟冒辟疆、侯方域等人的情形相仿，这个人人看好的才子，以为自己此番一去，举人功名手到擒来，只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了。谁知竟事与愿违，发榜一看，余怀竟落第了！愤懑忧郁令他大病一场，因为生病加上无颜见江东父老吧，他避居栖霞山寺，经年不与外界通消息。与媚姐的约定当然也不了了之。 1644年明清易代，大厦倾颓，万物萧瑟，前尘往事尽付云烟。后来有一天很巧，余怀在明末泰州知州陈素（澹仙）如今流寓的丛桂园，看见陈的姬妾，是个很面熟的女子。连忙打听，姓李，原来果真是媚姐啊。他走近她，尚未说话，两人已经黯然泣下。
——十娘呢？
——从良了。
——现在住哪里呢？
——在秦淮水阁。
——你们的家现在怎样了？
——已经荒废成菜园地了。
——那些老梅、梧桐和竹子还好吧？
——已被砍来当柴烧了。
——老人还好吧？
——已经去世了。
……
劫后余生，百感交集。余怀记录这段问答，不厌其烦。我之所以要一一转述，是觉得他与媚姐的对话，其实包含着《板桥杂记》的全部潜台词——园废、人亡，摧梅为薪，风流云散……种种野蛮和不幸，全都因江山易代的急遽、惨烈而导致。
余怀在去世前三年，以七十六七岁高龄写作《板桥杂记》，追忆故都繁盛、人物风雅，他所沉湎和侧重的，绝不仅仅止于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
秦淮艺妓虽然风韵各异，相同的是，她们其实都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弱女子，是真正漂浮无根的一群，她们的最好出路是从良，成为某文人、官宦、商人的侍妾。若恰好与对方情投意合，那就是令姐妹们无比艳羡的善终;还相同的是，她们都身逢甲申、乙酉之变，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时段之一，连男人都无法苟全性命的乱世。所以，她们也最容易飘摇零落，委身尘土。国破城残之际，这群女子，除了少量幸运者权且找到栖身处;有的则穷愁潦倒，当偶然相逢故人，会勾起许多盛景难再的伤悲。
有的更不幸。1644年，明末凤阳总督马士英手下乱兵五六百人，在淮安城烧杀抢掠，年仅十六岁、知书达礼的淮安妓女燕顺与其他女伴一道被擒获，捆绑于马上，她奋力挣扎哭骂，以不屈而被杀害;1645年清兵南下后，狼狈出逃的弘光皇帝被降清将领擒捉，押回南京领赏。秦淮女宋惠湘和众多不知名的女子一样，因兵燹被掳入清军中，一路北上，生死两难。沿途野居露宿。有天到了河南，偶尔能住进旅舍，她赶紧找来笔墨，含悲泣血题了四首绝句于墙壁，哀诉绝望，也希冀万一有可能获救——其实也深知机会无限渺茫：
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
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
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别故庐。
谁散千金同孟德，镶黄旗下赎文姝。
每当回忆起往昔醉酒征歌的快意场面，余怀经常心驰神往，感叹“太平景象，恍然心目”。反之，写到群芳飘零、香消玉殒，他的悲伤也总是溢于言表：俯仰之间，“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显然，《板桥杂记》记录的，不是轻薄子弟章台走马的狎邪，作者姿态端庄肃然，落墨凝重诚挚，有深意藏焉。那些华丽往事与凄美碎片承载了无限的盛衰、兴亡之叹。那群颖慧美貌的晚明女子，那段凋零残破的旧事，与历史的宏大敘事迥然不同，却又直抵人心最柔软易感的角落。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书问世三百多年来，一直广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吧。
余怀在《板桥杂记》的序里说：
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录者何限，而子唯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
余怀说：“金陵古称佳丽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余生也晚”——他生于万历末年，成长于崇祯年间——在他记事时，万历年间那些风华绝代的名姬艳姝，如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好些已经湮没。崇祯年间虽属末世、乱世，所幸好些年里南京也还在歌舞升平，秦淮繁华的流风余韵，他总算得以亲近和目睹。他在《板桥杂记》序里还说：“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序文最后，余怀说自己是仿效《东京梦华录》而写此书。《东京梦华录》乃宋人孟元老在宋室南渡以后，遥想北宋帝京开封当年的盛景而写，“追念回首怆然”。虽异代不同时，却是一样的家国兴亡之痛，一样的物换星移之叹。
借一本《板桥杂记》，余怀牢牢定格了南京曾经的华艳与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