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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13日，郁达夫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应日本文艺界邀请讲演名义，赴日本访晤已十年未见的好友郭沫若，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文艺工作。
抵达日本之后不久，郁达夫即邀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又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用餐。12月6日，再请郭沫若长谈并用餐。至12月17日归国之前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郁、郭二人三次面晤，久别重逢之际倾吐衷肠，自然感慨万千。
1937年1月8日，尚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撰成《达夫的来访》一文，于同年2月16日刊发于上海《宇宙风》杂志第三十五期。国内读者捧读此文，对于1936年郁达夫访日期间与作者的三次见面的情景可谓一目了然。
然而，在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友人深挚情谊的随笔文章中，却偏偏有人读出了“婉讽”之意。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与郭沫若《达夫的来访》刊发同日，也是在1937年2月16日这一天，这位从郭文中读出“婉讽”之意的读者，同一天在《南京晚报》撰发了一篇遥致郁达夫本人的“读后感”。且看原文如下：
郁达夫到日本去，大家都料定他是要访问郭沫若的，最近沫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就是写他和郁达夫短期相聚的情形，文字写得很平淡，很随兴，也很动人。中间有一段对郁婉讽，原文云：“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这一段话是有骨子的。郁达夫虽然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期望着做一个文艺作家，可是他明明在干着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不是“俗吏”是什么？郁达夫的好处是率性而行，不大顾到环境，郭沫若以为是“俗吏式的事务”，在郁达夫也许反而认为是“文艺使命之一”。
其实郁达夫无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应该干这捞什子的公报室主任的，连他的“太太”王映霞都反对他干，更何必说郭沫若？然而他一直干到现在，还不肯放手，且看他受了郭沫若的忠告，回国以后何以自处吧！（李黑）
这位署名“李黑”的作者究系何方神圣，无从确考。“李黑”之名，显然是笔名，是大名鼎鼎的“李白”之反义词——这是当年苏、杭、沪、宁一带报刊作者惯用的署名方式，诸如“金希普”“普希银”之类。总之，是既要说俏皮话，署名又要引人注目，还要让读者查不出其真实身份才好。
或许，“李黑”真名如何，究竟姓甚名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人所撰《达夫的来访》一文之“读后感”，竟与《达夫的来访》一文同时在上海发表。显然，此人可称《达夫的来访》一文的“第一读者”，确实也“第一时间”向郁达夫发出了“信号”。那么，对此，郁达夫有何反应呢？又有无具体的回应呢？
翻检《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查阅其他相关研究资料，也无一丝线索可循。看来，这一篇“李黑”遥致郁达夫的檄文，不过是当年众多关涉郁氏的“花边新闻”与坊间流言之一罢了，恐怕終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了罢。
孰料，在一份1937年2月2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竟还刊载了郁达夫的回应文章，题为《俗吏么！》。一篇郁氏“集外文”或称“佚文”的历史文献，也就这样在笔者查寻“李黑”其人其文的过程中悄然而至了，纯属意外之获。
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郁氏原文如下：
最近，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说是报尾的一段言论。尾名“射蝇集”，题名“俗吏郁某”，作者为李黑先生，内容系述沫若近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中间曾婉讽我应辞去俗吏，而努力完成文艺作家的使命。原文虽未及见，而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恨不得插翅飞去，当面去拜谢他们一番。别的人更不必说，就说沫若，我和他在千叶，在东京，虽只短短的会见了三四次面，但老友的相见，所感到的真是怎么样的一种意境？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而最使我感动的一点，却是在这阔别十年来的中间，他对我的行动、我的写作，从来也不曾抛弃过注意，时时刻刻处处，他无不在期望着我的长成。可惜我意志不强，才力有限，在和他别后的三千六百日中间，竟没有一篇差强人意的东西做出来，可以使他感到期望的不虚。当然，我还没有头白，而他也还在壮年，今后的成就都是个未知之数，这却不必先说。所要解释的倒是“俗吏”二字。沫若的全文，虽还未见，不过他的真意我却完全明白。可是由做那一篇文字的李黑先生看来，总以为：（一）沫若在婉讽，而（二）我却自以俗吏为得意，捧牢了这捞什子而不肯放手。
当然李黑先生的说辞，也许并非是出于恶意，但对于“俗吏”的解释，我倒还有一点疑问。吏之为俗为雅，不知有没有一定的界说？凡吏皆俗，不吏便雅，这逆说是否可以成立？处理俗吏式的事务，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某人该做某事，某人不该做某事，又是否是前生注定、这世不易的勾当？党权原高于一切，文艺不知是否也高于一切？
凡此种种，我都还不曾参透，所以暂时的“俗吏”，终究也还得干干。总之，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圣人满地，大盗无踪。侯之门，仁义存焉，吏之身，俗恶兼之，虽曰天命，岂非人意哉？二月十八日
上述郁达夫回应文章，比之四百余字“李黑”原文，还多出了三百余字的篇幅，可见郁氏反应强烈，有意要申诉一番。文末两段连发六问，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实在是对“李黑”随意揣摩、妄加评断的有力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郁文发表之时，距郭、李二文发表仅时隔五日。可在郭氏“原文虽未及见”的情况下，倒是先读到了《南京晚报》，这就说明，这一南京印行的报纸传播之速，已然超越了上海杂志《宇宙风》。那么，郁氏当时身在福州，首先读到的这份报纸究竟有何背景呢？ 其实，《南京晚报》并非官方媒体，而是一家民办报纸，创办人是张友鹤（张友鸾的胞弟）。该报社址设于秦淮河畔贡院东边的一座小楼房内，是以着重刊登本地新闻以博本地读者眼球为主的一份市民“小报”。该报发行范围应当只囿于南京本地，不会远播至闽地，故郁氏称“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应当是友人寄呈的载有《“俗吏”郁达夫》一文版面的“剪报”。
据查，《“俗吏”郁达夫》一文原载于《南京晚报》副刊“秦淮月”栏目，由与张友鸾、张恨水并称“新闻界三张”之一的著名报人张慧剑（1906—1970）主持，常年刊发一些宁沪风物、文史随笔之类，大多属于当地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可以揣测，《“俗吏”郁达夫》一文的刊发，恐怕是栏目主持人有意要抛出一个热议话题，有意要活跃一下“气氛”所致。事实上，郁氏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版面上的回应文章发表四日之后，1937年2月25日，就又被张慧剑“拈提”到了《南京晚报》上的《秦淮月》中。除了“節录”原文之外，张氏自己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列于栏目头条一并刊发了出来。张氏原文转录如下：
在十六日的本刊上，李黑先生写了一篇《“俗吏”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对此有反响，在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上答复了一篇《俗吏么！》。说郁先生是“吏”，郁先生不否认，因为职业的类性使郁先生不能否认。郁先生之所辩者，是“俗”而非“吏”，这不可谓非郁先生的聪明处。
其实，说到“俗”，也没有一定的解释，必须看它所指的是那一种人型。比方，一般习惯以那些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的和尚为“俗僧”，即因为它所指的是僧，假如不是僧，则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正是本色行当，有何“俗”人之可言。同样的，郁先生以“文艺作家”而“吏”而是“文艺作家”，因为在“吏群”里面，像郁先生那样的人还要被称为“俗”，天下还有何处可以“雅吏”去？所以李黑先生武断郁先生为“俗吏”，这一个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其次，说到“吏”这一个职业，也无所谓俗与不俗，吏的道德观是“守法”，是“尽职”，不是“强求风雅”，也许正因为守法尽职，而与风雅更背道而驰。一般人以“吏”为“俗”，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吏的脑中，根本就不应该有“俗”的观念。所以郁达夫先生不辩“吏”而辩“俗”，实际已落了下乘。
郁先生宣言要继续把“俗吏”干下去，这是值得同情的。做官做吏，并不是可耻的职业。“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即使不清高，也并不卑污，而且让郁达夫去干，总比让那些文章道德连郁达夫都不如的人去干总好些。国民一方面责备政府，希望政治清明，政治上轨道，一方面又把政治生涯看作一个无比的大溷缸。这种心理非常危险，应该加以纠正。
只要郁先生不放弃他的文艺作家的使命，便是做做官吏也无妨。文艺作家去做官吏，至少比那些已经做了官吏而毫无成绩，掉转头来反要靠文艺方面的表现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那种人，总要高明一些吧？
显然，上述七百余字的张慧剑所撰评论文章，是以支持郁达夫的立场去抒写的。“不俗”之题目，已然鲜明地表明了立场，且又刊发于张氏本人主持的栏目头条，实在是态度坚决之至。
不过，一周之后，1937年3月4日，“李黑”所撰《答郁达夫先生》一文，还是现身于《秦淮月》栏目。这一方面说明，张氏虽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可并不轻易扼制不同意见与反向声音。另一方面，“俗吏”这一话题，本来就是从其率先刊发“李黑”之文开启的——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中，能够有某种争议与辩论，不但可以活跃一下版面“气氛”，还可以吸引读者乃至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从长远眼光看，这乃是编、读良性互动的契机。
这一次，“李黑”仍是以个人意见来遥致郁达夫，只不过起初是据郭沫若的文章来致意，此时却是据张慧剑摘录的郁氏回应文章来致意。原文转录如下：
我不曾见着郁达夫先生在《时事新报》所发表的关于“俗吏问题”的全文，我只见本刊节录的一部分，所以我只能就这一部分说说。
以“俗吏”婉讽达夫先生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不过转述沫若先生的话。但沫若先生说得含蓄，我却把他点破了，这个责任我不诿卸。
达夫先生向我索取“俗吏”的解释，我想沫若先生一定更能说得明白。达夫先生可以写信去问问。
达夫先生的意思，以为“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这话并不能成为理由。假使一个作家无体验的能力，社会各种生活都要靠亲身去经验才能写作，那么作家笔下描写的游娼、乞丐、大盗、小偷，达夫先生也必须一一亲身去做吗？
退一百步，假定诚如达夫先生所说，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作家的经验，但也并不能证明“俗吏”就是“可能”的，而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
此外，达夫先生还有些话只是发牢骚，与本题无涉，我也不必再说了。
可以说，上述这样的答复之言，丝毫没有退让调和之意，依然坚持己说，态度强硬。先前认定的“婉讽”之意，推演的“俗吏”之说，明言“点破”，且不诿卸。文末更以一个强有力的追问，使其立论更显坚决。
《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刊发之后，郁氏没有再予回应，“俗吏”话题也就此告一段落，归于沉寂。这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通过《南京晚报》《时事新报》两份报纸，留下了这么些点滴的历史线索，可供后世读者读解与探研。
不过，当年对郁达夫赴闽任职之事的议论，对于作家可否为官作吏的评论，始终未曾平息。早在“俗吏”话题之前，姑且不论坊间传闻种种，即使在友朋之间，亦早有各种揣测。
虽然郁氏致信与友人多有提及，有“避寒而至闽”之说，又有“避装修之扰”而赴闽之说，可仍有相当一部分友人推测，此举乃因举债筑屋要尽快偿还债务而不得已为之。 然而，与郁氏友人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推测之言不同，时人对于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议，则多以调侃讥刺为主。譬如，1936年5月9日，上海《立报》曾刊发了一篇署名“华魂”，题为《好官我自为之的〈沉沦〉作者郁达夫！》的文章，文中抓住郁氏在福州诸报社欢迎席上的一番讲话于文末得出论断，称“著《沉沦》出名的郁达夫现在的生活因这次宴会上的谈话看来，固仍是沉沦的啊！”
此文刊发于《立报》第三版的《小茶馆》栏目，主持该栏目的乃是著名作家、新闻学家萨空了（1907—1988）。该栏目多刊发评论时局、批评当局的杂文，发行覆盖沪、宁地区。可见郁氏赴闽任职一事，当时即已是沪、宁地区公共文化圈子里有所关注的社会事件了。
郁氏在欢迎席上的讲话，报道原文如下：
我这次来闽，大家都不以为我做官为吏，其实做官不一定是坏的，给人家谩骂的官是因为他自己贪污的缘故，假令做了一个好官，那被人骂骂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把它奉作座右铭。
如今观之，这样一番言论，并无特别错讹之处，更谈不上据此判定言者竟然“沉沦”。可联系到当时国内局势，当局施政不力，日军侵扰不断，已呈内忧外困、民生凋敝之势，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国内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于如郁氏这样本有“左翼”倾向的著名作家突然从政任职，难免会有各种不那么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批评之声。
不久，5月13、14日，《立报》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又改头换面，改题为《郁达夫依旧沉沦》，连载于北平《世界日报》第十一版《明珠》栏目之中。当时，主持该栏目的是著名报人、作家左笑鸿（1905—1986），该栏目多刊发散文小品，连载言情小说之类，少有直接批评时局与时人的文章。可见，当时郁氏赴闽任职这一事件，南北报界所持态度，还是否定与质疑者居多罢。
而时至1937年“俗吏”话题之后，时人对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论，观点渐趋尖刻，言辞也愈发犀利。
譬如，1937年3月11日，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栏目刊发陶寒翠所撰《谈郁达夫》一文，俨然已将郁氏列为批判打击的代表性人物了。文中明确声称，“郁达夫是一个颓废的旧式诗人型的新作家”，还大力呼吁道，“凡愿向前进的青年们，不独不该崇拜郁达夫，而且应该排击这个‘落魄江湖载酒行’的郁达夫”。
又如，同年3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栏目刊发署名为“式陵”的《文人的高尚感》一文，再度承续先前的“俗吏”话题，还有进一步“鞭策”之意。文中这样写道：“新的名士就必须‘前进’……无怪乎郁达夫是‘没落’了，我劝他更进一步地接受‘老朋友’的劝告，不但抛开‘俗吏’的生活，而且应该过‘前进’的生活。”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紧张，面对坊间纷至而来的传言与批评之声，郁达夫不再为之辩论，而是以实际行动，迅即投入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工作中去了。1937年5月18日，郁氏致电郭沫若，再次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7月27日，郭沫若由日本归国，航抵上海之际，郁氏亲赴迎接。
前边已经提及，“俗吏”话题的始作俑者，署名“李黑”者，其真实身份如何无从确考。“李黑”究竟姓甚名谁，这一问题，因与本文着力探讨的郁达夫赴闽任职所引发的社会批评这一主题，关系不甚切要，可以暂且搁置，存而待考。
然而，就在笔者行将搁笔之际，又在《华北日报》《实报》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1931年7月26日，两报同时报道，称“陈友仁变名为李黑，忽在横滨下车”，有“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下榻于新大饭店第四百十八号，而更名为李黑”云云。
据考，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員，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不久便辞职赴上海。
陈友仁化名“李黑”秘密赴日之时，正是在其出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处于国民党集团内部权争困局之际。至于这一化名，之后是否曾有过使用，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予证实。另据查证，陈氏于1933年参与支持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1937年方才返归香港暂寓。那么，署名“李黑”的批评郁达夫者，若果真即是陈氏，可以做两方面的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其在香港撰文再转归南京发表，因规避政治风险，不得不化名“李黑”;另一方面，陈氏虽化名发表，但可能亦希望令时人察知其真实身份，故而使用了六年前曾见诸报端的“李黑”之化名。简言之，两方面的推测均有可能性。
抵达日本之后不久，郁达夫即邀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又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用餐。12月6日，再请郭沫若长谈并用餐。至12月17日归国之前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郁、郭二人三次面晤，久别重逢之际倾吐衷肠，自然感慨万千。
1937年1月8日，尚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撰成《达夫的来访》一文，于同年2月16日刊发于上海《宇宙风》杂志第三十五期。国内读者捧读此文，对于1936年郁达夫访日期间与作者的三次见面的情景可谓一目了然。
然而，在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友人深挚情谊的随笔文章中，却偏偏有人读出了“婉讽”之意。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与郭沫若《达夫的来访》刊发同日，也是在1937年2月16日这一天，这位从郭文中读出“婉讽”之意的读者，同一天在《南京晚报》撰发了一篇遥致郁达夫本人的“读后感”。且看原文如下：
“俗吏”郁达夫
郁达夫到日本去，大家都料定他是要访问郭沫若的，最近沫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就是写他和郁达夫短期相聚的情形，文字写得很平淡，很随兴，也很动人。中间有一段对郁婉讽，原文云：“只记得达夫说到他打算到欧美去游历，回国后想寻个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这层我是极端赞成的。我看达夫的使命，依然是做个文艺作家，与其为俗吏式的事务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达夫的友人，怕都应该注意这一点，玉成达夫的志愿的吧。”
这一段话是有骨子的。郁达夫虽然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期望着做一个文艺作家，可是他明明在干着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不是“俗吏”是什么？郁达夫的好处是率性而行，不大顾到环境，郭沫若以为是“俗吏式的事务”，在郁达夫也许反而认为是“文艺使命之一”。
其实郁达夫无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应该干这捞什子的公报室主任的，连他的“太太”王映霞都反对他干，更何必说郭沫若？然而他一直干到现在，还不肯放手，且看他受了郭沫若的忠告，回国以后何以自处吧！（李黑）
这位署名“李黑”的作者究系何方神圣，无从确考。“李黑”之名，显然是笔名，是大名鼎鼎的“李白”之反义词——这是当年苏、杭、沪、宁一带报刊作者惯用的署名方式，诸如“金希普”“普希银”之类。总之，是既要说俏皮话，署名又要引人注目，还要让读者查不出其真实身份才好。
或许，“李黑”真名如何，究竟姓甚名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人所撰《达夫的来访》一文之“读后感”，竟与《达夫的来访》一文同时在上海发表。显然，此人可称《达夫的来访》一文的“第一读者”，确实也“第一时间”向郁达夫发出了“信号”。那么，对此，郁达夫有何反应呢？又有无具体的回应呢？
翻检《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没有任何相关记载。查阅其他相关研究资料，也无一丝线索可循。看来，这一篇“李黑”遥致郁达夫的檄文，不过是当年众多关涉郁氏的“花边新闻”与坊间流言之一罢了，恐怕終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了罢。
孰料，在一份1937年2月2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竟还刊载了郁达夫的回应文章，题为《俗吏么！》。一篇郁氏“集外文”或称“佚文”的历史文献，也就这样在笔者查寻“李黑”其人其文的过程中悄然而至了，纯属意外之获。
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郁氏原文如下：
俗吏么！
郁达夫
最近，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说是报尾的一段言论。尾名“射蝇集”，题名“俗吏郁某”，作者为李黑先生，内容系述沫若近来发表了一篇《达夫的来访》，中间曾婉讽我应辞去俗吏，而努力完成文艺作家的使命。原文虽未及见，而好友的规劝，以及爱我的远近各友生的至意，我却感激涕零，恨不得插翅飞去，当面去拜谢他们一番。别的人更不必说，就说沫若，我和他在千叶，在东京，虽只短短的会见了三四次面，但老友的相见，所感到的真是怎么样的一种意境？这我怕就是做那篇文字的李黑先生也不容易猜到。他规劝我的话，此外还多得很，而最使我感动的一点，却是在这阔别十年来的中间，他对我的行动、我的写作，从来也不曾抛弃过注意，时时刻刻处处，他无不在期望着我的长成。可惜我意志不强，才力有限，在和他别后的三千六百日中间，竟没有一篇差强人意的东西做出来，可以使他感到期望的不虚。当然，我还没有头白，而他也还在壮年，今后的成就都是个未知之数，这却不必先说。所要解释的倒是“俗吏”二字。沫若的全文，虽还未见，不过他的真意我却完全明白。可是由做那一篇文字的李黑先生看来，总以为：（一）沫若在婉讽，而（二）我却自以俗吏为得意，捧牢了这捞什子而不肯放手。
当然李黑先生的说辞，也许并非是出于恶意，但对于“俗吏”的解释，我倒还有一点疑问。吏之为俗为雅，不知有没有一定的界说？凡吏皆俗，不吏便雅，这逆说是否可以成立？处理俗吏式的事务，是不是也可以作一种作家的经验？某人该做某事，某人不该做某事，又是否是前生注定、这世不易的勾当？党权原高于一切，文艺不知是否也高于一切？
凡此种种，我都还不曾参透，所以暂时的“俗吏”，终究也还得干干。总之，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圣人满地，大盗无踪。侯之门，仁义存焉，吏之身，俗恶兼之，虽曰天命，岂非人意哉？二月十八日
上述郁达夫回应文章，比之四百余字“李黑”原文，还多出了三百余字的篇幅，可见郁氏反应强烈，有意要申诉一番。文末两段连发六问，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实在是对“李黑”随意揣摩、妄加评断的有力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郁文发表之时，距郭、李二文发表仅时隔五日。可在郭氏“原文虽未及见”的情况下，倒是先读到了《南京晚报》，这就说明，这一南京印行的报纸传播之速，已然超越了上海杂志《宇宙风》。那么，郁氏当时身在福州，首先读到的这份报纸究竟有何背景呢？ 其实，《南京晚报》并非官方媒体，而是一家民办报纸，创办人是张友鹤（张友鸾的胞弟）。该报社址设于秦淮河畔贡院东边的一座小楼房内，是以着重刊登本地新闻以博本地读者眼球为主的一份市民“小报”。该报发行范围应当只囿于南京本地，不会远播至闽地，故郁氏称“接到南京的一张剪报”，应当是友人寄呈的载有《“俗吏”郁达夫》一文版面的“剪报”。
据查，《“俗吏”郁达夫》一文原载于《南京晚报》副刊“秦淮月”栏目，由与张友鸾、张恨水并称“新闻界三张”之一的著名报人张慧剑（1906—1970）主持，常年刊发一些宁沪风物、文史随笔之类，大多属于当地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可以揣测，《“俗吏”郁达夫》一文的刊发，恐怕是栏目主持人有意要抛出一个热议话题，有意要活跃一下“气氛”所致。事实上，郁氏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版面上的回应文章发表四日之后，1937年2月25日，就又被张慧剑“拈提”到了《南京晚报》上的《秦淮月》中。除了“節录”原文之外，张氏自己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列于栏目头条一并刊发了出来。张氏原文转录如下：
郁达夫不俗
剑
在十六日的本刊上，李黑先生写了一篇《“俗吏”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对此有反响，在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上答复了一篇《俗吏么！》。说郁先生是“吏”，郁先生不否认，因为职业的类性使郁先生不能否认。郁先生之所辩者，是“俗”而非“吏”，这不可谓非郁先生的聪明处。
其实，说到“俗”，也没有一定的解释，必须看它所指的是那一种人型。比方，一般习惯以那些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的和尚为“俗僧”，即因为它所指的是僧，假如不是僧，则从事于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正是本色行当，有何“俗”人之可言。同样的，郁先生以“文艺作家”而“吏”而是“文艺作家”，因为在“吏群”里面，像郁先生那样的人还要被称为“俗”，天下还有何处可以“雅吏”去？所以李黑先生武断郁先生为“俗吏”，这一个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其次，说到“吏”这一个职业，也无所谓俗与不俗，吏的道德观是“守法”，是“尽职”，不是“强求风雅”，也许正因为守法尽职，而与风雅更背道而驰。一般人以“吏”为“俗”，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吏的脑中，根本就不应该有“俗”的观念。所以郁达夫先生不辩“吏”而辩“俗”，实际已落了下乘。
郁先生宣言要继续把“俗吏”干下去，这是值得同情的。做官做吏，并不是可耻的职业。“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即使不清高，也并不卑污，而且让郁达夫去干，总比让那些文章道德连郁达夫都不如的人去干总好些。国民一方面责备政府，希望政治清明，政治上轨道，一方面又把政治生涯看作一个无比的大溷缸。这种心理非常危险，应该加以纠正。
只要郁先生不放弃他的文艺作家的使命，便是做做官吏也无妨。文艺作家去做官吏，至少比那些已经做了官吏而毫无成绩，掉转头来反要靠文艺方面的表现来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那种人，总要高明一些吧？
显然，上述七百余字的张慧剑所撰评论文章，是以支持郁达夫的立场去抒写的。“不俗”之题目，已然鲜明地表明了立场，且又刊发于张氏本人主持的栏目头条，实在是态度坚决之至。
不过，一周之后，1937年3月4日，“李黑”所撰《答郁达夫先生》一文，还是现身于《秦淮月》栏目。这一方面说明，张氏虽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可并不轻易扼制不同意见与反向声音。另一方面，“俗吏”这一话题，本来就是从其率先刊发“李黑”之文开启的——在自己主持的栏目中，能够有某种争议与辩论，不但可以活跃一下版面“气氛”，还可以吸引读者乃至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从长远眼光看，这乃是编、读良性互动的契机。
这一次，“李黑”仍是以个人意见来遥致郁达夫，只不过起初是据郭沫若的文章来致意，此时却是据张慧剑摘录的郁氏回应文章来致意。原文转录如下：
答郁达夫先生
李黑
我不曾见着郁达夫先生在《时事新报》所发表的关于“俗吏问题”的全文，我只见本刊节录的一部分，所以我只能就这一部分说说。
以“俗吏”婉讽达夫先生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不过转述沫若先生的话。但沫若先生说得含蓄，我却把他点破了，这个责任我不诿卸。
达夫先生向我索取“俗吏”的解释，我想沫若先生一定更能说得明白。达夫先生可以写信去问问。
达夫先生的意思，以为“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一种作家的经验”，这话并不能成为理由。假使一个作家无体验的能力，社会各种生活都要靠亲身去经验才能写作，那么作家笔下描写的游娼、乞丐、大盗、小偷，达夫先生也必须一一亲身去做吗？
退一百步，假定诚如达夫先生所说，处理俗吏式的事务，也可以作为作家的经验，但也并不能证明“俗吏”就是“可能”的，而达夫先生干福建省政府差使已经有一年多，何以至今还没有一篇拿这种生活作题材的“力作”写出来？可见达夫先生做俗吏的动机未必如此。
此外，达夫先生还有些话只是发牢骚，与本题无涉，我也不必再说了。
可以说，上述这样的答复之言，丝毫没有退让调和之意，依然坚持己说，态度强硬。先前认定的“婉讽”之意，推演的“俗吏”之说，明言“点破”，且不诿卸。文末更以一个强有力的追问，使其立论更显坚决。
《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刊发之后，郁氏没有再予回应，“俗吏”话题也就此告一段落，归于沉寂。这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通过《南京晚报》《时事新报》两份报纸，留下了这么些点滴的历史线索，可供后世读者读解与探研。
不过，当年对郁达夫赴闽任职之事的议论，对于作家可否为官作吏的评论，始终未曾平息。早在“俗吏”话题之前，姑且不论坊间传闻种种，即使在友朋之间，亦早有各种揣测。
虽然郁氏致信与友人多有提及，有“避寒而至闽”之说，又有“避装修之扰”而赴闽之说，可仍有相当一部分友人推测，此举乃因举债筑屋要尽快偿还债务而不得已为之。 然而，与郁氏友人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推测之言不同，时人对于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议，则多以调侃讥刺为主。譬如，1936年5月9日，上海《立报》曾刊发了一篇署名“华魂”，题为《好官我自为之的〈沉沦〉作者郁达夫！》的文章，文中抓住郁氏在福州诸报社欢迎席上的一番讲话于文末得出论断，称“著《沉沦》出名的郁达夫现在的生活因这次宴会上的谈话看来，固仍是沉沦的啊！”
此文刊发于《立报》第三版的《小茶馆》栏目，主持该栏目的乃是著名作家、新闻学家萨空了（1907—1988）。该栏目多刊发评论时局、批评当局的杂文，发行覆盖沪、宁地区。可见郁氏赴闽任职一事，当时即已是沪、宁地区公共文化圈子里有所关注的社会事件了。
郁氏在欢迎席上的讲话，报道原文如下：
我这次来闽，大家都不以为我做官为吏，其实做官不一定是坏的，给人家谩骂的官是因为他自己贪污的缘故，假令做了一个好官，那被人骂骂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把它奉作座右铭。
如今观之，这样一番言论，并无特别错讹之处，更谈不上据此判定言者竟然“沉沦”。可联系到当时国内局势，当局施政不力，日军侵扰不断，已呈内忧外困、民生凋敝之势，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国内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于如郁氏这样本有“左翼”倾向的著名作家突然从政任职，难免会有各种不那么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批评之声。
不久，5月13、14日，《立报》所刊发的这篇文章又改头换面，改题为《郁达夫依旧沉沦》，连载于北平《世界日报》第十一版《明珠》栏目之中。当时，主持该栏目的是著名报人、作家左笑鸿（1905—1986），该栏目多刊发散文小品，连载言情小说之类，少有直接批评时局与时人的文章。可见，当时郁氏赴闽任职这一事件，南北报界所持态度，还是否定与质疑者居多罢。
而时至1937年“俗吏”话题之后，时人对郁氏赴闽任职的评论，观点渐趋尖刻，言辞也愈发犀利。
譬如，1937年3月11日，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栏目刊发陶寒翠所撰《谈郁达夫》一文，俨然已将郁氏列为批判打击的代表性人物了。文中明确声称，“郁达夫是一个颓废的旧式诗人型的新作家”，还大力呼吁道，“凡愿向前进的青年们，不独不该崇拜郁达夫，而且应该排击这个‘落魄江湖载酒行’的郁达夫”。
又如，同年3月18日，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沙发》栏目刊发署名为“式陵”的《文人的高尚感》一文，再度承续先前的“俗吏”话题，还有进一步“鞭策”之意。文中这样写道：“新的名士就必须‘前进’……无怪乎郁达夫是‘没落’了，我劝他更进一步地接受‘老朋友’的劝告，不但抛开‘俗吏’的生活，而且应该过‘前进’的生活。”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紧张，面对坊间纷至而来的传言与批评之声，郁达夫不再为之辩论，而是以实际行动，迅即投入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战工作中去了。1937年5月18日，郁氏致电郭沫若，再次敦请其归国参与抗战工作。“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7月27日，郭沫若由日本归国，航抵上海之际，郁氏亲赴迎接。
前边已经提及，“俗吏”话题的始作俑者，署名“李黑”者，其真实身份如何无从确考。“李黑”究竟姓甚名谁，这一问题，因与本文着力探讨的郁达夫赴闽任职所引发的社会批评这一主题，关系不甚切要，可以暂且搁置，存而待考。
然而，就在笔者行将搁笔之际，又在《华北日报》《实报》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1931年7月26日，两报同时报道，称“陈友仁变名为李黑，忽在横滨下车”，有“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下榻于新大饭店第四百十八号，而更名为李黑”云云。
据考，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員，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不久便辞职赴上海。
陈友仁化名“李黑”秘密赴日之时，正是在其出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处于国民党集团内部权争困局之际。至于这一化名，之后是否曾有过使用，目前尚无确切史料可予证实。另据查证，陈氏于1933年参与支持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1937年方才返归香港暂寓。那么，署名“李黑”的批评郁达夫者，若果真即是陈氏，可以做两方面的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其在香港撰文再转归南京发表，因规避政治风险，不得不化名“李黑”;另一方面，陈氏虽化名发表，但可能亦希望令时人察知其真实身份，故而使用了六年前曾见诸报端的“李黑”之化名。简言之，两方面的推测均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