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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满清朝廷昏聩腐败造成了中国落后世界数百年的逆流，与世界先进强国格格不入，以至于像郭嵩焘等有识之士，哀叹中国要走向开放需要二三百年漫长时间转型。6年前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一步力求对外开放产生怀疑和歪曲误解，因此向世界交出一幅重新回顾宏阔壮丽的中西文化交流画卷就势在必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这部书，上册“从张骞到郑和”讲了公元1500年以前的历史，下册“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讲了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历史，时间上溯西汉以前，下达明清各个节点，纵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历史的序列性一清二楚。从欧亚大陆和海洋季风来看，将中西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区域扩展至世界主要线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从地中海到中国海，可以串联全球一圈，正符合目前全球史的热点。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经济贸易是20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线，古希腊最早关于“赛里斯”的故事，就是与丝绸贸易有关。用丝绸推开通向西向之门无疑是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在地中海边缘地区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考古发现的丝绸残片，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双方就有了交换贸易的触碰。
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绸成为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货物，为了打破波斯等国的长期操纵和阻碍，不仅有官方赠送、边境互市等，还有民间贸易交换，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双方的经济往来，匈奴、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都在获得中原大量丝绸之后，转手远销更远的西亚和南亚地区。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都是丝绸进口的大主顾，即使丝织业技术传入西方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产品还是精美的丝绸等。
唐宋转折时代，中国瓷器登上了大宗贸易的舞台，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成为瓷器外销的主干道，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的海船经过南海进入印度洋，抵达阿拉伯世界的各个港口，在印尼、印度、波斯湾和中东古城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碎片，都是中国邢窑、越窑、长沙窑等产品。宋元时期景德镇、定窑、耀州窑等瓷器生产达到鼎盛，出口规模巨大是因为海外市场的需要，最远到达北非和地中海地区。
开放大门使得东西方共同受益，西方的玻璃、宝石、香料、葡萄酒、植物、动物等一系列物品成为主导中西贸易的大宗砝码，没有千余年的物种输入和异域的制造技术传入，不可能有延续后世2000余年的经济贸易交流。
对外开放使欧亚文明互相凝视，逐步认识，外交活动非常重要，既引导国策制定，又引领发展方向。
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历经十三年就是为了与大月氏结成联盟，政治目的是对付匈奴的侵扰。第二次出使还是为了联络乌孙等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当时出使随员三百携带千万钱币、绢帛和万头牛羊等礼品，分赴中亚、西亚及南亚各国，所到之国也派使远来中国，由此沟通了东西方交流新通道。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也是为了国家使命。外交使团为国家长远谋划服务是第一位目的。
如果说两汉时代是对外开门，中国人走出去的不多，到了隋唐时代扩土拓疆，中原汉人、草原突厥和粟特胡人所构成的多向交流，才使中国的外交文化也真正走了出去。隋代曾联络西域诸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大业年间曾经邀请葱岭东西27个国使节会见于张掖，中亚安国、史国、曹国、何国、米国等纷纷遣使来往，最有名的外交使节裴矩所收集的《西域图记》记录了从敦煌前往西海的三条道路，说明当时的外交活动有非常明确的路线和目的。
唐朝国立强盛时，更是广泛开展外交活动，不仅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而且广置羁縻府州控制和管理中西陆路交通，唐高宗时在于阗至波斯以东十六国分别置立80个州，100个县，军府126个，涵盖了中亚广大区域。唐朝与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活动都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册府元龟》统计，入华到长安的拜占庭“拂菻”使节7次，阿拉伯“大食”使节39次，中亚粟特诸国遣使134次，波斯被大食战败后仍派有20多个使团，其他史料缺乏则是无法统计。中唐之后，國家危机屡出，外交活动未停，贞元元年（785）宦官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联络阿拉伯共同对付吐蕃的进攻，这也是一件外交大事，有着明确政治与军事的目的。
宋代国力衰落，中西交通要道上被西夏、喀喇汗、高昌回鹘、西辽等割据政权阻隔，虽然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但是海外关系全靠海路维持，对外开放的瓶颈无法打破。
至于明清时期的中西外交活动，对西方文明冲击闭关锁门、对平等贸易屡屡设置障碍、对礼仪之争的碰撞恶化，以及民间排外思潮的泛起，都使“天朝”一步步走向崩溃悬崖，这方面的教训在本书下册有简略描述，不再多言。
全书关于宗教的传播五彩纷呈，需要具有一定宗教史知识储备才会完全理解。
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过程，经过两汉之际到隋唐五百年间的碰撞与融合，佛教逐渐本土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吸纳外来宗教最成功范例，对中国艺术、建筑、绘画、乐曲等文化影响可谓非常广泛。东来传经的中亚、南亚僧人频繁不断，西去求法的中国僧人有名可考者有200多人，著名的朱士行、法显、玄奘作出了杰出贡献，法显游历30余国的《佛国记》在航海史上价值极大，玄奘经历和听闻100多个国家而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古代宗教史和文化地理史的重要文献。佛经汉译的词汇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其与儒家传统结合深入人心，儒佛道三教合一标志着华化佛教的彻底成功。
“三夷教”是从波斯传入中国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其中琐罗亚斯德的祆教在中原延续五个世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景教在华活动了近二个世纪，摩尼教在唐代活动了一个半世纪，它们在中国随着“华化”影响有大有小，但最终被唐末“会昌灭佛”排外风潮所葬送。不过，“三夷教”的信徒在遭受官方打击后潜入边远地区，变异的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
明清天主教的传入曾时断时禁，屡遭打击，对思想启蒙的禁锢，堪称危害不浅。
宏观地说，十几个世纪以来，通过丝绸之路的延伸，东西方互相认识和对外开放越来越丰富。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的“四天子说”曾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魏晋时《佛说十二游经》有东晋人民炽盛、天竺土地多象，大秦金银富饶，月氏好马成群。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将起源于印度的“四天子说”进一步发挥，东方大唐“人主”，北方突厥“马主”，南方印度“象主”，西方拂菻“宝主”。9—10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游记又概括为：阿拔斯哈里发为“王中王”，中国王维持秩序和平，突厥王勇猛粗犷，印度王道德高尚，罗马王身端体正。这都说明从东方到西方都无法忽视其他文明的存在，对外开放是世界观确立的必要前提。
曾有社会学家说过“世界并无中西之分，只有野蛮与文明之分”。文明之间的交流频繁离不开频繁的对外开放，虽然文化各异但是走向文明则趋同。我们说的“对外开放”并不是不顾国家根本利益轻率让出自己的地盘，而是分清主流有选择的大力推进，从古至今，贸易经济、外交活动和宗教文化，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受益才积极拓展的。
在当代世界格局变化多端的前提下，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考察中国历史上开放周期和影响非常必要。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应该用更加全球化的视野呈现更加核心的中国叙事，建构中国学者自己认识的世界，才能面对外国学者所出版《人类简史》《跨洋历史》等全球史著作的挑战，才能衡量世界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变与不变。
当然，这部书在史料和观点等一些细节方面尚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在目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确实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著作，有利于促使学术界更深入的进行探讨。
（作者系中国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这部书，上册“从张骞到郑和”讲了公元1500年以前的历史，下册“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讲了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历史，时间上溯西汉以前，下达明清各个节点，纵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历史的序列性一清二楚。从欧亚大陆和海洋季风来看，将中西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区域扩展至世界主要线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从地中海到中国海，可以串联全球一圈，正符合目前全球史的热点。
经济贸易引领先导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经济贸易是20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线，古希腊最早关于“赛里斯”的故事，就是与丝绸贸易有关。用丝绸推开通向西向之门无疑是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在地中海边缘地区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考古发现的丝绸残片，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双方就有了交换贸易的触碰。
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绸成为与西方贸易的主要货物，为了打破波斯等国的长期操纵和阻碍，不仅有官方赠送、边境互市等，还有民间贸易交换，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双方的经济往来，匈奴、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都在获得中原大量丝绸之后，转手远销更远的西亚和南亚地区。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都是丝绸进口的大主顾，即使丝织业技术传入西方后，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产品还是精美的丝绸等。
唐宋转折时代，中国瓷器登上了大宗贸易的舞台，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成为瓷器外销的主干道，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的海船经过南海进入印度洋，抵达阿拉伯世界的各个港口，在印尼、印度、波斯湾和中东古城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碎片，都是中国邢窑、越窑、长沙窑等产品。宋元时期景德镇、定窑、耀州窑等瓷器生产达到鼎盛，出口规模巨大是因为海外市场的需要，最远到达北非和地中海地区。
开放大门使得东西方共同受益，西方的玻璃、宝石、香料、葡萄酒、植物、动物等一系列物品成为主导中西贸易的大宗砝码，没有千余年的物种输入和异域的制造技术传入，不可能有延续后世2000余年的经济贸易交流。
外交为国谋划服务
对外开放使欧亚文明互相凝视，逐步认识，外交活动非常重要，既引导国策制定，又引领发展方向。
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历经十三年就是为了与大月氏结成联盟，政治目的是对付匈奴的侵扰。第二次出使还是为了联络乌孙等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当时出使随员三百携带千万钱币、绢帛和万头牛羊等礼品，分赴中亚、西亚及南亚各国，所到之国也派使远来中国，由此沟通了东西方交流新通道。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也是为了国家使命。外交使团为国家长远谋划服务是第一位目的。
如果说两汉时代是对外开门，中国人走出去的不多，到了隋唐时代扩土拓疆，中原汉人、草原突厥和粟特胡人所构成的多向交流，才使中国的外交文化也真正走了出去。隋代曾联络西域诸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大业年间曾经邀请葱岭东西27个国使节会见于张掖，中亚安国、史国、曹国、何国、米国等纷纷遣使来往，最有名的外交使节裴矩所收集的《西域图记》记录了从敦煌前往西海的三条道路，说明当时的外交活动有非常明确的路线和目的。
唐朝国立强盛时，更是广泛开展外交活动，不仅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而且广置羁縻府州控制和管理中西陆路交通，唐高宗时在于阗至波斯以东十六国分别置立80个州，100个县，军府126个，涵盖了中亚广大区域。唐朝与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活动都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册府元龟》统计，入华到长安的拜占庭“拂菻”使节7次，阿拉伯“大食”使节39次，中亚粟特诸国遣使134次，波斯被大食战败后仍派有20多个使团，其他史料缺乏则是无法统计。中唐之后，國家危机屡出，外交活动未停，贞元元年（785）宦官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联络阿拉伯共同对付吐蕃的进攻，这也是一件外交大事，有着明确政治与军事的目的。
宋代国力衰落，中西交通要道上被西夏、喀喇汗、高昌回鹘、西辽等割据政权阻隔，虽然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但是海外关系全靠海路维持，对外开放的瓶颈无法打破。
至于明清时期的中西外交活动，对西方文明冲击闭关锁门、对平等贸易屡屡设置障碍、对礼仪之争的碰撞恶化，以及民间排外思潮的泛起，都使“天朝”一步步走向崩溃悬崖，这方面的教训在本书下册有简略描述，不再多言。
宗教文化精华吸纳
全书关于宗教的传播五彩纷呈，需要具有一定宗教史知识储备才会完全理解。
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过程，经过两汉之际到隋唐五百年间的碰撞与融合，佛教逐渐本土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吸纳外来宗教最成功范例，对中国艺术、建筑、绘画、乐曲等文化影响可谓非常广泛。东来传经的中亚、南亚僧人频繁不断，西去求法的中国僧人有名可考者有200多人，著名的朱士行、法显、玄奘作出了杰出贡献，法显游历30余国的《佛国记》在航海史上价值极大，玄奘经历和听闻100多个国家而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古代宗教史和文化地理史的重要文献。佛经汉译的词汇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内涵，其与儒家传统结合深入人心，儒佛道三教合一标志着华化佛教的彻底成功。
“三夷教”是从波斯传入中国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其中琐罗亚斯德的祆教在中原延续五个世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景教在华活动了近二个世纪，摩尼教在唐代活动了一个半世纪，它们在中国随着“华化”影响有大有小，但最终被唐末“会昌灭佛”排外风潮所葬送。不过，“三夷教”的信徒在遭受官方打击后潜入边远地区，变异的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
明清天主教的传入曾时断时禁，屡遭打击，对思想启蒙的禁锢，堪称危害不浅。
宏观地说，十几个世纪以来，通过丝绸之路的延伸，东西方互相认识和对外开放越来越丰富。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的“四天子说”曾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魏晋时《佛说十二游经》有东晋人民炽盛、天竺土地多象，大秦金银富饶，月氏好马成群。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将起源于印度的“四天子说”进一步发挥，东方大唐“人主”，北方突厥“马主”，南方印度“象主”，西方拂菻“宝主”。9—10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游记又概括为：阿拔斯哈里发为“王中王”，中国王维持秩序和平，突厥王勇猛粗犷，印度王道德高尚，罗马王身端体正。这都说明从东方到西方都无法忽视其他文明的存在，对外开放是世界观确立的必要前提。
曾有社会学家说过“世界并无中西之分，只有野蛮与文明之分”。文明之间的交流频繁离不开频繁的对外开放，虽然文化各异但是走向文明则趋同。我们说的“对外开放”并不是不顾国家根本利益轻率让出自己的地盘，而是分清主流有选择的大力推进，从古至今，贸易经济、外交活动和宗教文化，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受益才积极拓展的。
在当代世界格局变化多端的前提下，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考察中国历史上开放周期和影响非常必要。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应该用更加全球化的视野呈现更加核心的中国叙事，建构中国学者自己认识的世界，才能面对外国学者所出版《人类简史》《跨洋历史》等全球史著作的挑战，才能衡量世界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变与不变。
当然，这部书在史料和观点等一些细节方面尚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在目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确实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著作，有利于促使学术界更深入的进行探讨。
（作者系中国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