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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桐城派，可能最先让人们想到的就是“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及他们的“义法”说。然而也正是因为“三祖”这独特的文学地位而使大家容易忽视对其他桐城派作家及其文学活动的研究。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打破这一局面并取得了对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桐城派研究由来已久，然而近代桐城派作为桐城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及其在清代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近几十年里，它才逐渐进入学术视野。这部著作正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近代桐城文派作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研究不再只是立足于几位桐城大家，也不仅仅是将视野局限在乾嘉之前，而是“从地域与家族文学的角度，从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视域，结合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考察，以古文传播的脉络为研究基本路径，勾勒出近代桐城文派的总貌，并深入探究桐城文派在中国学术与文化中的意义”。（P10）从这段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立论角度之独特、研究方法之新颖、观点之深刻。读完全书，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到近代桐城文派的发展嬗变，同时可以感受到江南文化诗性精神对桐城派古文的深刻影响。
诗性精神的抽绎
桐城派是因其早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多来自安徽桐城而得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仅仅只限于乾嘉之前的桐城，而是几乎贯穿了整个有清一代，其发展的地域也已从安徽蔓延至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作者以桐城派古文创作之时地为线索，系统梳理了桐城派古文的精神内涵：最早的代表作家是戴名世、朱书、方苞，他们共同提出了桐城“义法”说。戴名世论文以“精、气、神”为主，提出“道、法、辞”兼备说，他与桐城方苞交往密切，而且他的论文主张是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之后方苞又倡导“义法”说，他学宗程、朱，文尚雅洁，以“义法”作为古文创作的基本准则，“义”即“言有物”，指文章有具体的内容，主要是阐明儒家之事理；“法”即“言有序”，说的是文章形式技巧方面。至刘大櫆再到姚鼐，他们又将桐城“义法”进行了完善和拓展，“方苞弟子刘大櫆在创作中率先将桐城古文诗意化”（P26），他在进一步探求散文艺术性的基础上将文章之美归于神气。继刘大櫆之后，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备之说，在为文之法上，他又承刘大櫆之余绪，将刘大櫆之神气说发展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为文八要，并将文章分类为阴柔与阳刚两大风格。至此，桐城古文已与最早的崇尚雅洁之文不同，“而近于诗人之言”。（P27）前期桐城派古文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代桐城派古文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梅曾亮那里，引入了注重翰藻的骈俪之文；曾国藩则向往雄浑阔大的境界，将神奇瑰丽引入了古文之中；至于张裕钊、吴汝纶之文，提倡河北雄健之气；马其昶与姚氏家族文人之文，于典雅素朴之外，将日常生活中特定的细微场景，摹写得摇曳生姿。桐城古文的美学价值何在？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已为我们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那就是桐城古文中中闪蕴涵着中国文化尤其是江南文化中特有的诗性精神。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里，作者紧抓桐城“义法”的嬗变这一线索，根据近代桐城古文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诗性特征差异，结合各分期重要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并由该作家推衍至地域流派或家族创作来深入探析桐城古文创作的诗性特征，可谓条分缕析而又深刻独到地抽绎出其中的诗性精神。
江南文化的阐释
作者论述桐城古文，不是从文章内容入手，而是从江南文化演进的背景切入，深刻阐释了江南文化在近代桐城古文特质形成中的特殊意义。《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指出：“从地域文化而言，明清桐城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桐城古文蕴含着江南地域特有的灵秀之气”（P13），桐城古文兴起于江南地区，该地域特有的灵秀之气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优美的山光水色深深影响着文人的生活情趣及审美观念，继而影响着桐城古文的创作。同时在促进桐城古文发展及传播方面，书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清代官立书院众多，许多桐城派作家都有讲学书院的经历，他们弟子众多，文人之间相互往来交游的活动频繁，这不仅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也促使了不同文化圈的形成，著名的有皖南文化圈、江南文化圈、京师文化圈。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创作实践有同有异，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文化背景及人生体验对桐城“义法”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做着全新的阐释和发扬，这都使得近代桐城派古文是不同于前期的。那么近代桐城派古文区别于前期桐城古文之处在哪呢？作者认为：
近代桐城古文与前期迥然不同。将古文从效法先秦盛汉辨理论事之文，推理为兼容说理述情、摹景状物的古文，从拘守程、朱之学发展到融入“考据”“经济”及“新学”的全新义理，近代桐城已时有恢宏的气象。”（P32）
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桐城古文的几个主要特征：不再是载道的工具，而是兼容说理述情、摹景状物，不再株守程、朱之学，而是融合汉宋，并加入经世及新学的崭新内涵。这样既是前期桐城古文清真雅正之风的新变，也是近代桐城派之所以发展分化为不同地域流派的文化渊源，正因为随俗为变、因时而变，近代桐城古文也才能成为近代文章之主流。《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正是这样从文化渊源的角度论述桐城文化的新内涵，深刻地阐释了江南文化对桐城古文嬗变产生的深刻影响。
演进脉络的梳理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也是一部桐城文派演进史。对近代桐城文派的嬗变，描述尤为精切。著作将近代桐城文派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近代桐城文派的新兴期。“阳湖文派的影响与骈文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P51）作者指出，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梅曾亮正是这个由骈入散的倡导者。在这里还着重提到京师文人许宗衡，他是继梅曾亮之后而居京师文坛的魁首地位的，文章“兼有骈散之风，有摆脱桐城古文的倾向。”（P82）之后，随着桐城文风的不断南渐，岭西地区也开始创作桐城古文。作者认为，吴德旋开启了桐城古文在岭西的传播。岭西作家在古文创作中不仅承袭了梅曾亮以骈入散的文风，还多写自然之景，“岭西五大家”以山水来寄托情怀，同时仍有很多关注现实的经世之文。 接着剖析是近代桐城文派的全盛期。此时已值咸同时期，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于是经世思潮兴起。时任清廷重臣的曾国藩在古文创作中也开始注重文章的经世之用，他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又增加了“经济”，他的文风也不同于前期，而一变为“雄奇瑰玮”。自然而然的，以曾国藩为核心而形成了湘乡派古文创作群，“虽不废阴柔之美，然好尚阳刚之气，以神气瑰玮为高”。（P116）其代表作家多为曾氏幕客门人。然后是论述近代桐城文派的延续期，并将河北莲池盛行的古文称为北宗桐城文派。以为河北文风气势宏大，兼容了诗性精神与新学的特征。论述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王树枏等人“在创作中力求体现新的境界。”（P195）使文章更符合世用，更贴近现实生活，许多作家在古文中一变前期雅正的语言风格，而多使用外来词汇、俗语、口语，同时，文章中辩证逻辑性更强，这都表明着近代桐城古文在不断向着白话的、通俗的文学发展。著作最后阐述了近代桐城古文之衰微。作者以桐城古文派殿军的马其昶为核心展开论述，指出他坚守桐城义法，同时他也能以古文写时事，他的古文“最大特色在于将古文与生活中的细微事件结合起来”，（P219）从而他的文章也具有俗的特征，然而他的努力还是无法挽救桐城古文走向衰微的命运。同时还论及姚氏家族之诗性文章、范当世究心中外之作以及吴闿生涵融新学之论，乃至严复的翻译文的特征：“融入了桐城义法，在桐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别构一体。”（P252）由此得出结论：“散文经历了从桐城古文、逻辑文到现代美文的演进；在嬗变中伴随着语言形式由古文、俗语到白话的渐变，文章主旨由表达群体意志、叙述客观现实向抒写个人情思转变。”（P263）至此，中国近代散文之嬗变过程已非常明晰。可见，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以近代桐城義法之嬗变为经，以不同地域流派作家创作实践为纬的论述体系为我们构建了一幅近代桐城文派发展的文学地图，在宏观的背景下对论述对象作细致入微的剖析，思维脉络清晰自然，论述全面而又深刻。著作不只是对近代桐城文派嬗变作了深刻阐释，对于研究散文史乃至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诗性精神的抽绎
桐城派是因其早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多来自安徽桐城而得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仅仅只限于乾嘉之前的桐城，而是几乎贯穿了整个有清一代，其发展的地域也已从安徽蔓延至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作者以桐城派古文创作之时地为线索，系统梳理了桐城派古文的精神内涵：最早的代表作家是戴名世、朱书、方苞，他们共同提出了桐城“义法”说。戴名世论文以“精、气、神”为主，提出“道、法、辞”兼备说，他与桐城方苞交往密切，而且他的论文主张是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之后方苞又倡导“义法”说，他学宗程、朱，文尚雅洁，以“义法”作为古文创作的基本准则，“义”即“言有物”，指文章有具体的内容，主要是阐明儒家之事理；“法”即“言有序”，说的是文章形式技巧方面。至刘大櫆再到姚鼐，他们又将桐城“义法”进行了完善和拓展，“方苞弟子刘大櫆在创作中率先将桐城古文诗意化”（P26），他在进一步探求散文艺术性的基础上将文章之美归于神气。继刘大櫆之后，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备之说，在为文之法上，他又承刘大櫆之余绪，将刘大櫆之神气说发展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为文八要，并将文章分类为阴柔与阳刚两大风格。至此，桐城古文已与最早的崇尚雅洁之文不同，“而近于诗人之言”。（P27）前期桐城派古文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代桐城派古文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梅曾亮那里，引入了注重翰藻的骈俪之文；曾国藩则向往雄浑阔大的境界，将神奇瑰丽引入了古文之中；至于张裕钊、吴汝纶之文，提倡河北雄健之气；马其昶与姚氏家族文人之文，于典雅素朴之外，将日常生活中特定的细微场景，摹写得摇曳生姿。桐城古文的美学价值何在？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已为我们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那就是桐城古文中中闪蕴涵着中国文化尤其是江南文化中特有的诗性精神。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里，作者紧抓桐城“义法”的嬗变这一线索，根据近代桐城古文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诗性特征差异，结合各分期重要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并由该作家推衍至地域流派或家族创作来深入探析桐城古文创作的诗性特征，可谓条分缕析而又深刻独到地抽绎出其中的诗性精神。
江南文化的阐释
作者论述桐城古文，不是从文章内容入手，而是从江南文化演进的背景切入，深刻阐释了江南文化在近代桐城古文特质形成中的特殊意义。《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指出：“从地域文化而言，明清桐城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桐城古文蕴含着江南地域特有的灵秀之气”（P13），桐城古文兴起于江南地区，该地域特有的灵秀之气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优美的山光水色深深影响着文人的生活情趣及审美观念，继而影响着桐城古文的创作。同时在促进桐城古文发展及传播方面，书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清代官立书院众多，许多桐城派作家都有讲学书院的经历，他们弟子众多，文人之间相互往来交游的活动频繁，这不仅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也促使了不同文化圈的形成，著名的有皖南文化圈、江南文化圈、京师文化圈。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创作实践有同有异，他们分别以各自的文化背景及人生体验对桐城“义法”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做着全新的阐释和发扬，这都使得近代桐城派古文是不同于前期的。那么近代桐城派古文区别于前期桐城古文之处在哪呢？作者认为：
近代桐城古文与前期迥然不同。将古文从效法先秦盛汉辨理论事之文，推理为兼容说理述情、摹景状物的古文，从拘守程、朱之学发展到融入“考据”“经济”及“新学”的全新义理，近代桐城已时有恢宏的气象。”（P32）
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桐城古文的几个主要特征：不再是载道的工具，而是兼容说理述情、摹景状物，不再株守程、朱之学，而是融合汉宋，并加入经世及新学的崭新内涵。这样既是前期桐城古文清真雅正之风的新变，也是近代桐城派之所以发展分化为不同地域流派的文化渊源，正因为随俗为变、因时而变，近代桐城古文也才能成为近代文章之主流。《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正是这样从文化渊源的角度论述桐城文化的新内涵，深刻地阐释了江南文化对桐城古文嬗变产生的深刻影响。
演进脉络的梳理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也是一部桐城文派演进史。对近代桐城文派的嬗变，描述尤为精切。著作将近代桐城文派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近代桐城文派的新兴期。“阳湖文派的影响与骈文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P51）作者指出，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梅曾亮正是这个由骈入散的倡导者。在这里还着重提到京师文人许宗衡，他是继梅曾亮之后而居京师文坛的魁首地位的，文章“兼有骈散之风，有摆脱桐城古文的倾向。”（P82）之后，随着桐城文风的不断南渐，岭西地区也开始创作桐城古文。作者认为，吴德旋开启了桐城古文在岭西的传播。岭西作家在古文创作中不仅承袭了梅曾亮以骈入散的文风，还多写自然之景，“岭西五大家”以山水来寄托情怀，同时仍有很多关注现实的经世之文。 接着剖析是近代桐城文派的全盛期。此时已值咸同时期，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于是经世思潮兴起。时任清廷重臣的曾国藩在古文创作中也开始注重文章的经世之用，他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又增加了“经济”，他的文风也不同于前期，而一变为“雄奇瑰玮”。自然而然的，以曾国藩为核心而形成了湘乡派古文创作群，“虽不废阴柔之美，然好尚阳刚之气，以神气瑰玮为高”。（P116）其代表作家多为曾氏幕客门人。然后是论述近代桐城文派的延续期，并将河北莲池盛行的古文称为北宗桐城文派。以为河北文风气势宏大，兼容了诗性精神与新学的特征。论述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王树枏等人“在创作中力求体现新的境界。”（P195）使文章更符合世用，更贴近现实生活，许多作家在古文中一变前期雅正的语言风格，而多使用外来词汇、俗语、口语，同时，文章中辩证逻辑性更强，这都表明着近代桐城古文在不断向着白话的、通俗的文学发展。著作最后阐述了近代桐城古文之衰微。作者以桐城古文派殿军的马其昶为核心展开论述，指出他坚守桐城义法，同时他也能以古文写时事，他的古文“最大特色在于将古文与生活中的细微事件结合起来”，（P219）从而他的文章也具有俗的特征，然而他的努力还是无法挽救桐城古文走向衰微的命运。同时还论及姚氏家族之诗性文章、范当世究心中外之作以及吴闿生涵融新学之论，乃至严复的翻译文的特征：“融入了桐城义法，在桐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别构一体。”（P252）由此得出结论：“散文经历了从桐城古文、逻辑文到现代美文的演进；在嬗变中伴随着语言形式由古文、俗语到白话的渐变，文章主旨由表达群体意志、叙述客观现实向抒写个人情思转变。”（P263）至此，中国近代散文之嬗变过程已非常明晰。可见，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以近代桐城義法之嬗变为经，以不同地域流派作家创作实践为纬的论述体系为我们构建了一幅近代桐城文派发展的文学地图，在宏观的背景下对论述对象作细致入微的剖析，思维脉络清晰自然，论述全面而又深刻。著作不只是对近代桐城文派嬗变作了深刻阐释，对于研究散文史乃至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