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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自宋代以来，注杜者号称千家，虽非实指，亦足夸富。在古典诗学领域，杜诗之尊显，一如六经。既然“六经注我”由来已久，则《杜诗镜诠》自可以杜诗为我之镜，《读杜心解》也自可以杜诗表我之心。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向以博采广收、体例完备著称，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照单全收，而是借由对材料的严格筛选与精心重组，来寄寓一字之褒贬。断章以取义，正是选家特有的一种“春秋笔法”。本文借由具体诗例，逐一比对仇兆鳌在编纂过程中的“取”与“舍”，以揭示其客观体例之下的强烈主观动机。其所欲“详注”的，除了杜诗本身，更有自己心底的一番“微言大义”。
——李慈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杜诗详注》是仇兆鳌在清初所撰的一部杜甫诗集注本。该书博采众家，堪称历代注杜中最“详”的一部。其自序云：
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
可见在仇兆鳌眼中，杜诗最好的地方，就是那始终萦回不去的“忠孝大义”。其中的“忠”，又是仇兆鳌格外强调的：
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忠君，虽是宋代以来论杜早有的题中之义，却恰恰是一个新建的异族王朝所要迫切索求的臣德。故《杜诗详注》侧重“塑造”杜甫的忠君形象，绝非偶然。而这层微言大义，往往就隐藏在那些细节的取舍间。
偏向性最明显的注论取舍可观下列几首诗。
首先，是《洗兵马》一诗，其取舍偏向性最为明显。此诗开篇两京克复，太平将兴，诗人欣喜之余，未雨绸缪，忧心国事，讽君糜烂，劝其从正。因其有讽意，故一说此诗寓意在于“规讽”。如钱谦益就认为，此诗意在刺肃宗“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张溍也赞同钱谦益的说法：“此诗中藏多少事，讽刺不露，非牧斋解则终古茫然耳。”他在《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多引用钱谦益注解，亦有感于“鸡鸣、问寝二语，含刺甚深”。这个“刺”，自然是针对于君的。但又因其背景在“两京克复”之际，故有人质疑其寓意应为“歌颂”。如朱鹤龄就认为杜甫惜肃宗所用非人，若能专任子仪，终用张镐，则“洗兵不用”，与仇兆鳌“欲念起事艰难”相得益彰。潘耒则直接赞美杜甫的忠君情义：“少陵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以此反驳杜甫“刺君”之论。
仇兆鳌亦赞同“歌颂”说。在开篇“已喜皇威清海岱”几句下，仇兆鳌即注：“此闻河北捷音，而料王师之必克。”“王师”，正是受天子福威庇佑的军队。中兴诸将的捷报，自然终究也是君王的功劳。又注云：“又恐肃宗还京，渐生逸豫，故欲念起事艰难，而思将士之勤苦。”一个“恐”字，诚惶诚恐也，因而也就削弱了臣下分庭抗礼、刺君逸乐的不恭。诗末几句“寸地尺天皆入贡，奇详异瑞争来送”中的明言暗讽，仇兆鳌则是完全无视，反言“以慰民心也”。
其次，是《北征》一诗。该诗表达了杜甫欲尽臣子之责，却遭放还的郁愤不平之情，故其中难免暗讽之情。《唐诗品汇》有云：“愁结中，得从容风刺，如此语乃大篇兴致。”其中一句暗讽明晰：“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对君王薄待谏诤之臣，纵容逢迎小人泛滥于堂，显然是愤愤不平的。
然而，仇兆鳌却径以忠义之论，掩此不平之音。他引用了苏轼之论：
岂非以其饥寒流落，一饭未尝忘君与？……《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可谓直对杜甫的一腔郁愤，视若无睹。又在集评中有意引魏泰道解“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之言，即认为杜甫未明言官军逼迫玄宗，乃有意回护君王。同时，又刻意回避了令君王处境尴尬的下一句：“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只因明皇受臣下胁迫杀妃一事，实在有损君王体面。
再次，是《垂老别》一诗。该诗叙暮年披甲的老翁与老妇惜别，本是诗人伤民之苦。故陆时雍曰：“语多决别，痛有余情。”周凯曰：“‘孰知’四语，哀恋极情，痛心酸鼻。”仇兆鳌却引胡夏克语：
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至杀身弃家而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
不叹垂暮别离，反颂君王弃家之行，庆幸国家得一“中兴之主”，这种荒诞的逻辑，想要千方百计弥合的，无疑正是“忠君”的漏洞。
最后，是《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一诗。该诗乃诗人奔赴肃宗、升作左拾遗后的痛定思痛之作。黄生注云：
公若潜身诲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
然除了赞扬杜甫忠君大义外，他还叹息杜甫生不逢君：
不幸遭猜忌之主，立朝无几，辄蒙放弃，一腔热血，竟洒于屏匿之中，肃之少恩，岂顾问哉！
这是明讽肃宗刻薄寡恩。同样地，仇兆鳌又一次完全舍弃了这些不利君王的部分，只取一个“匡时报主”之志，尊君护君之苦心，昭然若揭。
明清鼎革，前朝士人不得不面临严峻的选择。
护旧主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遗民。对他们而言，清军入关是背弃主恩，更兼夷狄乱华，所以无不拒绝出仕，以表明其反清立场。
仇兆鳌则是尊新主者中的一员。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六年后，明朝灭亡，乾坤一换。故前朝六载，于他不过是懵懂童年，梦幻泡影。归顺于他，是顺势自然，并无多少逆流之艰、换髓之痛。
于是，仇兆鳌自顺治十四年（1657）起便投身科举，并终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他是如此渴望立身清君之侧，因此三十年间愈挫愈勇。这一过程，亦是他与清朝不断摩合、融入的过程。第一次乡试失败后，他偶得一部《程朱语类》，便“朝夕参玩，理境渐明”。他是如此毫无芥蒂地接受着满清统治思想的洗礼，一心只求及第。
清初宣扬的“广博”的文化主张，亦是仇兆鳌“博考”以注杜的根源。在《杜诗详注》刊刻后的十余年间，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补充修订的工作，甚至命其子继续编纂《杜诗补注》，可谓投入。
满清对仇兆鳌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在那些关键的人生路口，他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清朝合作、为清君效力的方向前行。可以说，他所忠的君，自始至终，都未曾有过明朝君王的身影。
《杜诗详注》亦是一部进呈书。作者希冀垂青的特殊读者，则是康熙皇帝。
康熙时期，满清虽已入关，但全国局势未定，民族矛盾尚未缓和。此时的康熙，自然更加渴望能如盛世之主，宾服四方，一统满汉。故康熙尤喜唐诗，支持编唐诗、注唐诗等一系列学术工作，以作为一种追摹盛世的重要文化手段。
于是，《杜诗详注》应运而生。此书既是一部盛唐诗的集注，又契于“忠孝大义”。仇兆鳌甚至将杜诗比作“君臣父子之经”，一字一句，皆切于纲常。既以“唐”衣裹之，又以忠心填之，君王阅之，怎不满心欢喜？
这部书，也是身为臣子的仇兆鳌，对清君的深情“告白”。其中的取舍、评论，无一不在护君、尊君、忠君。就连诗中隐有暗讽，也被他施以巧妙手段掩之。他对刺君之论的反感，对护君之说的青睐，无一不在昭示着对清君的赤忱忠义。“一生爱国忠君之志”，既是形容杜甫，其实亦是仇兆鳌含蓄的夫子自道。
生于明末的仇兆鳌是最忠诚的清朝臣子。抛开愚忠的问题不论，《杜诗详注》里的取舍，是非常巧妙的。他聪明地利用了最高统治者的隐微心理，以“杜诗”为饵，只顺水推舟般，就將自己热滚滚的“忠君”心意传递了过去。仇兆鳌能够“打动”康熙，靠的就是这些潜藏在细微之处的“螺钉”。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
——李慈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杜诗详注》是仇兆鳌在清初所撰的一部杜甫诗集注本。该书博采众家，堪称历代注杜中最“详”的一部。其自序云：
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
可见在仇兆鳌眼中，杜诗最好的地方，就是那始终萦回不去的“忠孝大义”。其中的“忠”，又是仇兆鳌格外强调的：
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忠君，虽是宋代以来论杜早有的题中之义，却恰恰是一个新建的异族王朝所要迫切索求的臣德。故《杜诗详注》侧重“塑造”杜甫的忠君形象，绝非偶然。而这层微言大义，往往就隐藏在那些细节的取舍间。
取舍之选与君同
偏向性最明显的注论取舍可观下列几首诗。
首先，是《洗兵马》一诗，其取舍偏向性最为明显。此诗开篇两京克复，太平将兴，诗人欣喜之余，未雨绸缪，忧心国事，讽君糜烂，劝其从正。因其有讽意，故一说此诗寓意在于“规讽”。如钱谦益就认为，此诗意在刺肃宗“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张溍也赞同钱谦益的说法：“此诗中藏多少事，讽刺不露，非牧斋解则终古茫然耳。”他在《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多引用钱谦益注解，亦有感于“鸡鸣、问寝二语，含刺甚深”。这个“刺”，自然是针对于君的。但又因其背景在“两京克复”之际，故有人质疑其寓意应为“歌颂”。如朱鹤龄就认为杜甫惜肃宗所用非人，若能专任子仪，终用张镐，则“洗兵不用”，与仇兆鳌“欲念起事艰难”相得益彰。潘耒则直接赞美杜甫的忠君情义：“少陵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以此反驳杜甫“刺君”之论。
仇兆鳌亦赞同“歌颂”说。在开篇“已喜皇威清海岱”几句下，仇兆鳌即注：“此闻河北捷音，而料王师之必克。”“王师”，正是受天子福威庇佑的军队。中兴诸将的捷报，自然终究也是君王的功劳。又注云：“又恐肃宗还京，渐生逸豫，故欲念起事艰难，而思将士之勤苦。”一个“恐”字，诚惶诚恐也，因而也就削弱了臣下分庭抗礼、刺君逸乐的不恭。诗末几句“寸地尺天皆入贡，奇详异瑞争来送”中的明言暗讽，仇兆鳌则是完全无视，反言“以慰民心也”。
其次，是《北征》一诗。该诗表达了杜甫欲尽臣子之责，却遭放还的郁愤不平之情，故其中难免暗讽之情。《唐诗品汇》有云：“愁结中，得从容风刺，如此语乃大篇兴致。”其中一句暗讽明晰：“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对君王薄待谏诤之臣，纵容逢迎小人泛滥于堂，显然是愤愤不平的。
然而，仇兆鳌却径以忠义之论，掩此不平之音。他引用了苏轼之论：
岂非以其饥寒流落，一饭未尝忘君与？……《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可谓直对杜甫的一腔郁愤，视若无睹。又在集评中有意引魏泰道解“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之言，即认为杜甫未明言官军逼迫玄宗，乃有意回护君王。同时，又刻意回避了令君王处境尴尬的下一句：“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只因明皇受臣下胁迫杀妃一事，实在有损君王体面。
再次，是《垂老别》一诗。该诗叙暮年披甲的老翁与老妇惜别，本是诗人伤民之苦。故陆时雍曰：“语多决别，痛有余情。”周凯曰：“‘孰知’四语，哀恋极情，痛心酸鼻。”仇兆鳌却引胡夏克语：
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至杀身弃家而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
不叹垂暮别离，反颂君王弃家之行，庆幸国家得一“中兴之主”，这种荒诞的逻辑，想要千方百计弥合的，无疑正是“忠君”的漏洞。
最后，是《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一诗。该诗乃诗人奔赴肃宗、升作左拾遗后的痛定思痛之作。黄生注云：
公若潜身诲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
然除了赞扬杜甫忠君大义外，他还叹息杜甫生不逢君：
不幸遭猜忌之主，立朝无几，辄蒙放弃，一腔热血，竟洒于屏匿之中，肃之少恩，岂顾问哉！
这是明讽肃宗刻薄寡恩。同样地，仇兆鳌又一次完全舍弃了这些不利君王的部分，只取一个“匡时报主”之志，尊君护君之苦心，昭然若揭。
前朝之思不可追
明清鼎革，前朝士人不得不面临严峻的选择。
护旧主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遗民。对他们而言，清军入关是背弃主恩，更兼夷狄乱华，所以无不拒绝出仕，以表明其反清立场。
仇兆鳌则是尊新主者中的一员。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六年后，明朝灭亡，乾坤一换。故前朝六载，于他不过是懵懂童年，梦幻泡影。归顺于他，是顺势自然，并无多少逆流之艰、换髓之痛。
于是，仇兆鳌自顺治十四年（1657）起便投身科举，并终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他是如此渴望立身清君之侧，因此三十年间愈挫愈勇。这一过程，亦是他与清朝不断摩合、融入的过程。第一次乡试失败后，他偶得一部《程朱语类》，便“朝夕参玩，理境渐明”。他是如此毫无芥蒂地接受着满清统治思想的洗礼，一心只求及第。
清初宣扬的“广博”的文化主张，亦是仇兆鳌“博考”以注杜的根源。在《杜诗详注》刊刻后的十余年间，他几乎没有停止过补充修订的工作，甚至命其子继续编纂《杜诗补注》，可谓投入。
满清对仇兆鳌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在那些关键的人生路口，他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清朝合作、为清君效力的方向前行。可以说，他所忠的君，自始至终，都未曾有过明朝君王的身影。
《杜诗详注》亦是一部进呈书。作者希冀垂青的特殊读者，则是康熙皇帝。
康熙时期，满清虽已入关，但全国局势未定，民族矛盾尚未缓和。此时的康熙，自然更加渴望能如盛世之主，宾服四方，一统满汉。故康熙尤喜唐诗，支持编唐诗、注唐诗等一系列学术工作，以作为一种追摹盛世的重要文化手段。
于是，《杜诗详注》应运而生。此书既是一部盛唐诗的集注，又契于“忠孝大义”。仇兆鳌甚至将杜诗比作“君臣父子之经”，一字一句，皆切于纲常。既以“唐”衣裹之，又以忠心填之，君王阅之，怎不满心欢喜？
这部书，也是身为臣子的仇兆鳌，对清君的深情“告白”。其中的取舍、评论，无一不在护君、尊君、忠君。就连诗中隐有暗讽，也被他施以巧妙手段掩之。他对刺君之论的反感，对护君之说的青睐，无一不在昭示着对清君的赤忱忠义。“一生爱国忠君之志”，既是形容杜甫，其实亦是仇兆鳌含蓄的夫子自道。
生于明末的仇兆鳌是最忠诚的清朝臣子。抛开愚忠的问题不论，《杜诗详注》里的取舍，是非常巧妙的。他聪明地利用了最高统治者的隐微心理，以“杜诗”为饵，只顺水推舟般，就將自己热滚滚的“忠君”心意传递了过去。仇兆鳌能够“打动”康熙，靠的就是这些潜藏在细微之处的“螺钉”。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