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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伴随成长的抗战电影，在一帧帧海报上次第展开，沧海桑田仿佛穿透这“历史之墙”印上记忆的履痕。
也许有些人不曾听闻半个多世纪前的鼓角争鸣，也有不少青年触不到几十载的栉风沐雨，但历史不该也不会忘却，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先烈们奋勇抗战的英魂、民族浴火重生的斗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博物馆、普陀区、宝山区街头，竖起一面面海报墙。《中华儿女》《鸡毛信》《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那些伴随成长的抗战电影，在一帧帧海报上次第展开，沧海桑田仿佛穿透这“历史之墙”印上记忆的履痕。
绘画版、摄影版、绘画摄影融合版，80幅铜版纸宣传招贴画带着历史的温度展陈在电影博物馆中，再现的是数十载峥嵘岁月。而当17位老画师捋袖上阵，还原当年的手绘海报墙，老片子、老风格、老法师，城市街边浓墨重彩的墙既是一部抗战电影史的全面回顾，更像是一次还原历史、自我净化的精神之旅。
纸质海报穿越岁月历久弥新，老画师们满头华发重塑当年神韵，艺术家们把烽火连天留在电影这难以磨灭的载体中，收藏家、老画师们则用海报诉说永不衰老的情怀——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史为鉴。摩挲历史之墙，我们望见的不单是凝固的电影故事，更有社会发展各周期中审美的变迁。
《风云儿女》开启第一个繁荣期
自1935年《风云儿女》拉开序幕，之后的30年中，抗战题材电影创作达到第一个繁荣期。英雄主义、平民抗日是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题。英雄主义在于高山大川的宏伟物象，平民抗日则将主角设定为普通的战士与群众。
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风云儿女》，该片由田汉、夏衍任编剧和导演。除了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风云儿女》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诞生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要从头细说，就不能不提到电通和它所代表的左翼电影力量。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但也是从这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这个新阵地就是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借着《桃李劫》一炮而红，电通迅速打响旗号，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桃李劫》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乘势成为流行歌曲。
为配合影片的宣传发行，电通于1935年5月出版了《电通》半月画报。这本画报每期发行量达到4万册之多，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1935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电通》画报却在此时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出了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该特辑还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显示出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全国。
乐观主义，那个年代的主基调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凌子风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抗日影片《中华女儿》上映。凌子风既是抗战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历经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物象，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
乐观主义则是那个年代又一个抗战电影的主基调。《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作品在精神层面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而支撑这种精神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也就是说，彼时的创作者把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的乐观情绪带入了抗战电影中。于是，那段时间的抗战片并不正面展现宏大规模的战争场景，而是选取游击抗战题材，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比如《铁道游击队》中，那些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还莽撞好斗，有着草莽英雄的习性；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过程中，也散发出民间文艺的质朴与清新；就连《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趣味盎然。
吹响张扬个性的号角
1980年代伊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类型文艺创作登上一个繁荣的舞台。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电影从业者吹响了张扬个性的号角，而抗战电影一方面进入了第五代导演特立独行的表达阶段，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许多更具写实风格的纪录镜头
第五代导演堪称当代中国电影最响亮的一个名称。虽然现在这个群体中走红的各位都可独自扛旗，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作品却多为几人合力而成，更能体现一代人当年的追求。《一个和八个》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导演张军钊，编剧张子良，摄影张艺谋，美术何群，类似1980年代俯拾皆是的梦幻组合，在1983年推出了《一个和八个》。
片中，主创大胆地把影片主角——一名被陷害的八路军指导员同8个犯人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此中，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怯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创作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
导演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的回答是，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做一个别人从未做过的东西。”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机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本片摄影的张艺谋所言：“由于我们对以往突出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极为反感，于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以此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表达。”而他在自己的成名作《红高粱》中也确实将视觉冲击用到极致，“我奶奶”被日寇扫射，在大片血色殷殷中，战争的残酷扑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不可忽视的是《七·七事变》《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影片的诞生。其中《血战台儿庄》堪称经典，它选择了一场众人皆知的伟大胜利作为故事背景，并在描述战役来龙去脉上颇费笔墨。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剧组还征集了千军万马，使影片颇具美国五六十年代史诗大片的感觉。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生活，《七·七事变》导演肖桂云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农村、部队去体验生活，这样影片的细节处理会比较真实。就像他们夫妻共同执导的《平原游击队》，放映后全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子幼童，几乎无人不知那句台词“不许动，我是李向阳”。
抗战题材片变得得珍贵而慎重
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给中国电影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此情此景下，我们看到了诸如《黄河绝恋》《红樱桃》之类颇具现代视角和商业气质的抗战题材片；另一方面，一批重量级影片进入公众视线——《大转折》《大进军》《大决战》都在那时问世。
随着商业片在中国高速发展，具有鲜明市场特色的类型片以及借电影自我表达的导演大批出现。这既然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变化大势，抗战影片也不会例外。其中，不得不提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曾举足轻重，后来却逐渐淡出的导演冯小宁。他的《红河谷》《黄河绝恋》和《紫日》在当时都堪称票房与口碑双赢的作品，其中后两部都是抗日题材。《黄河绝恋》第一次让观众读懂，原来爱情在抗战中也可占据重要位置，《紫日》则别出心裁地将中日俄三方力量放进同一部电影。两部抗战片的共同特点在于“国际化”视野：抗日不再局限于中国与日本的恩怨，而是融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宏阔背景中。
但整个新千年，商业片日趋繁荣，相较而言抗战题材片显得珍贵而慎重。《风声》《太行山上》《金陵十三钗》都在战争的惨烈之余展现一丝人性曙光。而《南京！南京！》《南京1937》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让人流泪或颤抖，却耐人寻味地并不教人憎恨。这些抗战电影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证明了革命历史题材仍有足够广阔的市场，以抗战为背景进行典型的商业化包装亦是完全可行的。而去年底香港导演徐克的作品《智取威虎山》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影视圈盛行的小清新之风与红色经典的复兴潮其实并不相左，一向被视为沉重题材的抗战电影也可以尝试与世俗沟通。
一位电影海报画师的自述
76岁的董培盛退休前是沪西电影院的美工师。34年的工作中，经他手的电影海报不下千张。他说：“当时上映一部新电影，全上海电影院的美工师争先恐后地创作，每家电影院画得都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大大的海报一角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曾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今夏，在普陀区兰溪路、梅岭北路上，一组30余幅经典抗战电影手绘海报，将大众记忆重新拉回往昔。那些画报出自17位上海电影院美工系统的“老法师”之手，他们与董培盛一样，多数已过耳顺之年，年轻时曾在沪西、大光明、曹杨、燎原等影院工作。
而董培盛确实有资格为手绘电影海报艺术骄傲。1981年，当年由著名女演员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上映前，董培盛为电影院创作的这部电影海报被评为当年中影公司的10幅一等奖作品之一，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同样，其他一些老美工师们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成就和收获。可惜，带有艺术气质的手绘电影海报还是被现代印刷技术击败了。20世纪90年代后，各个电影院几乎不再需要美工师手绘的电影海报，代替它们的是电影制片厂或公司统一印刷的同一面孔的电影海报。此时，电影院老的美工师或退休或转行，手绘电影海报渐渐成了历史档案。
这次重新“出山”，董培盛创作了《小兵张嘎》和《红高粱》两部经典抗战电影海报。画《小兵张嘎》时，素材从何而来，主人公画正面还是侧面，背景人物又当如何体现，全都是董培盛需要打好的“腹稿”。为了一气呵成，他先让儿媳用电脑打印出主人公张嘎的剧照做参考，又从朋友处借到电影小人书，海报背景中“鬼子”等形象就来源于此，“试过用彩色的，不过最终决定用红色作主色，‘红小鬼’嘛”。
在董培盛心中，“这次搞这样一个大型的手绘电影海报创作，就是把我们这批老美工师的手艺再展示一次，让市民和观众们重拾起久已尘封的文化记忆。不同于工业化的印刷海报，手绘海报是有温度的，饱含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也许有些人不曾听闻半个多世纪前的鼓角争鸣，也有不少青年触不到几十载的栉风沐雨，但历史不该也不会忘却，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先烈们奋勇抗战的英魂、民族浴火重生的斗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博物馆、普陀区、宝山区街头，竖起一面面海报墙。《中华儿女》《鸡毛信》《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那些伴随成长的抗战电影，在一帧帧海报上次第展开，沧海桑田仿佛穿透这“历史之墙”印上记忆的履痕。
绘画版、摄影版、绘画摄影融合版，80幅铜版纸宣传招贴画带着历史的温度展陈在电影博物馆中，再现的是数十载峥嵘岁月。而当17位老画师捋袖上阵，还原当年的手绘海报墙，老片子、老风格、老法师，城市街边浓墨重彩的墙既是一部抗战电影史的全面回顾，更像是一次还原历史、自我净化的精神之旅。
纸质海报穿越岁月历久弥新，老画师们满头华发重塑当年神韵，艺术家们把烽火连天留在电影这难以磨灭的载体中，收藏家、老画师们则用海报诉说永不衰老的情怀——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史为鉴。摩挲历史之墙，我们望见的不单是凝固的电影故事，更有社会发展各周期中审美的变迁。
《风云儿女》开启第一个繁荣期
自1935年《风云儿女》拉开序幕，之后的30年中，抗战题材电影创作达到第一个繁荣期。英雄主义、平民抗日是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题。英雄主义在于高山大川的宏伟物象，平民抗日则将主角设定为普通的战士与群众。
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风云儿女》，该片由田汉、夏衍任编剧和导演。除了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风云儿女》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诞生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要从头细说，就不能不提到电通和它所代表的左翼电影力量。1933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但也是从这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这个新阵地就是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借着《桃李劫》一炮而红，电通迅速打响旗号，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桃李劫》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乘势成为流行歌曲。
为配合影片的宣传发行，电通于1935年5月出版了《电通》半月画报。这本画报每期发行量达到4万册之多，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1935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电通》画报却在此时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出了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该特辑还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显示出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全国。
乐观主义，那个年代的主基调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凌子风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抗日影片《中华女儿》上映。凌子风既是抗战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历经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物象，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
乐观主义则是那个年代又一个抗战电影的主基调。《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作品在精神层面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而支撑这种精神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也就是说，彼时的创作者把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的乐观情绪带入了抗战电影中。于是，那段时间的抗战片并不正面展现宏大规模的战争场景，而是选取游击抗战题材，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比如《铁道游击队》中，那些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还莽撞好斗，有着草莽英雄的习性；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过程中，也散发出民间文艺的质朴与清新；就连《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趣味盎然。
吹响张扬个性的号角
1980年代伊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类型文艺创作登上一个繁荣的舞台。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电影从业者吹响了张扬个性的号角，而抗战电影一方面进入了第五代导演特立独行的表达阶段，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许多更具写实风格的纪录镜头
第五代导演堪称当代中国电影最响亮的一个名称。虽然现在这个群体中走红的各位都可独自扛旗，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作品却多为几人合力而成，更能体现一代人当年的追求。《一个和八个》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导演张军钊，编剧张子良，摄影张艺谋，美术何群，类似1980年代俯拾皆是的梦幻组合，在1983年推出了《一个和八个》。
片中，主创大胆地把影片主角——一名被陷害的八路军指导员同8个犯人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此中，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怯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创作者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
导演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的回答是，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做一个别人从未做过的东西。”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机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本片摄影的张艺谋所言：“由于我们对以往突出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极为反感，于是走了另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以此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表达。”而他在自己的成名作《红高粱》中也确实将视觉冲击用到极致，“我奶奶”被日寇扫射，在大片血色殷殷中，战争的残酷扑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不可忽视的是《七·七事变》《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影片的诞生。其中《血战台儿庄》堪称经典，它选择了一场众人皆知的伟大胜利作为故事背景，并在描述战役来龙去脉上颇费笔墨。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剧组还征集了千军万马，使影片颇具美国五六十年代史诗大片的感觉。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生活，《七·七事变》导演肖桂云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农村、部队去体验生活，这样影片的细节处理会比较真实。就像他们夫妻共同执导的《平原游击队》，放映后全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子幼童，几乎无人不知那句台词“不许动，我是李向阳”。
抗战题材片变得得珍贵而慎重
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给中国电影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此情此景下，我们看到了诸如《黄河绝恋》《红樱桃》之类颇具现代视角和商业气质的抗战题材片；另一方面，一批重量级影片进入公众视线——《大转折》《大进军》《大决战》都在那时问世。
随着商业片在中国高速发展，具有鲜明市场特色的类型片以及借电影自我表达的导演大批出现。这既然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变化大势，抗战影片也不会例外。其中，不得不提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曾举足轻重，后来却逐渐淡出的导演冯小宁。他的《红河谷》《黄河绝恋》和《紫日》在当时都堪称票房与口碑双赢的作品，其中后两部都是抗日题材。《黄河绝恋》第一次让观众读懂，原来爱情在抗战中也可占据重要位置，《紫日》则别出心裁地将中日俄三方力量放进同一部电影。两部抗战片的共同特点在于“国际化”视野：抗日不再局限于中国与日本的恩怨，而是融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宏阔背景中。
但整个新千年，商业片日趋繁荣，相较而言抗战题材片显得珍贵而慎重。《风声》《太行山上》《金陵十三钗》都在战争的惨烈之余展现一丝人性曙光。而《南京！南京！》《南京1937》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让人流泪或颤抖，却耐人寻味地并不教人憎恨。这些抗战电影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证明了革命历史题材仍有足够广阔的市场，以抗战为背景进行典型的商业化包装亦是完全可行的。而去年底香港导演徐克的作品《智取威虎山》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影视圈盛行的小清新之风与红色经典的复兴潮其实并不相左，一向被视为沉重题材的抗战电影也可以尝试与世俗沟通。
一位电影海报画师的自述
76岁的董培盛退休前是沪西电影院的美工师。34年的工作中，经他手的电影海报不下千张。他说：“当时上映一部新电影，全上海电影院的美工师争先恐后地创作，每家电影院画得都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大大的海报一角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曾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今夏，在普陀区兰溪路、梅岭北路上，一组30余幅经典抗战电影手绘海报，将大众记忆重新拉回往昔。那些画报出自17位上海电影院美工系统的“老法师”之手，他们与董培盛一样，多数已过耳顺之年，年轻时曾在沪西、大光明、曹杨、燎原等影院工作。
而董培盛确实有资格为手绘电影海报艺术骄傲。1981年，当年由著名女演员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上映前，董培盛为电影院创作的这部电影海报被评为当年中影公司的10幅一等奖作品之一，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同样，其他一些老美工师们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成就和收获。可惜，带有艺术气质的手绘电影海报还是被现代印刷技术击败了。20世纪90年代后，各个电影院几乎不再需要美工师手绘的电影海报，代替它们的是电影制片厂或公司统一印刷的同一面孔的电影海报。此时，电影院老的美工师或退休或转行，手绘电影海报渐渐成了历史档案。
这次重新“出山”，董培盛创作了《小兵张嘎》和《红高粱》两部经典抗战电影海报。画《小兵张嘎》时，素材从何而来，主人公画正面还是侧面，背景人物又当如何体现，全都是董培盛需要打好的“腹稿”。为了一气呵成，他先让儿媳用电脑打印出主人公张嘎的剧照做参考，又从朋友处借到电影小人书，海报背景中“鬼子”等形象就来源于此，“试过用彩色的，不过最终决定用红色作主色，‘红小鬼’嘛”。
在董培盛心中，“这次搞这样一个大型的手绘电影海报创作，就是把我们这批老美工师的手艺再展示一次，让市民和观众们重拾起久已尘封的文化记忆。不同于工业化的印刷海报，手绘海报是有温度的，饱含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