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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斡旋
为什么偏偏是朱棣文，这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学者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他身上的什么特质让奥巴马宁可忽视他缺乏政治经验这一点，也要将其纳入麾下？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黑人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向选民们许诺，他当选后，要促进执政团队的多元化，推动多元族群的和谐，为美国社会的变革共同努力。因此，朱棣文被任命，被看做奥巴马向选民兑现诺言之举，也是奥巴马开始推行“促进执政团队的多元化”的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但是在政治家们看来，朱棣文能够平息各方猜测，除了他出色的业务能力、对环保政策和能源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之外，他更是能够平衡政治生态、族裔生态的一个关键人物。
美国的主流舆论一向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牵制很大。而朱棣文不但是华裔，同时也是难得受到中国高层广泛尊重的美籍科学家。在1997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永秋就立刻代表总领事馆给他发去了贺电。半个月后，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洛杉矶亲切会见了朱棣文，请他常回国、常回老家看看。而朱棣文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来的谦逊和低调，正是中国人的传统特质，这一点，无疑很受中国民众的好评。由他执掌能源部，与中国的绿色战略进行合作，可以减少敌对与猜疑，增加信心和信任，少一些摩擦，多一些合作。如果两个大国能携手配合，那么，全球能源政策、环保政策、防止温室气体效应、提升替代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就有了全新的动力和市场，能源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政坛新星
朱棣文的新身份可否使他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技观点更直接、更快速地运用到政策领域？
朱棣文的任命发布之初，各方对他颇有担忧。毕竟，以前的朱棣文是个纯粹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管理经验。但是社会各界又很快平息了对他的怀疑，因为朱棣文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使“政治经验”的缺乏退居其次了。
朱棣文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主义倾向。他不仅反对化石燃料的滥用，甚至对某些新能源也提出了批评。例如，他承认核能与传统的煤电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收益比，但却把核能和煤电都称为“魔鬼”，并坚持寻找更低污染的能源。对时下风光的生物能源，他同样抱有警惕的态度，比如用于生产酒精的玉米，本身就是石油工业的产物。这么“拗”的人似乎在政坛难以立足，但是，奥巴马与他坚定地站在一起，似乎向社会宣布：解决能源问题，就是要这么“拗”！
朱棣文钟情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生物自身的某种特性，将各种纤维直接转化为能源。他时常举出白蚁和沼气的例子：白蚁转化纤维的能力惊人，但目前却难以让其释放出超过自身使用的能量。沼气则是相对容易利用的能源，问题在于常常被浪费在空气中。可以想象，虽然发展新能源的方向还会保持核能与太阳能的主体地位，朱棣文能源部长的身份会促进合成生物学这种新兴学科的大发展。
内行的领导
朱棣文的领导一定是内行的领导，而非外行领导内行，这一点，美国政界和科学界应该都没有任何疑义。他领导的加州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是全球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的研究重镇。他自己也一直呼吁，放弃使用化石燃料是对抗全球变暖的关键手段，由他出任能源部长，是美国能源政策、环保政策走向科学决策而非政治决策、军事决策的第一步。朱棣文直截了当地指出，能源部的宗旨就是支持能源研究和发展，领导民间革新，培养对未来繁荣至关紧要的广泛科学研究，并在减少核子武器扩散和使用方面提供科学领导。
与一般的政客不同
潘国驹
我觉得朱棣文具有科学家少有的行政管理能力，据我所知，有的科学家是没有行政能力的，即使有，也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在行政上。譬如诺贝尔奖得主南部阳一郎教授，他是一个非常谦虚但同时也很独特的人，尽管日本政府高规格礼遇他，可他就是不愿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原因就是他怕繁琐的行政工作浪费他的科研时间。朱棣文不同，他具有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心愿，他出任部长也是基于这样的意愿，与一般的政客不同。我想，朱棣文身上毕竟还有华人的儒家思想，有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这点尤为难得。
能力治国
韩庆祥
美国政界有一种现象：专家学者从政，参与国家决策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赖斯，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在是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她从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要回原来的大学教书。这说明了，美国政治决策非常注重专家意见，非常重视专家头脑。布什政府有很多搞研究的学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种学科，是专家内阁，是智囊团，是思想库。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于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学术界和政界的结合紧密，链接比较通畅。
这实际上也是能力治国的体现，不是靠情感、特权、人情、金钱、主观好恶等，这些现象在美国不是没有，但很少很少。主要是看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创新技能等。我们要学习美国凭能力治国。美国是典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像赵小兰、朱棣文等，并不是西方血统，但是都能被吸纳到美国政体中来，他们的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得比较好。
能力社会必然要看重人才，如果是权力社会，需要时用人才，不需要就把人才赶走了。二战以后，美国不惜重金把欧洲的科学家都吸引过去了。卡内基扬言：“再给我5个人才，我能再创办一座钢铁厂。”比尔•盖茨说：“把微软的20个顶尖人才挖走，微软就消失了。”
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是有平等机制保证了竞争的公平合理。就像短跑比赛，一起从起跑线出发，跑最快的得第一，这样的竞争是公平的。公平的竞争既有利于和谐，又有利于活力。活力是让人把潜能发挥出来了，和谐则是让大家认可竞争的结果。
李文和之后
朱棣文的科学家背景，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几年前另一位命运截然相反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当年仅因为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便被怀疑为间谍，并被刻意搜罗罪名入狱。这种不安全感严重戕害主流社会以平等公正的眼光看待华裔。自李文和事件后，华裔有如惊弓之鸟，不太愿意加入能源部工作。讽刺的是，当年的李文和博士正是能源部的受害人，如今却出现了一位华裔能源部长。从当年蒙冤受屈的科技精英到今天的专家入阁，波谷波峰交错间，让众多美国华人感慨万千。
加州参议员余胤良表示：“朱棣文代表华裔族群的人成为内阁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大事，让我们对政府更有信心，让我们相信华人所重视的问题也能受高层的重视，也让我们对政府的新方向有更深的认识。”而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认为，从早前的华裔职员卢沛宁成为奥巴马竞选阵营的幕僚长，到奥巴马在当选后纷纷选择亚裔担任其政府的重要职位，说明亚裔移民在美国政坛上愈来愈受到重视。
获奖当年
1997年10月15日凌晨，美国西部地区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教职员工住宿小区，万籁俱寂。劳碌了一天的朱棣文夫妇，也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朱棣文叫醒：“朱教授，恭喜您获得了诺贝尔奖！”朱棣文脱口而出：“别开玩笑！”平时他喜欢和学生们开玩笑，也毫不介意。可是，刚放下这个电话，立刻又有朋友打来电话重复这个喜讯，并问他有什么感想。朱棣文还是不信：“我没什么感想。”直到媒体打电话来，他才明白：“我真的得奖了。”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电话潮水般涌来，让朱棣文睡意全无。那天早上，朱家一片混乱，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把他家挤得水泄不通。
朱棣文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耽误当天上午的课，记者们就跟着他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课堂。当大家走进教室时，发现课堂早已被学生们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大派对。学生特意为他买来甜点，向他热烈鼓掌祝贺。朱棣文的内心始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教师，他给学生们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科研过程和获奖经过，企图“平息”教室里的兴奋情绪，把秩序拉回到正常的课堂教学中来，但是显然，这次的情况已经脱离了朱教授的控制。学生们当天下午拉着老师来到校园里的大草坪上，为朱棣文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香槟祝酒会。也怪不得大家兴奋，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已经连续第三年有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了，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朱棣文的获奖项目，是他与另外两位教授发明的“用激光冷却并捕陷气体原子”的方法，就是气体的原子都处于高速运动中，但是用激光束可以将这些高速运动的原子固定住，并随意移动，以进行研究。朱棣文自己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项实验的实用价值：可以让一束光透过一个活的细胞核内的一个染色体，把它移动到核内的另一个位置。那就是说，人们有了一个比动手术还好的手段，因为人们不必再忍受开刀的痛苦了。诺贝尔物理奖历来只颁发给理论研究，而朱棣文和同伴凭借这项实验得了奖，可见其重要性。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在新闻公报中说：“这项成就，可以使研究者在前人所无法到达的领域内操控物质。”
朱棣文希望，获奖的庆祝宴会越少越好，答谢演讲越短越好，他想尽快回到科研、教学、平静生活的轨道中来。当斯坦福大学校长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时，他立刻予以纠正：“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物理学教授。”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依然是惯常穿的蓝色衬衫和棉布裤子，在灯光闪烁的演讲台上卷起袖口。他告诉记者们：“我不会因为得奖而打断时间表，我还是要去学校上课。”但他的时间表还是被打断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演讲和学术邀请分享了他不少的科研时间和家庭团聚的时光。
华丽家族
朱棣文的家族，在江苏太仓一向以诗书耕读著名。他的祖父朱筑岩以耕读治家，严格秉持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训。虽然朱家有田产，但朱老先生喜欢给乡间的孩子教书。不仅教授知识，更把自己的民族气节传递给孩子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太仓后，曾利用各种手段威逼朱老先生充当他们的统治工具，遭到朱老先生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兵烧了朱老先生家的大部分房屋，并将老先生抓去做苦工。老先生每天做完苦工回家后都悲愤地说：“今天我又做了一天亡国奴!” 那时，朱老先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看不起那些在日本兵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看不起那些在日本人面前没有骨气的人。有一次他甚至气愤地将孩子们养的蚕宝宝全部倒掉，并指着蚕宝宝说：“不要养那些无骨虫，不要做没骨头的虫!”
朱老先生的两位太太先后为他生育了12名子女，其中长子朱汝瑾从小就读书勤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二姐的资助下赴美国著名高校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出身于教育世家的天津女孩李静贞，李静贞攻读工商管理专业，日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才子与淑女，相识，相知，相爱，他们在美国结婚了，并生下了三个儿子，二儿子就是朱棣文。
在朱筑岩老先生的严格管教下，朱棣文的12位父辈长亲大都学业有成。他的大姑妈朱汝昭曾东渡日本留学，是一位才女。二姑妈朱汝华早年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代著名化学家，发明了复合维生素K和B。三姑妈朱汝蓉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卓有成就的化学教授。
朱棣文的外公李书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水利学家。中年之后移居大洋彼岸，但对祖国的拳拳热爱之心丝毫不减。1985年，与他分别40年的女儿李淑贞到美国看他，父女见面之后第一句话不是彼此问候，而是李老先生问：“邓小平好吗？”“邓颖超好吗？”朱棣文很喜欢外公。在他看来，外公是个很成功的人：慈善、博学，去世前5年办了一所函授大学，当时外公还想让朱棣文到这所函授大学去做教授。对于外公卓著的人品，朱棣文更是钦佩：他去世前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大学，没有留给孩子们一分钱。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朱棣文和他的兄弟们受益匪浅，不仅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建树，而且人品出众。朱棣文有一兄一弟，他的兄长朱筑文获得了物理学、生物化学、医学3个博士学位，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长DNA方面的研究，弟弟朱钦文更是天才，18岁就大学毕业，21岁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专长知识产权的100位著名律师之一。
朱氏家族，到朱棣文这一代，一共出了12位博士。这种学术气氛浓厚的学术世家，既赋予了朱棣文勤奋、严谨的学术风格，也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在进行物理学研究时，只要三四个月没有什么新进展，他就会心里没底，觉得不安。
小时候的朱棣文，学习成绩完全被大哥压了上风，他调皮淘气，不喜欢背书、写作业，却喜欢拆卸各种模型和玩具，用肥皂做雕塑，做各种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小零件，再随意把这些小零件组装成“大怪物”，动手能力很强。而父母对孩子们的发展，也发扬充分的民主，从来不压抑孩子的天性。有一次，上初中的朱棣文在家里唯一一张吃饭的塑料桌子上做化学实验，突然着火了，桌子被烧了。朱棣文忐忑不安地等妈妈下班回家，没想到妈妈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反而不停地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朱棣文很愧疚地说：“今后我们上哪儿吃饭？”妈妈很宽容地说：“我们能将它修好的。”就是这样完全不给孩子任何负担的宽容，让朱棣文发展了各种爱好，包括各种物理化学实验、各种体育项目、制作各种小零件等等。这些爱好，扩展了朱棣文的空间感觉和逻辑思维。
朱棣文上了大学之后，对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父亲本来不希望孩子学物理，因为物理实验枯燥无味，而且这个领域已经被前贤作出了太多成绩，很不容易再上一层楼。但是考虑到孩子的兴趣，父亲并没有多加反对。多年之后，成功了的朱棣文在各种场合总是反复感谢父母给予的宽松与自由。
故乡之行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朱棣文，具有完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的一切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但是，他的骨子里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根在中国。而父母的祖籍江苏太仓，则成为他的魂牵梦绕之地。
朱棣文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是1998年8月24日，他应邀到上海嘉定中国科学院光机所讲学。受父亲朱汝瑾的嘱托，在王育竹教授的安排下，忙里偷闲，来到距上海仅18公里的太仓寻根访祖。心直口快的朱棣文见到家乡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也晓得我得诺贝尔奖的事?”太仓市政协副主席曹浩亲切地回答说：“怎么不晓得，家乡人民还要欢迎你呢！”说罢，曹浩立即把收集到的有关朱棣文获奖的一大堆资料拿给他看。一股暖流涌上朱棣文的心头，他没有想到家乡人民会这么关注、了解他这个华裔科学家。
曹浩先生带朱棣文来到了朱家老宅的宅基处——这条建于明代的老街刚刚在旧城区改造中拆除，新楼正在竖起。那次讲学时间安排得很紧，朱棣文在太仓只停留了几个小时，甚至连祖父母的墓也没能去祭扫，这给寻根的朱棣文留下一点遗憾。
2000年8月24日至25日，朱棣文专程到祖籍地江苏省太仓寻根祭祖，这是他第二次故乡行。
这次回乡，朱棣文是与太太吉恩·朱一起来的。吉恩非常喜欢太仓。太仓市政协副主席曹浩向朱棣文赠送了朱棣文祖父、祖母的大幅照片，虽然几经翻拍的照片已经泛黄，但朱棣文祖父身着长袍坐在藤椅上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祖母也是端庄贤淑。朱棣文接过来后，欣喜万分，他恭恭敬敬地将祖父照片捧在胸前，一个劲地问夫人：“像不像？你看我像不像我祖父?”
朱棣文的叔叔朱汝琛及婶婶田龙珍、姑妈朱汝宇(现名金灼章)、朱汝宙，还有堂兄堂妹、表兄表妹共6个家庭20多人，当天纷纷从上海、南京、镇江、苏州、昆山等地赶来，朱棣文很感动。他请堂妹朱文静(朱汝琛之女)将每个亲戚介绍给他，介绍到长辈时，他就恭恭敬敬地鞠一躬；介绍到同辈兄妹时，他就握手致意。为了让年迈的父母也能和这些亲戚“见面”，朱棣文用数码相机为每家人拍了照。有时为了取一个角度，他甚至蹲下来为大家拍摄，每拍一张，他都要仔细检查拍得是否完美，然后再拍下一张。他说：“这次回乡是我们家族的一次大团圆，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刻。”
朱棣文得诺奖后，太仓将现代化的新区小学改名为朱棣文小学。这次回乡，考察朱棣文小学也成了他的重要行程。正值暑假，只有参加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在教室里。在英语课外小组，几位天真活泼的小学生很有礼貌地向朱棣文问好，用简单流利的英语与朱棣文交谈。看到家乡的孩子，朱棣文非常兴奋。在书法美术兴趣小组，学生们有的在画水彩画、蜡笔画，有的在进行手工制作。当朱棣文看到孩子们用一些废旧材料制作成的自行车、坦克车、摩托车、龙舟、恐龙、城堡、东方明珠等模型时，他立即用数码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一位叫邵益菁的小女孩，将自己在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中获金奖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朱棣文。朱棣文惊奇地说：“小小年纪，能写这么好的字，真了不起!”
在音乐艺术教室里，朱棣文仔细聆听了一位五年级的女生丁雯弹奏的古曲——《秦桑曲》。他伫立在那里，一直听到全曲弹完，并举起双手，带头为小女孩的精湛演奏鼓掌，主动上前与小女孩合影留念，夸奖她弹得好。
临别之际，学校邀请朱棣文题字，并给他递上了毛笔。面对毛笔，朱棣文傻了眼——他根本不会用毛笔！校方赶紧换上了签字笔，朱棣文高高兴兴地接过来，英语题字一挥而就：“小学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求知的重要第一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热爱学习。”落款处，他认认真真地用汉字竖着写了“朱棣文”三个字。这三个字写的就像小学生写的一样歪歪扭扭，但是看得出来，朱棣文非常喜欢自己的中国名字。曾经有记者问朱棣文：“有报纸说您的名字不是朱棣文，甚至没有中文名字，是不是这样？”朱棣文听后双眉紧锁，很严肃地回答：“不对。虽然我不会讲中文，但是我有中文名字。”说罢，朱棣文摊开手掌，以指代笔，在手心上写了中文“朱棣文”三个字，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中文名字，它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天堂的选民
朱棣文的行政秘书冯平说：“朱棣文教授是一位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普通人。”
凡是接触过朱棣文的人，都说他是一位非常容易接近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大牌科学家可能会有的高不可攀，而是很随和，很斯文，很幽默，很开朗。
朱棣文的家，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小区里，一座面积并不大的两层小楼，简单的三室两厅，简单的装修和家具，房前屋后也只有一小片草坪而已。草坪上停着他每天上班要骑的山地车。1997年他分得了税后诺贝尔奖金10万元，朋友问他这些钱怎么用。他很认真地说，这些钱除了还贷款、给孩子上学用之外，剩下的准备买辆山地车上班用——这就是这辆骑了10年的红色山地车的由来。他天天骑着它上班，有一次学生们还看到他在校园里摔了一跤。
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的李剑君、曹慧教授来说，拜访朱棣文教授家的经历使他们终生难忘，而与朱棣文的交往更是如沐春风。他们赴美国拜访朱棣文时，秘书冯平来接机，一见面就说：“你们的访问提纲我已经对朱棣文说了，到时候你们可以随意向他提问，他没有一点架子，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他讲话也常常信口开河，没有顾忌。”
当天晚上，冯平就接李剑君夫妇去朱棣文家。远远的他们就看见朱棣文已经笑容满面地等候在门口。为了迎接客人，朱棣文夫人已经精心地准备了两天，她准备的三文鱼、竹笋等都是新鲜而又价格不菲，在美国都是款待贵客的原料，而每一道菜包括蔬菜沙拉、蛋挞这样的甜点、餐后水果都制作精美，让人食欲大开。整个晚宴过程中，朱棣文教授始终亲自为客人布菜，轻声问“够不够”，这样的细致、周到，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他说，自己前两天去一所中学作报告，实在太忙，否则做饭的一定是他了。冯平问：“你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给中学生做报告有什么意义？”朱棣文满怀深情地说：“这是死后可以上天堂的事。”
邂逅网球场
朱棣文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婚姻很短暂，是他学生时代结的婚，第二次婚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棣文与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朱棣文很爱自己的儿子，他在自己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小儿子的稚嫩的画作。两个孩子小的时候，经常来他的办公室做功课，但他实在太忙，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他给孩子洗澡、洗衣服的时候，总是一边洗一边想自己的实验，用毛巾机械地往孩子身上撩水，一洗洗两个小时。他就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甚至把床也搬到实验室去了，家务事和照顾淘气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到太太一个人身上。上班族太太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不顾家”的丈夫，只好与他分手了。
此后，朱棣文更是把全部精力献给了科学，对感情无暇顾及。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网球场上遇到了网球高手、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吉恩。吉恩打球赢了朱棣文，也赢得了朱棣文的心。这个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士，与朱棣文有着极其相似的情趣。用吉恩的话说：“朱棣文喜欢科研、网球、游泳、旅游、烹饪、古典音乐、阅读，而我除了游泳，所有的爱好都和他一样。”两颗心对彼此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朱棣文的这次婚姻很幸福，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为自己挑选了一位合适的好妻子。20年了，他们的感情依然那么深厚，既是思想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是生活上互相照顾、情感上相互吸引的伴侣。在朱棣文的生活照中，只要是和吉恩的合影，两人总是手牵手，亲密无间。吉恩热爱中国文化，喜欢收集泥茶壶，会做红烧鱼、春卷等中国菜，也同样尊敬朱棣文的父母、兄弟和家庭。
吉恩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我非常幸运，能够和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男士共同生活。”她深深地爱着朱棣文，全力支持朱棣文的科研工作。朱棣文将宝贵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从不停止，“休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即使在旅途中，他也拿着笔不停地运算。虽然他很少休闲时间去陪妻子，但吉恩不仅一点不埋怨朱棣文，还十分高兴地将自己融入朱棣文的科研事业中。她随朱棣文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演讲，不仅不感到旅途的劳累和会议的枯燥，还能从每一天中感受到兴奋和激动。在斯坦福物理系日常的工作中，吉恩还会利用自己曾经做过斯坦福校长助理的经历，帮朱棣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酷似张德培
只要不工作，朱棣文就是个静不下来的人，他非常喜欢运动。这是性格使然。
小时候的朱棣文活泼好动，没有一刻闲着，不是在家里爬上爬下，就是在学校里玩橄榄球、棒球和篮球，有时还会玩玩冰球。上八年级时，朱棣文又迷上了网球，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本如何打网球的书，认认真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就这样自学书本知识外加勤奋练习，他的球技提高很快，在校队当了三年替补队员。后来他又爱上了撑杆跳。他从地毯店里找来一根竹竿，每天苦练，不知摔了多少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快，他能跳过8英尺（1英尺=0.3048米）的高度了，但这个成绩还不够加入校田径队的资格，这使少年朱棣文甚是遗憾。
网球、登山、骑自行车、游泳这些运动爱好，都被他保留了下来，虽然工作相当繁忙，但只要有机会，他就动一动。现在，他依然能每周打好几个小时的网球。对他来说，体育活动是舒缓紧张情绪的最好方法，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
朱棣文喜欢打网球是出了名的。每次出差，网球拍子常常是他行李箱中必带的物品。1998年3月，朱棣文到台湾演讲，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博士邀请朱棣文比赛网球。赛场上，朱棣文身着白色球衣，容光焕发，英姿勃勃。整个比赛，两位诺奖得主都充分发挥了科学研究中的百折不挠精神。因为经常运动，朱棣文步履矫健，根本没有一点“年过半百”的感觉。他底线抽球强劲，网上拦截迅速，有些明知很困难的球也不放弃。两个高手相遇，打得难舍难分，这场球一口气打了三场，分别是一胜、一负、一和。赛后，朱棣文谦虚地说：“李远哲是天生的运动员，网球打得比我好。”而李远哲则大夸朱棣文的球风和网球名将张德培很相似。
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馆，是朱棣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为了方便，他的游泳衣和一块旧得不能再旧的浴巾，平时就放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有一次，朱棣文回故乡太仓探亲时，偶感风寒，返回上海后，他立即到游泳馆游泳，事后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他的感冒已经好了，是游泳治好的。他有三辆自行车，除了那辆上班骑的车子外，一辆是他花了5000块的工资买的，平时可舍不得骑，还有一辆是专门的登山自行车。每到周末，朱棣文或者自己，或者约上夫人，登山去也！每次两三个小时。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着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教授也疯狂
朱棣文最喜欢穿着那件有米老鼠头像的T恤衫，背着双肩背包去上课。在一次年会上，他遇到了自己尊敬的物理学前辈、也曾是斯坦福同事的肖洛教授，就提议与肖洛教授合影。他们高高兴兴地照了一张相之后，朱棣文大喊：“等一下，再照一张！”他撅起嘴，亲着肖洛教授的红脸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直到多年后肖洛教授已去世，他还常常给朋友得意地展示这张照片，像个孩子似的笑。
朱棣文的学生甚至经常被导师吓一跳。有时朱棣文会突然跑到实验室里，激动地把自己刚刚经历的一些好笑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当学生抱着头苦思冥想实验细节时，朱棣文会突然出现在学生的面前，向学生扮着鬼脸，学着动画片的语气说：“咕咕咕，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学生看了他这个样子也哭笑不得。
有一次，朱棣文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会议，刚回到学校，他就比手画脚、又说又笑地向学生们讲述鸭嘴兽跳进水中的样子，他一边讲述，一边毫无顾忌地模仿鸭嘴兽摇摇摆摆走路的怪模样，引得学生捧腹大笑。
物理系办公楼的楼道里，放着一个电热水壶，这是朱棣文从家里拿来的。有的老师或者学生很粗心，倒完水就走了，也不看看壶里还有没有水。没过多久，水壶边上就贴了一张纸：“如果壶里的水少于三分之一，请加水。否则，我就把它拿到我的办公室去了。”这张纸条就是朱棣文的杰作。而这之后，水壶再也没空过。
诺贝尔的得奖晚宴，被他形容为“受罪”，因为上菜很慢，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只要瑞典国王王后不站起来，谁也不准离席，上厕所也不行。所以在吃饭前几个小时，朱棣文就不敢喝水了，尽管席间的红葡萄酒很好，嗜好红酒的他也不敢敞开怀喝。许多前任诺贝尔奖得主已经七八十岁了，同样不能随便离席，他们的表情看上去仿佛“受酷刑”一样。不敢吃不敢喝，又坐着没事干，朱棣文仔细地研究开了坐在他身边美丽的瑞典皇后与公主。他回国后告诉同事们，她们佩戴的珠宝很有讲究，皇后的大别针上有国王的侧面肖像，正好对着皇后的脸，“这样皇后就永远逃不开国王的注视啦！”每每说到这里，朱棣文总是和听众一起哈哈大笑。
诺贝尔级大厨
朱棣文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下厨做菜，并与妻儿、亲友一起享用。他的烹饪手艺很高，中国菜、意大利菜、法国菜、墨西哥菜等中西料理他都在行。其中以中国菜、墨西哥菜最拿手，因为他的太太很喜欢中国菜的色香味俱全，而他与前妻生的两个小孩偏好墨西哥菜的辣劲。他甚至还会做烤鸭，调制香槟酒，第一次到朱棣文家做客的朋友往往惊讶于这位“诺贝尔级大厨”的手艺如此全面。而他也要亲自给每一位客人布菜，确定他们每个人都吃饱了才放他们回家。
提到下厨的“启蒙期”，朱棣文回忆说。有一次，三兄弟跟妈妈在厨房包馄饨：“当时大家排成一列，妈妈负责调馅，大哥则在前头擀面皮、填装馅，我跟小弟弟在后面负责捏馄饨，好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很有趣。”这以后，朱棣文便常常在厨房里跟母亲学做菜。
学得几样“花招”后，中学以后的朱棣文，就常常单独下厨，做饭带到学校去。美国学生多半带两个三明治、一瓶牛奶；但是朱棣文的饭可就多彩多姿了，有时候是中国菜，有时候是墨西哥料理，使那些美国同学十分羡慕。
到了研究所，朱棣文也常拿着食谱研究，并做菜与朋友分享。他经常自己做饭，饺子包得十分出色。每逢家人聚会时，朱棣文总会大显身手，亲自下厨，为大家献上一顿丰盛的美餐，而他的母亲要来给他做帮手时，他总是执意不让：“妈妈，你歇歇，不用你帮忙，你会越帮越忙，我自己完全可以。”
朱棣文喜欢烹饪，也是个好厨师，每个吃过他饭的人都说他是个顶呱呱的厨子。一次，同事的女儿对朱棣文说：“我可没有时间做饭。”朱棣文对她说：“做饭很容易，一定要先有个安排，你回家一定要做饭，无论时间多晚，都要回家做饭。”朱棣文自称自己做饭比吉恩还好，但他又幽默地说，这可不能告诉吉恩。朱棣文认为，做饭能锻炼能力，同事们到他家，都是他自己做饭。他认为动手做饭跟做实验一样，可以训练一个人的专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冰箱里找剩菜，拿仅有的材料下厨，在有限资源中求变，这种经验、能力对他日后在研究中解决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有很大的助益。朱棣文认为，所有男性应以能烹饪为傲，也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
李远哲与朱棣文的看法不谋而合，过去他在选拔优秀生入大学时，曾淘汰了一些被称为非常优秀的孩子。当时孩子的父母很不理解。李远哲认为，这些只会念书的孩子，连煎蛋、煮蛋都不会，怎么可以做实验?
不会说汉语
朱棣文始终不讳言，最大的遗憾是作为中国人，却不会说汉语。朱棣文七八岁的时候，父母也曾经送他去上周日汉语学校。但是调皮叛逆的朱棣文不想周日还要早起上课，更不想说汉语让自己变得和周围其他孩子不一样，所以坚决抵抗父母的这一安排。而错过了学习语言最快的儿童时期后，成年的朱棣文再也没有机会学汉语了。这一点父母也替他遗憾。
曾经有一阵他也想过重拾汉语，但是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行政工作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汉语并不容易学，需要停下手头事务专心致志，现在正是自己出成果最好的时候，只好把汉语往后排一排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上海世博会议大厦举行，有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科学家参加。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是第一位大会报告人。丁肇中上台后，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朱棣文，说：“Steven，对不起，我要用中文讲了。”朱棣文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他在台下听着演讲，也不知道听懂了多少，幸亏幻灯片是中英文对照的。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朱棣文。
朱棣文和夫人都是再婚，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孩子。朱棣文的孩子们也都很聪明，用他同事的话说就是：在美国，聪明的小孩容易走到别的路上去。因为工作很忙，朱棣文没有精力把握孩子的前途和他们交的朋友，以致于他的大儿子连大学都没上就直接进入社会工作了。
只培养科学家
朱棣文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师。在斯坦福大学，朱棣文被称为该大学物理系最聪明、最友善、最努力的教授。
朱棣文经常对学生们说：每一个好的科学家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旦选择了科学研究的目标，就要坚持下去。尤其是物理学研究，必须要有长时间的投入和无数次失败，才有可能锻造成功。他的一个博士后，曾因一项实验没有成功而灰心丧气。朱棣文给他打劲说：“不要放弃尝试，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会获得提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这样，正因为反复做实验，以前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实验，现在只需几星期，甚至几天就能完成。实验中遇到新情况时，我就能及时想出解决办法。”
朱棣文所在的斯坦福大学，非常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只要你想学，那么你就能学好，就会成为一名学者。虽然不一定是科学家，但你会成为一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朱棣文不允许学生对待学业有丝毫懈怠。如果某个学生在研究时缺少拼搏与严谨的精神，没有按研究进度去做，朱棣文也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个学生狠狠地教训一顿。有时候，当学生以为朱棣文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而稍有放松时，朱棣文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实验室看学生是如何做实验的。
从台湾大学来的裘盛蔚，是朱棣文的博士生。裘博士说：“通常有人毕业了，朱棣文都会主动地提出来请同学们到他家聚会。我做过朱棣文的助教，他为了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盲点，经常准备教案到夜里三四点钟，而一早又来上课了。他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讲课，讲物理学中的一些小故事，引起学生的兴趣。没见到朱棣文之前还有些怕他，因为人家是大牌教授啊！但是一接触，就发现他跟普通人一样。对成绩差的学生，他会约时间与他们谈话。学生问他问题，他就会发现学生思考的盲点是什么。如果你不懂，他不会不耐烦地将书丢给你，而是耐心地又讲、又写、又画。”另一位博士张云翔感慨的是，他刚来时，只是重视实验，想得并不多。有一天朱棣文对他说：“我把你招来是要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不是做技工的!”“我培养的是未来的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朱棣文要求学生很严格。比如在有的实验室做实验，有人可以将纸随便丢在实验室的地上，而在朱棣文的实验室里却不容许，每天做完实验，他都要大家清理干净再走。在激光实验室做激光实验时．他要求同学们必须将实验室门口的红灯打开，以示意人们此时不能进去。每次做实验，朱棣文都要反复强调这项要求。讨论时，有的学生会大概估计一下实验数据，而朱棣文却不容许这样做，他不允许实验数据是“大概”的。曾有个研究生在朱棣文这里做了8年研究生，但因为数据分析没有完成，就无法毕业。这个学生实在忍不住了，最后不得不离开这里。一些老学生说，给朱棣文当研究生实在不容易，一般都要七八年才能毕业。
为什么偏偏是朱棣文，这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学者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他身上的什么特质让奥巴马宁可忽视他缺乏政治经验这一点，也要将其纳入麾下？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黑人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向选民们许诺，他当选后，要促进执政团队的多元化，推动多元族群的和谐，为美国社会的变革共同努力。因此，朱棣文被任命，被看做奥巴马向选民兑现诺言之举，也是奥巴马开始推行“促进执政团队的多元化”的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但是在政治家们看来，朱棣文能够平息各方猜测，除了他出色的业务能力、对环保政策和能源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之外，他更是能够平衡政治生态、族裔生态的一个关键人物。
美国的主流舆论一向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牵制很大。而朱棣文不但是华裔，同时也是难得受到中国高层广泛尊重的美籍科学家。在1997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永秋就立刻代表总领事馆给他发去了贺电。半个月后，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洛杉矶亲切会见了朱棣文，请他常回国、常回老家看看。而朱棣文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来的谦逊和低调，正是中国人的传统特质，这一点，无疑很受中国民众的好评。由他执掌能源部，与中国的绿色战略进行合作，可以减少敌对与猜疑，增加信心和信任，少一些摩擦，多一些合作。如果两个大国能携手配合，那么，全球能源政策、环保政策、防止温室气体效应、提升替代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就有了全新的动力和市场，能源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政坛新星
朱棣文的新身份可否使他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技观点更直接、更快速地运用到政策领域？
朱棣文的任命发布之初，各方对他颇有担忧。毕竟，以前的朱棣文是个纯粹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管理经验。但是社会各界又很快平息了对他的怀疑，因为朱棣文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使“政治经验”的缺乏退居其次了。
朱棣文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主义倾向。他不仅反对化石燃料的滥用，甚至对某些新能源也提出了批评。例如，他承认核能与传统的煤电相比具有更高的风险收益比，但却把核能和煤电都称为“魔鬼”，并坚持寻找更低污染的能源。对时下风光的生物能源，他同样抱有警惕的态度，比如用于生产酒精的玉米，本身就是石油工业的产物。这么“拗”的人似乎在政坛难以立足，但是，奥巴马与他坚定地站在一起，似乎向社会宣布：解决能源问题，就是要这么“拗”！
朱棣文钟情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生物自身的某种特性，将各种纤维直接转化为能源。他时常举出白蚁和沼气的例子：白蚁转化纤维的能力惊人，但目前却难以让其释放出超过自身使用的能量。沼气则是相对容易利用的能源，问题在于常常被浪费在空气中。可以想象，虽然发展新能源的方向还会保持核能与太阳能的主体地位，朱棣文能源部长的身份会促进合成生物学这种新兴学科的大发展。
内行的领导
朱棣文的领导一定是内行的领导，而非外行领导内行，这一点，美国政界和科学界应该都没有任何疑义。他领导的加州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是全球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的研究重镇。他自己也一直呼吁，放弃使用化石燃料是对抗全球变暖的关键手段，由他出任能源部长，是美国能源政策、环保政策走向科学决策而非政治决策、军事决策的第一步。朱棣文直截了当地指出，能源部的宗旨就是支持能源研究和发展，领导民间革新，培养对未来繁荣至关紧要的广泛科学研究，并在减少核子武器扩散和使用方面提供科学领导。
与一般的政客不同
潘国驹
我觉得朱棣文具有科学家少有的行政管理能力，据我所知，有的科学家是没有行政能力的，即使有，也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在行政上。譬如诺贝尔奖得主南部阳一郎教授，他是一个非常谦虚但同时也很独特的人，尽管日本政府高规格礼遇他，可他就是不愿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原因就是他怕繁琐的行政工作浪费他的科研时间。朱棣文不同，他具有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心愿，他出任部长也是基于这样的意愿，与一般的政客不同。我想，朱棣文身上毕竟还有华人的儒家思想，有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这点尤为难得。
能力治国
韩庆祥
美国政界有一种现象：专家学者从政，参与国家决策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赖斯，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现在是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她从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要回原来的大学教书。这说明了，美国政治决策非常注重专家意见，非常重视专家头脑。布什政府有很多搞研究的学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种学科，是专家内阁，是智囊团，是思想库。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于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学术界和政界的结合紧密，链接比较通畅。
这实际上也是能力治国的体现，不是靠情感、特权、人情、金钱、主观好恶等，这些现象在美国不是没有，但很少很少。主要是看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创新技能等。我们要学习美国凭能力治国。美国是典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像赵小兰、朱棣文等，并不是西方血统，但是都能被吸纳到美国政体中来，他们的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得比较好。
能力社会必然要看重人才，如果是权力社会，需要时用人才，不需要就把人才赶走了。二战以后，美国不惜重金把欧洲的科学家都吸引过去了。卡内基扬言：“再给我5个人才，我能再创办一座钢铁厂。”比尔•盖茨说：“把微软的20个顶尖人才挖走，微软就消失了。”
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是有平等机制保证了竞争的公平合理。就像短跑比赛，一起从起跑线出发，跑最快的得第一，这样的竞争是公平的。公平的竞争既有利于和谐，又有利于活力。活力是让人把潜能发挥出来了，和谐则是让大家认可竞争的结果。
李文和之后
朱棣文的科学家背景，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几年前另一位命运截然相反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当年仅因为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便被怀疑为间谍，并被刻意搜罗罪名入狱。这种不安全感严重戕害主流社会以平等公正的眼光看待华裔。自李文和事件后，华裔有如惊弓之鸟，不太愿意加入能源部工作。讽刺的是，当年的李文和博士正是能源部的受害人，如今却出现了一位华裔能源部长。从当年蒙冤受屈的科技精英到今天的专家入阁，波谷波峰交错间，让众多美国华人感慨万千。
加州参议员余胤良表示：“朱棣文代表华裔族群的人成为内阁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大事，让我们对政府更有信心，让我们相信华人所重视的问题也能受高层的重视，也让我们对政府的新方向有更深的认识。”而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认为，从早前的华裔职员卢沛宁成为奥巴马竞选阵营的幕僚长，到奥巴马在当选后纷纷选择亚裔担任其政府的重要职位，说明亚裔移民在美国政坛上愈来愈受到重视。
获奖当年
1997年10月15日凌晨，美国西部地区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教职员工住宿小区，万籁俱寂。劳碌了一天的朱棣文夫妇，也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朱棣文叫醒：“朱教授，恭喜您获得了诺贝尔奖！”朱棣文脱口而出：“别开玩笑！”平时他喜欢和学生们开玩笑，也毫不介意。可是，刚放下这个电话，立刻又有朋友打来电话重复这个喜讯，并问他有什么感想。朱棣文还是不信：“我没什么感想。”直到媒体打电话来，他才明白：“我真的得奖了。”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电话潮水般涌来，让朱棣文睡意全无。那天早上，朱家一片混乱，蜂拥而至的记者和摄影师把他家挤得水泄不通。
朱棣文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耽误当天上午的课，记者们就跟着他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课堂。当大家走进教室时，发现课堂早已被学生们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大派对。学生特意为他买来甜点，向他热烈鼓掌祝贺。朱棣文的内心始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教师，他给学生们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科研过程和获奖经过，企图“平息”教室里的兴奋情绪，把秩序拉回到正常的课堂教学中来，但是显然，这次的情况已经脱离了朱教授的控制。学生们当天下午拉着老师来到校园里的大草坪上，为朱棣文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香槟祝酒会。也怪不得大家兴奋，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已经连续第三年有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了，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朱棣文的获奖项目，是他与另外两位教授发明的“用激光冷却并捕陷气体原子”的方法，就是气体的原子都处于高速运动中，但是用激光束可以将这些高速运动的原子固定住，并随意移动，以进行研究。朱棣文自己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项实验的实用价值：可以让一束光透过一个活的细胞核内的一个染色体，把它移动到核内的另一个位置。那就是说，人们有了一个比动手术还好的手段，因为人们不必再忍受开刀的痛苦了。诺贝尔物理奖历来只颁发给理论研究，而朱棣文和同伴凭借这项实验得了奖，可见其重要性。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在新闻公报中说：“这项成就，可以使研究者在前人所无法到达的领域内操控物质。”
朱棣文希望，获奖的庆祝宴会越少越好，答谢演讲越短越好，他想尽快回到科研、教学、平静生活的轨道中来。当斯坦福大学校长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时，他立刻予以纠正：“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物理学教授。”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依然是惯常穿的蓝色衬衫和棉布裤子，在灯光闪烁的演讲台上卷起袖口。他告诉记者们：“我不会因为得奖而打断时间表，我还是要去学校上课。”但他的时间表还是被打断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演讲和学术邀请分享了他不少的科研时间和家庭团聚的时光。
华丽家族
朱棣文的家族，在江苏太仓一向以诗书耕读著名。他的祖父朱筑岩以耕读治家，严格秉持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古训。虽然朱家有田产，但朱老先生喜欢给乡间的孩子教书。不仅教授知识，更把自己的民族气节传递给孩子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太仓后，曾利用各种手段威逼朱老先生充当他们的统治工具，遭到朱老先生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兵烧了朱老先生家的大部分房屋，并将老先生抓去做苦工。老先生每天做完苦工回家后都悲愤地说：“今天我又做了一天亡国奴!” 那时，朱老先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看不起那些在日本兵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看不起那些在日本人面前没有骨气的人。有一次他甚至气愤地将孩子们养的蚕宝宝全部倒掉，并指着蚕宝宝说：“不要养那些无骨虫，不要做没骨头的虫!”
朱老先生的两位太太先后为他生育了12名子女，其中长子朱汝瑾从小就读书勤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二姐的资助下赴美国著名高校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出身于教育世家的天津女孩李静贞，李静贞攻读工商管理专业，日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才子与淑女，相识，相知，相爱，他们在美国结婚了，并生下了三个儿子，二儿子就是朱棣文。
在朱筑岩老先生的严格管教下，朱棣文的12位父辈长亲大都学业有成。他的大姑妈朱汝昭曾东渡日本留学，是一位才女。二姑妈朱汝华早年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代著名化学家，发明了复合维生素K和B。三姑妈朱汝蓉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卓有成就的化学教授。
朱棣文的外公李书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水利学家。中年之后移居大洋彼岸，但对祖国的拳拳热爱之心丝毫不减。1985年，与他分别40年的女儿李淑贞到美国看他，父女见面之后第一句话不是彼此问候，而是李老先生问：“邓小平好吗？”“邓颖超好吗？”朱棣文很喜欢外公。在他看来，外公是个很成功的人：慈善、博学，去世前5年办了一所函授大学，当时外公还想让朱棣文到这所函授大学去做教授。对于外公卓著的人品，朱棣文更是钦佩：他去世前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大学，没有留给孩子们一分钱。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朱棣文和他的兄弟们受益匪浅，不仅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建树，而且人品出众。朱棣文有一兄一弟，他的兄长朱筑文获得了物理学、生物化学、医学3个博士学位，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长DNA方面的研究，弟弟朱钦文更是天才，18岁就大学毕业，21岁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专长知识产权的100位著名律师之一。
朱氏家族，到朱棣文这一代，一共出了12位博士。这种学术气氛浓厚的学术世家，既赋予了朱棣文勤奋、严谨的学术风格，也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在进行物理学研究时，只要三四个月没有什么新进展，他就会心里没底，觉得不安。
小时候的朱棣文，学习成绩完全被大哥压了上风，他调皮淘气，不喜欢背书、写作业，却喜欢拆卸各种模型和玩具，用肥皂做雕塑，做各种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小零件，再随意把这些小零件组装成“大怪物”，动手能力很强。而父母对孩子们的发展，也发扬充分的民主，从来不压抑孩子的天性。有一次，上初中的朱棣文在家里唯一一张吃饭的塑料桌子上做化学实验，突然着火了，桌子被烧了。朱棣文忐忑不安地等妈妈下班回家，没想到妈妈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反而不停地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朱棣文很愧疚地说：“今后我们上哪儿吃饭？”妈妈很宽容地说：“我们能将它修好的。”就是这样完全不给孩子任何负担的宽容，让朱棣文发展了各种爱好，包括各种物理化学实验、各种体育项目、制作各种小零件等等。这些爱好，扩展了朱棣文的空间感觉和逻辑思维。
朱棣文上了大学之后，对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父亲本来不希望孩子学物理，因为物理实验枯燥无味，而且这个领域已经被前贤作出了太多成绩，很不容易再上一层楼。但是考虑到孩子的兴趣，父亲并没有多加反对。多年之后，成功了的朱棣文在各种场合总是反复感谢父母给予的宽松与自由。
故乡之行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朱棣文，具有完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的一切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但是，他的骨子里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根在中国。而父母的祖籍江苏太仓，则成为他的魂牵梦绕之地。
朱棣文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是1998年8月24日，他应邀到上海嘉定中国科学院光机所讲学。受父亲朱汝瑾的嘱托，在王育竹教授的安排下，忙里偷闲，来到距上海仅18公里的太仓寻根访祖。心直口快的朱棣文见到家乡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也晓得我得诺贝尔奖的事?”太仓市政协副主席曹浩亲切地回答说：“怎么不晓得，家乡人民还要欢迎你呢！”说罢，曹浩立即把收集到的有关朱棣文获奖的一大堆资料拿给他看。一股暖流涌上朱棣文的心头，他没有想到家乡人民会这么关注、了解他这个华裔科学家。
曹浩先生带朱棣文来到了朱家老宅的宅基处——这条建于明代的老街刚刚在旧城区改造中拆除，新楼正在竖起。那次讲学时间安排得很紧，朱棣文在太仓只停留了几个小时，甚至连祖父母的墓也没能去祭扫，这给寻根的朱棣文留下一点遗憾。
2000年8月24日至25日，朱棣文专程到祖籍地江苏省太仓寻根祭祖，这是他第二次故乡行。
这次回乡，朱棣文是与太太吉恩·朱一起来的。吉恩非常喜欢太仓。太仓市政协副主席曹浩向朱棣文赠送了朱棣文祖父、祖母的大幅照片，虽然几经翻拍的照片已经泛黄，但朱棣文祖父身着长袍坐在藤椅上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祖母也是端庄贤淑。朱棣文接过来后，欣喜万分，他恭恭敬敬地将祖父照片捧在胸前，一个劲地问夫人：“像不像？你看我像不像我祖父?”
朱棣文的叔叔朱汝琛及婶婶田龙珍、姑妈朱汝宇(现名金灼章)、朱汝宙，还有堂兄堂妹、表兄表妹共6个家庭20多人，当天纷纷从上海、南京、镇江、苏州、昆山等地赶来，朱棣文很感动。他请堂妹朱文静(朱汝琛之女)将每个亲戚介绍给他，介绍到长辈时，他就恭恭敬敬地鞠一躬；介绍到同辈兄妹时，他就握手致意。为了让年迈的父母也能和这些亲戚“见面”，朱棣文用数码相机为每家人拍了照。有时为了取一个角度，他甚至蹲下来为大家拍摄，每拍一张，他都要仔细检查拍得是否完美，然后再拍下一张。他说：“这次回乡是我们家族的一次大团圆，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刻。”
朱棣文得诺奖后，太仓将现代化的新区小学改名为朱棣文小学。这次回乡，考察朱棣文小学也成了他的重要行程。正值暑假，只有参加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在教室里。在英语课外小组，几位天真活泼的小学生很有礼貌地向朱棣文问好，用简单流利的英语与朱棣文交谈。看到家乡的孩子，朱棣文非常兴奋。在书法美术兴趣小组，学生们有的在画水彩画、蜡笔画，有的在进行手工制作。当朱棣文看到孩子们用一些废旧材料制作成的自行车、坦克车、摩托车、龙舟、恐龙、城堡、东方明珠等模型时，他立即用数码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一位叫邵益菁的小女孩，将自己在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中获金奖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朱棣文。朱棣文惊奇地说：“小小年纪，能写这么好的字，真了不起!”
在音乐艺术教室里，朱棣文仔细聆听了一位五年级的女生丁雯弹奏的古曲——《秦桑曲》。他伫立在那里，一直听到全曲弹完，并举起双手，带头为小女孩的精湛演奏鼓掌，主动上前与小女孩合影留念，夸奖她弹得好。
临别之际，学校邀请朱棣文题字，并给他递上了毛笔。面对毛笔，朱棣文傻了眼——他根本不会用毛笔！校方赶紧换上了签字笔，朱棣文高高兴兴地接过来，英语题字一挥而就：“小学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求知的重要第一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热爱学习。”落款处，他认认真真地用汉字竖着写了“朱棣文”三个字。这三个字写的就像小学生写的一样歪歪扭扭，但是看得出来，朱棣文非常喜欢自己的中国名字。曾经有记者问朱棣文：“有报纸说您的名字不是朱棣文，甚至没有中文名字，是不是这样？”朱棣文听后双眉紧锁，很严肃地回答：“不对。虽然我不会讲中文，但是我有中文名字。”说罢，朱棣文摊开手掌，以指代笔，在手心上写了中文“朱棣文”三个字，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中文名字，它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天堂的选民
朱棣文的行政秘书冯平说：“朱棣文教授是一位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普通人。”
凡是接触过朱棣文的人，都说他是一位非常容易接近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大牌科学家可能会有的高不可攀，而是很随和，很斯文，很幽默，很开朗。
朱棣文的家，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小区里，一座面积并不大的两层小楼，简单的三室两厅，简单的装修和家具，房前屋后也只有一小片草坪而已。草坪上停着他每天上班要骑的山地车。1997年他分得了税后诺贝尔奖金10万元，朋友问他这些钱怎么用。他很认真地说，这些钱除了还贷款、给孩子上学用之外，剩下的准备买辆山地车上班用——这就是这辆骑了10年的红色山地车的由来。他天天骑着它上班，有一次学生们还看到他在校园里摔了一跤。
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的李剑君、曹慧教授来说，拜访朱棣文教授家的经历使他们终生难忘，而与朱棣文的交往更是如沐春风。他们赴美国拜访朱棣文时，秘书冯平来接机，一见面就说：“你们的访问提纲我已经对朱棣文说了，到时候你们可以随意向他提问，他没有一点架子，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他讲话也常常信口开河，没有顾忌。”
当天晚上，冯平就接李剑君夫妇去朱棣文家。远远的他们就看见朱棣文已经笑容满面地等候在门口。为了迎接客人，朱棣文夫人已经精心地准备了两天，她准备的三文鱼、竹笋等都是新鲜而又价格不菲，在美国都是款待贵客的原料，而每一道菜包括蔬菜沙拉、蛋挞这样的甜点、餐后水果都制作精美，让人食欲大开。整个晚宴过程中，朱棣文教授始终亲自为客人布菜，轻声问“够不够”，这样的细致、周到，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他说，自己前两天去一所中学作报告，实在太忙，否则做饭的一定是他了。冯平问：“你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给中学生做报告有什么意义？”朱棣文满怀深情地说：“这是死后可以上天堂的事。”
邂逅网球场
朱棣文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婚姻很短暂，是他学生时代结的婚，第二次婚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棣文与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朱棣文很爱自己的儿子，他在自己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小儿子的稚嫩的画作。两个孩子小的时候，经常来他的办公室做功课，但他实在太忙，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他给孩子洗澡、洗衣服的时候，总是一边洗一边想自己的实验，用毛巾机械地往孩子身上撩水，一洗洗两个小时。他就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甚至把床也搬到实验室去了，家务事和照顾淘气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到太太一个人身上。上班族太太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不顾家”的丈夫，只好与他分手了。
此后，朱棣文更是把全部精力献给了科学，对感情无暇顾及。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网球场上遇到了网球高手、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吉恩。吉恩打球赢了朱棣文，也赢得了朱棣文的心。这个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士，与朱棣文有着极其相似的情趣。用吉恩的话说：“朱棣文喜欢科研、网球、游泳、旅游、烹饪、古典音乐、阅读，而我除了游泳，所有的爱好都和他一样。”两颗心对彼此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朱棣文的这次婚姻很幸福，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为自己挑选了一位合适的好妻子。20年了，他们的感情依然那么深厚，既是思想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是生活上互相照顾、情感上相互吸引的伴侣。在朱棣文的生活照中，只要是和吉恩的合影，两人总是手牵手，亲密无间。吉恩热爱中国文化，喜欢收集泥茶壶，会做红烧鱼、春卷等中国菜，也同样尊敬朱棣文的父母、兄弟和家庭。
吉恩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我非常幸运，能够和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男士共同生活。”她深深地爱着朱棣文，全力支持朱棣文的科研工作。朱棣文将宝贵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从不停止，“休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即使在旅途中，他也拿着笔不停地运算。虽然他很少休闲时间去陪妻子，但吉恩不仅一点不埋怨朱棣文，还十分高兴地将自己融入朱棣文的科研事业中。她随朱棣文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演讲，不仅不感到旅途的劳累和会议的枯燥，还能从每一天中感受到兴奋和激动。在斯坦福物理系日常的工作中，吉恩还会利用自己曾经做过斯坦福校长助理的经历，帮朱棣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酷似张德培
只要不工作，朱棣文就是个静不下来的人，他非常喜欢运动。这是性格使然。
小时候的朱棣文活泼好动，没有一刻闲着，不是在家里爬上爬下，就是在学校里玩橄榄球、棒球和篮球，有时还会玩玩冰球。上八年级时，朱棣文又迷上了网球，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本如何打网球的书，认认真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就这样自学书本知识外加勤奋练习，他的球技提高很快，在校队当了三年替补队员。后来他又爱上了撑杆跳。他从地毯店里找来一根竹竿，每天苦练，不知摔了多少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快，他能跳过8英尺（1英尺=0.3048米）的高度了，但这个成绩还不够加入校田径队的资格，这使少年朱棣文甚是遗憾。
网球、登山、骑自行车、游泳这些运动爱好，都被他保留了下来，虽然工作相当繁忙，但只要有机会，他就动一动。现在，他依然能每周打好几个小时的网球。对他来说，体育活动是舒缓紧张情绪的最好方法，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
朱棣文喜欢打网球是出了名的。每次出差，网球拍子常常是他行李箱中必带的物品。1998年3月，朱棣文到台湾演讲，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博士邀请朱棣文比赛网球。赛场上，朱棣文身着白色球衣，容光焕发，英姿勃勃。整个比赛，两位诺奖得主都充分发挥了科学研究中的百折不挠精神。因为经常运动，朱棣文步履矫健，根本没有一点“年过半百”的感觉。他底线抽球强劲，网上拦截迅速，有些明知很困难的球也不放弃。两个高手相遇，打得难舍难分，这场球一口气打了三场，分别是一胜、一负、一和。赛后，朱棣文谦虚地说：“李远哲是天生的运动员，网球打得比我好。”而李远哲则大夸朱棣文的球风和网球名将张德培很相似。
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馆，是朱棣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为了方便，他的游泳衣和一块旧得不能再旧的浴巾，平时就放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有一次，朱棣文回故乡太仓探亲时，偶感风寒，返回上海后，他立即到游泳馆游泳，事后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他的感冒已经好了，是游泳治好的。他有三辆自行车，除了那辆上班骑的车子外，一辆是他花了5000块的工资买的，平时可舍不得骑，还有一辆是专门的登山自行车。每到周末，朱棣文或者自己，或者约上夫人，登山去也！每次两三个小时。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着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教授也疯狂
朱棣文最喜欢穿着那件有米老鼠头像的T恤衫，背着双肩背包去上课。在一次年会上，他遇到了自己尊敬的物理学前辈、也曾是斯坦福同事的肖洛教授，就提议与肖洛教授合影。他们高高兴兴地照了一张相之后，朱棣文大喊：“等一下，再照一张！”他撅起嘴，亲着肖洛教授的红脸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直到多年后肖洛教授已去世，他还常常给朋友得意地展示这张照片，像个孩子似的笑。
朱棣文的学生甚至经常被导师吓一跳。有时朱棣文会突然跑到实验室里，激动地把自己刚刚经历的一些好笑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当学生抱着头苦思冥想实验细节时，朱棣文会突然出现在学生的面前，向学生扮着鬼脸，学着动画片的语气说：“咕咕咕，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学生看了他这个样子也哭笑不得。
有一次，朱棣文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会议，刚回到学校，他就比手画脚、又说又笑地向学生们讲述鸭嘴兽跳进水中的样子，他一边讲述，一边毫无顾忌地模仿鸭嘴兽摇摇摆摆走路的怪模样，引得学生捧腹大笑。
物理系办公楼的楼道里，放着一个电热水壶，这是朱棣文从家里拿来的。有的老师或者学生很粗心，倒完水就走了，也不看看壶里还有没有水。没过多久，水壶边上就贴了一张纸：“如果壶里的水少于三分之一，请加水。否则，我就把它拿到我的办公室去了。”这张纸条就是朱棣文的杰作。而这之后，水壶再也没空过。
诺贝尔的得奖晚宴，被他形容为“受罪”，因为上菜很慢，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只要瑞典国王王后不站起来，谁也不准离席，上厕所也不行。所以在吃饭前几个小时，朱棣文就不敢喝水了，尽管席间的红葡萄酒很好，嗜好红酒的他也不敢敞开怀喝。许多前任诺贝尔奖得主已经七八十岁了，同样不能随便离席，他们的表情看上去仿佛“受酷刑”一样。不敢吃不敢喝，又坐着没事干，朱棣文仔细地研究开了坐在他身边美丽的瑞典皇后与公主。他回国后告诉同事们，她们佩戴的珠宝很有讲究，皇后的大别针上有国王的侧面肖像，正好对着皇后的脸，“这样皇后就永远逃不开国王的注视啦！”每每说到这里，朱棣文总是和听众一起哈哈大笑。
诺贝尔级大厨
朱棣文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下厨做菜，并与妻儿、亲友一起享用。他的烹饪手艺很高，中国菜、意大利菜、法国菜、墨西哥菜等中西料理他都在行。其中以中国菜、墨西哥菜最拿手，因为他的太太很喜欢中国菜的色香味俱全，而他与前妻生的两个小孩偏好墨西哥菜的辣劲。他甚至还会做烤鸭，调制香槟酒，第一次到朱棣文家做客的朋友往往惊讶于这位“诺贝尔级大厨”的手艺如此全面。而他也要亲自给每一位客人布菜，确定他们每个人都吃饱了才放他们回家。
提到下厨的“启蒙期”，朱棣文回忆说。有一次，三兄弟跟妈妈在厨房包馄饨：“当时大家排成一列，妈妈负责调馅，大哥则在前头擀面皮、填装馅，我跟小弟弟在后面负责捏馄饨，好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很有趣。”这以后，朱棣文便常常在厨房里跟母亲学做菜。
学得几样“花招”后，中学以后的朱棣文，就常常单独下厨，做饭带到学校去。美国学生多半带两个三明治、一瓶牛奶；但是朱棣文的饭可就多彩多姿了，有时候是中国菜，有时候是墨西哥料理，使那些美国同学十分羡慕。
到了研究所，朱棣文也常拿着食谱研究，并做菜与朋友分享。他经常自己做饭，饺子包得十分出色。每逢家人聚会时，朱棣文总会大显身手，亲自下厨，为大家献上一顿丰盛的美餐，而他的母亲要来给他做帮手时，他总是执意不让：“妈妈，你歇歇，不用你帮忙，你会越帮越忙，我自己完全可以。”
朱棣文喜欢烹饪，也是个好厨师，每个吃过他饭的人都说他是个顶呱呱的厨子。一次，同事的女儿对朱棣文说：“我可没有时间做饭。”朱棣文对她说：“做饭很容易，一定要先有个安排，你回家一定要做饭，无论时间多晚，都要回家做饭。”朱棣文自称自己做饭比吉恩还好，但他又幽默地说，这可不能告诉吉恩。朱棣文认为，做饭能锻炼能力，同事们到他家，都是他自己做饭。他认为动手做饭跟做实验一样，可以训练一个人的专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冰箱里找剩菜，拿仅有的材料下厨，在有限资源中求变，这种经验、能力对他日后在研究中解决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有很大的助益。朱棣文认为，所有男性应以能烹饪为傲，也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
李远哲与朱棣文的看法不谋而合，过去他在选拔优秀生入大学时，曾淘汰了一些被称为非常优秀的孩子。当时孩子的父母很不理解。李远哲认为，这些只会念书的孩子，连煎蛋、煮蛋都不会，怎么可以做实验?
不会说汉语
朱棣文始终不讳言，最大的遗憾是作为中国人，却不会说汉语。朱棣文七八岁的时候，父母也曾经送他去上周日汉语学校。但是调皮叛逆的朱棣文不想周日还要早起上课，更不想说汉语让自己变得和周围其他孩子不一样，所以坚决抵抗父母的这一安排。而错过了学习语言最快的儿童时期后，成年的朱棣文再也没有机会学汉语了。这一点父母也替他遗憾。
曾经有一阵他也想过重拾汉语，但是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行政工作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汉语并不容易学，需要停下手头事务专心致志，现在正是自己出成果最好的时候，只好把汉语往后排一排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上海世博会议大厦举行，有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科学家参加。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是第一位大会报告人。丁肇中上台后，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朱棣文，说：“Steven，对不起，我要用中文讲了。”朱棣文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他在台下听着演讲，也不知道听懂了多少，幸亏幻灯片是中英文对照的。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朱棣文。
朱棣文和夫人都是再婚，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孩子。朱棣文的孩子们也都很聪明，用他同事的话说就是：在美国，聪明的小孩容易走到别的路上去。因为工作很忙，朱棣文没有精力把握孩子的前途和他们交的朋友，以致于他的大儿子连大学都没上就直接进入社会工作了。
只培养科学家
朱棣文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师。在斯坦福大学，朱棣文被称为该大学物理系最聪明、最友善、最努力的教授。
朱棣文经常对学生们说：每一个好的科学家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一旦选择了科学研究的目标，就要坚持下去。尤其是物理学研究，必须要有长时间的投入和无数次失败，才有可能锻造成功。他的一个博士后，曾因一项实验没有成功而灰心丧气。朱棣文给他打劲说：“不要放弃尝试，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会获得提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这样，正因为反复做实验，以前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实验，现在只需几星期，甚至几天就能完成。实验中遇到新情况时，我就能及时想出解决办法。”
朱棣文所在的斯坦福大学，非常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他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只要你想学，那么你就能学好，就会成为一名学者。虽然不一定是科学家，但你会成为一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
朱棣文不允许学生对待学业有丝毫懈怠。如果某个学生在研究时缺少拼搏与严谨的精神，没有按研究进度去做，朱棣文也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个学生狠狠地教训一顿。有时候，当学生以为朱棣文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而稍有放松时，朱棣文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实验室看学生是如何做实验的。
从台湾大学来的裘盛蔚，是朱棣文的博士生。裘博士说：“通常有人毕业了，朱棣文都会主动地提出来请同学们到他家聚会。我做过朱棣文的助教，他为了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盲点，经常准备教案到夜里三四点钟，而一早又来上课了。他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讲课，讲物理学中的一些小故事，引起学生的兴趣。没见到朱棣文之前还有些怕他，因为人家是大牌教授啊！但是一接触，就发现他跟普通人一样。对成绩差的学生，他会约时间与他们谈话。学生问他问题，他就会发现学生思考的盲点是什么。如果你不懂，他不会不耐烦地将书丢给你，而是耐心地又讲、又写、又画。”另一位博士张云翔感慨的是，他刚来时，只是重视实验，想得并不多。有一天朱棣文对他说：“我把你招来是要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不是做技工的!”“我培养的是未来的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
朱棣文要求学生很严格。比如在有的实验室做实验，有人可以将纸随便丢在实验室的地上，而在朱棣文的实验室里却不容许，每天做完实验，他都要大家清理干净再走。在激光实验室做激光实验时．他要求同学们必须将实验室门口的红灯打开，以示意人们此时不能进去。每次做实验，朱棣文都要反复强调这项要求。讨论时，有的学生会大概估计一下实验数据，而朱棣文却不容许这样做，他不允许实验数据是“大概”的。曾有个研究生在朱棣文这里做了8年研究生，但因为数据分析没有完成，就无法毕业。这个学生实在忍不住了，最后不得不离开这里。一些老学生说，给朱棣文当研究生实在不容易，一般都要七八年才能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