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从杀虎口到日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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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
  
  晋商因为抓住机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富甲海内,人人敬重;500年辉煌之后,晋商又因为没有抓住机遇,失去了继续发展、再造辉煌的可能。
  
  走出杀虎口
  
  走西口走的就是杀虎口。
  在雁门关以北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个叫歧道地的村子,村边有两条路,一条去往张家口,另一条就通往杀虎口。走出杀虎口,大漠的气候条件异常险恶,还有土匪出没,不知道多少走西口谋生的山西人在这里走上了黄泉路。
  口外不是遍地金沙,后来显赫的富商刚开始时,大多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条件非常艰苦,但一代代的山西人还是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
  为生活所迫,走西口几乎成了不少山西人求生的惟一出路。明清县志里对当年山西的记载多为:“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许多人外出经商,以谋求生活的补救。”
  杀虎口没有创造山西商人,山西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经商了,但杀虎口缔造了山西的商业辉煌。
  朱元璋推翻元朝,大将徐达追击蒙古人至大漠,在山西北部屯兵九镇,军队一度有120万之多。这么多的人都需要商品供应,政府为此推行了“开中法”,即通过鼓励商人向边境输送粮食来换取卖盐的特权。
  山西人的机会来了,而且他们抓住了机会。
  山西不缺盐,盐可以说是那时山西惟一拿得出手的商品,那会儿还没煤炭什么事。粮食是山西紧缺的,但紧邻的河南、山东都是产粮大省。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收集来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用粮食从朝廷手中换到贩盐的特权,从贩盐的过程中赚取利润。
  盐为山西商人提供了第一桶金,直到1931年,山西渠家还斥资40万在汉口码头买了座储盐的仓库。清乾隆元年(1736),乔家商业的开创者乔贵发推着独轮车离开了乔家堡。乔贵发出杀虎口加入的驼班叫“大盛魁”,“大盛魁”的创始人就是三个随军小贩。乔贵发有了一点积蓄后,就开店做生意,到他孙子乔致庸的时候,生意已经遍布全国。
  
  银行鼻祖日升昌
  
  1823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随后,雷履泰开办了一家专门经营汇票的商号——日升昌。
  票号的出现标志着晋商最辉煌时刻的到来。
  万两白银,其重量大约1000公斤,如果生意遍布全国,带如此重的银子做交易,费时费力,票号的应运而生解决了这个麻烦问题。
  票号不仅方便了商业贸易中的结算,而且可以赚钱,更重要的是,它被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银行的祖型。日升昌这个鼻祖式机构就在平遥西大街,一座平常的四合院,却开创了中国金融的新时代。
  此后,平遥一带的商贾纷纷仿效日升昌,先后在平遥城内开设票号。渠家大院将分号设在家里,将总号设在平遥,而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等其他富贾们也纷纷在祁县、太谷设立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
  到清末的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英国驻上海领事这样描述山西票号的巨大运转力:“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票号为山西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1900年,慈禧西逃长安的路上,山西票号负担了他们的全部花销,大德通一家票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他们没有办银行
  
  1914年的一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由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创办的、经营了近百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了,这条消息在当时的金融界引起了震动。
  票号的兴盛曾经一度为平遥这个小县城带来不少的财富,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票号衰败,晋商随着山河日下。
  票号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社会的动乱和频繁的战争。太平军起义后,南方票号首遭劫难。许多票号还没来得及撤出,就被太平军占领,损失惨重。辛亥革命以后,大小军阀混战不休,山西票号被抢被烧被勒索,损失惨重,遍布四方的贸易也不断萎缩。日本侵华后,很快攻占了山西,在这场民族浩劫面前,晋商彻底衰败。
  但晋商在经受战乱打击的同时,他们有一着棋是绝对的失策,那就是拒绝创办银行。虽然这个决定在晋商衰败中的影响不好评估,但晋商丢掉了再次引领中国金融业的机会。
  1900年,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逐渐侵蚀了山西票号的业务,给山西票号很大的竞争压力。晋商中的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纷纷寻求改革,重振票号雄风。
  1904年,慈禧太后决定在中国实行改革。朝廷邀请山西票号的分号经理们商讨,创办大清户部银行,一方面邀请晋商入股,另一方面让票号的人来主持银行。
  真是天赐良机,山西票号本可以借此机会革故纳新,重上正轨。谈判已经进行得很深入,朝廷已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深宅大院里的大老板们让中国金融失望了,他们一致拒绝这个提议。
  晋商依然有机会建立银行。和朝廷的合作告吹后,京城的分号经理们开始商讨自己合组银行,最后大家也都同意组建三晋汇业银行,但是小县城里的大老板再次否决了这个提议。
  机会再次溜走。等到军阀混战的时候,大老板有心再提组建银行,但已无力回天,票号内部分崩离析,辉煌数百年的晋商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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