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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拜读了方志远教授的五篇论文：《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五篇论文看似独立，却有着共通的一条线——明朝的多元化社会。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展现了“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逐渐出现与并存。论文读罢，更是有一些粗浅体会与些许启示。
关键词：明朝；价值标准；多元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I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57-01
一
读了方志远教授的论文《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五篇论文看似各自为篇，相互独立，但读完之后才发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着，论文之间有着共通的一条线——明朝的多元化社会。《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从整体上来阐述明代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从宏观理论的角度写出明朝多元化社会的表现形式，即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出现与并存。其他四篇论文则算是这三种标准价值在社会表现出来的具体层面。
（一）仕途价值标准。洪武至正统时期，仕途和官本位是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此时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中，举业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中原之民对举业有更大的热情，因为通过赈灾助饷旌为义民、获取冠带，在当地是十分体面的事情。
（二）财富价值标准。正统至成化时期，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 财富。它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政府向富人寻求帮助，通过授予“冠带荣身”等荣誉称号作为奖励或交换。个人财产的合法性被政府承认，民众在仕途之外，有了财富的选择，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此外，我认为明成化时代引领的“享乐之风”、“浮躁之风”、“奢侈之风”也与财富的价值标准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关系。
（三）文化价值标准。成化至正德时期，第三种价值体系开始出现： 文化。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便是以小见大，将传奉升授现象上升到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传奉官身上集中体现了正统成化年间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共同喜好和需求。《“山人”与晚明政局》中，文化价值标准的出现、兴起，依次出现了娱乐型、政治型、游食型三种“山人”类型，“山人”也是显示文化价值标准的典型现象。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形成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明朝社会进入多元化。
从以上分析得出，正是明朝多元化社会下仕途、财富、文化这三种价值标准使五篇论文相互联系、相互结合。总之，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反过来它又给社会以严重影响。
二
“鉴古知今”，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将经验与教训作为依据，更好的指导实践活动。 作者对明朝社会中的现象上升到社会需求、价值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多元化社会的明朝走向衰亡进行深层思考，得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规律。作者之所以能够得出富有理论深度的结论，正是基于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所以，这五篇论文不仅富于较强的学术意义，也充满着现实关怀。
（一）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论文既有宏观的理论概括，又有微观的材料考索。《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简洁而又有深度的总结明朝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其他四篇论文则从国家政策或者社会现象的一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研究，从具体问题入手，经严谨论证，让微观细腻的一个个“点”来撑起明朝社会的整个“面”，进而使宏观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性。
（二）参考资料丰富，史料翔实。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这几篇论文以正史官书为主要材料，同时参考了文集、地方志等，还利用了作者本人及其他大量学者的著作，所以史料丰富。此外，作者引用《明史》《明实录》等，切实保证了史料的权威性；其次作者敢于质疑和校订错误史料，力争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作者指出：“虽然弘治初对传奉官的革除比成化二十一年相对严厉， 但并未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尽汰’ ， 而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进行‘量汰’ 或‘降黝’”。最后，作者善于结合多方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作者不仅以《明实录》为主要材料，更结合一些地方志来证实材料的可信度。正是如此扎实的史料积累，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剖析深入，论证严谨。作者凭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以及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将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与总结，从而再上升到理论的新高度。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作者搜集、整理、总结关于“传奉官”的大量数据，譬如“传奉官”的类别、数量、身份等等，并绘制成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理有据的深入分析，从而用“传奉官”现象反映出社会的需求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亦是运用此方法。正是這种扎实的数据再结合严谨的论证让对明朝社会的研究从分析的深度到理论解释上都提升了一个高度。
三
当然，再优秀的论文也都会有些粗疏之处。在《“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第二部分中写到：“先看正统时期率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河南、山西。正德五年被派往这里‘总督税粮’、‘ 巡抚地方’的，是当时的政坛新星于谦。”《明史·于谦传》载：“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诏遣御史捕之。帝知谦可大任，会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当时之“帝”为“明宣宗”。所以，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应是在宣德五年。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
[2]方志远、李晓方.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J].历史研究，2004（6）：69-82.
[3]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J].历史研究，2007（1）：41-62.
[4]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99-220.
[5]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2012，52（5）：5-9.
[6]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136-157.
作者简介：孔斌斌（1991-），男，山西临汾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关键词：明朝；价值标准；多元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I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57-01
一
读了方志远教授的论文《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五篇论文看似各自为篇，相互独立，但读完之后才发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着，论文之间有着共通的一条线——明朝的多元化社会。《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从整体上来阐述明代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从宏观理论的角度写出明朝多元化社会的表现形式，即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出现与并存。其他四篇论文则算是这三种标准价值在社会表现出来的具体层面。
（一）仕途价值标准。洪武至正统时期，仕途和官本位是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此时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中，举业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中原之民对举业有更大的热情，因为通过赈灾助饷旌为义民、获取冠带，在当地是十分体面的事情。
（二）财富价值标准。正统至成化时期，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 财富。它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政府向富人寻求帮助，通过授予“冠带荣身”等荣誉称号作为奖励或交换。个人财产的合法性被政府承认，民众在仕途之外，有了财富的选择，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此外，我认为明成化时代引领的“享乐之风”、“浮躁之风”、“奢侈之风”也与财富的价值标准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关系。
（三）文化价值标准。成化至正德时期，第三种价值体系开始出现： 文化。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便是以小见大，将传奉升授现象上升到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传奉官身上集中体现了正统成化年间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共同喜好和需求。《“山人”与晚明政局》中，文化价值标准的出现、兴起，依次出现了娱乐型、政治型、游食型三种“山人”类型，“山人”也是显示文化价值标准的典型现象。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形成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明朝社会进入多元化。
从以上分析得出，正是明朝多元化社会下仕途、财富、文化这三种价值标准使五篇论文相互联系、相互结合。总之，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反过来它又给社会以严重影响。
二
“鉴古知今”，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将经验与教训作为依据，更好的指导实践活动。 作者对明朝社会中的现象上升到社会需求、价值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多元化社会的明朝走向衰亡进行深层思考，得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规律。作者之所以能够得出富有理论深度的结论，正是基于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所以，这五篇论文不仅富于较强的学术意义，也充满着现实关怀。
（一）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论文既有宏观的理论概括，又有微观的材料考索。《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简洁而又有深度的总结明朝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其他四篇论文则从国家政策或者社会现象的一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研究，从具体问题入手，经严谨论证，让微观细腻的一个个“点”来撑起明朝社会的整个“面”，进而使宏观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性。
（二）参考资料丰富，史料翔实。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这几篇论文以正史官书为主要材料，同时参考了文集、地方志等，还利用了作者本人及其他大量学者的著作，所以史料丰富。此外，作者引用《明史》《明实录》等，切实保证了史料的权威性；其次作者敢于质疑和校订错误史料，力争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作者指出：“虽然弘治初对传奉官的革除比成化二十一年相对严厉， 但并未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尽汰’ ， 而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进行‘量汰’ 或‘降黝’”。最后，作者善于结合多方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中，作者不仅以《明实录》为主要材料，更结合一些地方志来证实材料的可信度。正是如此扎实的史料积累，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剖析深入，论证严谨。作者凭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以及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将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与总结，从而再上升到理论的新高度。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作者搜集、整理、总结关于“传奉官”的大量数据，譬如“传奉官”的类别、数量、身份等等，并绘制成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理有据的深入分析，从而用“传奉官”现象反映出社会的需求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亦是运用此方法。正是這种扎实的数据再结合严谨的论证让对明朝社会的研究从分析的深度到理论解释上都提升了一个高度。
三
当然，再优秀的论文也都会有些粗疏之处。在《“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第二部分中写到：“先看正统时期率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河南、山西。正德五年被派往这里‘总督税粮’、‘ 巡抚地方’的，是当时的政坛新星于谦。”《明史·于谦传》载：“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诏遣御史捕之。帝知谦可大任，会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当时之“帝”为“明宣宗”。所以，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应是在宣德五年。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
[2]方志远、李晓方.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J].历史研究，2004（6）：69-82.
[3]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J].历史研究，2007（1）：41-62.
[4]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99-220.
[5]方志远.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2012，52（5）：5-9.
[6]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136-157.
作者简介：孔斌斌（1991-），男，山西临汾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