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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序幕。灾难深重的近代史在那个时刻出现转机，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崇尚民主、崇尚科学，在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共识。这一切，又得益于110年前发端的一场教育变革。
李鸿章从马关春帆楼带回的一纸和约，不仅彻底摧毁了在东亚延续数千年的中华帝国朝贡体制，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诗人悲叹“万马齐喑究可哀”；政论家呼唤“少年中国”脱颖而出。曾留学英伦，睁眼看过世界的严复发现，中国落后的关键在于她的教育科目和目的都太单——“夫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而。”
就在“清流”名士慷慨抒怀之际，洋务派“能臣”蛊宣怀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其中，1896年4月在上海筹办的“南洋公学”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办学堂是当时“强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洋公学开办两年后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作为人类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知识，仍被当作“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
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变革相比，南洋公学可谓锐意进取。盏宣怀创办的这一批学堂，与千百年来一直就有的“辟雍”、“乡泮”、“国子监”、“翰林院”是如此的不同。它们从教学内容和教育目的两个方面彻底改造了中国传统教育。新学堂的第一个新颖之处是不“学古”而“学西”。工程学、 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即法律学)首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坚船利炮的说服力首先让洋务派“能臣”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办实业的需要，他们创办的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技术型知识分子，让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的另一套知识体系。
这些为开矿、造船储备人才的学堂主动切断了学生的“入官”之路。1897年4月，盛宣怀上疏光绪帝，奏请免除新设各学堂学生的岁科春秋两试，以便“专精新学”。朝廷照准后，科举首先在南洋公学停办，比全国正式废除科举早了八年。断了“入官”之道的学堂，注定要培养出与科场单子迥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
直至清朝灭亡，洋务派也没有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观愿望，但他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引入教育体系的努力，却打下了中国现代理工科教育的基础。由南洋公学发展而来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成为中国理工学科科研、教学最重要的基地。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枚运载火箭都诞生在这里；23位“两弹元勋”中，有6位毕业于交通大学。
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从陌生，排斥到熟悉、崇尚，最终将科学精神与我们悠久的文化融为一体；近现代科学技术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成为增强国家实力、增进人民福祉不可或缺的手段。回顾这一段历史，更能彰显110年前那场教育观、知识观大变革的意义。
崇尚科学之风为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成果。曾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在对学生演讲时说，自然规律是不会向人的意志低头，一个公理一经证明，“虽有君父之严，贲、育之勇，(张)仪、(苏)秦之辩，岂能夺其是非?”所以欧洲科学家像布鲁诺、伽利略等人，都宁可忍受牢狱之灾，火刑之苦，与教廷公然龃龉，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发现的真理。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自然科学的这种认识习惯，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他们不再相信一句话是孔子说的，就一定正确；是盗跖说的，就一定不对。科学精神不承认未经检验的权威，不承认君权神授，它最终要与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迎头相撞。
近代科学技术被引入中国教育体系20年后，先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在民主与科学旗帜引导下，发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向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残余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这说明，全民崇尚科学的风气一旦形成，不仅能提高物质生产力，还将推进各项制度创新。
学习科学技术，崇尚科学精神，曾经在生死存亡之秋扭转了我们民族的命运。新的世纪里，科技创新能力竞争仍然是民族国家间竞争最重要的形式。当前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方面最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外在干扰，而是能否清醒认识本国在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任重道远，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经验，但也有明显劣势。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较大缺陷。我们重温110年前首开科技风气的时刻，就是为了汲取前人勇气，破除制度障碍，为科技自主创新创造条件。
李鸿章从马关春帆楼带回的一纸和约，不仅彻底摧毁了在东亚延续数千年的中华帝国朝贡体制，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诗人悲叹“万马齐喑究可哀”；政论家呼唤“少年中国”脱颖而出。曾留学英伦，睁眼看过世界的严复发现，中国落后的关键在于她的教育科目和目的都太单——“夫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而。”
就在“清流”名士慷慨抒怀之际，洋务派“能臣”蛊宣怀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天津中西学堂”，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其中，1896年4月在上海筹办的“南洋公学”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办学堂是当时“强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洋公学开办两年后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作为人类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知识，仍被当作“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
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变革相比，南洋公学可谓锐意进取。盏宣怀创办的这一批学堂，与千百年来一直就有的“辟雍”、“乡泮”、“国子监”、“翰林院”是如此的不同。它们从教学内容和教育目的两个方面彻底改造了中国传统教育。新学堂的第一个新颖之处是不“学古”而“学西”。工程学、 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即法律学)首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坚船利炮的说服力首先让洋务派“能臣”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为办实业的需要，他们创办的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技术型知识分子，让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的另一套知识体系。
这些为开矿、造船储备人才的学堂主动切断了学生的“入官”之路。1897年4月，盛宣怀上疏光绪帝，奏请免除新设各学堂学生的岁科春秋两试，以便“专精新学”。朝廷照准后，科举首先在南洋公学停办，比全国正式废除科举早了八年。断了“入官”之道的学堂，注定要培养出与科场单子迥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
直至清朝灭亡，洋务派也没有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观愿望，但他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引入教育体系的努力，却打下了中国现代理工科教育的基础。由南洋公学发展而来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成为中国理工学科科研、教学最重要的基地。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枚运载火箭都诞生在这里；23位“两弹元勋”中，有6位毕业于交通大学。
百余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从陌生，排斥到熟悉、崇尚，最终将科学精神与我们悠久的文化融为一体；近现代科学技术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成为增强国家实力、增进人民福祉不可或缺的手段。回顾这一段历史，更能彰显110年前那场教育观、知识观大变革的意义。
崇尚科学之风为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成果。曾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在对学生演讲时说，自然规律是不会向人的意志低头，一个公理一经证明，“虽有君父之严，贲、育之勇，(张)仪、(苏)秦之辩，岂能夺其是非?”所以欧洲科学家像布鲁诺、伽利略等人，都宁可忍受牢狱之灾，火刑之苦，与教廷公然龃龉，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发现的真理。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自然科学的这种认识习惯，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他们不再相信一句话是孔子说的，就一定正确；是盗跖说的，就一定不对。科学精神不承认未经检验的权威，不承认君权神授，它最终要与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迎头相撞。
近代科学技术被引入中国教育体系20年后，先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在民主与科学旗帜引导下，发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向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残余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这说明，全民崇尚科学的风气一旦形成，不仅能提高物质生产力，还将推进各项制度创新。
学习科学技术，崇尚科学精神，曾经在生死存亡之秋扭转了我们民族的命运。新的世纪里，科技创新能力竞争仍然是民族国家间竞争最重要的形式。当前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方面最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外在干扰，而是能否清醒认识本国在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任重道远，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经验，但也有明显劣势。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较大缺陷。我们重温110年前首开科技风气的时刻，就是为了汲取前人勇气，破除制度障碍，为科技自主创新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