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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海会群租蔓延
群租，政府到底应该怎样管，至今还充满争议，也一度没有法规可循，2006年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出台《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对人均使用面积的分割出租依法取缔，居住房屋应当以原规划设计最小的房间为出租单位。
但是，群租涉及房地、公安、工商、税务、安全、水电煤等多部门，上述文件的执行力还在检验当中。更多的群租还在上海的很多角落里悄悄存在。
当房价和中低收入人群数量同时上升，高级公寓里的集体宿合就不会彻底消失。上海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还将在群租房周围上演；外来人口的管理，以及他们的居住保障也在考验这个大都市的胸襟和魄力。
小区居民的苦恼
行健职业学院老师、上海人赵宇清，没有想到自己会和政府整治的群租搭上关系。
前些年，她在闸北区柳营路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室一厅。2004年8月，她把房子租给一个小伙子，签了两年租赁合同。
因为房子是毛坯房出租，租金通过银行卡付，物业费也是一年缴一次，所以赵宇清很少去看房子。房子离租期还有半年的时候，她接到邻居和物业打来的电话，说赶紧让来看看房子，邻居意见很大。
“我去看了，80多平方米，没有分割，而是上下铺，居然住了20多个人，再找以前的那个小伙子已经找不到了。他把房子后来交给房产中介，中介再转租出去，租给小区附近饭店做集体宿合，做起了二房东。男男女女混住在一起，有的拉个帘子，我估计是女的拉的。阳台门玻璃都拆了，阳台、厨房都住满了人。”
“物业来跟我说，人家反映很大的，进出人很杂，电梯流量也很大，因为他们在酒店上班，晚上回来很晚，影响到上下左右居民的休息。我同事正好住楼下，也来跟我说，搞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房子很快到期，赵宇清决定把房子收回去出售。于是就在大门上贴了张纸条，通知租客，几号之前搬走，马上收房等等。
“前后拖了一两个月，他们才搬走。搬了以后，也有后遗症，搞得跟垃圾桶一样，后来买的人装修，下水管里面洗发水盖子、小水果刀等，什么东西都有。”
赵宇清有时候会去她母亲那边住，母亲居住的是以前学校里福利分房分到的老式高层公寓。因为有的老师居住环境改善，搬出去就会把房子出租。同一层面，就有邻居把房屋出租给七八个外来打工的年轻人。
“年轻人，精力很旺盛的。但是活力过头，居民就很烦恼，我们总归希望小区安静、安全，结果他们七八个人很烦的：电梯很拥挤，有时候把旧家具搬出来，在外面吃饭啦，半夜唱歌啦；有时候到走廊里打电话，找人敲门也不好好敲，很大声的；吃完东西，饭盒就放在走廊里。我们是把这里当家的，他们只当是宿舍，住一天算一天。我们也向物业反映的，但是老式公房，物业也不作为。”
但是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动辄上百万元买的房子，每月几百元钱物业费，群租带来的烦恼，他们就没那么容易忍气吞声。
北方佳苑在整治前，小区业主多次写信给闸北区政府，据闸北区芷江西街道人员透露，写给街道的信就有十多封。而就在北方佳苑被整治之后，小区物业经理也被撤职。
盛世年华的业主论坛上，业主也纷纷向小区居委会筹办组袁书记揭发检举。在其他的有关群租的网络论坛上，利益受损的小区居民给群租列举的几大罪状：吵闹扰民、不卫生、水电煤超负荷不安全、群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会引发盗窃、强奸、卖淫嫖娼等行为。
盛世年华居委会筹备组袁书记，对小区的建设相当负责，这次整治群租事件，袁书记颇得业主们信任，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些美容店，还有一些房产中介，员工租住在这里，还有公司办公，业主来反映。现在群租现象已经减少了，查了几处，也签了承诺书不扰民，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7平方，外来人口办理登记手续等等，但是还有少数。”
袁表示，“业主素质都是蛮高的，主要担心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动用民警，每个小区都有一个民警巡逻，还在对群租明察暗访，加强安全防范。”
500万流动人口何处栖居
不可否认，群租给小区居民带来了麻烦，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探访群租房的时候，也深切感受到群租客安全意识淡薄。
因为是集体合租，有些小区的群租房的大门都不关闭。在穆成居住的徐汇的那个高档小区，一楼的房子，他们甚至晚上都不关门，防盗门窗更不可能有，从小区的院子里翻墙入室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星海上景庭，记者以看房为名进了群租屋，进门之后，喊了半天，没人应声。因为每人一个独立的隔间，群租客都把自己的房门一关，不管外面发生什么。真的好比家庭旅馆，大门常年开放，但是却没有门卫把守。
另外，因为人多，水电煤超负荷运转都是安全隐患，群租客以年轻^唇多，生活常识匮乏，的确令人担心。
从安全角度考虑，整顿规范群租市场，不言而喻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取缔群租，显然还值得商榷。
作为上海本地人，深受群租烦扰的赵宇清对于群租的看法，有时候也会自相矛盾。“有时候挺同情他们的，不可能把他们赶走，赶走他们去哪儿，总得有地方住吧，但是干扰了你的生活，又觉得他们挺可恨的。”
她认为，“根治群租，也不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在。所以得想些办法，政府来疏导一下。”
更多的人同意政府用疏导而不是取缔的办法来解决群租的问题。但是，即便是疏导，管理的难度也很大。
盛世年华居委会筹备组袁书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群租，到底归谁管，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现在是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在管，但是管到什么层次？租赁的问题又是要房管所来管，另外一方面夕卜来人口管理，又归公安系统管。说群租是家庭旅馆，是经营行为，又归到工商那里去了。”
将“北方佳苑”群租现象定为非法的主要依据为工商法律法规。工商部门认为，承租者将房子承租后再出租就是一种经营行为——既然是经营行为，就应该有营业执照，否则就是“地下旅馆”，就应依法取缔。
但是，不取缔，难道允许他们办营业执照，正大光明群租吗?显然又是默许了群租，鼓励了群租的发展。
上海绿城小区在整治群租的时候，提出运用上海市财税局对于房屋出租征收租赁税的有关通知中，关于“二房东对于出租收入，要缴纳2．5％租赁税”的制度，管理群租市场，但是至今没有听到执行的消息。
群租事关社会安定，规范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群租事件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反思：为什么上海会群租蔓延?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群租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房价过高、城市规划失当引起的。不少国外大城市的市中心都是低端物业，因为城市的功能决定，那里需要低端的服务人员。如果把低收入阶层都赶往城外，只会加大他们的生活成本，结果必然是这些人再想办法回到市中心。群租现象正是这样产生的。
近年来，房价高企，租金也稳步上扬。2006年3月统计，上海流动人口已经超过500万人。他们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政府目前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那位“存在即是合理的”的二房东，为自己辩护时称，“如果要强制拆除取缔，我坚决反对!我的房客们更不同意!敲掉我的饭碗事小，外来人口没有房住事大!搞不好会出乱子!现在的房子动不动就是上百万，有几个买得起?说穿了，我这也算在帮政府搞廉租房建设嘛!是在为政府分忧解难啊!”
话虽偏激，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说到底，仍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赵宇清建议说，“有没有可能政府扶持建一些青年公寓，或者街道办的那种小旅馆，租赁给这些年轻人。价格实惠点。专门有人打扫，或者饭也包了，还能解决上海‘4050’人们的就业。聚在一起肯定也好管理，不至于像现在矛盾这么激化。”
群租，政府到底应该怎样管，至今还充满争议，也一度没有法规可循，2006年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出台《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对人均使用面积的分割出租依法取缔，居住房屋应当以原规划设计最小的房间为出租单位。
但是，群租涉及房地、公安、工商、税务、安全、水电煤等多部门，上述文件的执行力还在检验当中。更多的群租还在上海的很多角落里悄悄存在。
当房价和中低收入人群数量同时上升，高级公寓里的集体宿合就不会彻底消失。上海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还将在群租房周围上演；外来人口的管理，以及他们的居住保障也在考验这个大都市的胸襟和魄力。
小区居民的苦恼
行健职业学院老师、上海人赵宇清，没有想到自己会和政府整治的群租搭上关系。
前些年，她在闸北区柳营路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室一厅。2004年8月，她把房子租给一个小伙子，签了两年租赁合同。
因为房子是毛坯房出租，租金通过银行卡付，物业费也是一年缴一次，所以赵宇清很少去看房子。房子离租期还有半年的时候，她接到邻居和物业打来的电话，说赶紧让来看看房子，邻居意见很大。
“我去看了，80多平方米，没有分割，而是上下铺，居然住了20多个人，再找以前的那个小伙子已经找不到了。他把房子后来交给房产中介，中介再转租出去，租给小区附近饭店做集体宿合，做起了二房东。男男女女混住在一起，有的拉个帘子，我估计是女的拉的。阳台门玻璃都拆了，阳台、厨房都住满了人。”
“物业来跟我说，人家反映很大的，进出人很杂，电梯流量也很大，因为他们在酒店上班，晚上回来很晚，影响到上下左右居民的休息。我同事正好住楼下，也来跟我说，搞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房子很快到期，赵宇清决定把房子收回去出售。于是就在大门上贴了张纸条，通知租客，几号之前搬走，马上收房等等。
“前后拖了一两个月，他们才搬走。搬了以后，也有后遗症，搞得跟垃圾桶一样，后来买的人装修，下水管里面洗发水盖子、小水果刀等，什么东西都有。”
赵宇清有时候会去她母亲那边住，母亲居住的是以前学校里福利分房分到的老式高层公寓。因为有的老师居住环境改善，搬出去就会把房子出租。同一层面，就有邻居把房屋出租给七八个外来打工的年轻人。
“年轻人，精力很旺盛的。但是活力过头，居民就很烦恼，我们总归希望小区安静、安全，结果他们七八个人很烦的：电梯很拥挤，有时候把旧家具搬出来，在外面吃饭啦，半夜唱歌啦；有时候到走廊里打电话，找人敲门也不好好敲，很大声的；吃完东西，饭盒就放在走廊里。我们是把这里当家的，他们只当是宿舍，住一天算一天。我们也向物业反映的，但是老式公房，物业也不作为。”
但是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动辄上百万元买的房子，每月几百元钱物业费，群租带来的烦恼，他们就没那么容易忍气吞声。
北方佳苑在整治前，小区业主多次写信给闸北区政府，据闸北区芷江西街道人员透露，写给街道的信就有十多封。而就在北方佳苑被整治之后，小区物业经理也被撤职。
盛世年华的业主论坛上，业主也纷纷向小区居委会筹办组袁书记揭发检举。在其他的有关群租的网络论坛上，利益受损的小区居民给群租列举的几大罪状：吵闹扰民、不卫生、水电煤超负荷不安全、群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会引发盗窃、强奸、卖淫嫖娼等行为。
盛世年华居委会筹备组袁书记，对小区的建设相当负责，这次整治群租事件，袁书记颇得业主们信任，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些美容店，还有一些房产中介，员工租住在这里，还有公司办公，业主来反映。现在群租现象已经减少了，查了几处，也签了承诺书不扰民，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7平方，外来人口办理登记手续等等，但是还有少数。”
袁表示，“业主素质都是蛮高的，主要担心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动用民警，每个小区都有一个民警巡逻，还在对群租明察暗访，加强安全防范。”
500万流动人口何处栖居
不可否认，群租给小区居民带来了麻烦，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探访群租房的时候，也深切感受到群租客安全意识淡薄。
因为是集体合租，有些小区的群租房的大门都不关闭。在穆成居住的徐汇的那个高档小区，一楼的房子，他们甚至晚上都不关门，防盗门窗更不可能有，从小区的院子里翻墙入室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星海上景庭，记者以看房为名进了群租屋，进门之后，喊了半天，没人应声。因为每人一个独立的隔间，群租客都把自己的房门一关，不管外面发生什么。真的好比家庭旅馆，大门常年开放，但是却没有门卫把守。
另外，因为人多，水电煤超负荷运转都是安全隐患，群租客以年轻^唇多，生活常识匮乏，的确令人担心。
从安全角度考虑，整顿规范群租市场，不言而喻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取缔群租，显然还值得商榷。
作为上海本地人，深受群租烦扰的赵宇清对于群租的看法，有时候也会自相矛盾。“有时候挺同情他们的，不可能把他们赶走，赶走他们去哪儿，总得有地方住吧，但是干扰了你的生活，又觉得他们挺可恨的。”
她认为，“根治群租，也不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在。所以得想些办法，政府来疏导一下。”
更多的人同意政府用疏导而不是取缔的办法来解决群租的问题。但是，即便是疏导，管理的难度也很大。
盛世年华居委会筹备组袁书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群租，到底归谁管，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现在是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在管，但是管到什么层次？租赁的问题又是要房管所来管，另外一方面夕卜来人口管理，又归公安系统管。说群租是家庭旅馆，是经营行为，又归到工商那里去了。”
将“北方佳苑”群租现象定为非法的主要依据为工商法律法规。工商部门认为，承租者将房子承租后再出租就是一种经营行为——既然是经营行为，就应该有营业执照，否则就是“地下旅馆”，就应依法取缔。
但是，不取缔，难道允许他们办营业执照，正大光明群租吗?显然又是默许了群租，鼓励了群租的发展。
上海绿城小区在整治群租的时候，提出运用上海市财税局对于房屋出租征收租赁税的有关通知中，关于“二房东对于出租收入，要缴纳2．5％租赁税”的制度，管理群租市场，但是至今没有听到执行的消息。
群租事关社会安定，规范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群租事件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反思：为什么上海会群租蔓延?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群租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房价过高、城市规划失当引起的。不少国外大城市的市中心都是低端物业，因为城市的功能决定，那里需要低端的服务人员。如果把低收入阶层都赶往城外，只会加大他们的生活成本，结果必然是这些人再想办法回到市中心。群租现象正是这样产生的。
近年来，房价高企，租金也稳步上扬。2006年3月统计，上海流动人口已经超过500万人。他们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政府目前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那位“存在即是合理的”的二房东，为自己辩护时称，“如果要强制拆除取缔，我坚决反对!我的房客们更不同意!敲掉我的饭碗事小，外来人口没有房住事大!搞不好会出乱子!现在的房子动不动就是上百万，有几个买得起?说穿了，我这也算在帮政府搞廉租房建设嘛!是在为政府分忧解难啊!”
话虽偏激，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说到底，仍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赵宇清建议说，“有没有可能政府扶持建一些青年公寓，或者街道办的那种小旅馆，租赁给这些年轻人。价格实惠点。专门有人打扫，或者饭也包了，还能解决上海‘4050’人们的就业。聚在一起肯定也好管理，不至于像现在矛盾这么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