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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父亲9月26日去军管会报到，被分到衡阳铁路分局当副局长。五天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我们国家的干部制度里有条规定，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退休了叫离休干部；后面参加上作的，不管职务多高，都叫退休干部。
1968年，父亲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退了七八年后，组织部来通知了，说被确认为离休干部，并补了10年少发的钱。他拿着那个钱，感到很搞笑：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到老了，变成了离休干部。
父亲是学桥梁隧道的。毕业后修公路和铁路。他参与过的，最有名的，是通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铁路。这条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1966年开始修，1967年底通车。这条铁路的指挥长是华国锋，我父亲是技术负责人。
父亲的老家在益阳城里，解放后评家庭成分，我祖父是小土地出租户，就是在乡下有土地，但够不上什么大地主。祖父的七八个儿女，父亲排行第四，人称四爷。父亲出生于1908年，他大哥是乡村小学的教书先生，乡村知识分子，父亲跟着他学了些文化。他二哥有武术，在镖局跟别人走镖。老三的思想跟不上时代，总觉得中国以农为本，就是要多买田地、当地主才有出息，他后来被评定为地主分子。老五年轻时候去外地混生活，去了云南，学了开汽车，当了汽车夫。老六年纪小，解放的时候还是初中生，后来他去了通道当小学教师，再后来回到益阳在一个手工业工厂当会计。
父亲的小学是在益阳读的。他们那个时候，每个县都只有几个小学，很稀罕，小学毕业是件很大的事情。那时通信不发达，到毕业发榜那天，就有会认识些字的穷人赚几个小钱。他们看了榜，抄几个名字，例如，我父亲叫刘健，他就抄了，跑去报喜：报喜了，贵府刘四公子小学毕业……他有一套吉祥的话。家里接了他的报喜，就给他泡茶接待，给他一个小红包。他们叫报喜人，在民国初年还有这个行当。
小学毕业后，就要去读中学。读中学就要离开家，要学费，要生活费，这对普通家庭是个负担。我爷爷以前是杀猪卖肉的，后来年纪大了，就没杀了，靠收些地租和儿女的孝敬生活。那时。我父亲要读中学，上面那三个哥哥。也还只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家里经济不富裕。我父亲读书的钱还真拿不出来。父亲小学的校长是我大伯的同学，他上门给我祖父做工作，说你们家刘健少爷天资很高，不读书就浪费了，你们要尽家里的能力让他去读书，以后就不会有遗憾。我爷爷就这个亲戚借几块，那里借几块，要送父亲去读中学。
后来有人告诉我祖父说武汉有个旅鄂中学，不要学费。这个旅鄂中学，是湖南同乡会在武昌办的，专门培养湖南的子弟。祖父就让父亲去考这个学校。父亲考上了，在这个学校读的中学。
中学要毕业时正好是1926年北伐，他和他同学们考虑南北在打仗，他们要到哪里去，将来读什么书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这个问题。他们首先想的是考黄埔军校。但因为南北打仗，在湖南拉锯，交通中断，就没去。这个时候，他有个老师跟他说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最好的理工大学是唐山交通大学，被称为东方的康奈尔大学。他对我父亲说：你既然成绩好，干脆去考唐山交通大学。1927年，父亲就去考了。还真考上了。
父亲在唐山交通大学上的是土木系，不知道是不是桥梁与隧道专业——后来我看铁道部给他的职称证，是桥梁与隧道高级工程师。父亲大学毕业是1931年。他们这个学校，牌子好，毕业生也不多，这么大的国家，到处都要搞建设，很好找工作，而且待遇很高。所以，我父亲毕业以后，就成了现在说的“凤凰男”，去了北宁铁路局，这是北京通往关外的一条铁路（前身为京奉铁路）。他刚毕业的时候住在丰台，是助理工程师。铁路局的待遇很好，一年后转正为工程师，月薪是200光洋，还有30块光洋的租房补助。30块光洋当时能租北京最好的房子了。
我母亲叫庄婉仪，她和父亲结婚是1932年。我父亲有个发小，姓江，江伯伯在我母亲读的中学教过书。母亲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长沙读的。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没钱，就去读了公办、不收学费的桃源师范。师范毕业后，又碰到了江伯伯。江伯伯就说他有个同学叫刘健，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他们就这样认识和结婚了。母亲就也跟着去了北京。
父母亲的生活是存在很多潜在矛盾的。母亲虽然家里穷，但她曾经是达官贵人家的小姐，看到过荣华富贵，知道什么是精致的生活，她对精致的生活是有概念的。我父亲虽然工作后很有钱，但他没见过精致的生活，他不追求精致的生活，觉得没必要。他一辈子觉得生活过得下去就行了，不要太讲究，不要吃得太好，不要穿得太好。他们两个，一个想过穷日子，一個想过富日子，就经常吵架。
民国是没有铁道部的，公路和铁路都归交通部管。抗战开始后，北方就呆不住了。父亲就往南边迁，修四川通往西藏和甘肃等大后方的公路，后来父亲还在中法铁路公司工作过。这个铁路公司是中国和法国台资。确保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铁路交通。所以，我们家在谅山也住过。
1940年代，我父亲主要是修康青公路，从西康到青海。西康就是现在的川西，那时是一个省。省会是雅安。我就是1945年出生在雅安的。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被公派到美国的好几个铁路公司实习——那时叫实习，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访问学者。当时，美国看到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以盟军的名义从中国各行各业选拔了五六百个工程技术人员去美国实习，说战争快要结束了，以后中国要搞建设，这样就有一大批对美国很友好的工程专家控制了中国的技术上层。
父亲回来时，日本已经投降了。那时有一股复原、还乡的潮流——抗战时很多工厂、学校搬到西南了，要恢复过来，回到战前各自所在的地方去。父亲就是那个时候搬回长沙的。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安排他到粤汉铁路局工作，修复战争中破坏的铁路、桥梁，还一个工作是修支线，宜章的狗牙洞支线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修的。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父亲9月26日去军管会报到，说愿意参加工作，请军管会分配工作，他就被分到衡阳铁路分局当副局长。9月26日，这个日期对父亲很重要——五天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我们国家的干部制度里有条规定，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退休了叫离休干部；1949年后参加工作的，不管职务多高，都叫退休干部。
1968年，父亲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退了七八年后，组织部来通知了，说被确认为离休干部，离休待遇从1968年开始落实。父亲的退休金，是原来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而离休干部的退休工资应该是原工资的百分之百。所以落实离休待遇后，就补了10年少发的钱。他拿着那个钱，感到很搞笑：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到老了，变成了离休干部。
父亲带着我们回长沙时，先租了个房子住，后来在东门捷径盖了个自己的小院子，面积不大。院子里的正房是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另外还有个做厨房和客房用的偏房。那个院子，是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设计图纸。他在美国实习的时候，就想过回国后要盖个美国式的小别墅。
1963年，我父亲调到广州铁路局，去广州工作了。长沙的房子，就给了我表哥表嫂和一个远房亲戚住。表哥表嫂抗战期间曾和父母亲一起逃亡，还在西康一起照顾我外婆。关系好，就没收他们租金。另外那个远房亲戚就收了点资金。当时。在宣传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有些弹性，自己住的私房可以不参加改造，以出租为目的的，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继续出租，但由房地产局帮你出租，20年后，这个房子就归房产局了。我们在东门捷径的那个房子，是可以不参加改造的。但父亲主动要求改，他说“我已经到广州工作和生活了，为什么长沙的房子还要收租金？这是资本主义的行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主动给长沙房产局写信要求改造。房产局还让他留一间房，以后回长沙有地方住。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全部改造。他觉得那个尾巴割掉，好看一点，不然别人说老刘还在长沙收房租，不好听。
1968年，父亲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退了七八年后，组织部来通知了，说被确认为离休干部，并补了10年少发的钱。他拿着那个钱，感到很搞笑：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到老了，变成了离休干部。
父亲是学桥梁隧道的。毕业后修公路和铁路。他参与过的，最有名的，是通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铁路。这条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1966年开始修，1967年底通车。这条铁路的指挥长是华国锋，我父亲是技术负责人。
父亲的老家在益阳城里，解放后评家庭成分，我祖父是小土地出租户，就是在乡下有土地，但够不上什么大地主。祖父的七八个儿女，父亲排行第四，人称四爷。父亲出生于1908年，他大哥是乡村小学的教书先生，乡村知识分子，父亲跟着他学了些文化。他二哥有武术，在镖局跟别人走镖。老三的思想跟不上时代，总觉得中国以农为本，就是要多买田地、当地主才有出息，他后来被评定为地主分子。老五年轻时候去外地混生活，去了云南，学了开汽车，当了汽车夫。老六年纪小，解放的时候还是初中生，后来他去了通道当小学教师，再后来回到益阳在一个手工业工厂当会计。
父亲的小学是在益阳读的。他们那个时候，每个县都只有几个小学，很稀罕，小学毕业是件很大的事情。那时通信不发达，到毕业发榜那天，就有会认识些字的穷人赚几个小钱。他们看了榜，抄几个名字，例如，我父亲叫刘健，他就抄了，跑去报喜：报喜了，贵府刘四公子小学毕业……他有一套吉祥的话。家里接了他的报喜，就给他泡茶接待，给他一个小红包。他们叫报喜人，在民国初年还有这个行当。
小学毕业后，就要去读中学。读中学就要离开家，要学费，要生活费，这对普通家庭是个负担。我爷爷以前是杀猪卖肉的，后来年纪大了，就没杀了，靠收些地租和儿女的孝敬生活。那时。我父亲要读中学，上面那三个哥哥。也还只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家里经济不富裕。我父亲读书的钱还真拿不出来。父亲小学的校长是我大伯的同学，他上门给我祖父做工作，说你们家刘健少爷天资很高，不读书就浪费了，你们要尽家里的能力让他去读书，以后就不会有遗憾。我爷爷就这个亲戚借几块，那里借几块，要送父亲去读中学。
后来有人告诉我祖父说武汉有个旅鄂中学，不要学费。这个旅鄂中学，是湖南同乡会在武昌办的，专门培养湖南的子弟。祖父就让父亲去考这个学校。父亲考上了，在这个学校读的中学。
中学要毕业时正好是1926年北伐，他和他同学们考虑南北在打仗，他们要到哪里去，将来读什么书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这个问题。他们首先想的是考黄埔军校。但因为南北打仗，在湖南拉锯，交通中断，就没去。这个时候，他有个老师跟他说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最好的理工大学是唐山交通大学，被称为东方的康奈尔大学。他对我父亲说：你既然成绩好，干脆去考唐山交通大学。1927年，父亲就去考了。还真考上了。
父亲在唐山交通大学上的是土木系，不知道是不是桥梁与隧道专业——后来我看铁道部给他的职称证，是桥梁与隧道高级工程师。父亲大学毕业是1931年。他们这个学校，牌子好，毕业生也不多，这么大的国家，到处都要搞建设，很好找工作，而且待遇很高。所以，我父亲毕业以后，就成了现在说的“凤凰男”，去了北宁铁路局，这是北京通往关外的一条铁路（前身为京奉铁路）。他刚毕业的时候住在丰台，是助理工程师。铁路局的待遇很好，一年后转正为工程师，月薪是200光洋，还有30块光洋的租房补助。30块光洋当时能租北京最好的房子了。
我母亲叫庄婉仪，她和父亲结婚是1932年。我父亲有个发小，姓江，江伯伯在我母亲读的中学教过书。母亲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长沙读的。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没钱，就去读了公办、不收学费的桃源师范。师范毕业后，又碰到了江伯伯。江伯伯就说他有个同学叫刘健，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他们就这样认识和结婚了。母亲就也跟着去了北京。
父母亲的生活是存在很多潜在矛盾的。母亲虽然家里穷，但她曾经是达官贵人家的小姐，看到过荣华富贵，知道什么是精致的生活，她对精致的生活是有概念的。我父亲虽然工作后很有钱，但他没见过精致的生活，他不追求精致的生活，觉得没必要。他一辈子觉得生活过得下去就行了，不要太讲究，不要吃得太好，不要穿得太好。他们两个，一个想过穷日子，一個想过富日子，就经常吵架。
民国是没有铁道部的，公路和铁路都归交通部管。抗战开始后，北方就呆不住了。父亲就往南边迁，修四川通往西藏和甘肃等大后方的公路，后来父亲还在中法铁路公司工作过。这个铁路公司是中国和法国台资。确保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铁路交通。所以，我们家在谅山也住过。
1940年代，我父亲主要是修康青公路，从西康到青海。西康就是现在的川西，那时是一个省。省会是雅安。我就是1945年出生在雅安的。我出生的前一年，父亲被公派到美国的好几个铁路公司实习——那时叫实习，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访问学者。当时，美国看到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以盟军的名义从中国各行各业选拔了五六百个工程技术人员去美国实习，说战争快要结束了，以后中国要搞建设，这样就有一大批对美国很友好的工程专家控制了中国的技术上层。
父亲回来时，日本已经投降了。那时有一股复原、还乡的潮流——抗战时很多工厂、学校搬到西南了，要恢复过来，回到战前各自所在的地方去。父亲就是那个时候搬回长沙的。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安排他到粤汉铁路局工作，修复战争中破坏的铁路、桥梁，还一个工作是修支线，宜章的狗牙洞支线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修的。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父亲9月26日去军管会报到，说愿意参加工作，请军管会分配工作，他就被分到衡阳铁路分局当副局长。9月26日，这个日期对父亲很重要——五天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我们国家的干部制度里有条规定，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退休了叫离休干部；1949年后参加工作的，不管职务多高，都叫退休干部。
1968年，父亲退休了。退休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退了七八年后，组织部来通知了，说被确认为离休干部，离休待遇从1968年开始落实。父亲的退休金，是原来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而离休干部的退休工资应该是原工资的百分之百。所以落实离休待遇后，就补了10年少发的钱。他拿着那个钱，感到很搞笑：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到老了，变成了离休干部。
父亲带着我们回长沙时，先租了个房子住，后来在东门捷径盖了个自己的小院子，面积不大。院子里的正房是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另外还有个做厨房和客房用的偏房。那个院子，是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设计图纸。他在美国实习的时候，就想过回国后要盖个美国式的小别墅。
1963年，我父亲调到广州铁路局，去广州工作了。长沙的房子，就给了我表哥表嫂和一个远房亲戚住。表哥表嫂抗战期间曾和父母亲一起逃亡，还在西康一起照顾我外婆。关系好，就没收他们租金。另外那个远房亲戚就收了点资金。当时。在宣传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有些弹性，自己住的私房可以不参加改造，以出租为目的的，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继续出租，但由房地产局帮你出租，20年后，这个房子就归房产局了。我们在东门捷径的那个房子，是可以不参加改造的。但父亲主动要求改，他说“我已经到广州工作和生活了，为什么长沙的房子还要收租金？这是资本主义的行为，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主动给长沙房产局写信要求改造。房产局还让他留一间房，以后回长沙有地方住。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全部改造。他觉得那个尾巴割掉，好看一点，不然别人说老刘还在长沙收房租，不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