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年轻人在40多年前进疆的时候，未曾想到会在这块土地开荒辟土。他们全部的青春和热血，乃至生命和才华，就撒在了这块广袤的大地上。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承担起屯垦戌边的使命，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最头疼的大事之一。
第二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兵团随之作出决定，动员内地知识青年支边。
大河沿车站的记忆
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达高潮，累计有十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
陆志毅，原农一师13团知青，画家。47年前，不满18岁的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上海广场去看一部影响巨大的纪录片《军垦战歌》。
当年这部片子配合着现实世界，大张旗鼓地动员，这激荡着陆志毅的心。陆志毅说：“美丽的新疆，天山南麓，丝绸之路，那边的人骑着马在美丽的大草原上奔腾的场面，让人心动。牛奶、葡萄、苞谷比暖水瓶还大，又听到了美丽的音乐，那边的牛奶可以洗澡。”
一切充满着诱惑。1963年正面临着高中毕业的他报名进疆。
陆志毅的母亲因病在1961年就去世了，居委会劝说：“陆志毅啊，你是独子，不能去啊!你父亲身边没有人照顾。去新疆?你的心够狠的啊。”
“不狠啊，我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陆志毅说。
1963年8月17日，陆志毅和同一批上千名上海学生一起，在上海北站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锣鼓鲜花的欢送下，走上了改变他们一生的路途。
当火车刚要开动的一霎那，火车上一片喧闹声，夹杂着哭声、叫声。“路上当心啊”、“到了新疆来信啊”、“安全第一啊”，然后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发出一个声音，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
从上海到苏州，群情激昂的陆志毅和伙伴们唱了一路的《共青团之歌》，随着火车过了陕西，沿途的风景也逐渐由山清水秀变成了戈壁滩涂。
距离吐鲁番40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当年知青们进疆的第一站，它后来成为许多人终生抹不掉的记忆。
陆志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在大河沿，整车的男男女女都傻眼了。荒漠，黄沙，没路，没有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
荒凉的幸福城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陆志毅和同伴们被分配到了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陆志毅被分到了13团，一个叫幸福城的地方。
“幸福城在哪里啊?这是个大问号。幸福城么!肯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啊!”陆志毅当时的心情有些兴奋。
但兴奋的心情马上发生了改变。在过塔里木河的时候，只有两条船，很大的木船，靠摆渡过去。当时的解放牌卡车开到木船上，摆渡到河的对面，才能走到幸福城。
我们原本打算走进幸福城，可由于塔里木河洪水暴涨，很多的道路被冲毁了，没有办法去体验徒步幸福城的感觉。
幸福城是阿克苏地区的一个地名，幸福城也是真实地存在，无论他被人们赋予多少想像力。它总是告诉那些新来的人们，幸福的生活就要从这片土地上开始。
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兵团土地的城市青年，也许曾经预想过，在大田里战天斗地的苦和累，但是又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和煎熬做好准备了呢?
知青们在团场干的都是体力活，体力消耗过大，很多老职工把这些知青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照顾好这些城市学生，为了能让知青们吃饱，连队整天整天地煮土豆和葫芦瓜。
新开垦的盐碱地粮食产出率比较低，兵团人付出的是最为繁重的劳动，但是却没有产出足够的粮食补充他们的体力。
当时的工资很低，最多的时候只有8块钱。那个时候物价比较低还是能买一些东西的，但这点钱还是不够用，好多知青们就把从上海寄来的衣服、裤子卖给了当地的老职工，把换来的钱再换成吃的。
有个上海知青因为受不了环境恶劣和饥饿之苦，选择了逃跑，他走上了大漠，认为自己可以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出去。等到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肉已经被沙漠里的动物吃光了。
饥饿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人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陆志毅的记忆里，关于这段痛苦日子的回忆，至今难以忘却。陆志毅说他喜欢沙漠，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让儿子把他埋在这一片沙海中，埋在大漠里。
艰苦的知青岁月
在新疆的阿拉尔市，每天早上总会有一个老人在一片梨园里唱沪剧，这个老人叫夏定国。原农一师14团知青。50年前，他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来到新疆。
夏定国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他总感觉自己不够聪明，高中时他退学了，从此待业在家，为了不成为家里的负担，1964年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团。
夏定国说：“坎土曼经常要坏的，手上又起了泡，有时候拿上半天的坎土曼，坎土曼的把子上都是血，疼得很。”
南疆寒冷的季节气温会下降到零下几十度，农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总干渠清淤大会战”。
夏定国说：如果不清淤的话，第二年就下不来水了。所以每年都要到龙口清淤。清淤的时候用特别大的筐子，那时候真的很辛苦，肩膀上的皮磨得薄薄的，肉都出来了。
11月份，塔里木盆地的天气异常寒冷，早晨冷得受不了，知青们就跑到当地老乡的住处全来一些柴火，点火取暖：“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手没有办法干活。”夏定国说，“虽然很苦，但还必须得坚持。”
再恶劣的环境，天性好动的年轻人也总是很容易就适应了。
到1968年，知青们的3年供给解除了，夏定国也转为农场的正式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互帮互助的男女开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恋情，可是对于夏定国而言，问题又来了。
夏定国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时我们有个政策，凡上海青年到外面找配偶，配偶可以到农场工作，跟连场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指导员给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女同志，经过3天的接触，我们就到组织科领了结婚证，登记。”就这样夏定国结婚了。
上海，回不去的家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的结束，高考的恢复，改革开放，这一切给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带来了观念和思想上的冲击。于是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知青倒流回城，上访请愿的浪潮，知识青年这曾经最稳定的一个阶层，最稳定的一个群体，终于骚动了。
这一切就酝酿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卷席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的大浪潮。
新疆的支边青年分流从1981年初开始，很短的时间内，5万多上海知青如潮水般离去。
当时国家有这样的规定：两个上海知青结合的叫“全钢”，可以回去。男的是上海知青，女的是外地的叫“半钢”，不能回去。女的是上海知青，男的是当地职工的叫“拖挂”，也是不能离开新疆的。
陆志毅找了一个外地的姑娘是“半钢”，不能回上海。
就这样上海知青陆志毅永远地成为了新疆之子。那一阵子，他一个人在寂静的生活区百感交集。
陆志毅说：“当时感到很沮丧，有时候甚至是很痛苦，感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坐标定死在这里，将来的前途在何方啊?”
虽然夏定国永远留在了阿拉尔，可是夏定国的儿子却选择回到了上海打工，并且留在了那里。当初儿子要在上海买房子，夏定国把阿拉尔的房子卖了，连同自己几年的积蓄，在上海给儿子买了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房子。
夏定国的儿子也很争气，从一个普通的调酒师目前已经奋斗到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这让夏定国倍感欣慰。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承担起屯垦戌边的使命，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最头疼的大事之一。
第二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兵团随之作出决定，动员内地知识青年支边。
大河沿车站的记忆
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达高潮，累计有十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
陆志毅，原农一师13团知青，画家。47年前，不满18岁的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上海广场去看一部影响巨大的纪录片《军垦战歌》。
当年这部片子配合着现实世界，大张旗鼓地动员，这激荡着陆志毅的心。陆志毅说：“美丽的新疆，天山南麓，丝绸之路，那边的人骑着马在美丽的大草原上奔腾的场面，让人心动。牛奶、葡萄、苞谷比暖水瓶还大，又听到了美丽的音乐，那边的牛奶可以洗澡。”
一切充满着诱惑。1963年正面临着高中毕业的他报名进疆。
陆志毅的母亲因病在1961年就去世了，居委会劝说：“陆志毅啊，你是独子，不能去啊!你父亲身边没有人照顾。去新疆?你的心够狠的啊。”
“不狠啊，我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陆志毅说。
1963年8月17日，陆志毅和同一批上千名上海学生一起，在上海北站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锣鼓鲜花的欢送下，走上了改变他们一生的路途。
当火车刚要开动的一霎那，火车上一片喧闹声，夹杂着哭声、叫声。“路上当心啊”、“到了新疆来信啊”、“安全第一啊”，然后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发出一个声音，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
从上海到苏州，群情激昂的陆志毅和伙伴们唱了一路的《共青团之歌》，随着火车过了陕西，沿途的风景也逐渐由山清水秀变成了戈壁滩涂。
距离吐鲁番40公里的大河沿车站，是当年知青们进疆的第一站，它后来成为许多人终生抹不掉的记忆。
陆志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在大河沿，整车的男男女女都傻眼了。荒漠，黄沙，没路，没有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
荒凉的幸福城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陆志毅和同伴们被分配到了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陆志毅被分到了13团，一个叫幸福城的地方。
“幸福城在哪里啊?这是个大问号。幸福城么!肯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啊!”陆志毅当时的心情有些兴奋。
但兴奋的心情马上发生了改变。在过塔里木河的时候，只有两条船，很大的木船，靠摆渡过去。当时的解放牌卡车开到木船上，摆渡到河的对面，才能走到幸福城。
我们原本打算走进幸福城，可由于塔里木河洪水暴涨，很多的道路被冲毁了，没有办法去体验徒步幸福城的感觉。
幸福城是阿克苏地区的一个地名，幸福城也是真实地存在，无论他被人们赋予多少想像力。它总是告诉那些新来的人们，幸福的生活就要从这片土地上开始。
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兵团土地的城市青年，也许曾经预想过，在大田里战天斗地的苦和累，但是又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和煎熬做好准备了呢?
知青们在团场干的都是体力活，体力消耗过大，很多老职工把这些知青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照顾好这些城市学生，为了能让知青们吃饱，连队整天整天地煮土豆和葫芦瓜。
新开垦的盐碱地粮食产出率比较低，兵团人付出的是最为繁重的劳动，但是却没有产出足够的粮食补充他们的体力。
当时的工资很低，最多的时候只有8块钱。那个时候物价比较低还是能买一些东西的，但这点钱还是不够用，好多知青们就把从上海寄来的衣服、裤子卖给了当地的老职工，把换来的钱再换成吃的。
有个上海知青因为受不了环境恶劣和饥饿之苦，选择了逃跑，他走上了大漠，认为自己可以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走出去。等到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肉已经被沙漠里的动物吃光了。
饥饿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人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陆志毅的记忆里，关于这段痛苦日子的回忆，至今难以忘却。陆志毅说他喜欢沙漠，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让儿子把他埋在这一片沙海中，埋在大漠里。
艰苦的知青岁月
在新疆的阿拉尔市，每天早上总会有一个老人在一片梨园里唱沪剧，这个老人叫夏定国。原农一师14团知青。50年前，他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来到新疆。
夏定国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他总感觉自己不够聪明，高中时他退学了，从此待业在家，为了不成为家里的负担，1964年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团。
夏定国说：“坎土曼经常要坏的，手上又起了泡，有时候拿上半天的坎土曼，坎土曼的把子上都是血，疼得很。”
南疆寒冷的季节气温会下降到零下几十度，农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总干渠清淤大会战”。
夏定国说：如果不清淤的话，第二年就下不来水了。所以每年都要到龙口清淤。清淤的时候用特别大的筐子，那时候真的很辛苦，肩膀上的皮磨得薄薄的，肉都出来了。
11月份，塔里木盆地的天气异常寒冷，早晨冷得受不了，知青们就跑到当地老乡的住处全来一些柴火，点火取暖：“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手没有办法干活。”夏定国说，“虽然很苦，但还必须得坚持。”
再恶劣的环境，天性好动的年轻人也总是很容易就适应了。
到1968年，知青们的3年供给解除了，夏定国也转为农场的正式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互帮互助的男女开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恋情，可是对于夏定国而言，问题又来了。
夏定国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时我们有个政策，凡上海青年到外面找配偶，配偶可以到农场工作，跟连场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指导员给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女同志，经过3天的接触，我们就到组织科领了结婚证，登记。”就这样夏定国结婚了。
上海，回不去的家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的结束，高考的恢复，改革开放，这一切给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带来了观念和思想上的冲击。于是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知青倒流回城，上访请愿的浪潮，知识青年这曾经最稳定的一个阶层，最稳定的一个群体，终于骚动了。
这一切就酝酿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卷席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的大浪潮。
新疆的支边青年分流从1981年初开始，很短的时间内，5万多上海知青如潮水般离去。
当时国家有这样的规定：两个上海知青结合的叫“全钢”，可以回去。男的是上海知青，女的是外地的叫“半钢”，不能回去。女的是上海知青，男的是当地职工的叫“拖挂”，也是不能离开新疆的。
陆志毅找了一个外地的姑娘是“半钢”，不能回上海。
就这样上海知青陆志毅永远地成为了新疆之子。那一阵子，他一个人在寂静的生活区百感交集。
陆志毅说：“当时感到很沮丧，有时候甚至是很痛苦，感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坐标定死在这里，将来的前途在何方啊?”
虽然夏定国永远留在了阿拉尔，可是夏定国的儿子却选择回到了上海打工，并且留在了那里。当初儿子要在上海买房子，夏定国把阿拉尔的房子卖了，连同自己几年的积蓄，在上海给儿子买了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房子。
夏定国的儿子也很争气，从一个普通的调酒师目前已经奋斗到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这让夏定国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