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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人带着一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气加入了记者的行列，然而，“无冕之王”的背后隐藏的，还有一份心酸……
11月7日是雷军的生日。傍晚，雷军叫了几个好友在餐馆里小聚。“嘀嘀嘀”雷军的短信来了，拿出手机，他向同桌上的朋友展示了这样一条短信，“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偶感优越，袋里紧张，比骡子累，比蚂蚁忙，常怀正义，无冕之王。祝记者节快乐”。其实雷军离开这个行业已经有半年了，桌子上7个人，有4个是记者。大家看着这条短信，淡淡地笑了……
记者是碗青春饭
32岁的雷军是不久前跳槽的，现在一家企业做企宣。从事记者7年，算是个老记者了。选择离开的时候，他有点不舍，因这个职业有着他太多的理想，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他不太愿意再奔波了。
从事记者7年，虽然才有32岁，但是同事还是习惯叫他老雷。和许多同行一样，老雷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神经紧张、失眠、颈椎病这些被称之为记者职业病的身体问题一直纠缠着他。老雷甚至怀疑自己有强迫症，总是觉得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在响，拿起来看，没有来电。有时候甚至关机了，都觉得手机在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因为压力太大，有强迫症的先兆。思考问题的时候，老雷总是往坏处想，有太多的忧患意识。接触到负面的东西太多了，老雷举例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总是去车祸现场，后来连马路都不敢过，看见车流都恐惧。以前写稿子的时候，老雷喜欢熬夜，浓茶一杯接着一杯，烟一根接着一根，如今老雷晚上总是失眠。失眠的时候，老雷依旧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老雷原先的同事薛艳这两天颈椎疼得要命，下班后不得不去盲人按摩中心按摩，眼睛干涩，动不动就要点眼药水。
认识薛艳的人都说薛艳是个宅女，因为除了上班采访，薛艳几乎都在家里窝着。薛艳总是觉得自己很忙，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什么。有采访的时候忙着采访写稿，没有采访的时候她就在网上逛着，看新闻。也许在旁人眼里，不采访不写稿无非就是上网喝茶而已，但是做过记者的人都知道，上网，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百度的新闻搜索，她能从头看到尾，在自己的QQ群里，薛艳总是能发出一些头条信息，这都归功于她的浏览量。
才刚刚36岁，薛艳感觉自己老了很多，身体的不适还在其次，虽然不用坐班，有比较自由的时间，但是薛艳感觉自己还没有其他人活的自在，因为她心里觉得老有事。比如去逛街，每次看见一个众人围观的场景就一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背后是什么。看见任何一件新鲜事物都想着要去挖掘，
周围的许多记者转行，薛艳感叹道：“记者是一碗青春饭，说的没错啊!”回忆过去的岁月，她总结道：“我做了5年记者。够了。”
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
身体疾病与心理压力，是因记者的繁忙工作所致。
如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市场化运行，报社给记者的薪酬是底薪加稿费，底薪是固定的数字，稿费要看每月发稿的数量和质量。
“光靠底薪，是没法支付日常开支的。”每月能拿多少钱，主要还是靠稿费，这样，发稿量就非常重要。
“连做梦都在写稿子。有一次在梦里梦见写完了，兴高采烈的，醒来才发现是一场空。”才做了3年记者的小吴笑道。
在外人看来，不用坐班，有双休，到哪里还有人尊敬。其实不然，因为放假意味着停报，停报就意味着工作减少，稿件数量减少，意味着工资的减少。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小吴既盼望，又担忧。盼望是因为可放假休息，而担忧的是因为每次大假过后，因为无心写稿，下个月的工资就会很少。
对此，做了5年记者的小杜深有同感。2005年至2006年。小杜是一位热线记者，因为家不在新疆，这两年的春节，小杜都是在单位的热线室过的，在热线室里看春节晚会，又是另一种滋味。小杜说，除了春节，每一个假期都有待命的记者，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就得直奔新闻现场。
缺失的安全感
刚刚26岁的小郭已经做了5年的记者，回忆起过去，小郭依旧有点激动。
记得当初乌鲁木齐吧托横行的时候，有位读者来到报社说自己被吧托骗了上千元。为了打击日益严重的吧托，也为了揭示这一黑幕，小郭和爆料人一起上网钓吧托。
吧托上钩了，约他们去走走，然后到了南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去酒吧之前，小郭就已经安排了同事去派出所报案请求支援。喝了几杯咖啡后，酒吧给出了两千多元的账单，当他说了句没带那么多钱后，一群小青年冲上来，拿出一尺多长的西瓜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他赶快打电话送钱。第一次被别人拿着刀威胁，心里自然害怕，但是他依旧镇定地按下口袋里的录音笔，将黑酒吧业主威胁顾客的话语全部录了下来。警察来了，小郭和爆料人得救了。再后来，工商部门整治了黑酒吧。乌市公安部门和工商部门开始了一场持久地打击吧托的活动，净化了市场。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小郭很激动，因为这是一个记者独有的体会。看到那些违法行为被曝光、被取缔，让那些无辜的民众不再上当受骗，就有一种成就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自己的生活被打乱了。在做一些负面新闻或者暗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暴露身份而接到一些威胁的电话。
记者张扬很理解小郭的心情。2009年，张扬得知小西门汇丰大厦28楼有人以“招募打字员”的方式进行诈骗。张扬先是以应聘者的身份暗访，然后再以记者身份进行调查，就在当天晚上，对方打来电话威胁说，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下班，家在哪里，再管那么多事，会很难看。随后，张扬报警，第二天早晨，诈骗公司人去楼空。可就在之后的一周内，张扬还一直接到诈骗公司的恐吓电话。张扬和小郭只是被威胁，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们的同事却曾被一位套牌车的司机打成轻伤，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在百度上搜索“记者被打”，仅用了0.025秒就搜索出38万个结果，放眼全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凯恩股份所在地遂昌县公安局的通缉；《每日经济新闻》华东新闻中心受到自称霸王国际集团的4名员工的冲击，多名记者被推打；《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在采访途中被不明身份人员袭击；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记者邵芳卿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两人家属在福建省福州市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这些新闻，让许多记者回忆起遭抓捕、遭重殴、遭威胁、遭呵斥、遭封口的经历，心情沉重。新闻从业人员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人员。
11月7日是雷军的生日。傍晚，雷军叫了几个好友在餐馆里小聚。“嘀嘀嘀”雷军的短信来了，拿出手机，他向同桌上的朋友展示了这样一条短信，“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偶感优越，袋里紧张，比骡子累，比蚂蚁忙，常怀正义，无冕之王。祝记者节快乐”。其实雷军离开这个行业已经有半年了，桌子上7个人，有4个是记者。大家看着这条短信，淡淡地笑了……
记者是碗青春饭
32岁的雷军是不久前跳槽的，现在一家企业做企宣。从事记者7年，算是个老记者了。选择离开的时候，他有点不舍，因这个职业有着他太多的理想，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他不太愿意再奔波了。
从事记者7年，虽然才有32岁，但是同事还是习惯叫他老雷。和许多同行一样，老雷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神经紧张、失眠、颈椎病这些被称之为记者职业病的身体问题一直纠缠着他。老雷甚至怀疑自己有强迫症，总是觉得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在响，拿起来看，没有来电。有时候甚至关机了，都觉得手机在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因为压力太大，有强迫症的先兆。思考问题的时候，老雷总是往坏处想，有太多的忧患意识。接触到负面的东西太多了，老雷举例说，之前有一段时间总是去车祸现场，后来连马路都不敢过，看见车流都恐惧。以前写稿子的时候，老雷喜欢熬夜，浓茶一杯接着一杯，烟一根接着一根，如今老雷晚上总是失眠。失眠的时候，老雷依旧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老雷原先的同事薛艳这两天颈椎疼得要命，下班后不得不去盲人按摩中心按摩，眼睛干涩，动不动就要点眼药水。
认识薛艳的人都说薛艳是个宅女，因为除了上班采访，薛艳几乎都在家里窝着。薛艳总是觉得自己很忙，但是又不知道在忙什么。有采访的时候忙着采访写稿，没有采访的时候她就在网上逛着，看新闻。也许在旁人眼里，不采访不写稿无非就是上网喝茶而已，但是做过记者的人都知道，上网，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百度的新闻搜索，她能从头看到尾，在自己的QQ群里，薛艳总是能发出一些头条信息，这都归功于她的浏览量。
才刚刚36岁，薛艳感觉自己老了很多，身体的不适还在其次，虽然不用坐班，有比较自由的时间，但是薛艳感觉自己还没有其他人活的自在，因为她心里觉得老有事。比如去逛街，每次看见一个众人围观的场景就一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背后是什么。看见任何一件新鲜事物都想着要去挖掘，
周围的许多记者转行，薛艳感叹道：“记者是一碗青春饭，说的没错啊!”回忆过去的岁月，她总结道：“我做了5年记者。够了。”
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
身体疾病与心理压力，是因记者的繁忙工作所致。
如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市场化运行，报社给记者的薪酬是底薪加稿费，底薪是固定的数字，稿费要看每月发稿的数量和质量。
“光靠底薪，是没法支付日常开支的。”每月能拿多少钱，主要还是靠稿费，这样，发稿量就非常重要。
“连做梦都在写稿子。有一次在梦里梦见写完了，兴高采烈的，醒来才发现是一场空。”才做了3年记者的小吴笑道。
在外人看来，不用坐班，有双休，到哪里还有人尊敬。其实不然，因为放假意味着停报，停报就意味着工作减少，稿件数量减少，意味着工资的减少。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小吴既盼望，又担忧。盼望是因为可放假休息，而担忧的是因为每次大假过后，因为无心写稿，下个月的工资就会很少。
对此，做了5年记者的小杜深有同感。2005年至2006年。小杜是一位热线记者，因为家不在新疆，这两年的春节，小杜都是在单位的热线室过的，在热线室里看春节晚会，又是另一种滋味。小杜说，除了春节，每一个假期都有待命的记者，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就得直奔新闻现场。
缺失的安全感
刚刚26岁的小郭已经做了5年的记者，回忆起过去，小郭依旧有点激动。
记得当初乌鲁木齐吧托横行的时候，有位读者来到报社说自己被吧托骗了上千元。为了打击日益严重的吧托，也为了揭示这一黑幕，小郭和爆料人一起上网钓吧托。
吧托上钩了，约他们去走走，然后到了南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去酒吧之前，小郭就已经安排了同事去派出所报案请求支援。喝了几杯咖啡后，酒吧给出了两千多元的账单，当他说了句没带那么多钱后，一群小青年冲上来，拿出一尺多长的西瓜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他赶快打电话送钱。第一次被别人拿着刀威胁，心里自然害怕，但是他依旧镇定地按下口袋里的录音笔，将黑酒吧业主威胁顾客的话语全部录了下来。警察来了，小郭和爆料人得救了。再后来，工商部门整治了黑酒吧。乌市公安部门和工商部门开始了一场持久地打击吧托的活动，净化了市场。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小郭很激动，因为这是一个记者独有的体会。看到那些违法行为被曝光、被取缔，让那些无辜的民众不再上当受骗，就有一种成就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自己的生活被打乱了。在做一些负面新闻或者暗访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暴露身份而接到一些威胁的电话。
记者张扬很理解小郭的心情。2009年，张扬得知小西门汇丰大厦28楼有人以“招募打字员”的方式进行诈骗。张扬先是以应聘者的身份暗访，然后再以记者身份进行调查，就在当天晚上，对方打来电话威胁说，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下班，家在哪里，再管那么多事，会很难看。随后，张扬报警，第二天早晨，诈骗公司人去楼空。可就在之后的一周内，张扬还一直接到诈骗公司的恐吓电话。张扬和小郭只是被威胁，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们的同事却曾被一位套牌车的司机打成轻伤，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在百度上搜索“记者被打”，仅用了0.025秒就搜索出38万个结果，放眼全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凯恩股份所在地遂昌县公安局的通缉；《每日经济新闻》华东新闻中心受到自称霸王国际集团的4名员工的冲击，多名记者被推打；《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在采访途中被不明身份人员袭击；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记者邵芳卿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两人家属在福建省福州市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这些新闻，让许多记者回忆起遭抓捕、遭重殴、遭威胁、遭呵斥、遭封口的经历，心情沉重。新闻从业人员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