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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先生曾任文化部部长，现在是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和许多大学的兼职教授。我曾经在苏州多次接待过他，聆听过他许多精彩的谈话。他的智慧与幽默，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非常喜欢读王蒙先生的文字，特别的语言魅力加上特别的人生经历，读来韵味悠长。记得有次和他一起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早晨到会场的时候，他正在我的座位上写字，我上前一看，是在送给我的新书《大块文章》上题字。这是他个人自传的第二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不少“干货”的。尤其是写他当文化部长的经历，写得自然、诙谐又有分寸。他告诉我，许多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也应该能够体会出来。比如，他在第三十三章讲在官场的体会：“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要仔细品味，才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
我也非常喜欢王蒙先生的讲演，非常喜欢听他的“王式幽默”。无论是开会发言，还是个人讲座，他的每一次发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
比如，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说到关于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王蒙先生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国门内的货色，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是来自欧洲或者德国。所以，文化是可以吃洋饭喝洋汤，长出中国的肉的。他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一些政治性非常强的问题适当地文化化。应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与其用意识形态语言来传播文化，不如用文化形态的语言来传播意识形态。”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则是2007年10月12日王蒙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讲演。那是一场开幕式简单得让我吃惊的研讨会。如果在其他地方，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一定会有许多领导光临。但是冯骥才先生几乎没有邀请领导。除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外，唯一的“官”就是天津人大的张副主任，而他是张伯苓先生的后代，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开场讲话也只有两个人，天津大学的龚克校长致欢迎词，南开大学的饶子和校长致祝贺词。然后就是王蒙先生、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和我的主题讲演。
王蒙先生说，自己对大学教育没有什么研究，就是想来听听各位对大学教育的看法，同时表达对冯先生的羡佩与支持。他说：“大学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官场化的影响侵入了大学，官本位的情况严重。”这个时候他用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王式幽默，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二是市场化的影响导致许多大学教职人员急功近利、学术腐败、不良竞争、道德失范、价值沦丧，在一定意义上是‘礼崩乐坏’。三是分工越来越狭窄，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学人文科学，语文水平越来越低，对联既不对也不联，各种笑话很多。有些知识分子甚至信奉邪教。四是过分依赖网络，许多大学的学者已经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习惯了网络上找资料，缺乏推敲衡量的能力。”他说，“通俗化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普及的后果是真理的简单化、平滑化，甚至修正了真理的面容，变成一个简单的口诀，真理就贬值了。”
王蒙先生提出了几条非常有意思的建议：1. 在大学校园里原则上不称官衔，老师、先生足矣。2. 应在大学进行人文讲座、通识教育。3.开设选修课程，加强民俗学、艺术学、伦理学，甚至宗教学的选修，应该有学分。4. 在大学建立保护弘扬中国戏曲、国画、书法、武术、民间文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中心。5. 希望各大学能够注意缅怀学校的人文遗迹，积累自己的人文资源。6. 希望各大学认真做好自己的校歌、校训和学校的代表性纪念性建筑，这些建筑应该有美丽的文字记载，有漂亮的匾额。7. 希望大学有高雅的文化环境，对于校园内部的江湖广告、破坏人文气氛的东西要认真清除，不能乱停汽车，原则上汽车不进校园。8. 建立驻校作家、艺术家、人文大家的制度，学校给予优待，提供方便和工作补贴，让大学生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见到他们的名字。
王蒙先生就是用这样的建议，表达了他对于大学人文教育的看法。其实，这是一个学者的呐喊。
在政协的常委会上，我和王蒙先生也有许多交往，他对我的教育主张一直给予着坚定的支持，而他的发言通常也会赢得热烈掌声。记得一次常委会上，王蒙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开宗明义就说：“One World One Dream，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提的是何等好啊！”他认为，应该以这样的奥运精神、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胸怀来主办万国客来、四海瞩目的奥运会，他也给2008年奥运的有关体育宣传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不再采纳“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二是对一场比赛的输赢不做政治意义上的报道。三是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国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四是输得起也赢得起。尤其在输了的情况下，在报道裁判可能的误判或对方运动员的不良不雅表现时，要掌握分寸。五是注重表達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对友谊的重视。六是尊重国际体育组织。七是要突出昂扬乐观、健康开阔的精神面貌。
最后，王蒙先生用他特别的语气与表情，用他的“王氏风格”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体育运动成绩有目共睹，我们的传媒在宣传报道体育运动上的影响与效果光辉灿烂。我提出一些问题，是为了更上一层楼，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借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东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文明程度与文明胸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响彻八方，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我想，如果我们的提案与发言都能够建立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表达的时候像王蒙先生这样富有幽默感与智慧，政协的会议，一定会更加精彩。
接触多了，我和王蒙先生也成了忘年交。2008年，我完成了《回到教育的原点》的教育随笔，冒昧地请他写序。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在序言中说，他看到了我们是如何为突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而进行着“认真的有时候是苍凉的努力”。他在序言中称我是“有头脑、有心灵、有创意、有理论、有实践、有文采的教育家”，称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的主张和实践让他“耳目一新”，非常欣赏我们“不无理想主义的教育观”。我把先生的这些褒奖视为我们前行的目标与动力。
（责任编辑：王振辉）
我非常喜欢读王蒙先生的文字，特别的语言魅力加上特别的人生经历，读来韵味悠长。记得有次和他一起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早晨到会场的时候，他正在我的座位上写字，我上前一看，是在送给我的新书《大块文章》上题字。这是他个人自传的第二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不少“干货”的。尤其是写他当文化部长的经历，写得自然、诙谐又有分寸。他告诉我，许多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也应该能够体会出来。比如，他在第三十三章讲在官场的体会：“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要仔细品味，才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
我也非常喜欢王蒙先生的讲演，非常喜欢听他的“王式幽默”。无论是开会发言，还是个人讲座，他的每一次发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
比如，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说到关于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王蒙先生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国门内的货色，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是来自欧洲或者德国。所以，文化是可以吃洋饭喝洋汤，长出中国的肉的。他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一些政治性非常强的问题适当地文化化。应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与其用意识形态语言来传播文化，不如用文化形态的语言来传播意识形态。”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则是2007年10月12日王蒙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讲演。那是一场开幕式简单得让我吃惊的研讨会。如果在其他地方，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一定会有许多领导光临。但是冯骥才先生几乎没有邀请领导。除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外，唯一的“官”就是天津人大的张副主任，而他是张伯苓先生的后代，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开场讲话也只有两个人，天津大学的龚克校长致欢迎词，南开大学的饶子和校长致祝贺词。然后就是王蒙先生、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和我的主题讲演。
王蒙先生说，自己对大学教育没有什么研究，就是想来听听各位对大学教育的看法，同时表达对冯先生的羡佩与支持。他说：“大学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官场化的影响侵入了大学，官本位的情况严重。”这个时候他用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王式幽默，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二是市场化的影响导致许多大学教职人员急功近利、学术腐败、不良竞争、道德失范、价值沦丧，在一定意义上是‘礼崩乐坏’。三是分工越来越狭窄，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学人文科学，语文水平越来越低，对联既不对也不联，各种笑话很多。有些知识分子甚至信奉邪教。四是过分依赖网络，许多大学的学者已经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习惯了网络上找资料，缺乏推敲衡量的能力。”他说，“通俗化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普及的后果是真理的简单化、平滑化，甚至修正了真理的面容，变成一个简单的口诀，真理就贬值了。”
王蒙先生提出了几条非常有意思的建议：1. 在大学校园里原则上不称官衔，老师、先生足矣。2. 应在大学进行人文讲座、通识教育。3.开设选修课程，加强民俗学、艺术学、伦理学，甚至宗教学的选修，应该有学分。4. 在大学建立保护弘扬中国戏曲、国画、书法、武术、民间文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中心。5. 希望各大学能够注意缅怀学校的人文遗迹，积累自己的人文资源。6. 希望各大学认真做好自己的校歌、校训和学校的代表性纪念性建筑，这些建筑应该有美丽的文字记载，有漂亮的匾额。7. 希望大学有高雅的文化环境，对于校园内部的江湖广告、破坏人文气氛的东西要认真清除，不能乱停汽车，原则上汽车不进校园。8. 建立驻校作家、艺术家、人文大家的制度，学校给予优待，提供方便和工作补贴，让大学生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见到他们的名字。
王蒙先生就是用这样的建议，表达了他对于大学人文教育的看法。其实，这是一个学者的呐喊。
在政协的常委会上，我和王蒙先生也有许多交往，他对我的教育主张一直给予着坚定的支持，而他的发言通常也会赢得热烈掌声。记得一次常委会上，王蒙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开宗明义就说：“One World One Dream，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提的是何等好啊！”他认为，应该以这样的奥运精神、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胸怀来主办万国客来、四海瞩目的奥运会，他也给2008年奥运的有关体育宣传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不再采纳“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二是对一场比赛的输赢不做政治意义上的报道。三是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眼球颜色、国籍等国际政治中极其敏感的内容。四是输得起也赢得起。尤其在输了的情况下，在报道裁判可能的误判或对方运动员的不良不雅表现时，要掌握分寸。五是注重表達对比赛对手的尊重和对友谊的重视。六是尊重国际体育组织。七是要突出昂扬乐观、健康开阔的精神面貌。
最后，王蒙先生用他特别的语气与表情，用他的“王氏风格”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体育运动成绩有目共睹，我们的传媒在宣传报道体育运动上的影响与效果光辉灿烂。我提出一些问题，是为了更上一层楼，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借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东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文明程度与文明胸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响彻八方，我期盼北京奥运会的精神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我想，如果我们的提案与发言都能够建立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表达的时候像王蒙先生这样富有幽默感与智慧，政协的会议，一定会更加精彩。
接触多了，我和王蒙先生也成了忘年交。2008年，我完成了《回到教育的原点》的教育随笔，冒昧地请他写序。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在序言中说，他看到了我们是如何为突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而进行着“认真的有时候是苍凉的努力”。他在序言中称我是“有头脑、有心灵、有创意、有理论、有实践、有文采的教育家”，称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的主张和实践让他“耳目一新”，非常欣赏我们“不无理想主义的教育观”。我把先生的这些褒奖视为我们前行的目标与动力。
（责任编辑：王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