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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走進美丽的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和他相遇。
40年后，他架起的桥梁，让新教育与世界教育紧密相连。
40年前，我们30多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系的本科主要课程。我清晰地记得，我们上生理学课程用动物做解剖实验，上专业英语课吴福元老师带着我们翻译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上心理学史课程燕国材教授的“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教诲。
两年的学习之后，我回到苏州大学教书，他留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在两年的学习期间，与他联系并不多，只知道他的专业是化学教育。
没有想到，毕业20年后我们神奇相遇。
更没有想到，毕业40年后，他成了我们新教育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他，就是美国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严文蕃教授。
留校以后的第3年，严文蕃赴美留学。凭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学业成就，他于1989年、1991年分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还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作为在教育政策量化分析领域的大型数据与分析处理方面的著名专家，他曾担任美国教育研究会国家数据库研究小组的主席，2003年、2005年两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学者奖，并且承担了《美国教育研究杂志》《比较教育评论》《当代教育心理学》等高端学术期刊和出版商的审稿工作。
由于我们在上海学习期间是同时兼修心理学与教育学，我们相对其他的教育学者和心理学家，在研究领域就有种独特的优势。严文蕃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个特点。他也是从心理学转向教育学的，这些年来主要从事教育公平、机会均等、有效性及其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在教育领导、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等学术领域著述丰硕。
大约是2000年左右，由于在主持编写教育部重点教材《管理心理学》时发现，我国教育、心理学学科的教材陈旧老化、学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严重，我决定组织国内外专家编写一套“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于是想到了老同学。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严文蕃交流的时候，双方一拍即合，作为当时反应速度最快、最积极的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他成为了这套教材的第一副主编，协助我主持整个丛书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用近10年的时间，从国外精心选择了近50种教育、心理学的教材，基本覆盖了教育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这些教材，大部分是国外的经典，有些是几十年不断修订的经典教材，为国内教材编写树立了一个标杆。
那个时候，文蕃还是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博士专业的主任，他对美国大学教育学科教材使用的情况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次深度合作之中，文蕃对工作的用心、对朋友的热心、对学问的细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从此，进入了我们长达20年的学术蜜月期。
2003年11月，我们在苏州市会议中心召开了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主题是“营造书香校园”。那个时候，新教育实验刚刚起步，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挂牌不久，需要集思广益，邀请专家对新教育实验的关键项目建言谋策，于是邀请到了时任中央教科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等。严文蕃，当时作为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是唯一的一位国外专家。从此，他正式地走进了新教育。
2004年5月，我邀请严文蕃和美国著名教育家奥恩斯坦、鲍里奇等访问中国。当时，奥恩斯坦的《教育基础（第八版）》和《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第三版）》，鲍里奇的《有效教学方法》都被选入我们的“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在中国出版以后非常受一线教师的欢迎。为此，我们专门在苏州大学举办了一个中美教育论坛。
记得是5月9日那一天，中美教育论坛在苏州大学的老图书馆里举行。“在座的有多少校长？有多少人想做校长？请举手！”文蕃用两个风趣独特的开场提问开讲。那一天，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评价的研究。他指出，美国大学教师评价不仅仅强调科研与教学，还强调服务。在美国，教授的主要任务是上课和辅导学生，还有一部分任务是研究，另外，他们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服务。在美国大学，教授基本参与各个方面的学校管理，也就少不了要为学校服务。
那一天，文蕃还用自己女儿的故事，讲述了中美教育的差异。有一回，他的女儿参加了州里的科技竞赛，拿了个很好的名次。回校后向校长报告，校长的评价很简单，就用了两个字“很好”打发了。可是，在同一天，学校的足球队踢败了邻校的足球队。校长第二天在广播里大肆渲染足球队如何协调作战，用智慧和勇敢击败了对手，而对他女儿在科技比赛中的好成绩却只字未提。这说明美国的校长比较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团队精神的培养，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特别看重学生的学业成绩。
他在演讲中还介绍了美国家长特别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特点。美国家长认为，通过体育或各种实践类活动，不仅锻炼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拼搏精神。如果孩子获得体育方面的嘉奖他们就非常开心;如果孩子能够被学校的体育运动队或乐队选中，那就会一家子聚会庆贺;而如果孩子能够成为体育明星，那就是家里最为荣耀的事情。
这次讲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个中美论坛，后来就与我们的新教育年会结合起来，成为每年新教育年度会议的序曲性学术会议。文蕃带着他的博士生团队和美国的中小学校长、专家来参加我们的年会，在年会前的一天，美方的专家与我们中国的专家，就年会的主题共同交流讨论。
2011年上半年，鄂尔多斯东胜新教育实验区提出了考虑到安全维稳的因素，希望推迟原定在暑期举办的新教育年会的申请。我和文蕃以及新教育团队沟通以后，决定利用暑假时间举行一次新教育国际论坛。推动新教育的国际交流，把新教育实验融入到国际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洪流之中，本来就已经纳入到新教育的议事日程之中，正好利用这一次鄂尔多斯的特殊情况，我们化“危”为“机”，于7月9日在常州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举办了以“守望我们的田野”为主题的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内外从事新教育研究的800多名代表出席了论坛，共同探讨交流新教育实验成果。 2011年9月24日至25日，第十一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圆满举办。从2012年开始，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就逐步固定在每年的下半年举行。每年的国际论坛，也把主题逐步定位为下一个年度的新教育年会重点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每年的这个时候，文蕃也总会帮助邀请几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而每一次的国际论坛，文蕃不仅自己做主旨讲演，还要帮助专家做学术翻译。记得好几次会议上，文蕃都及时地纠正专职翻译的错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专家的内容。而他自己的讲演，也给我们许多启示。
如2019年11月，我们在江苏海门举行的新教育国际论坛，讨论科学教育的问题。他在讲演中介绍的写作对于科学家的意义，就让我们感触很深。许多研究发现，在科学家群体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好写作的比其他科学家多20倍。而严文蕃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数据，事实上应该高100倍。他认为新教育强调科学写作非常有远见。
正是由于文蕃越来越深度地参与新教育实验，2015年，他被新教育研究院聘请出任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新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课程研发工作。2019年，他又正式担任新教育理事会副理事长，成为新教育的核心成员。
我曾经问文蕃，他对新教育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新教育是一座伟大的桥梁。他告诉我，在美国乃至在国际教育界，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教育理论研究与一线教育实践之间的脱节。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了很多理论，发表了许多论著，但是很难被一线教师理解和实践;而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有许多困惑，又不会主动地寻求理论的指导。但是，新教育成功地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蕃在2009年的新教育年会上曾经评论说，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师问题。而教师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自身的内驱力不足，其次是专业素养不足。
而新教育倡议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最有成效的地方，就是激发了教师内在的动力，并且为教师提供了具体的专业成长路径。新教育在教师教育上不是一般的培训，而是有非常具体的行动、课程和路径，把教师外在的职业行为与内在的幸福体验和价值尊严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教师不仅仅是为了学生的成长，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更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人生。在这个过程中，新教育实验教师成长项目通过网络师范学院、新教育种子计划等平台，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架设了一座中介性的桥梁，解决了教育理论进不了中小学学校，一线教师对艰深难懂的教育理论不感兴趣的问题。
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成长理论模型和操作方法，在中國的数千所学校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被称为教师成长的“新教育范式”，它将有可能为中国乃至全球教师成长提供一个范例和操作路径。
我想，我们同样可以把文蕃视为一座伟大的桥梁。他帮助新教育架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他不断地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带到新教育，又不断地把新教育的声音传向世界。他让新教育拥有更大的天空，更加广阔的视野。
（责任编辑：黄晓夏 王振辉）
40年后，他架起的桥梁，让新教育与世界教育紧密相连。
40年前，我们30多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年龄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系的本科主要课程。我清晰地记得，我们上生理学课程用动物做解剖实验，上专业英语课吴福元老师带着我们翻译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上心理学史课程燕国材教授的“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教诲。
两年的学习之后，我回到苏州大学教书，他留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在两年的学习期间，与他联系并不多，只知道他的专业是化学教育。
没有想到，毕业20年后我们神奇相遇。
更没有想到，毕业40年后，他成了我们新教育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他，就是美国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严文蕃教授。
留校以后的第3年，严文蕃赴美留学。凭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学业成就，他于1989年、1991年分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还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作为在教育政策量化分析领域的大型数据与分析处理方面的著名专家，他曾担任美国教育研究会国家数据库研究小组的主席，2003年、2005年两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学者奖，并且承担了《美国教育研究杂志》《比较教育评论》《当代教育心理学》等高端学术期刊和出版商的审稿工作。
由于我们在上海学习期间是同时兼修心理学与教育学，我们相对其他的教育学者和心理学家，在研究领域就有种独特的优势。严文蕃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个特点。他也是从心理学转向教育学的，这些年来主要从事教育公平、机会均等、有效性及其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在教育领导、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等学术领域著述丰硕。
大约是2000年左右，由于在主持编写教育部重点教材《管理心理学》时发现，我国教育、心理学学科的教材陈旧老化、学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严重，我决定组织国内外专家编写一套“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于是想到了老同学。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严文蕃交流的时候，双方一拍即合，作为当时反应速度最快、最积极的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他成为了这套教材的第一副主编，协助我主持整个丛书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用近10年的时间，从国外精心选择了近50种教育、心理学的教材，基本覆盖了教育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这些教材，大部分是国外的经典，有些是几十年不断修订的经典教材，为国内教材编写树立了一个标杆。
那个时候，文蕃还是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博士专业的主任，他对美国大学教育学科教材使用的情况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次深度合作之中，文蕃对工作的用心、对朋友的热心、对学问的细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从此，进入了我们长达20年的学术蜜月期。
2003年11月，我们在苏州市会议中心召开了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主题是“营造书香校园”。那个时候，新教育实验刚刚起步，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挂牌不久，需要集思广益，邀请专家对新教育实验的关键项目建言谋策，于是邀请到了时任中央教科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等。严文蕃，当时作为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访问学者，是唯一的一位国外专家。从此，他正式地走进了新教育。
2004年5月，我邀请严文蕃和美国著名教育家奥恩斯坦、鲍里奇等访问中国。当时，奥恩斯坦的《教育基础（第八版）》和《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第三版）》，鲍里奇的《有效教学方法》都被选入我们的“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在中国出版以后非常受一线教师的欢迎。为此，我们专门在苏州大学举办了一个中美教育论坛。
记得是5月9日那一天，中美教育论坛在苏州大学的老图书馆里举行。“在座的有多少校长？有多少人想做校长？请举手！”文蕃用两个风趣独特的开场提问开讲。那一天，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评价的研究。他指出，美国大学教师评价不仅仅强调科研与教学，还强调服务。在美国，教授的主要任务是上课和辅导学生，还有一部分任务是研究，另外，他们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服务。在美国大学，教授基本参与各个方面的学校管理，也就少不了要为学校服务。
那一天，文蕃还用自己女儿的故事，讲述了中美教育的差异。有一回，他的女儿参加了州里的科技竞赛，拿了个很好的名次。回校后向校长报告，校长的评价很简单，就用了两个字“很好”打发了。可是，在同一天，学校的足球队踢败了邻校的足球队。校长第二天在广播里大肆渲染足球队如何协调作战，用智慧和勇敢击败了对手，而对他女儿在科技比赛中的好成绩却只字未提。这说明美国的校长比较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团队精神的培养，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特别看重学生的学业成绩。
他在演讲中还介绍了美国家长特别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特点。美国家长认为，通过体育或各种实践类活动，不仅锻炼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拼搏精神。如果孩子获得体育方面的嘉奖他们就非常开心;如果孩子能够被学校的体育运动队或乐队选中，那就会一家子聚会庆贺;而如果孩子能够成为体育明星，那就是家里最为荣耀的事情。
这次讲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个中美论坛，后来就与我们的新教育年会结合起来，成为每年新教育年度会议的序曲性学术会议。文蕃带着他的博士生团队和美国的中小学校长、专家来参加我们的年会，在年会前的一天，美方的专家与我们中国的专家，就年会的主题共同交流讨论。
2011年上半年，鄂尔多斯东胜新教育实验区提出了考虑到安全维稳的因素，希望推迟原定在暑期举办的新教育年会的申请。我和文蕃以及新教育团队沟通以后，决定利用暑假时间举行一次新教育国际论坛。推动新教育的国际交流，把新教育实验融入到国际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洪流之中，本来就已经纳入到新教育的议事日程之中，正好利用这一次鄂尔多斯的特殊情况，我们化“危”为“机”，于7月9日在常州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举办了以“守望我们的田野”为主题的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内外从事新教育研究的800多名代表出席了论坛，共同探讨交流新教育实验成果。 2011年9月24日至25日，第十一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圆满举办。从2012年开始，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就逐步固定在每年的下半年举行。每年的国际论坛，也把主题逐步定位为下一个年度的新教育年会重点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每年的这个时候，文蕃也总会帮助邀请几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而每一次的国际论坛，文蕃不仅自己做主旨讲演，还要帮助专家做学术翻译。记得好几次会议上，文蕃都及时地纠正专职翻译的错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专家的内容。而他自己的讲演，也给我们许多启示。
如2019年11月，我们在江苏海门举行的新教育国际论坛，讨论科学教育的问题。他在讲演中介绍的写作对于科学家的意义，就让我们感触很深。许多研究发现，在科学家群体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好写作的比其他科学家多20倍。而严文蕃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数据，事实上应该高100倍。他认为新教育强调科学写作非常有远见。
正是由于文蕃越来越深度地参与新教育实验，2015年，他被新教育研究院聘请出任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新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课程研发工作。2019年，他又正式担任新教育理事会副理事长，成为新教育的核心成员。
我曾经问文蕃，他对新教育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新教育是一座伟大的桥梁。他告诉我，在美国乃至在国际教育界，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教育理论研究与一线教育实践之间的脱节。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了很多理论，发表了许多论著，但是很难被一线教师理解和实践;而一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有许多困惑，又不会主动地寻求理论的指导。但是，新教育成功地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蕃在2009年的新教育年会上曾经评论说，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师问题。而教师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自身的内驱力不足，其次是专业素养不足。
而新教育倡议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最有成效的地方，就是激发了教师内在的动力，并且为教师提供了具体的专业成长路径。新教育在教师教育上不是一般的培训，而是有非常具体的行动、课程和路径，把教师外在的职业行为与内在的幸福体验和价值尊严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教师不仅仅是为了学生的成长，也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更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人生。在这个过程中，新教育实验教师成长项目通过网络师范学院、新教育种子计划等平台，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架设了一座中介性的桥梁，解决了教育理论进不了中小学学校，一线教师对艰深难懂的教育理论不感兴趣的问题。
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成长理论模型和操作方法，在中國的数千所学校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被称为教师成长的“新教育范式”，它将有可能为中国乃至全球教师成长提供一个范例和操作路径。
我想，我们同样可以把文蕃视为一座伟大的桥梁。他帮助新教育架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他不断地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带到新教育，又不断地把新教育的声音传向世界。他让新教育拥有更大的天空，更加广阔的视野。
（责任编辑：黄晓夏 王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