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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克勤、简光洲、刘畅……这些名字你也许会觉得很陌生，但那些被他们揭开的黑幕，你必定相当熟悉——山西省的“疫苗黑幕”、“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山西省繁峙“矿难黑幕”……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让我们能够直面那些被掩盖的触目惊心，那些血与泪交织的真实；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极有力地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王克勤：第一“揭黑”记者
在《南方周末》“2010年度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被誉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的王克勤与吴敬琏、吴宇森等人一起，获得“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
这个已经46岁的中年男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2001年，他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报道引发了证券业的大地震。之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亦陆续登场。因这些报道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有100多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
《中国经济时报》成为了王克勤新的战场，在这里他如鱼得水。2002年，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报道，再度震惊全国。
接下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报道也先后问世。王克勤近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是2010年3月份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与王克勤的电话交谈经常被打断，因为他会不断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也是他重要的线索来源。但这些线索中的大部分，他没有精力去处理，这让他对那些求助者心生歉疚，但又无可奈何。“我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
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调查记者”。这是王克勤的感慨。有鉴于此，他现在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各种讲座和培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揭黑”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此外，王克勤现在花费很多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多年来的采访经验和内幕背后的内幕整理出书，以供更多的调查记者参考。
王克勤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感觉到生命危险了。但让他觉得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仍然是《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报道出来后，黑恶分子叫嚣要花500万买他的人头。“那时候有4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保护我，但我仍然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说实话，的确是有点害怕。”
不仅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连家人有时候也会因为“揭黑”报道受到威胁，这让王克勤很愧疚。王克勤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微薄的基本工资维生，这些更让他对家人感到歉意。
但王克勤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没办法对苦难保持冷漠”，这是他坚持的理由，也是他前行的动力。
对于揭黑记者的前景，自称“还能够再干10年”的王克勤总体上是乐观的。
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虽然10篇稿子中总有近一半因为各种压力无法刊出，虽然笑称“与管制的对抗中，我屡战屡败”，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是让王克勤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有太多黑幕需要揭露。
简光洲：“问题奶粉”的掘墓人
简光洲这个名字为人熟知，是因为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供职的《东方早报》率先点名披露“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随即引发中国乳业持续至今的“三聚氰胺风波”。
在此之前，简光洲已经做了几年的“揭黑”报道，其间也经历种种危险，但简光洲感觉离危险最近的一次，仍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前的那个晚上。“我担心这个报道出来后，我明天还能否回到这个办公室，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工作。毕竟对方是市值100多亿的乳业巨头，能量肯定大得很，且当时正值残奥会，类似的问题也相当敏感。”
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但一个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让简光洲良心难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含糊其辞？”“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
这的确是一次冒险。一年之后，简光洲才获知，就在《东方早报》报道刊发的当天，有关部门就让查查简光洲是谁。在简光洲眼里，来自各方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扰，是比自己人身安全更大的危险。“比如说最近越来越多的‘抓记者事件’，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成了一些地方领导对抗舆论监督的工具。甚至为公司所利用，比如说仇子明报道《上市公司内幕》遭警方通缉的案子。如果真是打官司，我们倒也不怕，好歹是按程序来嘛，是可以预知的。最可怕的就是通过非正常程序对你施加压力，这些危险是你不可预知的。”
好在，“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终于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
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危险时刻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简光洲一直在为朴素的新闻理想坚持着。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很多记者们早就已经丢掉了先辈们具有的名誉和使命感。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简光洲能做的，就是用一篇篇报道找回那些记者失去的尊严。
简光洲有时候仍然会感到明显的无力感，在他所做的调查报道中，会有三四成的报道因为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而夭折。这种很多时候毫无道理可言的干扰，让他和所供职的报社备感无奈。
与王克勤一样，深感中国调查记者太少的简光洲也经常会受到邀请与一些高校新闻系的学生分享下他的经验与梦想，他说“新闻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职业，可以妥协，但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简光洲还经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来作为他演讲的结尾：“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刘畅：“10佳曝光勇士”
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综合采访部主任，更多的时间用在管理上；在《中国青年报》上也时常能看到他针砭时弊的评论文章，但提起刘畅，人们还是很自然地把他和调查记者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自1992从业以来，刘畅作为一个调查记者，采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调查性报道。其中2002年写就的《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已经成了调查性报道的经典。
提起调查记者这个话题，在刘畅看来，虽然目前的调查环境还很糟糕，这两年发生了许多针对调查记者的伤害甚至暴力事件，但克服困难报道真相，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天职。“当你从事这份工作时，你就应该想到它可能带给你的危险和困难。”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就有了调查性报道，但是中国的调查记者被公众普遍知晓是在2003年。刘畅记得那一年年底“新浪”网做了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崛起和彷徨”的专题，那一次全国的一些调查记者在北京聚首、沟通。经过7年时间的实践，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曝光，国内的调查记者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成了人们信赖的人群，一些调查记者甚至成了“明星”。
虽然调查记者普遍感到公众的信任，但７年来，调查记者的工作环境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善。不久前，一位媒体研究者在“新浪”微博上公布了一份他自己统计的“2010中国记者被打不完全档案”，竟然有接近30起调查记者被打事件。刘畅介绍说今年“记者节”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片子，片子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地记者挨打，受伤被送进医院治疗的情况；第二部分是部分记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敲诈、犯罪的报道。这说明记者这个行业是复杂的。
在刘畅看来，被媒体曝光的、被滥用的“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肯定会拼命遮蔽真相。但正是因为有遮蔽，调查记者的工作才有意义。
“时代造就了调查记者广阔的生存空间。”刘畅介绍说，空间越大，其实对调查记者的要求越高。刘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不法官员会在网上被穷追猛打；一个调查记者的权利被侵犯，经互联网传播，几乎会引起所有媒体同行的声援。“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调查记者，或者从更大范围说，有利于媒体工作者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作用是明显的。仇子明由被通缉到获得自由，这个共同体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调查记者是时代的守望者，我们可能泪流满面，可能拍案而起，但是我们绝不绝望。”刘畅相信，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始终都会坚定地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
（摘自《新快报》 作者：赵勇 倪宁宁）
王克勤：第一“揭黑”记者
在《南方周末》“2010年度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被誉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的王克勤与吴敬琏、吴宇森等人一起，获得“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
这个已经46岁的中年男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2001年，他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报道引发了证券业的大地震。之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亦陆续登场。因这些报道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有100多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
《中国经济时报》成为了王克勤新的战场，在这里他如鱼得水。2002年，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报道，再度震惊全国。
接下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报道也先后问世。王克勤近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是2010年3月份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与王克勤的电话交谈经常被打断，因为他会不断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也是他重要的线索来源。但这些线索中的大部分，他没有精力去处理，这让他对那些求助者心生歉疚，但又无可奈何。“我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
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调查记者”。这是王克勤的感慨。有鉴于此，他现在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各种讲座和培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揭黑”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此外，王克勤现在花费很多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多年来的采访经验和内幕背后的内幕整理出书，以供更多的调查记者参考。
王克勤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感觉到生命危险了。但让他觉得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仍然是《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报道出来后，黑恶分子叫嚣要花500万买他的人头。“那时候有4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保护我，但我仍然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说实话，的确是有点害怕。”
不仅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连家人有时候也会因为“揭黑”报道受到威胁，这让王克勤很愧疚。王克勤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微薄的基本工资维生，这些更让他对家人感到歉意。
但王克勤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没办法对苦难保持冷漠”，这是他坚持的理由，也是他前行的动力。
对于揭黑记者的前景，自称“还能够再干10年”的王克勤总体上是乐观的。
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虽然10篇稿子中总有近一半因为各种压力无法刊出，虽然笑称“与管制的对抗中，我屡战屡败”，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是让王克勤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有太多黑幕需要揭露。
简光洲：“问题奶粉”的掘墓人
简光洲这个名字为人熟知，是因为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供职的《东方早报》率先点名披露“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随即引发中国乳业持续至今的“三聚氰胺风波”。
在此之前，简光洲已经做了几年的“揭黑”报道，其间也经历种种危险，但简光洲感觉离危险最近的一次，仍是“三鹿事件”报道签发前的那个晚上。“我担心这个报道出来后，我明天还能否回到这个办公室，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工作。毕竟对方是市值100多亿的乳业巨头，能量肯定大得很，且当时正值残奥会，类似的问题也相当敏感。”
报道签发之前，简光洲的脑海中甚至已经见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样子。但一个个不足一岁的孩子全身麻醉后被推进手术室的场面，让简光洲良心难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含糊其辞？”“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
这的确是一次冒险。一年之后，简光洲才获知，就在《东方早报》报道刊发的当天，有关部门就让查查简光洲是谁。在简光洲眼里，来自各方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扰，是比自己人身安全更大的危险。“比如说最近越来越多的‘抓记者事件’，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成了一些地方领导对抗舆论监督的工具。甚至为公司所利用，比如说仇子明报道《上市公司内幕》遭警方通缉的案子。如果真是打官司，我们倒也不怕，好歹是按程序来嘛，是可以预知的。最可怕的就是通过非正常程序对你施加压力，这些危险是你不可预知的。”
好在，“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在媒体集体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视下，终于按照一条正常的轨道演变下去了。
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危险时刻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但简光洲一直在为朴素的新闻理想坚持着。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面前，很多记者们早就已经丢掉了先辈们具有的名誉和使命感。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简光洲能做的，就是用一篇篇报道找回那些记者失去的尊严。
简光洲有时候仍然会感到明显的无力感，在他所做的调查报道中，会有三四成的报道因为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而夭折。这种很多时候毫无道理可言的干扰，让他和所供职的报社备感无奈。
与王克勤一样，深感中国调查记者太少的简光洲也经常会受到邀请与一些高校新闻系的学生分享下他的经验与梦想，他说“新闻是个理想主义者的职业，可以妥协，但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简光洲还经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来作为他演讲的结尾：“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刘畅：“10佳曝光勇士”
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综合采访部主任，更多的时间用在管理上；在《中国青年报》上也时常能看到他针砭时弊的评论文章，但提起刘畅，人们还是很自然地把他和调查记者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自1992从业以来，刘畅作为一个调查记者，采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调查性报道。其中2002年写就的《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已经成了调查性报道的经典。
提起调查记者这个话题，在刘畅看来，虽然目前的调查环境还很糟糕，这两年发生了许多针对调查记者的伤害甚至暴力事件，但克服困难报道真相，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天职。“当你从事这份工作时，你就应该想到它可能带给你的危险和困难。”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就有了调查性报道，但是中国的调查记者被公众普遍知晓是在2003年。刘畅记得那一年年底“新浪”网做了一个“中国调查记者的崛起和彷徨”的专题，那一次全国的一些调查记者在北京聚首、沟通。经过7年时间的实践，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曝光，国内的调查记者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成了人们信赖的人群，一些调查记者甚至成了“明星”。
虽然调查记者普遍感到公众的信任，但７年来，调查记者的工作环境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善。不久前，一位媒体研究者在“新浪”微博上公布了一份他自己统计的“2010中国记者被打不完全档案”，竟然有接近30起调查记者被打事件。刘畅介绍说今年“记者节”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片子，片子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地记者挨打，受伤被送进医院治疗的情况；第二部分是部分记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敲诈、犯罪的报道。这说明记者这个行业是复杂的。
在刘畅看来，被媒体曝光的、被滥用的“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肯定会拼命遮蔽真相。但正是因为有遮蔽，调查记者的工作才有意义。
“时代造就了调查记者广阔的生存空间。”刘畅介绍说，空间越大，其实对调查记者的要求越高。刘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不法官员会在网上被穷追猛打；一个调查记者的权利被侵犯，经互联网传播，几乎会引起所有媒体同行的声援。“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调查记者，或者从更大范围说，有利于媒体工作者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作用是明显的。仇子明由被通缉到获得自由，这个共同体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调查记者是时代的守望者，我们可能泪流满面，可能拍案而起，但是我们绝不绝望。”刘畅相信，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始终都会坚定地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
（摘自《新快报》 作者：赵勇 倪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