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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由“汉”的大一统分迸支离而成。“一”分为“三”，神州幅裂，故国烟灭，何其悲哉!酝酿了60年，“三”复合“一”，江山大统，新朝鼎革，又何其喜也!
“两汉”与“三国”，为中国历史一大变局。其中，玄机深藏。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搬演合而分、分而合的游戏，至今不衰歇。这是我草拟本文的历史诱因或文化诱因。
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质疑
打开《三国演义》，正文第一页，赫然入目一行文字，曰：“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回顾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此话的“可印证性”极强。有位朋友甚至断言：中国(或政权、或疆域)将永远跳不出这分、合逆转的魔圈。我不敢苟同此论，心里却依然佩服小说家的街谈巷议里竟也有千古卓绝的政治智慧。
罗贯中氏说“合”、说“分”，是有历史针对性的。就“三国”背景而言，“合久”，说汉朝，西汉、东汉，“合”了420多年，不谓不“久”；“合久”了，“合”出了乱子，就“分”；一“分”，“分”成三国，魏、蜀、吴是也。三国之“分”久，整整60年，“分”不得人心，有晋武帝司马炎“合”而为一。
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如果视为一个历史周期，我们的老大中华早已麻木了这哭哭笑笑的周而复始。“合”，喜剧也；“分”，悲剧也。中国人的无奈是，对这鬼打墙的荒谬，或双推磨的重复，尽管不情愿也要接受。
从历史的追怀中醒来，我不想接受“古已有之”、“今仍如此”的宿命，故而开始怀疑罗贯中的“分合论”的谬误。
谬之一，在其“必然性”判断之武断。分而合，合而分，仅仅是两种态势。相互逆转，有其充分理由，却无“必然”逻辑。如果“合”而必“分”，“合”有何恋?“分”而必“合”，“分”又何忧?中国政治倘能达于至善尽美之境，国人皆因“合”而得福，“合”至地久天长，谁又愿“分”而裂之?
谬之二，在其“时间命题”之消极。分“久”而合，合“久”而分，好像都是“时间”在作怪。岂不知，国家分合，全在“人”谋也。“分”，是有“人”要分，不分不痛快，不死心，故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分；“合”，是有“人”要合，不合不罢休，不瞑目，亦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合。有分裂之“人”，才有分裂之“国”；有一统之“人”，才有一统之“国”，不亦明乎!
二、“三国”首领一致拒绝“三国论”
“三国”鼎立，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显例。但“三国”首领，都不倡“三国论”，为一异事。翻翻《后汉书》、《三国志》，印有确证。
曹操说：“吾起兵义，为天下除暴乱”；“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荡平天一，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
刘备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扫除寇难，靖匡王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
孙权说：“朕以不德，肇受王命”；“思平世雄，救济黎庶”；“勤求俊杰，共定海内”；“普天一统，于是定矣”……
都反对分裂，都主张一统，都将分裂之罪加予别人，都说一统之责在乎自己。这很矛盾，又很真实。说三人之话有“谎言”成分，都有借大谎以惑天下之用意；说三人之话有“实言”成分，亦都有借实情以感苍生之苦心。如果将三个人的国家观念作一次本质性透视，或许谁也免不了“野心家”的恶谥，但我们已不那么认真拷问灵魂；毕竟，这三个人都还不愿或不敢鼓吹“三国论”而声言放弃一统大任。而统一中国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命题，这要看实践；在此之前，预为裁定先天的“合法性”，或预为勾勒“唯一性”轨迹则大无必要。
国家一统，高于一切。苟能利国，谁统皆可。可在三国时代，正统与非正统，合法与不合法的，确让曹、刘、孙辈精力误用也!
曹操，被刘、孙二家骂为“汉贼”。“贼”气、“霸”气一无掩饰。但他人多枪多地盘大。以大压小，绰有余力也。何况，他“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刘备语)，故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厉害。
刘备呢，被吕布骂为“大耳儿”，却被曹操赞为“人杰”。原本兵微将寡，只有“拉游击”的份儿；自得益州天府之国，始进退有据也。他的王牌，得乎刘姓血缘；这是“品牌”，属无形资产。如此，兴复汉室，名义上非他莫属。
孙权其人，连曹操都敢骂为“孙权小丑”的，可他也是个英雄。三国争锋，他经常在外交上“两边倒”，故受惠不小。尤其不可忽视者，孙家拥有三世经营江东之本，何况还拥有刘汉天子的传国之玺!
曹、刘、孙三人的悲剧，是他们都没能看到国家统一———由自己，或自己子孙完成的统一，进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缘王朝。但是，他们各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区域割据的“准王朝”形态，阻滞了中国版图的“粉碎性”分裂。
烟消云散后，中国人的记忆里沉淀了太多的“三国”故事，或“三国”偏见。甚至一贯以客观自诩的历史学家也不能逃离偏见。对“三国人”的苛责，与对“华夏分裂”的敏感，交织成“大一统”眷恋；周而复始，竟然又诱发着中国人对那个“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隐忍姑息。这真是历史哲学的大错位。
如果将话题绕回对曹、刘、孙三人的“灵魂拷问”，我以为这三个人都是“老实人”做了“老实事”。既然大汉皇朝已经确诊为“脑死亡”，既然它心脏的惯性震颤仅仅显示着一个“植物人”的生命绝望，局外人怎么能强求它的孝子贤孙永远护理着一具躯壳，而耽误了有益的创造呢?曹操等三人的选择，只是在承认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后，中止无效抢救，专心于自己的营构而已。
三、“邪教”冲击波下的政治休克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对汉末“黄巾起义”给予充分评价。因为归属于“农民起义”这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范畴，所以虚说“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进程也便成了老生常谈。
但“黄巾起义”确是失败了。张角们成了失败者，这是尽人皆知的。另一个失败者往往为人忽略，他就是汉灵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汉皇朝。两败俱伤，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乃“邪教”猖獗也。
“黄巾起义”是一次“邪教”在恶性传播后的武装暴动，因其“邪”，难成大事；因其“邪”，足以败事。
张角兄弟，《后汉书》无专传，可以印证的史料不多。据《后汉书·皇甫嵩传》等文献记载，张角组织“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不用吃药而疗病，原是张角发明也!“转相诳惑”，十几年间，“众徒数十万”。当张角亮出政治底牌，宣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时，他预先设置的邪教组织“三十六方”，随即一变而为服务于政治的军事组织。
我断言张角的“太平道”为“邪教”，既非“今时性”比附，又非“昔时性”卫道，仅仅是出于一种思想原则，即“太平道”既以精神欺骗为诱铒，它就是包藏祸心的组织。此举一例，可证邪教之邪：为求张角治病，百姓们变卖财产，流徙奔处，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历史如此严酷：大汉皇朝的“政治压迫”尚未结束，张角兄弟的“精神奴役”即已开始，中国庶民难道注定要承受双重束缚吗?
“邪教”自有“邪”的魅力。其时，华夏九州，除雍州偏于西陲尚未波及外，青、徐、冀、扬、衮、豫等八州，尽有响应“太平道”者。
虽然太尉扬赐上书言张角之患，司徒掾刘陶复上书申言张角之害，但汉灵帝“殊不为意”。这就使汉皇朝失去了一次防止“邪教异端”演化为“政治叛乱”的机会。
张角们谋划泄露后，匆忙起事。汉皇朝面临的尴尬是：在“邪教”十几年的“人心蚕食”后，任何军事镇压都已不可能重建“政治信任”。
张角举事，开了一个先例。张修建“五斗米教”，自称“五斗米师”，反于巴蜀。张牛角反于博陵，褚飞燕反于常山，他如黄龙、左校、雷公等数十支武装起于州郡。严重的是，起事者不再安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旦扯旗放炮，大都将政治目标锁定在“取而代之”上。此时的大汉皇朝，已成天下百姓之敌。
正是因为“人心向背”这种“群体意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一只铁拳，“失去人心”的政府便依靠它“远离人心”的“国家机器”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但张角兄弟的尝试也揭示了一种历史玄机：四百年的政治经营原来也经不起老百姓的一场骚动!专制政权，何其弱也!
黄巾一起，大汉休克。千秋警示，谁人志之?
四、“通灵宝玉”碎了，“大一统”垮了
诸葛亮，大抵是较早总结大汉皇朝败亡之因的思想家。他的结论，归于用人：“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谁有权力“亲”小人、“远”贤臣呢?当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念及后汉之灭亡，刘备与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
汉桓帝刘志，15岁即位，36岁驾崩，在位22年。汉灵帝刘宏，12岁即位，34岁驾崩，在位亦22年。严格说，这两人即位之初，都还是儿童。一个老大帝国，儿童称帝，大权旁落，期乎必然也。问题是，大权落在“小人”之手，还是贤臣之手。
桓帝时，先是外戚专政，梁氏横行；后来，是宦官窃国，“党人”遭殃。灵帝时，先有宦官乱政，诛杀朝臣；后有“钩党”之狱，士人噤声。终桓、灵二帝四十余年，责其弊在于用人不当，无疑也。用小人，用坏人；逐贤人，杀士人，以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群体灾难(较秦始皇坑儒尤重)就发生在大汉末日。谁能想到，中国知识阶层最早的结“党”自觉，却遭逢结党之戮呢!
灯下读《后汉书》，我常常在压抑中弃书而叹。中国的“士”阶层，最好不要独立成一种存在。在你尚未威胁政治时，政治便敏感了威胁，而对你预为制裁。
接着，我开始思考大汉季世包围着帝王的那些太监的行径。或许是自我保护，太监们十分热衷于推行一种“愚民”与“愚君”相结合的政策。这个“两愚”方针的障碍，就是那些自诩聪明的知识分子。你聪明吗?我就是不用你。“关门主义”大行40多年，后汉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固执排斥知识分子的政府。这是一个愚蠢的政府。愚蠢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终于，这权力在愚弄了天下之后，愚弄到自己身上。因为堆累有年的“上源腐败”和“中枢麻痹”，早已不让老百姓信任它、追随它了，故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一起，百姓云从，汉灵帝真的成为了孤家寡人!
“人心”丢了，“帝王崇拜”垮了，“通灵宝玉”碎了，“命根子”断了，大汉落日，映着血色，缓缓沉入黑水虞渊。政治，唯有在惩创异已时才表现为高度的神经质；而对于自身的绝症与死期，它则又瞎、又聋、又麻木。
当大汉方舟急剧下沉时，可爱的“十常侍”们不但忙于在京城“并起宅第”，富拟宫室，而且悄悄与“太平道”勾结，以为“内应”。可爱的汉灵帝，不但乐于在后宫列肆经商，饮宴为乐，而且拍卖宫爵，中饱私囊。
历史，在分合两极间震荡。
由分而合，由合而分，一无例外地折射出政治的清明与腐败。汉朝的“大一统”维持四百年，也算极数。如果政治上不出大错，哪儿又是四百年呢?可见，创业不易，守成更难。
“两汉”与“三国”，为中国历史一大变局。其中，玄机深藏。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断搬演合而分、分而合的游戏，至今不衰歇。这是我草拟本文的历史诱因或文化诱因。
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质疑
打开《三国演义》，正文第一页，赫然入目一行文字，曰：“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回顾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此话的“可印证性”极强。有位朋友甚至断言：中国(或政权、或疆域)将永远跳不出这分、合逆转的魔圈。我不敢苟同此论，心里却依然佩服小说家的街谈巷议里竟也有千古卓绝的政治智慧。
罗贯中氏说“合”、说“分”，是有历史针对性的。就“三国”背景而言，“合久”，说汉朝，西汉、东汉，“合”了420多年，不谓不“久”；“合久”了，“合”出了乱子，就“分”；一“分”，“分”成三国，魏、蜀、吴是也。三国之“分”久，整整60年，“分”不得人心，有晋武帝司马炎“合”而为一。
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如果视为一个历史周期，我们的老大中华早已麻木了这哭哭笑笑的周而复始。“合”，喜剧也；“分”，悲剧也。中国人的无奈是，对这鬼打墙的荒谬，或双推磨的重复，尽管不情愿也要接受。
从历史的追怀中醒来，我不想接受“古已有之”、“今仍如此”的宿命，故而开始怀疑罗贯中的“分合论”的谬误。
谬之一，在其“必然性”判断之武断。分而合，合而分，仅仅是两种态势。相互逆转，有其充分理由，却无“必然”逻辑。如果“合”而必“分”，“合”有何恋?“分”而必“合”，“分”又何忧?中国政治倘能达于至善尽美之境，国人皆因“合”而得福，“合”至地久天长，谁又愿“分”而裂之?
谬之二，在其“时间命题”之消极。分“久”而合，合“久”而分，好像都是“时间”在作怪。岂不知，国家分合，全在“人”谋也。“分”，是有“人”要分，不分不痛快，不死心，故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分；“合”，是有“人”要合，不合不罢休，不瞑目，亦千方百计而为之，故“国”合。有分裂之“人”，才有分裂之“国”；有一统之“人”，才有一统之“国”，不亦明乎!
二、“三国”首领一致拒绝“三国论”
“三国”鼎立，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显例。但“三国”首领，都不倡“三国论”，为一异事。翻翻《后汉书》、《三国志》，印有确证。
曹操说：“吾起兵义，为天下除暴乱”；“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荡平天一，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
刘备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扫除寇难，靖匡王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
孙权说：“朕以不德，肇受王命”；“思平世雄，救济黎庶”；“勤求俊杰，共定海内”；“普天一统，于是定矣”……
都反对分裂，都主张一统，都将分裂之罪加予别人，都说一统之责在乎自己。这很矛盾，又很真实。说三人之话有“谎言”成分，都有借大谎以惑天下之用意；说三人之话有“实言”成分，亦都有借实情以感苍生之苦心。如果将三个人的国家观念作一次本质性透视，或许谁也免不了“野心家”的恶谥，但我们已不那么认真拷问灵魂；毕竟，这三个人都还不愿或不敢鼓吹“三国论”而声言放弃一统大任。而统一中国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命题，这要看实践；在此之前，预为裁定先天的“合法性”，或预为勾勒“唯一性”轨迹则大无必要。
国家一统，高于一切。苟能利国，谁统皆可。可在三国时代，正统与非正统，合法与不合法的，确让曹、刘、孙辈精力误用也!
曹操，被刘、孙二家骂为“汉贼”。“贼”气、“霸”气一无掩饰。但他人多枪多地盘大。以大压小，绰有余力也。何况，他“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刘备语)，故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厉害。
刘备呢，被吕布骂为“大耳儿”，却被曹操赞为“人杰”。原本兵微将寡，只有“拉游击”的份儿；自得益州天府之国，始进退有据也。他的王牌，得乎刘姓血缘；这是“品牌”，属无形资产。如此，兴复汉室，名义上非他莫属。
孙权其人，连曹操都敢骂为“孙权小丑”的，可他也是个英雄。三国争锋，他经常在外交上“两边倒”，故受惠不小。尤其不可忽视者，孙家拥有三世经营江东之本，何况还拥有刘汉天子的传国之玺!
曹、刘、孙三人的悲剧，是他们都没能看到国家统一———由自己，或自己子孙完成的统一，进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缘王朝。但是，他们各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区域割据的“准王朝”形态，阻滞了中国版图的“粉碎性”分裂。
烟消云散后，中国人的记忆里沉淀了太多的“三国”故事，或“三国”偏见。甚至一贯以客观自诩的历史学家也不能逃离偏见。对“三国人”的苛责，与对“华夏分裂”的敏感，交织成“大一统”眷恋；周而复始，竟然又诱发着中国人对那个“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隐忍姑息。这真是历史哲学的大错位。
如果将话题绕回对曹、刘、孙三人的“灵魂拷问”，我以为这三个人都是“老实人”做了“老实事”。既然大汉皇朝已经确诊为“脑死亡”，既然它心脏的惯性震颤仅仅显示着一个“植物人”的生命绝望，局外人怎么能强求它的孝子贤孙永远护理着一具躯壳，而耽误了有益的创造呢?曹操等三人的选择，只是在承认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后，中止无效抢救，专心于自己的营构而已。
三、“邪教”冲击波下的政治休克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对汉末“黄巾起义”给予充分评价。因为归属于“农民起义”这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范畴，所以虚说“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进程也便成了老生常谈。
但“黄巾起义”确是失败了。张角们成了失败者，这是尽人皆知的。另一个失败者往往为人忽略，他就是汉灵帝，以及他所代表的汉皇朝。两败俱伤，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乃“邪教”猖獗也。
“黄巾起义”是一次“邪教”在恶性传播后的武装暴动，因其“邪”，难成大事；因其“邪”，足以败事。
张角兄弟，《后汉书》无专传，可以印证的史料不多。据《后汉书·皇甫嵩传》等文献记载，张角组织“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不用吃药而疗病，原是张角发明也!“转相诳惑”，十几年间，“众徒数十万”。当张角亮出政治底牌，宣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时，他预先设置的邪教组织“三十六方”，随即一变而为服务于政治的军事组织。
我断言张角的“太平道”为“邪教”，既非“今时性”比附，又非“昔时性”卫道，仅仅是出于一种思想原则，即“太平道”既以精神欺骗为诱铒，它就是包藏祸心的组织。此举一例，可证邪教之邪：为求张角治病，百姓们变卖财产，流徙奔处，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历史如此严酷：大汉皇朝的“政治压迫”尚未结束，张角兄弟的“精神奴役”即已开始，中国庶民难道注定要承受双重束缚吗?
“邪教”自有“邪”的魅力。其时，华夏九州，除雍州偏于西陲尚未波及外，青、徐、冀、扬、衮、豫等八州，尽有响应“太平道”者。
虽然太尉扬赐上书言张角之患，司徒掾刘陶复上书申言张角之害，但汉灵帝“殊不为意”。这就使汉皇朝失去了一次防止“邪教异端”演化为“政治叛乱”的机会。
张角们谋划泄露后，匆忙起事。汉皇朝面临的尴尬是：在“邪教”十几年的“人心蚕食”后，任何军事镇压都已不可能重建“政治信任”。
张角举事，开了一个先例。张修建“五斗米教”，自称“五斗米师”，反于巴蜀。张牛角反于博陵，褚飞燕反于常山，他如黄龙、左校、雷公等数十支武装起于州郡。严重的是，起事者不再安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旦扯旗放炮，大都将政治目标锁定在“取而代之”上。此时的大汉皇朝，已成天下百姓之敌。
正是因为“人心向背”这种“群体意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一只铁拳，“失去人心”的政府便依靠它“远离人心”的“国家机器”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但张角兄弟的尝试也揭示了一种历史玄机：四百年的政治经营原来也经不起老百姓的一场骚动!专制政权，何其弱也!
黄巾一起，大汉休克。千秋警示，谁人志之?
四、“通灵宝玉”碎了，“大一统”垮了
诸葛亮，大抵是较早总结大汉皇朝败亡之因的思想家。他的结论，归于用人：“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谁有权力“亲”小人、“远”贤臣呢?当然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念及后汉之灭亡，刘备与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
汉桓帝刘志，15岁即位，36岁驾崩，在位22年。汉灵帝刘宏，12岁即位，34岁驾崩，在位亦22年。严格说，这两人即位之初，都还是儿童。一个老大帝国，儿童称帝，大权旁落，期乎必然也。问题是，大权落在“小人”之手，还是贤臣之手。
桓帝时，先是外戚专政，梁氏横行；后来，是宦官窃国，“党人”遭殃。灵帝时，先有宦官乱政，诛杀朝臣；后有“钩党”之狱，士人噤声。终桓、灵二帝四十余年，责其弊在于用人不当，无疑也。用小人，用坏人；逐贤人，杀士人，以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群体灾难(较秦始皇坑儒尤重)就发生在大汉末日。谁能想到，中国知识阶层最早的结“党”自觉，却遭逢结党之戮呢!
灯下读《后汉书》，我常常在压抑中弃书而叹。中国的“士”阶层，最好不要独立成一种存在。在你尚未威胁政治时，政治便敏感了威胁，而对你预为制裁。
接着，我开始思考大汉季世包围着帝王的那些太监的行径。或许是自我保护，太监们十分热衷于推行一种“愚民”与“愚君”相结合的政策。这个“两愚”方针的障碍，就是那些自诩聪明的知识分子。你聪明吗?我就是不用你。“关门主义”大行40多年，后汉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固执排斥知识分子的政府。这是一个愚蠢的政府。愚蠢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终于，这权力在愚弄了天下之后，愚弄到自己身上。因为堆累有年的“上源腐败”和“中枢麻痹”，早已不让老百姓信任它、追随它了，故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一起，百姓云从，汉灵帝真的成为了孤家寡人!
“人心”丢了，“帝王崇拜”垮了，“通灵宝玉”碎了，“命根子”断了，大汉落日，映着血色，缓缓沉入黑水虞渊。政治，唯有在惩创异已时才表现为高度的神经质；而对于自身的绝症与死期，它则又瞎、又聋、又麻木。
当大汉方舟急剧下沉时，可爱的“十常侍”们不但忙于在京城“并起宅第”，富拟宫室，而且悄悄与“太平道”勾结，以为“内应”。可爱的汉灵帝，不但乐于在后宫列肆经商，饮宴为乐，而且拍卖宫爵，中饱私囊。
历史，在分合两极间震荡。
由分而合，由合而分，一无例外地折射出政治的清明与腐败。汉朝的“大一统”维持四百年，也算极数。如果政治上不出大错，哪儿又是四百年呢?可见，创业不易，守成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