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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陈寅恪诗《答北客》
《答北客》是就汪鉴1953年冬迎陈寅恪先生北上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而发。陈先生这首诗古典今典涵蕴很多层次，须以剥蕉见心的方法层层披解，始能贯通。诗的首句是:
多谢相知筑菟裘。
“菟裘”，地名。《左传·隐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这是鲁隐公回答羽父的话。服虔云:菟裘，鲁邑也，营菟裘以作宫室，欲居之以终老也。”第二句:
可怜无蟹有监州。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与王力合影于岭南大学九家村“仰光屋”楼下寓所前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第三句:
柳家既负元和脚。
典出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赐》:“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牙敛手徒。”出典背后还有出典，如不将古典层层弄清，则解陈诗难以达到贯通贴切和周全。
刘禹锡在写上述诗以前，曾请柳宗元指导他两个儿子的书法，柳则为之写成帖本，同时又写了一首诗一并附去。诗题是:《殷贤戏批诗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殷贤可能是柳、刘二人共同的朋友，“戏批书后”说明彼此很熟，也很随便，属同辈文士。孟仑二童是刘家子弟。在诗题下面，柳宗元自注云:“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诗云:“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这是一首文人间开玩笑的打油诗。据《柳集》旧注:“王僧虔论书云:‘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皆学右军书，须吾还叱之。旧注又解其题曰:《因话录》云:‘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犹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以此观之，盖有之矣。……’”诗的原意以庾翼指禹锡，“手自题”，谓禹锡见之必自加品题。“厌家鸡”两句意谓禹锡书法造诣本不浅，何必远求柳的指授呢？
现在再回头看刘禹锡酬答诗的首句:“日日临池弄小雏”，“小雏”指孟仑二童，全句是指导儿子攻习书法。次句:“还思写论付官奴”，王羲之有女名官奴；此时柳无子，故禹锡以此戏之。第三句:“柳家新样元和脚”，“元和脚”喻元和年间的一种新诗文风格，《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云:“……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人竟不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云：取其字制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作诗文极有声，陈无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相州红缬鄂州花。盖相州缬，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类此欤？余顷见徐仙者效山谷书，而无己以诗寄之曰:蓬莱仙子补天手，笔妙诗清万世功。肯学黄家元佑脚，信知人厄匪天穷。则在山谷之言无可疑。最后见东坡《柳氏求笔迹》诗: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其理相同，但手字为异。”据此，则“元和脚”乃喻柳的书法，盖柳书必具新颖独特之风格。第四句:“且尽姜牙敛手徒”，意谓:柳家既有“元和脚”，则我只有袖手旁观了，还有何资格指导官奴（指柳的女儿）呢？———还思写论付官奴。”
再补释“家鸡”。因王羲之爱鹅，故庾翼说“小儿辈厌家鸡”，家鸡即指本家书法。陈师道也曾以庾翼事作诗云:不解征西诸子弟，却怜野鹜厌家鸡。至此，我们可以了解《答北客》第三句的用典了。“柳家”所指极明。“元和脚”喻学术自由。1948年，当国共两党在内战战场上已呈明显态势之始，知识分子便普遍地起了恐慌，张东荪（时任民盟秘书长）便在《展望》周刊上撰《告知识分子》一文安定人心。他说:“近几个月来，平津宁沪以及其他各地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恐慌起来了。……这个现象使我非常奇怪。按理我以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恐慌，即是用不着恐慌。”张氏总结知识分子恐慌的心理有三点:一是怕被清算；二是怕丧失学术自由；三是怕社会变了，有些知识变为无用，而失去薪水地位。张氏一一加以解释疏导。他说:“如果有人以为将来社会大大变化了，便使有些知识变为无用，而靠此种知识为生的人即失去其薪水地位，我以为这个顾虑亦不见得正确。姑以学死言语的为例，如治拉丁文、希腊文、梵文的人，苟其将来还要全部文化，则这种人仍有用处。”张氏以其民盟活跃的领导人身份说这番话，要比即将得手的中共许诺吸收并尊重知识分子参加民主建设的宣传更具效力，更能使一些知识分子解除顾虑。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旋即转载此文（第四卷第十四期，1948年5月29日）。尽管此前毛泽东曾向哈里森·福尔曼宣称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上“我们不想象苏联那样趋于极端”，又在《论联合政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呼吁“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并且斩钉截铁地宣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但是陈寅恪却没有张东荪那样乐观，他仍然怕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于是在张东荪《告知识分子》之后，他为自己预谋了南方寄命之地（1948年夏）。几个月以后，张东荪又写《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的长文（《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年11月6日），再次申论他认为文化的自由不会丧失的观点。他说:“依照我个人的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诊断，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地位，……不但不必怕被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但是，这些乐天派的“民主阵营”的“进步”人士在高兴中国终于“天亮了”，他们受到了短暂的尊重与优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同时，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1950年5月20日）。接踵而至的便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发轫）、“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1952年的院系调整，法律系与社会学系停办，经济学系改政治经济学系，废除西方经济学，心理学被视为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科；清华大学改为理工科大学，积累了二十余年之久的清华人文学术传统断裂；燕京大学关门。在在显示并不需要全部文化，开始了“独尊两维”、“罢黜百家”的局面。1948年知识分子的担心终于兑现。苏联专家充塞于自然、人文、社科各学术部门，1953年又开展了全国的“中苏友好月”活动，唯老大哥马首是瞻已成事实，陈寅恪的担心亦已兑现。“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他亦敏感地感触到文化的变迁，遂有“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之叹。综此所略举之梗概，皆可作“既负”之注脚。陈寅恪曾对黄萱说，诗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意思，才算是好诗。此句在字面以下又埋藏了一个暗典，即尊处既有“家鸡”（唯物史观）当道，何必来“怜”（聘请）我这“野鹜”呢？
现在再看第四句：
不采苹花即自由。
此句典出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象县，柳州县名。当时柳宗元在柳州。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此二句写曹侍御过象县），春风无限潇湘意（此写曹“见寄”，不忘故人），欲采苹花不自由（谦辞，意谓除了以此诗酬曹，别无更好的物品以表敬意）。“采苹花”典出《诗经·召南·采苹》:“于以采苹（在何处采苹？），南涧之滨（南涧的水滨）；于以采藻（在何处采藻？），于彼流潦（在那流潦）。”笺:“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教成之祭，牲用鱼，筽用苹藻，所以成妇顺也。”这是说贵族妇女在出嫁前所受的各种教导。另外还有一条关于苹与藻的注释：《左传·襄二十八年》:“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置诸宗室，季兰尸（祭祀）之，敬也。”此谓苹藻为祭祀品，以表诚敬意。于是我们可知“采苹花”有两层含义:《诗经·采苹》这篇诗歌作品本身是“召南大夫之妻，娶异国之女，推其在家教成而祭之时而言”（王氏《集疏》）；而它的背景情况是:贵族少女嫁前受教。“采苹花”的另一层含义是:教成，采苹花作祭祀品，表虔敬意。柳宗元诗的用典是取后一涵意。陈诗第四句“不采苹花即自由”改柳诗“欲采苹花不自由”原意而用之，柳诗用典是单义，取致敬不取受教，而陈诗是复义，字面意义是“不受优待”（任所长）———“不采苹花”———而言外之旨是“不受管教约束”，便能保住“自由之意志”，从事我的著述。以第四句与第二句相参，“无蟹有监州”，“无蟹”喻不能尊重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自由研究学术的条件；“有监州”喻重重管束、限制。
以上将《答北客》的用典、命意弄清楚了，再来看看陈先生当年的思想、观点对不对。
陈先生《对科学院的答复》所提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这里用两个具体的实例来验证陈先生的观点。在《积微翁回忆录》1951年10月14日条保留了一条记载:“晚，夏作铭（鼐）来，……言马学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语著作，序文录一歌颂法国教士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合，郭沫若、罗常培皆自行检讨，收回赠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当时对待任何事物，首先强调“站稳立场，端正观点”，然后再用“端正”了的观点去观察、判断事物，则势必难以端正，多与实事求是相悖。马学良书中序文事，就在于先有了：“洋人的一切非武力活动都是文化侵略，都该否定”这个固定的观点，遂不问事实如何，导致“收回赠本”，郭、罗检讨。在一个知识分子动辄“出错”检讨的气氛下研究学术，则可想治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当年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老资格的马列专家权威艾思奇，60年代初曾经否定、批判过电子音乐，他认为音乐不由人演奏而生音响旋律，反由电子操纵，是“西方音乐殁落的反映。”其实他是从新闻报导中获得的了解，既未见到实物，亦未临场观听演奏，殊不知电子音乐仍须由人操纵演奏。如今电子音乐风行世界，他就犯了既不“唯物”，又不“辩证”的毛病。至于在他下下的一般对马列理论生吞活剥的耳食之徒在各个学术领域所犯的片面性毛病则举不胜举。用这两个实例可以说明陈先生提出第一条的理由。陈先生在宣统三年就通读了《资本论》原文，他申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他是个不直接涉入政治的纯粹学者，这是前提。一种学说，即使是重要的学说也应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陈先生在40年前（1953—1911）读《资本论》原著就是自由选择。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以来的一门值得重视的学说，知识分子不会熟视无睹。陈先生的观点，只因不合时宜，便被视为出格和不合情理；不合时宜的事物，并不等于错的或毫无价值的事物。他以他深厚、广博的历史学和人类文化知识为参照系，去审视判断客观事物，往往无不射中鹄的，因此他有勇气、有坚定的信念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被他身后的几代学人所敬服的地方。
汪携郭沫若、李四光两封信衔命南下迎陈是在1953年11月中旬，迄12月上旬迎陈失败，铩羽而归。此后又有李一平的赴穗说迎。这一条事实我是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见到的:“据父亲《日记》载：政府还曾派寅恪伯父的旧识，国务院参事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133页）翌年1月16日，郭沫若又亲自驰书促驾。从这些迹象可以揣度当年的一些情况。一、科学院从北京大学和国务院参事室借人南下说迎陈氏，反映了迎陈北上之难。此前必以书信有所试探、接触，遭到婉却。二、陈先生既为当代中古史第一学者，如不北上就任所长，则中古史所名实副，且难与彼岸之史语所相抗衡，于新政权之最高学术机关亦少光彩。三、迎陈有周公的指示，亦是学界众望所瞩，科学院有自上及舆论的压力。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是“北客”属谁。汪、李一平都是局外人，只是充当临时说客，不是主事者，与“筑菟裘”无关，虽是北来之客，均可排除。郭沫若虽然迭函敦请，但陈先生1954年1月23日的覆书是这样写的:“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书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吴宓与陈寅恪》133页）陈先生以一个学人的礼貌与风度，让堂堂郭院长碰了一个软钉子，使用的是不卑不亢极有分寸的“外交辞令”，因此《答北客》这样的诗随信附去是极不可能的，故答郭的可能性亦能很容易的排除。至于李四光呢？从“相知”两字判断，李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陈于同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二人同在一所研究院任职，又都当选为1948年的首届院士，故从以上所列人选的资格来遴选，“相知”之称，唯李氏一人足以当之无疑矣。《答北客》的最先披露是在《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中。这是1954年7月10日致杨树达的一封信，诗前有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畏人”指“监州”之人，亦指经“洗澡”“换脑”之人。“畏寒”亦堪玩味。因此，陈先生固不北行不为无因，乃是深思熟虑的最后决策，而非一时的意气用事。不过当时的执意却命，是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需要高瞻的识见与坚毅的胆略以支撑这一举措的。此事一直延续到1956年，学界中人还在为陈氏担心。如西南师范学院的叶麟教授出差，在武汉晤刘文典教授，两人还在交换对陈先生拒不北上一事的看法。吴宓在3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麟亦觉寅恪应遵召赴京居住。盖阴晴无定，从命较安也。”此诗的作用，一是记录晚年所经历的事情，藉以明志；一是给后人留下以诗证史的记录，让后人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贤者、拙者，为了坚持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不能逢迎新道德标准与新社会风气之转移所作的固守传统文化价值及人类理性原则的一种惊世骇俗的选择。
1996年10月17日写讫
2002年春节前后改写
二、师风照弟品 正气养纯才
———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
1933年2月，陈寅恪先生受骋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考试委员。翌年有邵循正、朱延丰两名研究生毕业。陈先生力主只派邵循正一人出洋，形成会议决议。后来此事牵及系主任，传闻不派朱延丰是系主任与之有意见，陈先生为此事于1934年1月8日有致梅贻琦校长函:
月涵吾兄先生:
执事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宜只派邵君一个，廷黻先生时为主席，询问大家意见，并无主张，迨弟发表意见后，全体赞同，无一异议。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苟朱君可以使弟发生出洋必需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至谓系主任与之有意见者，他教授并随同系主任者，则不独轻视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轻视弟个人人格矣。总之，此次史学系议决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此中情形经过如此，恕外间不明真相，特函陈述，如有来询者，即求代为转达，藉明真相而祛误会为荷。敬叩日安。
弟
寅恪顿首
一月八日
(见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
陈先生立身行事，秉公恤人，敢担责任，堂堂正正，这样的风范固然与他的学养道德有关，而同时也有赖于一个宽容讲理尊重教授(清华传统：导师崇高)的文化环境。这条件首先落实在一位民主而有水准的优秀校长(如梅贻琦)身上。
2月22日，校方就此事呈教育部文，其中有云：朱生论文导师陈寅恪教授，对于该系只应推荐邵循正一人，主张尤力。前经来函详述经过情形。(引处同上)
我检阅《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朱延丰的毕业论文即为《突厥考》)，发现了当年陈先生所持的理由之一：“寅恪语朱君曰，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云云。可能还有别的理由，俟考。
朱延丰当时还兼任历史系助教，纵然如此，陈先生亦不徇情。1935年，朱终于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研究近代史，1937年获硕士学位，再入法国巴黎大学，习欧洲史。1938年应德国波恩大学之聘，讲授中国史二年。后应国立东北大学之聘，任专任教授。
朱延丰当年对陈先生持何态度呢?陈先生评审其论文，觉得不成熟，“资料未备”、“论断可商”之外，还有一条建议：“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见上引《通考序》)既期望又鼓励。朱延丰没把陈先生不赞成自己出洋的事放在心上，而是恪遵师训，潜心向学，磨剑十年，再以补正后之《通考》乞教求序。《通考序》谓：朱君不以鄙见(指上引意见)为不然，遂藏之箧中，随时修正，迄于今日，忽已十年。值南海战起，寅恪归自香港，寄居雁山。朱君从三台东北大学以书来告曰，前所为突厥通考已详悉补正，将刊布于世，愿得一言以为序引。
陈先生那时40出头，处事循理，发抒个性丝毫不受阻遏，于学术、人事之中事事在在显申正义，体现师道；此亦属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弟子亦恂恂然趋于正务于直，拙于巧诈，不存机心，一意潜学，以道立身；学子处此环境，有如吸纳优质最佳“营养”，精神受惠，似若无形，如谓此关乎一生学问与做人，绝不言过。文革中整周一良先生最狠的是他历史系的学生，斗李达最惨的是李达自己的几个研究生。陈先生不主张朱延丰出洋故事要是在五六十年代，俟文革一来，朱延丰不拿铜头皮带将陈先生抽死才怪哩!此理极单纯，盖后生者不逢时，所受的是“恨”的教育，则心灵乖戾，人性刁狠亦势所必然矣。
“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昔日寻常语，今日掷地作金石声!
为了探究陈、朱师弟之间当日在处理公私事务的道德行为上，何以达到这般正大而自然的境地，我遂留心搜寻这方面的佐证。关于他们师弟关系的材料，寥若晨星，幸而30年前香港罗香林教授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保存了一点消息：
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日常生活，乃至于学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记得我和朱延丰、钟道铭等初进研究院的第一年，不知怎的，朱延丰兄忽然爱上了北平女子篮球队里白白胖胖的某女士，似乎打得很热，但他不肯将她介绍给同学认识，我们几个书呆子都不免自感落伍。不过延丰兄本来也不是善交际的，果然，没有半年，就告吹了。有两个星期他没有上课，又不在宿舍里住宿。有人说他回江苏原乡去了，有人说他可能失意后有什么自杀的危险。陈师听了非常着急，特地叫我往各处去找。我和有关的同学商量了几次，又到北平找了一次，总是没有头绪。正苦没法对陈师交卷的时候，延丰兄自己回学校来了。我对他说：你悠哉悠哉的过了两个星期，但陈师可急坏了呢。延丰兄老不说话，后来还是我说：听说胡适之先生进行一种翻译计划，我们可求陈师介绍，做点翻译，来寄托寄托。我和他同去见了陈师，我说明延丰想兼做翻译的工作。陈师非常高兴，就写信向胡先生推荐。胡先生自然也很客气，他回信说：
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他愿译那一个时代的历史书?有什么Preference没有?Shotwell前告我，勿译“文学的历史”，当译学者的历史；他举Breasted:AncientTimes为例。我当时因此书是中学(HighSchool)用书，不甚以为然。近日读其书，始知此书确是极好的书，最能代表最新的考古成绩，而文字尤可读。1927有修正放大本(已成为名著)。我想寻一可靠的人译此书，文字务求通畅明白，使此书成为西洋史的人人必读的门径书。你看朱君能胜任此事吗?乞酌复。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望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一跋。适。廿、五、三。
这封回信，陈师就交了给我，要我和延丰商量。可是没有几天，就因我接到家电，说我父亲病势转剧，要我赶快回去。我即匆匆的请假回粤。延丰兄有没有照胡先生的意思翻译，我不很清楚。可能不久延丰即找到了最为美满的对象，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太太，自然也无需拿翻译做寄托了。
(《回忆陈寅恪先生》，1970年9月14日写于香港，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
我根据这一点宝贵的材料再广搜穷索，终于在《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这部巨编里，找到了陈寅恪先生致胡适先生的与此事有关的两封信。其一(残)：
朱君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匆此奉陈，敬叩
著安
弟
寅恪
口月七日午后九时
这封信中提到的浦君是浦江清，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由吴宓先生荐入清华任陈先生的助教，故说“共事四五年之久”（迄1931年）。信用的月份不好确定，像二月，又像十一月，须从原件判断。此信与上引胡适的信，不好判断其先后。胡适的信显然是覆信，但这一封又不大像初荐信，似在答覆朱延丰的译书能力。在未见原件（原件为八行笺，朱栏，朱墨分明，判断不难；而影印则均成墨色）的情况下，我姑且设定陈先生还另有一封初荐信。
其二：
适之先生：
前函绍之朱延丰先生欲面谒公有所承教，敬蕲接见为幸!
匆叩
著安
弟
寅恪谨启
十二月三日
这是一封由朱延丰手持，到米粮库胡同去面见胡适的介绍函。事后胡适在信笺的空白处手批让朱延丰试译的书名，是嘱经办人办理的，并且还嘱咐“寄稿纸(钢笔)二百张去。”
陈先生毕生惜时如金，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而对朱延丰的课外事务，如恋爱、译书等，如此费心尽力，可见其敬业之诚和爱弟之挚。他把公私严格区分开来，论文未臻成熟，没有使他“发生出洋必需之信念”，他即力主不派朱延丰出洋，尽管是自己指导的弟子。像这样光明磊落的师道，又已经于朱有了几年关爱之情的基础，作为当事人的朱延丰，尽管不无失望之憾，又怎能对这一身风义的导师生丝毫的怨尤呢?
这就是这一对清华师弟30代初年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我无意于美化或夸大它，只就事实揭示其文化意义及精神价值而已。
作为今人的我辈，假如一直生存于一个良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假如当年那样的学术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发展迄今，未经中断、摈弃或绞杀，也许这些历史沉埋中的琐事在我们的阅读中就一掠而过了；但现实的“矫情”和对精神文化价值的强暴摧毁，却造成了我们这几代读书人心灵上的失落、无奈和遗憾。正是这种过于长久的“失落感”和“遗憾感”及无奈心境，却意外地培养了我们的一份敏感，才见到了这些沉埋物中的“琐事”的吉光片羽，顺手将它提撷出来，公诸同好，聊以慰藉良知未泯者(数代人的多数已麻木或认同了虚伪“价值”和强化观念)的怀旧之思和惋惜之情，只有这部分人才是具有信念召唤这类真价值复归的守望者!
去年曾有某先生批评谢泳先生对某些“旧人旧事”有过于美化之嫌，我则不以为然。谢泳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式的“研究”或滥情感发之文并不能取信于读者。我并不认为20至40年代的清华、北大及西南联大的历史传统都是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不是少量，是大量，但并不掩盖正面主流。近年我在采集近现代思想学术史料的过程中，也获得和积累了大量负面的材料，只要文化环境不过于限制吾侪之口与笔，我将分批将之披露于世，以印证历史的长期“改扮”、“包装”和欺瞒。不过我要预告于读书界的朋友们：这些负面的东西的导演者和责任承担者，不是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人，而是另一批高调唱得响亮来兮、悦耳动听来兮(公开)，却又“要感谢皇军”，“部分对日，部分对顽，部分保存实力”(对内)的先生们。
我虽然自己不在大学，但我在各主要大学里都有众多朋友，故而我知道一些当今大学里的故事。我现在挑选一个与陈、朱师弟故事相当切题的故事来述说一下。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的一位终身教授，他的一位得意的博士弟子只有一部专著，却因为这位教授在该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其博士弟子也就在数年前评上了博导，而迄今仍只一部专著。这位弟子对恩师趋奉惟谨，在前几年一次博士招生中，他将数份试卷寄往美国，让正在那边讲学的恩师亲自裁定遴选，而不惜耽搁其他众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朱子学专家跟我聊天时告诉我的。我的转述，线条虽粗，事实却真。我不大了解他们的人性和思想，但我可以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探究他们立身行事的某些消息。教授是50年前期从大学毕业。他的青、少年成长期横跨两个时代：40和50年代。40年代后期的特点是学潮蜂起，五十年代前期的特点是学生批判、斗争教授。当年不择手段地策动学潮和不顾后果地利用学生，总不会“雁过无痕”，总要在那些正反两方面当事人的心灵史上留下一些“雪泥鸿爪”，必然会产生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回应的。这两对师弟的教育背景绝然不同，其学术精神和在公私事务的处置上，适成对照。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洵非虚语也!
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