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先生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感情真挚、疾恶如仇的爱国爱民的诗人。昔日见面时，如咏其诗；现在读他的诗，则犹如亲见其面，亲聆其教。他常说“诗不能作伪”，他的诗，确实不是“无病呻吟”，有生命、有智慧、有真性情，有清澈透底的高尚人格和正气。
一
吴先生的诗和人格，是良好的小环境和艰苦努力造成的。在1908年(15岁)时，就喜欢偷读孙中山的《民报》(当时被禁的报刊)，更喜欢刘光汉在《中国白话报》上连续登载的《扬州日报》，为了维新反满反专制的正义感，还想从军尽义务；于是开始写诗，第一首诗的前两句就是：“探胜寻奇志四方，回旋斗室愿难偿”，这是万里长征的开始。
从本诗集的内容次序看来，吴先生一直是在求吸“西”弘“中”，对“中”、“西”并无价值上高低之分。只觉自己是中国人，就应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这和张之洞从日本袭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区别的。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念书时期，为了主持正义，曾参加了全校大学潮，并作为十人代表之一。曾被开除学籍，后改为“留校察看”，可见他自始不是“死顽固”，随便听人指挥的保守派和保皇派。
吴先生在祖国采取了中国诗文的蜜汁，又到美国采取西方诗文的蜜汁，他最初欣赏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路又走入近代西文浪漫主义的乐园，崇拜曾参加过意大利的烧炭(革命)党，并亲自参加希腊独立战争的拜伦(Byron),以及怀抱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写出不朽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剧本的雪莱(Shelley)，在美国又师从新古典主义(或称新人文主义)的白璧德，但很想学英国的马丁·安诺德(MattewArnold)，兼具有古典与浪漫的长处。
吴先生留学归国，是抱着巨大的希望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在五四运动出现的时候，他正去美国，还和哈佛大学中国同学组织了“天人学会”，后来回国，则以满腔热情，除教育外，为祖国诗坛在不同的时间添了《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并为清华大学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聚集了当时国学界大师，使传统国学或传统诗文，中西融合，互相促进，不但免于消亡，而且也在革新中争放异彩①。
二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以及后来三四十年中，有几件事似乎是题外之辞，但似乎也值得在此提一提: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不住欧洲大陆传来的“世纪末”病的侵袭，思想界、文艺界(尤其是绘画)都颓废不振，为了争新奇，竟说是创造。绘画上的画面，被折散；色、光、景都化成点、彩，云烟。诗歌，则打破惯例，自由创造音韵格律，历史上称作“自由诗”(VeraLibre;freeverse)潮流，论其起源，可能是在法国，但在美国，却由于大诗人惠特曼(Whitman)的鼓吹、应和，也成为一大潮流②，这使美国注重音韵格律的古典派诗人和学者，不得不起来应战，这本是文艺界的一场学艺争论，但通过中国留学生胡适的引进，正逢中国学生的五四运动，却成了波涛汹涌的大运动。胡适，本在美国最繁华城市纽约街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念书，这所大学注重实用、新科学，喜欢新鲜，是其长处。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回国，除了宣传他的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外，还提出“文学改良”，“八不主义”。并且要抛弃旧诗，改作新白话诗。因此还最先推出《尝试集》，这是大壮举。但是在中国已发生五四运动后，一二年中，在美国古城波士顿的老牌哈佛大学，也回来一大批留学生，他们多数崇拜古典派教授白璧德(Babbitt)和穆尔(More)，注重读经典，作诗重音韵格律。他们和胡适的文学改良，有些差异。但二者似乎都想把美国、法国的诗坛、文坛的争吵，也搬到中国来。有争论，但还是想给旧中国带来新文化。目标与方法，虽有差异，初衷还是一致的。后来问题集中在白话文与白话诗问题上。争论，变成了斗争，其中，新诗派好像大获全胜了，古典派失败了，但是，据我所知，古典派，并不曾说根本不要白话文，只说当时白话文有缺点，不能不注意文言文的长处；对于诗歌也一样③。新诗完全抛弃音韵格律，依循“自由诗”途径，古典派认为并不可取。欧美的自由诗，并非主流，争论本不很尖锐，而且其间还不免杂有大小误会。④现在，事情已过80多年了，说实在话，历史似乎在嘲弄胜利者，而今写旧诗的人(包括毛泽东)，恐怕比作新诗的人更多了。
三
吴先生并不是好斗的勇士。他并不想作贵族派，顽古派的诗人；他只是看到新派诗人中，把作诗看成就是说话，不讲究形式、韵律和格律，认为有律就是有拘束，就得求解放。这种口号或见解不但不重“意境”，而且连诗所依赖的音乐成分、绘画成分、一概视为外来的因素，这样子的诗，等于取消诗的存在。吴先生不赞成这样的文学改良。要为旧诗、古文争口气。⑤
吴先生并不低估民歌、民谣。因为民歌、民谣中，音乐和图画的成分就很浓。他说，诗确有贵族派与平民派之分，但“二者以文学价值言，固不能有所轩轾”。而且，“以道理言，则由贵族派而趋平民派，实为进化之公例”。他还说，“诗文之最佳者，其理最真，其情最挚，其词最显。然其动人最广且深，此则必属诸平民派也”。
吴先生对当时新诗人如徐志摩十分赞赏(也是胡适称赏的新诗人)，同在牛津大学研究访问时，共同去雪莱的纪念馆瞻仰，表示崇敬，徐在飞机失事，不幸死亡后，吴还写了悼念诗，隔一年又写怀念诗。吴先生对其他新诗人如康白情，刘大白，俞平伯，谢冰心，方玮德等，亦予以尊重。对鲁迅，有时还称先生。只因鲁迅在《学衡》第一期出版后曾批评了其中邵某某的诗陋劣，引起《学衡》内部意见不一，吴先生是同意鲁迅先生意见的，但他当时是总编辑，只能在“文苑”栏内，另设“文苑二”⑥。
四
吴先生抱着凌云壮志走入社会后，表面上或最初，是一帆风顺，实际困难和误会，也逐渐出现，久而久之，内外困扰，后来《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清华国学研究院裁并，家庭关系和爱情，也大失所望，于是专以作诗“合天下人之心为一心”。他曾说李义山的诗，表面是哀伤与爱情。实际是在暗示国家大事，忧国忧民。他自己作诗，也仿佛在步李义山后尘。
至少，吴先生的后半生，确实是一位悲剧人物。其痛苦，是不可免的，但这个命运，也是他心甘情愿接受的。他是一位自愿受苦的诗人。他崇拜古典主义，也不反对浪漫主义，因此，他不免有时在古典主义上走入极端，有时在浪漫主义上走入极端。这也许是他的痛苦的最后根源。“举杯消愁，愁更愁”。扶得东来又倒西。这不仅吴先生如此，中西印的大诗人，几乎都如此。大概人不经过巨大的痛苦的折磨，似乎也不易深窥到人生的究竟(真境)。这就是现实，也是人的真实生活。
五
吴先生在这种命运中，生活中，也得到很多、很深奥的启发，悟出很多人生真理。不但从自幼即熟读的《红楼梦》中得到慰藉，找到同情者，还从印度西方生活观中找到更多的知识，找到他们的幻境中带来的真境。幻境虽然是感情上、想象力上的事，但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诗人就是全凭感情与想象力创造幻境，开展他的精神世界⑦。所以感情与想象都还得要奋斗。奋斗就是生活，当然也不免苦极甘来。感情不同于理智或理性，只是向外界分析，找关系(或物与物的联系)；感情、想象力本身就是向内心探险的综合，“诗是人的灵魂的探险记”，重在内心的省悟。因此要经苦痛，甚至要自找苦受。但是，最终，这个苦痛，不同于外界遭受的痛苦，它是从内心的创造所产生的痛苦。陶渊明歌咏“人生似幻化，终当入虚无”，这好似心甚悲观，其实这才是真境。诗人不经过这些曲折，如何能写出真的好诗⑧?正如《红楼梦》所叹息的“说得真来实是假，说得假来又是真”，诗人要解决的，正是红楼所显示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云烟境过皆同幻”，“入幻求真道有根”这大约也是吴先生在武汉大学和各位诗友，每隔一两天就花费一整个下午，在友人家内相聚作诗的原因。诗，就是他们的理想；不，是他们的生命或灵魂的显现，是“乐以忘忧”的升华，是永恒的人生苦痛的暂时解脱。
人，总不免常在矛盾的困扰中，这个矛盾困扰，主要表现在情与理的安排上，吴先生的诗，要讲的，还是想做到“情智双融”，以致抒情诗、说理诗，都写；不写，不得安宁。从此明白“渐从天道识人道，不拘来生看此生”(《忏情诗》，本集卷八，第31页)。他还引用赵瓯北的诗，“诗人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可见吴先生内心并不“守旧”、“存旧”。他有两句话：“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乃人格之表现”，这决非是不懂得人生(或不懂得近代新文化、新文艺、新情感)的人所能说得出的肺腑之言。
六
吴先生是精通中西印古今思想和诗文的诗人，也可说是有创见、有成就的学者和诗人。中国人都会引用古人话“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诗以载道”(后来又分“言志派”、“载道派”)⑨，但是，很少有人接着讲下去，看出这就是西方所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人情不相远，中西印的诗人、文艺批评家，也都在两大激流上，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也互相补足，互相发明。这情况，吴先生了解最深，也最清楚。
西方歌德本人(Goethe.G.W,1749—1832)，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在德国浪漫主义流行时期，写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德国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奉为至宝。⑩但是，后来歌德到意大利旅居，接触了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与文化，大受感动，觉得新文化应该接着古文化来讲，于是决心写《浮士德》诗剧，经过一改再改，费了60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他塑造一个浮士德，一生向“无限”(绝对)或知识追求，经过惊心动魄的遭遇，看透现实世界的千变万化，终于看到古代希腊古典文化有可能治疗当前人类的大病，使人类前进。西方以后的浪漫派有“积极派”和“消极派”之分，古典主义也有新与旧之分。这也是人类心灵，错综变化的实例。这情况，在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吴先生是赞同西方19世界诗人马丁·安诺德(MattewAnrold)说的“合而为一”，这一点，他和他尊重的老师白璧德，似乎有所不同。古典与浪漫之争，或许就是想象力中情与理之争，可能是一个永不能解决的问题。一般所谓圆融，“一致”、“谐和”、“中和”，恐怕也是暂时的、临时的解决，不是永久的解决。
话说回来，人生要是没有痛苦，除非失去了情感或理智。但失去了情感或理智，人也就不能称作是人了。因此，吴先生对于苦痛的来临，久了，反而无动于衷，甚至想在苦中求乐，苦中求真境(reality)。吴先生的悲愁，使人又同情，又尊重。他曾说自己是情痴，但这只是一句自谦的话。人在感情上、爱情上的痴，和理智上、俗事上的痴，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我们在此，忽然记忆起中东民族流传的一个古代故事，说一位英雄在一次大战中，当大战方酣时，忽然部下来告，他的爱子，在前方战死了，他听了，毫无表情，仍然勇猛战斗下去，直到战争胜利结束，班师回归，忽然这位英雄在队伍中不见了。大家遍处找寻，最后找到他的住宅，发现他正在室内放声大哭，哀痛儿子战死。人类的理智再强大，也不能把强大的感情压倒。人类的情理冲突，谁也不能将谁压下去；冲突起来，就是这样剧烈、无情!无怪俄国托尔斯泰，在晚年沉郁地说，人类最大的痛苦，还是夫妇，情人间由于不和带来的痛苦。为此，他在老年82岁(1910)时，竟孤独地、可怜地半夜离家，死在雪中的火车站上。
是一个人，都不免遇到种种冲突。做到“理(天)事(人)无碍”，确实并不太难，但要做到“事事(人与人关系)无碍”[11]，则确实太困难了。冲突不能解决，就是苦痛。在此，吴先生也不例外。读吴先生的诗，到动人之处，不免要为吴先生、为自己、为人类洒一洒眼泪!
七
1949年全国大解放，正是诗人“无日不趋新”的好机会。吴先生一生虽然名闻中外，却从未想过参加实际政治，但吴先生在新社会，不久便被推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欣然受命，后在重庆日报第一版面上发表自我剖析长文，在学校评薪时不愿接受一级待遇，坚决改为二级教授，并常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吴先生是真正愿接受新社会、欢迎新社会的。不料往后，反右、拔白旗运动来临，先生竟首当其冲，尤其是在“浩劫”中，横遭摧残，腿骨被打断，一代学者大师，竟在晚年受此奇耻大辱和痛苦，真是千古奇闻。四人帮得势时，还要吴先生出来批孔儒；吴先生在此高压下，毅然决然抗拒，当时除梁漱溟先生外，再无闻有第三者敢有此正气。然而后来的历史又作了公正的讽刺，四人帮倒台后，连那些曾为四人帮的小恩小惠卖身求荣，大写批孔文章的勇士，忽然又转而大吹大捧儒家孔子了。吴先生的诗、人格，由此更显得可敬、可贵!并令人景仰不已!这样崇高的人格精神作成的诗，十分难得，我们一定要细心地吟诵，方不辜负诗人为正义、为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和奋斗!
2002年1月
北大朗润园，九十一岁
①本集第八卷《清华集》第20页上说：倡复古及君主制度，皆自私自利之徒耳。
②见本集卷末47页。
③1923年胡适为其友人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商务)所写的长序，就是用典雅“文言”写的。
④本集卷末162页：“世之誉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吴先生还说：“新派之失，在不肯模仿，便思创造，故唾弃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摹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108页)
⑤“二十余年前，梁任公称其(指黄公度)最能以新思想事物，熔铸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本集卷末75页)。
⑥此事说载于《吴宓自编年谱》1995年三联版235－236页。
⑦凭想象力(imagination)，因而有幻境(illusion)与实境(Actuality)之别。想象力愈强，幻境愈真。(本集卷末，《诗学总论》，50页)。又说：“最美之事物只存在于幻境。创造云云，不外由幻即真”(同上，80页)。
⑧本集卷末，《空轩诗话》(126页)：“渊明之心，似冷实热。其超脱处，正其悲愤处。此层，古今人多误解”。
⑨吴先生曾说：“诗以言我志，诗以宣民情”(本集卷末，196页)。
⑩中国在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郭沫若译为优美的中文，也同样流行。
[11]“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是佛经《华严经》立论的基础和目标。是“不二论”“非二元论”的一种。
更正：
2001年第六期所发罗厚立先生文《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中出现了多处错误，现堪正如下：
1.P89左栏第一段第13行“堕落”误植为“随落”。
2.P89左栏第二段第三行“直面”后漏植“学术`腐败‘，仿佛这`学术腐败’也像其他有些方面的“腐败”那样伴随着权势，敢于`直面‘”。
3.P89右栏第3行“积力”应为“识力”。4.P90左栏10行“些”应为“此”。
5.P90左栏第三段第3行“从”后漏植一“事”字。
6.P90左栏第三段第4行“作”后漏植一“品”字。
7.P90右栏第一段最后一行“学位”中间多植一“们”字。
8.P90右栏第二段第9行“书”后漏植一“的”字。
9.P90右栏第二段第11行“通告”应为“通行”。
10.P91右栏第二段第2行“史类”应为“各类”。
11.P91右栏第二段最后一行“突”后漏植一“破”字。
12.P92左栏第一段第3行“建枝”应为“建树”。
13.P92左栏第一段第9行“帮”应为“故”。
14.P92右栏第二段第4行“呆”应为“可”。
15.P92右栏第二段第7行“身”后漏植一“处”字。
16.P92右栏第二段第10行“持”后漏植一“论”字。
以上错误系由我们工作不仔细造成，在此特向作者与读者致歉并乞谅。
一
吴先生的诗和人格，是良好的小环境和艰苦努力造成的。在1908年(15岁)时，就喜欢偷读孙中山的《民报》(当时被禁的报刊)，更喜欢刘光汉在《中国白话报》上连续登载的《扬州日报》，为了维新反满反专制的正义感，还想从军尽义务；于是开始写诗，第一首诗的前两句就是：“探胜寻奇志四方，回旋斗室愿难偿”，这是万里长征的开始。
从本诗集的内容次序看来，吴先生一直是在求吸“西”弘“中”，对“中”、“西”并无价值上高低之分。只觉自己是中国人，就应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这和张之洞从日本袭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区别的。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念书时期，为了主持正义，曾参加了全校大学潮，并作为十人代表之一。曾被开除学籍，后改为“留校察看”，可见他自始不是“死顽固”，随便听人指挥的保守派和保皇派。
吴先生在祖国采取了中国诗文的蜜汁，又到美国采取西方诗文的蜜汁，他最初欣赏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路又走入近代西文浪漫主义的乐园，崇拜曾参加过意大利的烧炭(革命)党，并亲自参加希腊独立战争的拜伦(Byron),以及怀抱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写出不朽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剧本的雪莱(Shelley)，在美国又师从新古典主义(或称新人文主义)的白璧德，但很想学英国的马丁·安诺德(MattewArnold)，兼具有古典与浪漫的长处。
吴先生留学归国，是抱着巨大的希望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在五四运动出现的时候，他正去美国，还和哈佛大学中国同学组织了“天人学会”，后来回国，则以满腔热情，除教育外，为祖国诗坛在不同的时间添了《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并为清华大学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聚集了当时国学界大师，使传统国学或传统诗文，中西融合，互相促进，不但免于消亡，而且也在革新中争放异彩①。
二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以及后来三四十年中，有几件事似乎是题外之辞，但似乎也值得在此提一提: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不住欧洲大陆传来的“世纪末”病的侵袭，思想界、文艺界(尤其是绘画)都颓废不振，为了争新奇，竟说是创造。绘画上的画面，被折散；色、光、景都化成点、彩，云烟。诗歌，则打破惯例，自由创造音韵格律，历史上称作“自由诗”(VeraLibre;freeverse)潮流，论其起源，可能是在法国，但在美国，却由于大诗人惠特曼(Whitman)的鼓吹、应和，也成为一大潮流②，这使美国注重音韵格律的古典派诗人和学者，不得不起来应战，这本是文艺界的一场学艺争论，但通过中国留学生胡适的引进，正逢中国学生的五四运动，却成了波涛汹涌的大运动。胡适，本在美国最繁华城市纽约街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念书，这所大学注重实用、新科学，喜欢新鲜，是其长处。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回国，除了宣传他的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外，还提出“文学改良”，“八不主义”。并且要抛弃旧诗，改作新白话诗。因此还最先推出《尝试集》，这是大壮举。但是在中国已发生五四运动后，一二年中，在美国古城波士顿的老牌哈佛大学，也回来一大批留学生，他们多数崇拜古典派教授白璧德(Babbitt)和穆尔(More)，注重读经典，作诗重音韵格律。他们和胡适的文学改良，有些差异。但二者似乎都想把美国、法国的诗坛、文坛的争吵，也搬到中国来。有争论，但还是想给旧中国带来新文化。目标与方法，虽有差异，初衷还是一致的。后来问题集中在白话文与白话诗问题上。争论，变成了斗争，其中，新诗派好像大获全胜了，古典派失败了，但是，据我所知，古典派，并不曾说根本不要白话文，只说当时白话文有缺点，不能不注意文言文的长处；对于诗歌也一样③。新诗完全抛弃音韵格律，依循“自由诗”途径，古典派认为并不可取。欧美的自由诗，并非主流，争论本不很尖锐，而且其间还不免杂有大小误会。④现在，事情已过80多年了，说实在话，历史似乎在嘲弄胜利者，而今写旧诗的人(包括毛泽东)，恐怕比作新诗的人更多了。
三
吴先生并不是好斗的勇士。他并不想作贵族派，顽古派的诗人；他只是看到新派诗人中，把作诗看成就是说话，不讲究形式、韵律和格律，认为有律就是有拘束，就得求解放。这种口号或见解不但不重“意境”，而且连诗所依赖的音乐成分、绘画成分、一概视为外来的因素，这样子的诗，等于取消诗的存在。吴先生不赞成这样的文学改良。要为旧诗、古文争口气。⑤
吴先生并不低估民歌、民谣。因为民歌、民谣中，音乐和图画的成分就很浓。他说，诗确有贵族派与平民派之分，但“二者以文学价值言，固不能有所轩轾”。而且，“以道理言，则由贵族派而趋平民派，实为进化之公例”。他还说，“诗文之最佳者，其理最真，其情最挚，其词最显。然其动人最广且深，此则必属诸平民派也”。
吴先生对当时新诗人如徐志摩十分赞赏(也是胡适称赏的新诗人)，同在牛津大学研究访问时，共同去雪莱的纪念馆瞻仰，表示崇敬，徐在飞机失事，不幸死亡后，吴还写了悼念诗，隔一年又写怀念诗。吴先生对其他新诗人如康白情，刘大白，俞平伯，谢冰心，方玮德等，亦予以尊重。对鲁迅，有时还称先生。只因鲁迅在《学衡》第一期出版后曾批评了其中邵某某的诗陋劣，引起《学衡》内部意见不一，吴先生是同意鲁迅先生意见的，但他当时是总编辑，只能在“文苑”栏内，另设“文苑二”⑥。
四
吴先生抱着凌云壮志走入社会后，表面上或最初，是一帆风顺，实际困难和误会，也逐渐出现，久而久之，内外困扰，后来《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刊，清华国学研究院裁并，家庭关系和爱情，也大失所望，于是专以作诗“合天下人之心为一心”。他曾说李义山的诗，表面是哀伤与爱情。实际是在暗示国家大事，忧国忧民。他自己作诗，也仿佛在步李义山后尘。
至少，吴先生的后半生，确实是一位悲剧人物。其痛苦，是不可免的，但这个命运，也是他心甘情愿接受的。他是一位自愿受苦的诗人。他崇拜古典主义，也不反对浪漫主义，因此，他不免有时在古典主义上走入极端，有时在浪漫主义上走入极端。这也许是他的痛苦的最后根源。“举杯消愁，愁更愁”。扶得东来又倒西。这不仅吴先生如此，中西印的大诗人，几乎都如此。大概人不经过巨大的痛苦的折磨，似乎也不易深窥到人生的究竟(真境)。这就是现实，也是人的真实生活。
五
吴先生在这种命运中，生活中，也得到很多、很深奥的启发，悟出很多人生真理。不但从自幼即熟读的《红楼梦》中得到慰藉，找到同情者，还从印度西方生活观中找到更多的知识，找到他们的幻境中带来的真境。幻境虽然是感情上、想象力上的事，但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诗人就是全凭感情与想象力创造幻境，开展他的精神世界⑦。所以感情与想象都还得要奋斗。奋斗就是生活，当然也不免苦极甘来。感情不同于理智或理性，只是向外界分析，找关系(或物与物的联系)；感情、想象力本身就是向内心探险的综合，“诗是人的灵魂的探险记”，重在内心的省悟。因此要经苦痛，甚至要自找苦受。但是，最终，这个苦痛，不同于外界遭受的痛苦，它是从内心的创造所产生的痛苦。陶渊明歌咏“人生似幻化，终当入虚无”，这好似心甚悲观，其实这才是真境。诗人不经过这些曲折，如何能写出真的好诗⑧?正如《红楼梦》所叹息的“说得真来实是假，说得假来又是真”，诗人要解决的，正是红楼所显示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云烟境过皆同幻”，“入幻求真道有根”这大约也是吴先生在武汉大学和各位诗友，每隔一两天就花费一整个下午，在友人家内相聚作诗的原因。诗，就是他们的理想；不，是他们的生命或灵魂的显现，是“乐以忘忧”的升华，是永恒的人生苦痛的暂时解脱。
人，总不免常在矛盾的困扰中，这个矛盾困扰，主要表现在情与理的安排上，吴先生的诗，要讲的，还是想做到“情智双融”，以致抒情诗、说理诗，都写；不写，不得安宁。从此明白“渐从天道识人道，不拘来生看此生”(《忏情诗》，本集卷八，第31页)。他还引用赵瓯北的诗，“诗人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可见吴先生内心并不“守旧”、“存旧”。他有两句话：“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乃人格之表现”，这决非是不懂得人生(或不懂得近代新文化、新文艺、新情感)的人所能说得出的肺腑之言。
六
吴先生是精通中西印古今思想和诗文的诗人，也可说是有创见、有成就的学者和诗人。中国人都会引用古人话“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诗以载道”(后来又分“言志派”、“载道派”)⑨，但是，很少有人接着讲下去，看出这就是西方所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人情不相远，中西印的诗人、文艺批评家，也都在两大激流上，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也互相补足，互相发明。这情况，吴先生了解最深，也最清楚。
西方歌德本人(Goethe.G.W,1749—1832)，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在德国浪漫主义流行时期，写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德国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奉为至宝。⑩但是，后来歌德到意大利旅居，接触了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与文化，大受感动，觉得新文化应该接着古文化来讲，于是决心写《浮士德》诗剧，经过一改再改，费了60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他塑造一个浮士德，一生向“无限”(绝对)或知识追求，经过惊心动魄的遭遇，看透现实世界的千变万化，终于看到古代希腊古典文化有可能治疗当前人类的大病，使人类前进。西方以后的浪漫派有“积极派”和“消极派”之分，古典主义也有新与旧之分。这也是人类心灵，错综变化的实例。这情况，在中国也不例外，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吴先生是赞同西方19世界诗人马丁·安诺德(MattewAnrold)说的“合而为一”，这一点，他和他尊重的老师白璧德，似乎有所不同。古典与浪漫之争，或许就是想象力中情与理之争，可能是一个永不能解决的问题。一般所谓圆融，“一致”、“谐和”、“中和”，恐怕也是暂时的、临时的解决，不是永久的解决。
话说回来，人生要是没有痛苦，除非失去了情感或理智。但失去了情感或理智，人也就不能称作是人了。因此，吴先生对于苦痛的来临，久了，反而无动于衷，甚至想在苦中求乐，苦中求真境(reality)。吴先生的悲愁，使人又同情，又尊重。他曾说自己是情痴，但这只是一句自谦的话。人在感情上、爱情上的痴，和理智上、俗事上的痴，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我们在此，忽然记忆起中东民族流传的一个古代故事，说一位英雄在一次大战中，当大战方酣时，忽然部下来告，他的爱子，在前方战死了，他听了，毫无表情，仍然勇猛战斗下去，直到战争胜利结束，班师回归，忽然这位英雄在队伍中不见了。大家遍处找寻，最后找到他的住宅，发现他正在室内放声大哭，哀痛儿子战死。人类的理智再强大，也不能把强大的感情压倒。人类的情理冲突，谁也不能将谁压下去；冲突起来，就是这样剧烈、无情!无怪俄国托尔斯泰，在晚年沉郁地说，人类最大的痛苦，还是夫妇，情人间由于不和带来的痛苦。为此，他在老年82岁(1910)时，竟孤独地、可怜地半夜离家，死在雪中的火车站上。
是一个人，都不免遇到种种冲突。做到“理(天)事(人)无碍”，确实并不太难，但要做到“事事(人与人关系)无碍”[11]，则确实太困难了。冲突不能解决，就是苦痛。在此，吴先生也不例外。读吴先生的诗，到动人之处，不免要为吴先生、为自己、为人类洒一洒眼泪!
七
1949年全国大解放，正是诗人“无日不趋新”的好机会。吴先生一生虽然名闻中外，却从未想过参加实际政治，但吴先生在新社会，不久便被推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欣然受命，后在重庆日报第一版面上发表自我剖析长文，在学校评薪时不愿接受一级待遇，坚决改为二级教授，并常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吴先生是真正愿接受新社会、欢迎新社会的。不料往后，反右、拔白旗运动来临，先生竟首当其冲，尤其是在“浩劫”中，横遭摧残，腿骨被打断，一代学者大师，竟在晚年受此奇耻大辱和痛苦，真是千古奇闻。四人帮得势时，还要吴先生出来批孔儒；吴先生在此高压下，毅然决然抗拒，当时除梁漱溟先生外，再无闻有第三者敢有此正气。然而后来的历史又作了公正的讽刺，四人帮倒台后，连那些曾为四人帮的小恩小惠卖身求荣，大写批孔文章的勇士，忽然又转而大吹大捧儒家孔子了。吴先生的诗、人格，由此更显得可敬、可贵!并令人景仰不已!这样崇高的人格精神作成的诗，十分难得，我们一定要细心地吟诵，方不辜负诗人为正义、为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和奋斗!
2002年1月
北大朗润园，九十一岁
①本集第八卷《清华集》第20页上说：倡复古及君主制度，皆自私自利之徒耳。
②见本集卷末47页。
③1923年胡适为其友人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商务)所写的长序，就是用典雅“文言”写的。
④本集卷末162页：“世之誉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吴先生还说：“新派之失，在不肯模仿，便思创造，故唾弃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摹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108页)
⑤“二十余年前，梁任公称其(指黄公度)最能以新思想事物，熔铸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本集卷末75页)。
⑥此事说载于《吴宓自编年谱》1995年三联版235－236页。
⑦凭想象力(imagination)，因而有幻境(illusion)与实境(Actuality)之别。想象力愈强，幻境愈真。(本集卷末，《诗学总论》，50页)。又说：“最美之事物只存在于幻境。创造云云，不外由幻即真”(同上，80页)。
⑧本集卷末，《空轩诗话》(126页)：“渊明之心，似冷实热。其超脱处，正其悲愤处。此层，古今人多误解”。
⑨吴先生曾说：“诗以言我志，诗以宣民情”(本集卷末，196页)。
⑩中国在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郭沫若译为优美的中文，也同样流行。
[11]“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是佛经《华严经》立论的基础和目标。是“不二论”“非二元论”的一种。
更正：
2001年第六期所发罗厚立先生文《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中出现了多处错误，现堪正如下：
1.P89左栏第一段第13行“堕落”误植为“随落”。
2.P89左栏第二段第三行“直面”后漏植“学术`腐败‘，仿佛这`学术腐败’也像其他有些方面的“腐败”那样伴随着权势，敢于`直面‘”。
3.P89右栏第3行“积力”应为“识力”。4.P90左栏10行“些”应为“此”。
5.P90左栏第三段第3行“从”后漏植一“事”字。
6.P90左栏第三段第4行“作”后漏植一“品”字。
7.P90右栏第一段最后一行“学位”中间多植一“们”字。
8.P90右栏第二段第9行“书”后漏植一“的”字。
9.P90右栏第二段第11行“通告”应为“通行”。
10.P91右栏第二段第2行“史类”应为“各类”。
11.P91右栏第二段最后一行“突”后漏植一“破”字。
12.P92左栏第一段第3行“建枝”应为“建树”。
13.P92左栏第一段第9行“帮”应为“故”。
14.P92右栏第二段第4行“呆”应为“可”。
15.P92右栏第二段第7行“身”后漏植一“处”字。
16.P92右栏第二段第10行“持”后漏植一“论”字。
以上错误系由我们工作不仔细造成，在此特向作者与读者致歉并乞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