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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莱夫是一个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年轻人，他以原欲来支配自己的人性欲望，狄俄尼索斯就是他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的象征，蕴含一种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然而，克莱夫在经历了与莫瑞斯的同性恋、在雅典呆了一个月之后，他意识到到自己再也不爱男性了，今后将爱女性。他性格的转变是基督教文化对希伯来文化的胜利，是理性战胜原欲的表现。
【关键词】：希腊—罗马文化；原欲；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理性
一、引言
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一生著有6部长篇小说，均为英国文学上的佳作。小说《莫瑞斯》完稿于1914年，但因内容涉及同性恋，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直到他去世后于次年1971年才得以出版。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莫瑞斯对“真爱”从模糊认识到执着最求的过程，阿列克的出现则是作者一个善意的安排，给这段同性之恋一个童话式的结局，这是作者不能自拟的向往。然而，相对于主人公莫瑞斯的理想结局而言，另一个主要人物克莱夫的形象则更加写实，他的性格转变更能体现小说卓越的艺术成就，“理性”和“原欲”的较量贯穿于克莱夫性格变化的始终，克莱夫的性取向的“正常化”是是文明理性驱散人性原欲的过程，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战胜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结果体现了“爱欲”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无奈和驯服。
二、古希腊— 罗马文化的原欲性
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毫无掩饰的时代，一个从灵魂到肉体裸露的时代。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们很任性，爱享乐，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还不时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情。“人神同性”是希腊神话最突出的特点。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
在神界，天神宙斯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典型。他不仅有七个妻子，还不时地追求天上的女神和人间的女子；伊阿宋在率众夺取金羊毛的过程中途经楞诺斯岛（女儿国），与女王共度良宵；即使是意志坚定的赫拉克勒斯，也在征服了俄利卡斯之后，禁不住情欲的逼攻，悄悄地带回自己喜爱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金苹果”和美女海伦之争：金苹果象征财富与荣誉，海伦象征爱情，两者的实质是荣誉与尊严。阿喀琉斯是决定希腊联军生死存亡的主将。在他年轻时，神谕他有两种命运：走上战场，他会功勋卓著，成为大英雄，但又会早早地战死沙场；安居家中过平常人的生活，他将默默无闻却寿比南山。阿喀琉斯为了自己的荣誉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走上战场，成了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但在战场上，当主帅阿伽门农抢走他心爱的女奴时，他又为了个人的尊严愤然退出疆场，致使希腊联军损兵折将，溃不成军。这些行为都饱含着人性，更直接地说，是流露着原欲的举动。
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世界里，神和英雄们追求情欲的满足与追求荣誉不过就是表达渴望实现原欲的激情。这时的人们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代，他们身上没有礼法的规范，他们是赤裸裸的自然的存在。这种尊重人性的传统其实就是哺育英雄的温床，英雄就是比普通人更大胆、更强烈地追求欲望的人。这种“原欲”在古希腊文学中是被充分展现和放纵的，因此，古希腊文学内核的一个层面就是激荡着人的自由外现的强烈渴望和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原始欲望。
三、希伯来— 基督教文化的理性
希伯来文化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而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除了理性之外又有动物性，也即人的自然属性，它的集中体现便是原始欲望。在崇尚理性之高贵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人的耻辱和人的异己力量，基督教正因此视其为人的“原罪”。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理性与原欲是他的本性的两个侧面。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原欲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理性文化各自以人性中的原欲与理性为基点，从而相互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被张扬的人之原欲，恰恰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被极力限制的人之“原罪”。由此放射开去，又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多重对立关系：原欲与理性的对立、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对立、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对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入世与出世的对立，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原欲与理性的对立。而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则导源于人性本身的二元对立，因为，文化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然而，正由于文化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因此，两种对立的文化现象往往又可能都出于人类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需要，对立双方既是对立关系，同时又是互補共生关系。人的理性与原始欲望之间存在着同生共存的互补关系。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要求人在无穷的原欲与高贵的理性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个体发展的欲求要合乎人类整体发展的普遍性制约，否则，必然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人类的自我毁灭。
基督教确实存在着悖逆人性和非理性的一面，从文化与人的层面看，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一种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的理性型文化，这种“理性”尽管与宗教信仰结合后有人文性的缺失，却并不意味着整个地反人文、反人性和无人文性，相反它对以破坏力和“恶”的形式出现的人的原始欲望，是有制约作用的，这种制约让人从善、求善，追求灵魂与精神的充实与富裕，调和本能欲求与现实可能、个人需要与社会制约、个性张扬与道德规范、肉体与灵魂等等的矛盾冲突，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正效应，因而，从现实层面看是合乎人的生命原则、合乎人性的，这是有另一种人文精神。因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同样有合乎人性的一面，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也有自己特定的人文性。正是这种特定的人文性，既构成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在文化内质上的对立性，又构成了它们在文化内质上的互补性。也正是文化内质上的这种对立与互补性的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冲撞之势，并在冲撞后走向融合，从而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基本结构形态，于是才有“两希”文学是西方文学源头之说。 四、克莱夫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
酒神狄俄尼索斯可以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的象征。其崇拜仪式是迷醉状态下放浪形骸的狂欢，展示出卸去文化面具后人的自然形态和生命本原，其为所欲为、恣意放纵的行为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他是人的自然原欲之神。而古希腊文化的精髓便是“神—原欲—人”，他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蕴含一种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
早期的克莱夫正是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传承者，是个希腊文化的传承者。他是剑桥那一学年最杰出的古典文学的高材生，他向往古希腊文化生活并且带着宗教叛逆精神，受其影响，莫瑞斯也对基督教心生厌恶，并决定不再领圣体而他本人也因圣诞节期间不肯到教堂去领圣体而引起轩然大波，惹得母亲恼羞成怒。翻译课上，有个学生小声把希腊文已成了英文。康活利斯先生动用了低沉平稳的声音说：“省略。这段涉及希腊人那段难以启齿的罪恶。”（同性恋）克莱夫事后告诉莫瑞斯，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有同性恋倾向。把他省略了，就等于省略了雅典社会的主流。他拒绝经过裁剪的，扭曲的希腊文化，他认为这是愚蠢，更是欺骗。天生的同性恋倾向及其所衍生的肉欲象征着人类的本能，以及本能指向的终极目标，只有在希腊，人们才可以不加掩饰的敞开心扉，以他们的方式爱自己所爱之人。他们爱的是灵魂，并不因为对方是男人，女人，动物或其他而改变，古希腊人普遍把男性的同性之恋看作最为崇高的爱情，常常把它与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爱是天然的，是发自内心的欲望，不加修饰、不受限制。所以，是克莱夫最先向莫瑞斯敞开心扉说出了那三个最为神圣的字。克莱夫为了能够和莫瑞斯多相处一年，他决定第四个学年也要呆在剑桥，他替莫瑞斯草拟了悔过书的底稿，于是他们两人一起在剑桥度过最后一年，携手同游意大利。在当时的英国，这是一段“异”恋，而克莱夫勇敢的表白了自己的爱，努力维系着他们的爱情，畅然享受亲密爱恋的甜蜜。从这个意义上看，克莱夫此时就是狄俄尼索斯，是原始情欲的象征，他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
五、克莱夫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重塑
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是西方文化的又一源头，但与古希腊—罗马文化迥异。希伯来民族信仰上帝。人们把自身的理智、意志和善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在人之外、人之上的对象，那便是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理性的代表，他不再具有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狄俄尼索斯和希腊诸神追求的原欲，在上帝面前变成“原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重视人的精神和灵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
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并行的，其影响力之大很多时候都足以胜过后者。基督教文化提倡禁欲，压抑人性，反对爱欲，认为同性之恋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年代，同性恋者会被投入监狱甚至处死，到了19世纪，奥斯卡·王尔德还是因为同性恋而锒铛入狱，20世纪，从福斯特笔下主人公莫瑞斯的求医过程即可看出，这种情况的改善程度甚微。克莱夫16岁那年就因同性恋问题备受折磨。他对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终于患上了神经衰弱，被迫休学。从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现代文明以及社会舆论对人性的摧残。但是早期的克莱夫，因为接触社会较少，所以生命本能的狄俄尼索斯精神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依然是自己情感的主人，追求者自己的“真爱”，就好像阿列克之所以能完成小说童话式结局，是因为他从未受过基督教的洗礼，所以他能勇敢的追求属于他的幸福。当克莱夫顺利通过了出庭辩护律师考试，然而在取得资格之前，患了流行性感冒，它决定9月到希腊去旅游，克莱夫在雅典呆了一个月，生病期间，他意识到到自己再也不爱男性了，今后将爱女性；他和艾达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能夠使她爱上自己。“意识到”“再也”“能够”，这些词都入木三分的刻画出一个事实：克莱夫的改变是刻意的。很多读者反映克莱夫从同性恋向异性恋的转变太过突兀，但这恰恰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现代文明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转变发生在希腊这个曾经滋养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土地上，发生在这个深谙古希腊精神的高材生身上，竟如此迅速，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颠覆力量，可见理性文明对于人性原欲的瓦解程度。克莱夫走入“正轨”了，他不在研究古典文学而是做律师了，他疏远了莫瑞斯这个他在梦呓中呼唤的人而和安妮.伍兹小姐订婚了，她是H. 伍兹灂士的女儿。克莱夫早已远离了狄俄尼索斯，他已融入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且有高贵的身份，体面的职业，他已是仕途上令人羡慕的人。
六、结论
在基督教文化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上层阶级的克莱夫害怕失去现有的阶级利益、失去现有的阶级身份、名誉和政治前途，从而放弃了他一开始所追求的“爱情”。莫瑞斯所在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学会虚伪、躲藏和谄媚，要为生计而笑脸迎人，又因为阶级优势而装腔作势。而阿列克他正在摆脱饱受欺侮的仆人身份，发展自己的商业前程，甚至要从底层阶级迈向中层阶级，从而获取他一直向往的尊重和身份。对于这三个人而言 要坚守同性的爱情都需要放弃和牺牲。 客观来讲，作为上层阶级的克莱夫牺牲要更大一些，因为他既得利益要更多一些，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来说克莱夫的决定并不应该被过多的谴责。克莱夫的性格转变是一种妥协，是对当时社会压力的妥协，是对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妥协；这也是一种放弃，是对人性原欲追求的放弃，是对自己“真爱”追求的放弃。在克莱夫这个深谙古希腊文化又通晓社会世情的人身上，这是一种对决，是两种文化的对决，是理性和原欲的对决，克莱夫变了，所以理性胜利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胜利了。
参考文献：
[1]爱.摩.福斯特.莫瑞斯[M].文洁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2]黄洋.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 一项历史学的分析[J].世界历史，1998（5）.
[3] 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吴少梅.同性恋与古罗马社会— 一项历史学的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9（5）.
【关键词】：希腊—罗马文化；原欲；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理性
一、引言
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一生著有6部长篇小说，均为英国文学上的佳作。小说《莫瑞斯》完稿于1914年，但因内容涉及同性恋，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直到他去世后于次年1971年才得以出版。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莫瑞斯对“真爱”从模糊认识到执着最求的过程，阿列克的出现则是作者一个善意的安排，给这段同性之恋一个童话式的结局，这是作者不能自拟的向往。然而，相对于主人公莫瑞斯的理想结局而言，另一个主要人物克莱夫的形象则更加写实，他的性格转变更能体现小说卓越的艺术成就，“理性”和“原欲”的较量贯穿于克莱夫性格变化的始终，克莱夫的性取向的“正常化”是是文明理性驱散人性原欲的过程，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战胜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结果体现了“爱欲”在“现代文明”面前的无奈和驯服。
二、古希腊— 罗马文化的原欲性
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毫无掩饰的时代，一个从灵魂到肉体裸露的时代。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们很任性，爱享乐，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还不时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情。“人神同性”是希腊神话最突出的特点。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
在神界，天神宙斯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典型。他不仅有七个妻子，还不时地追求天上的女神和人间的女子；伊阿宋在率众夺取金羊毛的过程中途经楞诺斯岛（女儿国），与女王共度良宵；即使是意志坚定的赫拉克勒斯，也在征服了俄利卡斯之后，禁不住情欲的逼攻，悄悄地带回自己喜爱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金苹果”和美女海伦之争：金苹果象征财富与荣誉，海伦象征爱情，两者的实质是荣誉与尊严。阿喀琉斯是决定希腊联军生死存亡的主将。在他年轻时，神谕他有两种命运：走上战场，他会功勋卓著，成为大英雄，但又会早早地战死沙场；安居家中过平常人的生活，他将默默无闻却寿比南山。阿喀琉斯为了自己的荣誉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走上战场，成了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但在战场上，当主帅阿伽门农抢走他心爱的女奴时，他又为了个人的尊严愤然退出疆场，致使希腊联军损兵折将，溃不成军。这些行为都饱含着人性，更直接地说，是流露着原欲的举动。
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世界里，神和英雄们追求情欲的满足与追求荣誉不过就是表达渴望实现原欲的激情。这时的人们尚处于人类的童年时代，他们身上没有礼法的规范，他们是赤裸裸的自然的存在。这种尊重人性的传统其实就是哺育英雄的温床，英雄就是比普通人更大胆、更强烈地追求欲望的人。这种“原欲”在古希腊文学中是被充分展现和放纵的，因此，古希腊文学内核的一个层面就是激荡着人的自由外现的强烈渴望和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原始欲望。
三、希伯来— 基督教文化的理性
希伯来文化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而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除了理性之外又有动物性，也即人的自然属性，它的集中体现便是原始欲望。在崇尚理性之高贵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人的耻辱和人的异己力量，基督教正因此视其为人的“原罪”。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理性与原欲是他的本性的两个侧面。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原欲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理性文化各自以人性中的原欲与理性为基点，从而相互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被张扬的人之原欲，恰恰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被极力限制的人之“原罪”。由此放射开去，又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多重对立关系：原欲与理性的对立、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的对立、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对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入世与出世的对立，等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原欲与理性的对立。而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则导源于人性本身的二元对立，因为，文化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然而，正由于文化是人自身的对象化与外化，因此，两种对立的文化现象往往又可能都出于人类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需要，对立双方既是对立关系，同时又是互補共生关系。人的理性与原始欲望之间存在着同生共存的互补关系。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始终要求人在无穷的原欲与高贵的理性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个体发展的欲求要合乎人类整体发展的普遍性制约，否则，必然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人类的自我毁灭。
基督教确实存在着悖逆人性和非理性的一面，从文化与人的层面看，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一种重来世、重灵魂、群体本位的理性型文化，这种“理性”尽管与宗教信仰结合后有人文性的缺失，却并不意味着整个地反人文、反人性和无人文性，相反它对以破坏力和“恶”的形式出现的人的原始欲望，是有制约作用的，这种制约让人从善、求善，追求灵魂与精神的充实与富裕，调和本能欲求与现实可能、个人需要与社会制约、个性张扬与道德规范、肉体与灵魂等等的矛盾冲突，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正效应，因而，从现实层面看是合乎人的生命原则、合乎人性的，这是有另一种人文精神。因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同样有合乎人性的一面，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也有自己特定的人文性。正是这种特定的人文性，既构成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在文化内质上的对立性，又构成了它们在文化内质上的互补性。也正是文化内质上的这种对立与互补性的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冲撞之势，并在冲撞后走向融合，从而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基本结构形态，于是才有“两希”文学是西方文学源头之说。 四、克莱夫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
酒神狄俄尼索斯可以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的象征。其崇拜仪式是迷醉状态下放浪形骸的狂欢，展示出卸去文化面具后人的自然形态和生命本原，其为所欲为、恣意放纵的行为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他是人的自然原欲之神。而古希腊文化的精髓便是“神—原欲—人”，他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蕴含一种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
早期的克莱夫正是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传承者，是个希腊文化的传承者。他是剑桥那一学年最杰出的古典文学的高材生，他向往古希腊文化生活并且带着宗教叛逆精神，受其影响，莫瑞斯也对基督教心生厌恶，并决定不再领圣体而他本人也因圣诞节期间不肯到教堂去领圣体而引起轩然大波，惹得母亲恼羞成怒。翻译课上，有个学生小声把希腊文已成了英文。康活利斯先生动用了低沉平稳的声音说：“省略。这段涉及希腊人那段难以启齿的罪恶。”（同性恋）克莱夫事后告诉莫瑞斯，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有同性恋倾向。把他省略了，就等于省略了雅典社会的主流。他拒绝经过裁剪的，扭曲的希腊文化，他认为这是愚蠢，更是欺骗。天生的同性恋倾向及其所衍生的肉欲象征着人类的本能，以及本能指向的终极目标，只有在希腊，人们才可以不加掩饰的敞开心扉，以他们的方式爱自己所爱之人。他们爱的是灵魂，并不因为对方是男人，女人，动物或其他而改变，古希腊人普遍把男性的同性之恋看作最为崇高的爱情，常常把它与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爱是天然的，是发自内心的欲望，不加修饰、不受限制。所以，是克莱夫最先向莫瑞斯敞开心扉说出了那三个最为神圣的字。克莱夫为了能够和莫瑞斯多相处一年，他决定第四个学年也要呆在剑桥，他替莫瑞斯草拟了悔过书的底稿，于是他们两人一起在剑桥度过最后一年，携手同游意大利。在当时的英国，这是一段“异”恋，而克莱夫勇敢的表白了自己的爱，努力维系着他们的爱情，畅然享受亲密爱恋的甜蜜。从这个意义上看，克莱夫此时就是狄俄尼索斯，是原始情欲的象征，他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
五、克莱夫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重塑
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是西方文化的又一源头，但与古希腊—罗马文化迥异。希伯来民族信仰上帝。人们把自身的理智、意志和善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在人之外、人之上的对象，那便是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理性的代表，他不再具有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那种自由意志和原始野性。狄俄尼索斯和希腊诸神追求的原欲，在上帝面前变成“原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重视人的精神和灵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
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并行的，其影响力之大很多时候都足以胜过后者。基督教文化提倡禁欲，压抑人性，反对爱欲，认为同性之恋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年代，同性恋者会被投入监狱甚至处死，到了19世纪，奥斯卡·王尔德还是因为同性恋而锒铛入狱，20世纪，从福斯特笔下主人公莫瑞斯的求医过程即可看出，这种情况的改善程度甚微。克莱夫16岁那年就因同性恋问题备受折磨。他对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终于患上了神经衰弱，被迫休学。从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现代文明以及社会舆论对人性的摧残。但是早期的克莱夫，因为接触社会较少，所以生命本能的狄俄尼索斯精神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依然是自己情感的主人，追求者自己的“真爱”，就好像阿列克之所以能完成小说童话式结局，是因为他从未受过基督教的洗礼，所以他能勇敢的追求属于他的幸福。当克莱夫顺利通过了出庭辩护律师考试，然而在取得资格之前，患了流行性感冒，它决定9月到希腊去旅游，克莱夫在雅典呆了一个月，生病期间，他意识到到自己再也不爱男性了，今后将爱女性；他和艾达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能夠使她爱上自己。“意识到”“再也”“能够”，这些词都入木三分的刻画出一个事实：克莱夫的改变是刻意的。很多读者反映克莱夫从同性恋向异性恋的转变太过突兀，但这恰恰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现代文明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转变发生在希腊这个曾经滋养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土地上，发生在这个深谙古希腊精神的高材生身上，竟如此迅速，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颠覆力量，可见理性文明对于人性原欲的瓦解程度。克莱夫走入“正轨”了，他不在研究古典文学而是做律师了，他疏远了莫瑞斯这个他在梦呓中呼唤的人而和安妮.伍兹小姐订婚了，她是H. 伍兹灂士的女儿。克莱夫早已远离了狄俄尼索斯，他已融入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且有高贵的身份，体面的职业，他已是仕途上令人羡慕的人。
六、结论
在基督教文化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上层阶级的克莱夫害怕失去现有的阶级利益、失去现有的阶级身份、名誉和政治前途，从而放弃了他一开始所追求的“爱情”。莫瑞斯所在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学会虚伪、躲藏和谄媚，要为生计而笑脸迎人，又因为阶级优势而装腔作势。而阿列克他正在摆脱饱受欺侮的仆人身份，发展自己的商业前程，甚至要从底层阶级迈向中层阶级，从而获取他一直向往的尊重和身份。对于这三个人而言 要坚守同性的爱情都需要放弃和牺牲。 客观来讲，作为上层阶级的克莱夫牺牲要更大一些，因为他既得利益要更多一些，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来说克莱夫的决定并不应该被过多的谴责。克莱夫的性格转变是一种妥协，是对当时社会压力的妥协，是对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妥协；这也是一种放弃，是对人性原欲追求的放弃，是对自己“真爱”追求的放弃。在克莱夫这个深谙古希腊文化又通晓社会世情的人身上，这是一种对决，是两种文化的对决，是理性和原欲的对决，克莱夫变了，所以理性胜利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胜利了。
参考文献：
[1]爱.摩.福斯特.莫瑞斯[M].文洁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2]黄洋.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 一项历史学的分析[J].世界历史，1998（5）.
[3] 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吴少梅.同性恋与古罗马社会— 一项历史学的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