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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史学是非常宝贵的传统文化形式，主要划分为了古代以及近代史学两种形态，新的史学出现，往往伴随着旧史学的消亡，也可能是旧史学的创新，不管是哪一种变化，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转折点便成主了新旧史学交替的核心。当前很多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学进行了研究，“新史学”思潮之后近代史学如何转变，便成为了讨论的热点话题。而本文针对此方面进行了重点分析，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了解“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以及发生了巨大变化，丰富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使更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关键词：“新史学”思潮;中国近代史学;转变
我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北地区兴起了关于史学的研究，但是这仅仅是史学领域中的小一部分，无法体现整个史学的全部面貌，难以反映出史学的变化。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的发表，形成了一种创新性的史学浪潮，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史学”，所以说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萌芽。“新史学”思潮出现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呼吁保存国粹，同时也试图将中西方学术结合，接下来的国故整理运动的兴起，更是明确了对于学术保存的态度，而后来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化史学术目标，成为了学术领域又一创新之举，将新旧史学间的界限彻底打破，站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研究古代史学如何转变为近代史学。基于材料、方法的创新，引领了中国史学新的潮流，由此开始，中国近代史学逐渐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重点针对“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一、“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雏形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史学逐渐由古代史学转变为近代史学，而此过程中，“新史学”思潮则成为了其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新史学”也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它的存在在以后的百年内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表面来看“新史学”思潮加速了旧史学的消退，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但是这段时间持续并不长，经过几年时间便已经销声匿迹。在“新史学”思潮下，对传统史学给予的抨击以及否定充分体现了其现实诉求，但是也暴露出了其短处，借助现实谈史学，将学术与政治有效结合，这便是“新史学”思潮下中国近代史所展示的时代印迹，而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缺失则是其日益突显的问题。追求学术独立性、将史学中现实、功利性等非学术因素剔除，同样也成为了近代史学逐渐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重点放在了学术独立性方面。在“新史学”思潮之后，近代中国史学倡导的独立性、求真性思想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代表性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篇章，形成了民国时期典型的史学学术理念。虽然近代史学中存在着现实主题，依然没有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但是在学术与现实共存的情况下中国近代史学已初具雏形。
二、“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转变历程
（一）“国粹”向“国故”转变
可以说“新史学”思潮为中国近代史学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新史学”思潮对旧史学的否定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示认同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对此表示不赞同，那么近代史学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传统史学，如何实现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呢？在二十世纪，国学探讨日益激烈，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发展？早在1902年《政艺通报》中关于《国粹保存主义》文章的发表，以及1905年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等都将侧重点放在了传统史学何去何从，而后来国粹派倡导的复兴古学更是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了转型的风口浪尖，进而为近代史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学者保持着对国学强烈的依恋之情，但是在面对猛烈抨击的西方文化时，矛盾心理进而产生，如果只是局限于古学，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那么必然会被时代潮流淹没，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的撞击，使得国粹派思想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国粹一词也逐渐被国故代替。在1910年国学讲习会出版的《国故论衡》一书的出现，在较短时间内风靡，国故一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成为了流行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关于国故整理的运动成为了当时的热潮，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国故》中更是对“国故、科学精神二者进行了探讨。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学术持有的是整理态度，并非将其全部否定，这同“新史学”思潮则构建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在对国学、国故进行深层次探讨以后，国故整理便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学者更倾向于将国故、国学与学术研究结合，并其涵盖于学术范畴中，科学方法结合国故整理。以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针对国故整理目标进行了明确，同时也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史概念。其中文化史不仅仅包含着民族史、经济史，而且也是站在广义角度对历史学的阐述，其中也涉及到了将部分传统学术分类整合或者摒弃，融入创新理念，站在文化史的角度对国学进行统筹整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研究范围以及相关的内容给予了新的阐述，重新进行了界定，希望借助不同的现代意义对史学进行研究，同时也将史学推向了不同的领域，形成了中国史学具有创新意义的体系。
从最初的“新史学”思潮给予旧史学否定以及批判，再到国粹派提倡的保存国粹、中西方学术的融合、国故整理运动持有的整理传统学术的态度、中国文化史学术目标的明确，以上提及的这些内容都是在不断努力与探索中将新史学与旧史学间的界限打通，站在不同学科视角下，表明了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路径，同样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国故整理运动最有价值的收获，在“新史学”思潮之后理性的处理传统史学，为近代史学学科化发展寻求了更好的转变方法，中国史学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汉学的重新回归
在“新史学”思潮中提到了新史学的规划，那么采用哪些研究方法，采取哪些研究路径依然是需要考虑的重点。而在当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法及路径带来最大影响的便是西方史学，比如道咸年间西北边疆史学在发展至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此时也正是中国史学中对于欧洲、日本等史学研究最为鼎盛时期。而在20世纪前20-30年间，中国史学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便是“新史料”，当时的甲骨卜辞、汉晋木简、敦煌写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非常有名的四大史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新史料”开始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什么机缘巧合，主要是由于“新史料”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重视度越来越高，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而“新史料”则成为了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平台，使中国史学家能够有机会对西方汉学、史学研究的方向、特点有一个充分了解的机会，直观体会西方文化带来的震撼以及强烈的抨击，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投入到将“汉学重拾中国”的行列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将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向明确。在“新史学”思潮以后，较短时间内中国近代史学开始在材料、方法方面创新，提出创新问题，进而演变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潮流。
结束语
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并非是在短期内就快速发展起来的，其经历了“新史学”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由古代史学慢慢的的转变为近代史学。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也在曲折以及磨难中慢慢成熟。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近代史学的转变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这只是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在新旧史学交错中，西方史学抨击下，中国史学要想得以生存与发展，需要变化、改进、优化。
参考文献
[1]王先明.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讨论[J].社会科学文摘，2020（08）：93-95.
[2]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J].河北学刊，2019，39（05）：118-124.
[3]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J].河北学刊，2019，39（02）：63-72.
[4]谢贵安.“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J].殷都学刊，2018，39（04）：39.
作者简介：
郭富豪，2001.07.16，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河口村铜林沟组，本科。
关键词：“新史学”思潮;中国近代史学;转变
我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北地区兴起了关于史学的研究，但是这仅仅是史学领域中的小一部分，无法体现整个史学的全部面貌，难以反映出史学的变化。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的发表，形成了一种创新性的史学浪潮，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史学”，所以说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萌芽。“新史学”思潮出现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呼吁保存国粹，同时也试图将中西方学术结合，接下来的国故整理运动的兴起，更是明确了对于学术保存的态度，而后来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化史学术目标，成为了学术领域又一创新之举，将新旧史学间的界限彻底打破，站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研究古代史学如何转变为近代史学。基于材料、方法的创新，引领了中国史学新的潮流，由此开始，中国近代史学逐渐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重点针对“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一、“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雏形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史学逐渐由古代史学转变为近代史学，而此过程中，“新史学”思潮则成为了其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新史学”也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它的存在在以后的百年内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表面来看“新史学”思潮加速了旧史学的消退，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但是这段时间持续并不长，经过几年时间便已经销声匿迹。在“新史学”思潮下，对传统史学给予的抨击以及否定充分体现了其现实诉求，但是也暴露出了其短处，借助现实谈史学，将学术与政治有效结合，这便是“新史学”思潮下中国近代史所展示的时代印迹，而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缺失则是其日益突显的问题。追求学术独立性、将史学中现实、功利性等非学术因素剔除，同样也成为了近代史学逐渐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重点放在了学术独立性方面。在“新史学”思潮之后，近代中国史学倡导的独立性、求真性思想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代表性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篇章，形成了民国时期典型的史学学术理念。虽然近代史学中存在着现实主题，依然没有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但是在学术与现实共存的情况下中国近代史学已初具雏形。
二、“新史学”思潮之后中国近代史学转变历程
（一）“国粹”向“国故”转变
可以说“新史学”思潮为中国近代史学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新史学”思潮对旧史学的否定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示认同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对此表示不赞同，那么近代史学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传统史学，如何实现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呢？在二十世纪，国学探讨日益激烈，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发展？早在1902年《政艺通报》中关于《国粹保存主义》文章的发表，以及1905年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等都将侧重点放在了传统史学何去何从，而后来国粹派倡导的复兴古学更是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了转型的风口浪尖，进而为近代史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学者保持着对国学强烈的依恋之情，但是在面对猛烈抨击的西方文化时，矛盾心理进而产生，如果只是局限于古学，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那么必然会被时代潮流淹没，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的撞击，使得国粹派思想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国粹一词也逐渐被国故代替。在1910年国学讲习会出版的《国故论衡》一书的出现，在较短时间内风靡，国故一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成为了流行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关于国故整理的运动成为了当时的热潮，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国故》中更是对“国故、科学精神二者进行了探讨。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学术持有的是整理态度，并非将其全部否定，这同“新史学”思潮则构建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在对国学、国故进行深层次探讨以后，国故整理便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学者更倾向于将国故、国学与学术研究结合，并其涵盖于学术范畴中，科学方法结合国故整理。以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针对国故整理目标进行了明确，同时也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史概念。其中文化史不仅仅包含着民族史、经济史，而且也是站在广义角度对历史学的阐述，其中也涉及到了将部分传统学术分类整合或者摒弃，融入创新理念，站在文化史的角度对国学进行统筹整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历史研究范围以及相关的内容给予了新的阐述，重新进行了界定，希望借助不同的现代意义对史学进行研究，同时也将史学推向了不同的领域，形成了中国史学具有创新意义的体系。
从最初的“新史学”思潮给予旧史学否定以及批判，再到国粹派提倡的保存国粹、中西方学术的融合、国故整理运动持有的整理传统学术的态度、中国文化史学术目标的明确，以上提及的这些内容都是在不断努力与探索中将新史学与旧史学间的界限打通，站在不同学科视角下，表明了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路径，同样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国故整理运动最有价值的收获，在“新史学”思潮之后理性的处理传统史学，为近代史学学科化发展寻求了更好的转变方法，中国史学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汉学的重新回归
在“新史学”思潮中提到了新史学的规划，那么采用哪些研究方法，采取哪些研究路径依然是需要考虑的重点。而在当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法及路径带来最大影响的便是西方史学，比如道咸年间西北边疆史学在发展至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此时也正是中国史学中对于欧洲、日本等史学研究最为鼎盛时期。而在20世纪前20-30年间，中国史学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便是“新史料”，当时的甲骨卜辞、汉晋木简、敦煌写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非常有名的四大史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新史料”开始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什么机缘巧合，主要是由于“新史料”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重视度越来越高，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而“新史料”则成为了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平台，使中国史学家能够有机会对西方汉学、史学研究的方向、特点有一个充分了解的机会，直观体会西方文化带来的震撼以及强烈的抨击，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投入到将“汉学重拾中国”的行列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将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向明确。在“新史学”思潮以后，较短时间内中国近代史学开始在材料、方法方面创新，提出创新问题，进而演变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潮流。
结束语
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变并非是在短期内就快速发展起来的，其经历了“新史学”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由古代史学慢慢的的转变为近代史学。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也在曲折以及磨难中慢慢成熟。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近代史学的转变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这只是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在新旧史学交错中，西方史学抨击下，中国史学要想得以生存与发展，需要变化、改进、优化。
参考文献
[1]王先明.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讨论[J].社会科学文摘，2020（08）：93-95.
[2]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J].河北学刊，2019，39（05）：118-124.
[3]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J].河北学刊，2019，39（02）：63-72.
[4]谢贵安.“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J].殷都学刊，2018，39（04）：39.
作者简介：
郭富豪，2001.07.16，男，汉族，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河口村铜林沟组，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