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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田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
——《诗经·车攻》
这是《诗经》里关于车马出行田猎的一首诗歌。反映同一时期类似车马的诗篇还有很多，如《清人》、《驷》、《小戎》、《叔于田》、《车工》等。它们或反映男女爱情，或反映制作技术，或反映征战场面，内容十分广泛。也让我们在欣赏之余，不禁展开对那个时代场景的无限遐想，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对我国早期车马有初步的了解。
车马器是指配套在车和马身上的青铜附件的统称，它是伴随着马的驯化和车的出现应运而生的。目前有资料表明马的驯化更早，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对于车，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认为是由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奚仲发明的。他在薛地（今山东滕州市张汪、官桥镇境内）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木制车辆。奚仲发明的马车是什么形状，由于时代相当遥远，并没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很多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也有传说认为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之一，《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据史载，夏禹时的车正奚仲创造了车，那时很可能是一马或是二马驾车，而相土则把二马改成了四马，所以应说这是对车辆结构的一种改进。这种车是相土根据部族扩张势力的需要而进行改制的，主要用于军事上，后来人们把这种四马一车称为一乘，车辆数量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大小强弱的象征。
目前对于夏代的文化遗迹是否存在，依旧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我国关于车的实物遗留，最早是在商代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现，根据国内各地考古现场保留的遗迹看，当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车马器和功能齐全的马车构件，这一时期的车马主要用于出行和战争。到了西周，车的功能逐渐和战争联系起来，作为当时的重型装备和快速机动力量出现，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活动的社会行为。战车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自诸侯国君的力量标志，所以司马迁在著作《史记》中有关于周武王率领诸侯东进伐商时有关兵车的记载，如在牧野（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约会诸侯作为对商王朝战争的中坚力量，而当时“诸侯会者车四千乘”，可见当时战车数量之多。相对于步兵而言，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看出车兵已经是这一时期主要兵种，并且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的作战形式和战争规模。当时骑兵因为没有普及，所以与车、马配套的附件设备逐渐在使用过程中完善起来。如果说当时大型的青铜礼器如鼎的制作等体现出当时已经成熟的铸造技术的话，那么这些用于相互组合的小件车马器则是体现了铸造技术的精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里关于手工业制作车有详细的记述，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工匠，这一点说明了各个附件工序制作分工愈发细化。可以不夸张地说，车马器当时是早期组合类器物里最能体现工艺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器物。同时这些车马器的出现对于了解早期民族关系、交通状况和民族文化的融合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汉代以后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以及对于部队机动性要求更高，战车相比骑兵而言逐渐显出其笨重和不便操纵等局限性，最终被能够迅速机动轻装前进的骑兵所代替，逐渐退出了战争历史的舞台；车的功能也逐渐转变成运输和乘坐的代步工具。文献和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往往可见车马出行的画面，所以车马器没有全部消失，而是在不断地使用中产生出更多的附属品。随着当时社会“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盛行，慢慢地很多墓葬里开始大量出现各种车马器的铜、陶、木质的明器。
扶风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广阔平坦的平原特点，是车马得以广泛使用的一个原因。作为西周文明的发祥地，周人先祖古公父为避戎族侵扰，率领族人从豳（今彬县、长武一带）开始了自先祖公刘之后的第二次迁徙。他们辗转西行来到今天岐山、扶风北部交界的山前平原地带，在此地修建城邑宫室，依托周族擅长农事的优势，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蓄积壮大力量，为最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物质基础。周人几百年来在扶风、岐山交界的周原大地上活动，在境内遗留了很多以墓葬、车马坑和窖藏为主要保存形式的青铜器，几乎每次发现大宗礼器之外都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器伴随出土。近十几年来随着周文化研究和周原历史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关车马器的实物屡屡现世，车马器也因品种样式繁多成为一个专门的器类。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工匠的管理和分工十分细致，如《周礼·考工记》中有专门负责管理战车轮子、车厢和辕部制造的轮人、舆人、人，除了车辆的铸造以外，高级贵族的车舆更加豪华奢侈，以岐山京当贺家村西周墓中发现的车马坑为例，在出土的车轮外面附着当时用于保护木质轮毂的铜箍——铜牙；在出土的车軎的纹饰凹槽里镶嵌有装饰图案的绿松石，足见车辆的奢华。到了秦代，车马和兵车的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在陕西省临潼区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里，就有最为完备的车马器的实物铜车马两辆。就车的结构而言，二号车上由多达3462个精密的零部件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几乎相当于目前小排量轿车的重量，其中金铸件3千克多，银铸件4千克多。按此结构推测，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么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极小的零件都是一次铸造成型。这种精密和设计上的奇妙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的铸造工艺和高超的水平。
西周时期常见的车马器有軎、辖、銮铃、当卢、衔、镳、弓形器、轴饰、钏、节约、铜泡饰等，分别用于车或者马身上的各个不同部位（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西周车马示意图），笔者为此特选部分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青铜车马器做一介绍。
★——軎（音wei）
也称轵、，许慎《说文解字注.第十四篇上》里关于軎是这样记述的，“軎，车轴之端也，车轴之末见于毂外者曰軎，古说轵軎多不分”。考古发现中的实物軎，外形往往如筒杯状，中空，是和木质车轴末端相互套接的青铜附件。按照车轴向外逐渐收缩的样式配套，軎近轮毂的地方有长方形对穿的方孔，常常和具有插销功能的辖组合，这些附件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木质车轴在行进过程中免受磕碰和损坏，从而延长车的寿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曾经一度还出现了在车軎外在加装了四棱状刃的兵器——扁矛，它是利用车轴高速运转带动从而杀伤步兵的。 1、环带纹軎
1974年3月扶风县黄堆乡齐家村出土，通高12.7，厘米，口径5.8厘米，重53克，形如圆筒状，开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的长方形辖孔，中部起两道箍，两箍之间各有一周窃曲纹和环带纹，地端平面饰阳线圆涡纹，軎内保留有当时木质的车轴端（图1、2、3）。
2、重环纹軎
1975年2月出土于岐山蒲村，长14.5厘米，重350克，外形呈上大下小的筒杯状，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近底端两道突起的箍和两道重环纹（图4）。
3、蝉纹軎
1975年5月出土于扶风法门镇下康村，长14.3厘米，重300克，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中部有突起的两道箍，表面饰有重环纹和蝉纹，外底饰夔龙纹。（见图5、6、7）
4、蕉叶纹軎
2006年11月出土于扶风城关镇五郡村，长18.3厘米，重380克，外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表面有浅浮雕蕉叶纹，外地略带弧度（图8）。
5、折带纹軎
1978年春扶风法门镇收购站拣选，长13.3厘米，重400克，外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口沿残破，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近底表面饰回环的折带纹，外底饰星芒纹（图9、10）。
★——辖
辖是和軎相互配合使用的，主要通过上端为兽头形下端为扁条形的结构，插入軎上两个对开的穿，从而把车轴和軎结合在一起，起到用保护车轴且不至脱落的作用，《说文解字段注》中记述“辖，键也”，可见辖是类似一个卡键的附件。扶风县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辖、軎俱全的青铜器附件，更难得的是在軎里尚保留有一段木制的车轴，保留了原物的初始状态，一般辖的上部多为虎头形状，2015年在岐山京当贺家村发掘的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车马坑中还出土了在虎头辖表面的凹槽里镶嵌绿松石的装饰，显示了当年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辖的制约功能也使得在现代汉语语言已经隐去了其本来的实物含义，而延伸为管理辖制之意，辖的形制相对单一，常见有虎头和简化兽首形两种，个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二者结合的情形。
1、虎头辖
1975年5月扶风县召公收购站拣选，高13厘米，重250克，上端为圆雕的虎头，双目圆睁，双耳高竖，形象生动传神，虎头脑后有横穿，下有扁条形插销（图11）。
2、简化兽首形辖
1977年1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上端为简化圆雕的兽头，脑后有横穿，下有扁条形插销，插销下端有长方形销孔（图12）。
3、辖軎组合
1974年3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黄堆齐家村，通高12.7厘米，口径5.8厘米，重53克，由虎头形軎和筒杯状軎组合而成，軎中部起两道突起箍，表面饰窃曲纹和环带纹，底端有简化龙纹；辖为圆雕虎头，下部有扁条形插销，插销下端有长方形销孔（图13）。
★——当卢
当卢主要是用革带穿系然后覆盖在驾车之马额头上的一种护具，也称“挡颅”，古人有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可见作为动力的马在车马行进中的重要性，而头部是马身体的最要害地方，所以必须加以保护，于是这种护具应运而生，在南北朝时期，马的护具更加完善，普遍出现身披铠甲的“甲马”，这种骑兵在当时应该算是重装备了，所以马的护具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常见的当卢外形如盖，背内凹，上端有两角外撇，下端则为扁长的凹槽，背面均有钮孔以便于系带。当卢的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主要区别在上端的角和下柄部。
1、素面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17.5厘米，重50克，上部为双角反向外撇，中间有圆泡外鼓，下端为内凹的浅槽，背有横钮孔以穿系革带，体轻薄（图14、15）。
2、涡纹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19.5厘米，重150克，上部为双刀型角外撇，中间为背凹圆盘，圆盘表面饰涡纹，下端为背凹的长柄，长柄上端饰高浮雕蝉纹，背有并排两个环形钮以穿系革带（图16、17）。
3、涡纹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21.5厘米，重170克，形制同上，长柄上下端均饰高浮雕蝉纹（图18）。（未完待续）
（责编：辛友）
——《诗经·车攻》
这是《诗经》里关于车马出行田猎的一首诗歌。反映同一时期类似车马的诗篇还有很多，如《清人》、《驷》、《小戎》、《叔于田》、《车工》等。它们或反映男女爱情，或反映制作技术，或反映征战场面，内容十分广泛。也让我们在欣赏之余，不禁展开对那个时代场景的无限遐想，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对我国早期车马有初步的了解。
车马器是指配套在车和马身上的青铜附件的统称，它是伴随着马的驯化和车的出现应运而生的。目前有资料表明马的驯化更早，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对于车，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认为是由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奚仲发明的。他在薛地（今山东滕州市张汪、官桥镇境内）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木制车辆。奚仲发明的马车是什么形状，由于时代相当遥远，并没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很多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也有传说认为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之一，《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据史载，夏禹时的车正奚仲创造了车，那时很可能是一马或是二马驾车，而相土则把二马改成了四马，所以应说这是对车辆结构的一种改进。这种车是相土根据部族扩张势力的需要而进行改制的，主要用于军事上，后来人们把这种四马一车称为一乘，车辆数量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大小强弱的象征。
目前对于夏代的文化遗迹是否存在，依旧在学术界存在争论。我国关于车的实物遗留，最早是在商代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现，根据国内各地考古现场保留的遗迹看，当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车马器和功能齐全的马车构件，这一时期的车马主要用于出行和战争。到了西周，车的功能逐渐和战争联系起来，作为当时的重型装备和快速机动力量出现，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活动的社会行为。战车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自诸侯国君的力量标志，所以司马迁在著作《史记》中有关于周武王率领诸侯东进伐商时有关兵车的记载，如在牧野（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约会诸侯作为对商王朝战争的中坚力量，而当时“诸侯会者车四千乘”，可见当时战车数量之多。相对于步兵而言，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看出车兵已经是这一时期主要兵种，并且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的作战形式和战争规模。当时骑兵因为没有普及，所以与车、马配套的附件设备逐渐在使用过程中完善起来。如果说当时大型的青铜礼器如鼎的制作等体现出当时已经成熟的铸造技术的话，那么这些用于相互组合的小件车马器则是体现了铸造技术的精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里关于手工业制作车有详细的记述，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工匠，这一点说明了各个附件工序制作分工愈发细化。可以不夸张地说，车马器当时是早期组合类器物里最能体现工艺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器物。同时这些车马器的出现对于了解早期民族关系、交通状况和民族文化的融合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汉代以后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以及对于部队机动性要求更高，战车相比骑兵而言逐渐显出其笨重和不便操纵等局限性，最终被能够迅速机动轻装前进的骑兵所代替，逐渐退出了战争历史的舞台；车的功能也逐渐转变成运输和乘坐的代步工具。文献和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往往可见车马出行的画面，所以车马器没有全部消失，而是在不断地使用中产生出更多的附属品。随着当时社会“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盛行，慢慢地很多墓葬里开始大量出现各种车马器的铜、陶、木质的明器。
扶风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广阔平坦的平原特点，是车马得以广泛使用的一个原因。作为西周文明的发祥地，周人先祖古公父为避戎族侵扰，率领族人从豳（今彬县、长武一带）开始了自先祖公刘之后的第二次迁徙。他们辗转西行来到今天岐山、扶风北部交界的山前平原地带，在此地修建城邑宫室，依托周族擅长农事的优势，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蓄积壮大力量，为最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物质基础。周人几百年来在扶风、岐山交界的周原大地上活动，在境内遗留了很多以墓葬、车马坑和窖藏为主要保存形式的青铜器，几乎每次发现大宗礼器之外都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器伴随出土。近十几年来随着周文化研究和周原历史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关车马器的实物屡屡现世，车马器也因品种样式繁多成为一个专门的器类。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工匠的管理和分工十分细致，如《周礼·考工记》中有专门负责管理战车轮子、车厢和辕部制造的轮人、舆人、人，除了车辆的铸造以外，高级贵族的车舆更加豪华奢侈，以岐山京当贺家村西周墓中发现的车马坑为例，在出土的车轮外面附着当时用于保护木质轮毂的铜箍——铜牙；在出土的车軎的纹饰凹槽里镶嵌有装饰图案的绿松石，足见车辆的奢华。到了秦代，车马和兵车的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在陕西省临潼区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里，就有最为完备的车马器的实物铜车马两辆。就车的结构而言，二号车上由多达3462个精密的零部件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几乎相当于目前小排量轿车的重量，其中金铸件3千克多，银铸件4千克多。按此结构推测，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么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极小的零件都是一次铸造成型。这种精密和设计上的奇妙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的铸造工艺和高超的水平。
西周时期常见的车马器有軎、辖、銮铃、当卢、衔、镳、弓形器、轴饰、钏、节约、铜泡饰等，分别用于车或者马身上的各个不同部位（具体名称和位置见西周车马示意图），笔者为此特选部分扶风县博物馆馆藏青铜车马器做一介绍。
★——軎（音wei）
也称轵、，许慎《说文解字注.第十四篇上》里关于軎是这样记述的，“軎，车轴之端也，车轴之末见于毂外者曰軎，古说轵軎多不分”。考古发现中的实物軎，外形往往如筒杯状，中空，是和木质车轴末端相互套接的青铜附件。按照车轴向外逐渐收缩的样式配套，軎近轮毂的地方有长方形对穿的方孔，常常和具有插销功能的辖组合，这些附件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木质车轴在行进过程中免受磕碰和损坏，从而延长车的寿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曾经一度还出现了在车軎外在加装了四棱状刃的兵器——扁矛，它是利用车轴高速运转带动从而杀伤步兵的。 1、环带纹軎
1974年3月扶风县黄堆乡齐家村出土，通高12.7，厘米，口径5.8厘米，重53克，形如圆筒状，开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的长方形辖孔，中部起两道箍，两箍之间各有一周窃曲纹和环带纹，地端平面饰阳线圆涡纹，軎内保留有当时木质的车轴端（图1、2、3）。
2、重环纹軎
1975年2月出土于岐山蒲村，长14.5厘米，重350克，外形呈上大下小的筒杯状，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近底端两道突起的箍和两道重环纹（图4）。
3、蝉纹軎
1975年5月出土于扶风法门镇下康村，长14.3厘米，重300克，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中部有突起的两道箍，表面饰有重环纹和蝉纹，外底饰夔龙纹。（见图5、6、7）
4、蕉叶纹軎
2006年11月出土于扶风城关镇五郡村，长18.3厘米，重380克，外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表面有浅浮雕蕉叶纹，外地略带弧度（图8）。
5、折带纹軎
1978年春扶风法门镇收购站拣选，长13.3厘米，重400克，外形如上大下小的筒杯，口沿残破，开口一端有上下贯通的长方形穿，近底表面饰回环的折带纹，外底饰星芒纹（图9、10）。
★——辖
辖是和軎相互配合使用的，主要通过上端为兽头形下端为扁条形的结构，插入軎上两个对开的穿，从而把车轴和軎结合在一起，起到用保护车轴且不至脱落的作用，《说文解字段注》中记述“辖，键也”，可见辖是类似一个卡键的附件。扶风县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辖、軎俱全的青铜器附件，更难得的是在軎里尚保留有一段木制的车轴，保留了原物的初始状态，一般辖的上部多为虎头形状，2015年在岐山京当贺家村发掘的西周高等级贵族墓葬车马坑中还出土了在虎头辖表面的凹槽里镶嵌绿松石的装饰，显示了当年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辖的制约功能也使得在现代汉语语言已经隐去了其本来的实物含义，而延伸为管理辖制之意，辖的形制相对单一，常见有虎头和简化兽首形两种，个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二者结合的情形。
1、虎头辖
1975年5月扶风县召公收购站拣选，高13厘米，重250克，上端为圆雕的虎头，双目圆睁，双耳高竖，形象生动传神，虎头脑后有横穿，下有扁条形插销（图11）。
2、简化兽首形辖
1977年1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上端为简化圆雕的兽头，脑后有横穿，下有扁条形插销，插销下端有长方形销孔（图12）。
3、辖軎组合
1974年3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黄堆齐家村，通高12.7厘米，口径5.8厘米，重53克，由虎头形軎和筒杯状軎组合而成，軎中部起两道突起箍，表面饰窃曲纹和环带纹，底端有简化龙纹；辖为圆雕虎头，下部有扁条形插销，插销下端有长方形销孔（图13）。
★——当卢
当卢主要是用革带穿系然后覆盖在驾车之马额头上的一种护具，也称“挡颅”，古人有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可见作为动力的马在车马行进中的重要性，而头部是马身体的最要害地方，所以必须加以保护，于是这种护具应运而生，在南北朝时期，马的护具更加完善，普遍出现身披铠甲的“甲马”，这种骑兵在当时应该算是重装备了，所以马的护具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常见的当卢外形如盖，背内凹，上端有两角外撇，下端则为扁长的凹槽，背面均有钮孔以便于系带。当卢的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主要区别在上端的角和下柄部。
1、素面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17.5厘米，重50克，上部为双角反向外撇，中间有圆泡外鼓，下端为内凹的浅槽，背有横钮孔以穿系革带，体轻薄（图14、15）。
2、涡纹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19.5厘米，重150克，上部为双刀型角外撇，中间为背凹圆盘，圆盘表面饰涡纹，下端为背凹的长柄，长柄上端饰高浮雕蝉纹，背有并排两个环形钮以穿系革带（图16、17）。
3、涡纹当卢
1976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召李村，高21.5厘米，重170克，形制同上，长柄上下端均饰高浮雕蝉纹（图18）。（未完待续）
（责编：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