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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通过到中国河南进行实地采访，真实地报道了一幕令人触目惊心的惨景：当年，在国统区河南，300万民众活活被饿死。而这场浩劫，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以致它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以前我只知道灾荒在中国历史上就像地震、飓风和王朝更迭一样，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是，当我和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从河南做完两个星期的旅行归来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灾荒，什么叫做河南大灾。
哀鸿遍野
1942年，由于战乱和天旱，河南省北部地区人民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以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正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逃亡的主要通道有两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
1943年2月底，我们沿陇海铁路到达一处豁口。在我们过夜的豁口火车站，弥漫着屎尿和尸体发出的恶臭。周围几英亩都是拥挤不堪的农民。大冬天里，他们胡乱包裹着身体躺在地上，等待着下一趟火车能将他们送往东边，送往能够乞食的大后方。他们逃出来时都换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尽量带上了能带的最好的东西，如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或者和卖食物摊贩讨价还价。吐着蓝色火苗的木炭炉子上正烹着米饭或肉类，有孩子在哭嚎，但无人理睬。巡逻士兵驱赶着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到来时一拥而上。
次日早晨，一个靠摇把驱动的巡道车已经为我们准备停当。我裹着一件军大衣，迎着冷风坐在四面敞开的巡道车上，简直就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然而我检阅的却是一场大灾难。
灾难中当然会遇到很多血迹。但血迹并不是大灾荒的典型标记。这些血迹来自难民列车上坠落的死伤者。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而从平板车皮上或闷罐车顶上坠落下来。我见到的第一个人，躺在铁路上，还活着，不停地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摔断，枯瘦的骨头像白色的玉米秆般突出来。他一定是掉在车轮底下了。接着见到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强令摇车的士兵停下来，给这个人一点磺胺药、水和钱，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医生。但我们在一天的行程中，根本就没发现医生。
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有孤身一人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地倒下了。
当我们到达洛阳时，被所见到的景象惊呆了。夜幕中的火车站，难民们正被装进闷罐车，尽量往车里挤，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车站到处弥漫着屎尿臭和尸臭。然后，我们经过荒弃萧索的街道去天主教堂，教堂的主人是托马斯·梅根主教。
据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介绍，他看到过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当他访问一个村庄时，得知一个饥民把家里残存的一点食物找出来，让大家共同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说，在郑州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的是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去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怀中的婴儿还依然使劲吮吸着她的奶头。
传教士们说，他们一般都是在夜晚才到路上去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他们还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一路上，我们看到所有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遗弃在这里的婴儿大大超出了临时孤儿院收容的极限。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偶尔有一个白人走在街上，他就会成为希望的惟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面黄肌瘦的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嚎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
在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另一幕：饥民们正在用镰刀或菜刀剥树皮。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皮全被剥光了，因为饥民们可以把榆皮磨成面粉当作粮食吃。
郑州是大灾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所在地。当我们到达郑州时，天正下着大雪，层层撒落在教会院子里躺满了的饥民们身上。第二天，大雪仍然下着，我们继续在城内步行视察。以前郑州城有12万居民，现在已经下降到3万多。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180之间。许多饥民焦躁不安地在街上游动，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或凄声地哭号，或沉默地蹒跚。一辆独轮车从雪地里推过来，上面载着的是僵硬的死尸。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水沟边的雪地上，随行的一位神父摇了他一下，看看是否还活着，这人动弹了一下。我们把几张纸币塞在他手里并把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站不住。这时，一个女人抱着啼哭的孩子经过，我们花钱请她帮忙把这个男人送到教会去，以便让他得到食物。这个女人搀扶着那个歪歪倒倒的男人，眼神茫然地往教会方向走去。
下午我们还听到了一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人吃人。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位母亲将她2岁的孩子煮着吃了；有位父亲被指控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他为自己辩护说，是因为孩子饿死在先。
咎由谁取
耳闻目睹上述事件，我由悲痛，转为震撼，继而转为麻木。从此以后，我开始尽量用头脑，而不是用感情来工作，努力去探究河南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过一番梳理，慢慢地清楚了。整个因果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足以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以致带来黄河改道。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还有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过雨，因此，土地没有生产出小麦和谷子。从另一点上来说，人也是有罪过的。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1942年不下雨是天降之灾，但光绪年间的1893年大旱比这要严重得多，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人为的。
一夜又一夜，我在和地方官员交谈后奋笔疾书，惟一的结论是，中国的所谓政府让这些百姓去死，或者说任他们在饥荒中死去而置之不理。政府正在和日本兵作战，他们靠严酷的征税来维持战争。但自从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发行的纸币，他的军队便奉命以粮食和其他实物征税。（“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的产量更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一空，又无法从丰产地区调运来粮食，于是只好不顾农民活命需要。
我开始按照“最低充分数据”法，从技术角度，来汇编统计资料，向所有愿意交谈的农民了解一亩地能产出多少麦子，8磅？12磅？20磅？而军队的税收，常常相当于所有庄稼的收成，有时候还要更高，高过土地的产量。农民们往往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换成现钱来补充税额。此外，农民还奉命要为路过的军队喂马匹。虽然我听说农民经常撒谎来欺骗当官的，但是，一个本地的官员却这样为他的农民辩白：“据我所知，农民们自己已经都在吃草，却要叫他们拿出粮食来喂马，这实在难以办到。”另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不管家里人口有多少。而在军队里，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将粮食卖掉后中饱私囊。而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要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以赈济灾民。
一个夜晚，我呆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农村的官吏请求进来见一见外国人。屋子里生着取暖的炭火，点着蜡烛，地方官们手上拿着一叠请愿书，要求我们带回重庆转呈给蒋介石。其中他们算了一笔账，说他们那个地区只能生产多少东西，却要交多少多少税。他们县共有15万人，其中11万人根本没有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700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有。问他有多少？回答说20亩。每亩15磅，要交多少税？回答说13磅。这时候，一旁的军队司令官勃然大怒，冲着地方官又吼又叫。地方官便把送给我们的请愿书的复本递交一份给司令官。司令官把请愿书揣进口袋，然后要求我们将手中的那一份交出来，我不同意，他坚持必须交。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交出了那份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把我们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我们将无处可去。再说如果我们拒绝，他就会在我们离开后，把怒气全撒在这些地方小官身上。
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汇集后的资料显示：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还有一些边缘的县份，也不断有人正在死去。根据所看到的情景以及地方官员报告的死亡人数来推断，我们估计，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地收获，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预计灾区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也会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毫无秩序。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此举不是无知便是伪善，因为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而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1943年收成，此时还看不见影子。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千万元，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了折扣：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的。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羞愧而潸然泪下。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法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去参军，因为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那些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田地的价格压低到20磅或30磅小麦一亩，然后被买走。如果付现款，每亩则只要16磅到18磅小麦的钱就能成交。
灾情“外泄”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出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饥民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虽然相距只有几百英里，但是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确切地讲，在重庆，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元法币进行救援。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而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于是，河南大灾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衷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周刊杂志上，接着传遍了整个美国。
捷报飞传
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我收到一封梅根神父发来的信，现照录于此，聊作此文的结尾：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上述几点措施都是我亲眼所见，它更证实了我从前的观点：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说，这是《时代》杂志的力量。平静了！实在太好了！……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有人在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缅怀你，但也有人对你恨得牙痒痒的。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
以前我只知道灾荒在中国历史上就像地震、飓风和王朝更迭一样，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是，当我和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从河南做完两个星期的旅行归来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灾荒，什么叫做河南大灾。
哀鸿遍野
1942年，由于战乱和天旱，河南省北部地区人民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以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正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逃亡的主要通道有两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
1943年2月底，我们沿陇海铁路到达一处豁口。在我们过夜的豁口火车站，弥漫着屎尿和尸体发出的恶臭。周围几英亩都是拥挤不堪的农民。大冬天里，他们胡乱包裹着身体躺在地上，等待着下一趟火车能将他们送往东边，送往能够乞食的大后方。他们逃出来时都换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尽量带上了能带的最好的东西，如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或者和卖食物摊贩讨价还价。吐着蓝色火苗的木炭炉子上正烹着米饭或肉类，有孩子在哭嚎，但无人理睬。巡逻士兵驱赶着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到来时一拥而上。
次日早晨，一个靠摇把驱动的巡道车已经为我们准备停当。我裹着一件军大衣，迎着冷风坐在四面敞开的巡道车上，简直就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然而我检阅的却是一场大灾难。
灾难中当然会遇到很多血迹。但血迹并不是大灾荒的典型标记。这些血迹来自难民列车上坠落的死伤者。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而从平板车皮上或闷罐车顶上坠落下来。我见到的第一个人，躺在铁路上，还活着，不停地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摔断，枯瘦的骨头像白色的玉米秆般突出来。他一定是掉在车轮底下了。接着见到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强令摇车的士兵停下来，给这个人一点磺胺药、水和钱，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医生。但我们在一天的行程中，根本就没发现医生。
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有孤身一人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地倒下了。
当我们到达洛阳时，被所见到的景象惊呆了。夜幕中的火车站，难民们正被装进闷罐车，尽量往车里挤，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车站到处弥漫着屎尿臭和尸臭。然后，我们经过荒弃萧索的街道去天主教堂，教堂的主人是托马斯·梅根主教。
据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介绍，他看到过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当他访问一个村庄时，得知一个饥民把家里残存的一点食物找出来，让大家共同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说，在郑州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的是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去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怀中的婴儿还依然使劲吮吸着她的奶头。
传教士们说，他们一般都是在夜晚才到路上去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他们还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一路上，我们看到所有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遗弃在这里的婴儿大大超出了临时孤儿院收容的极限。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偶尔有一个白人走在街上，他就会成为希望的惟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面黄肌瘦的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嚎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
在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另一幕：饥民们正在用镰刀或菜刀剥树皮。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皮全被剥光了，因为饥民们可以把榆皮磨成面粉当作粮食吃。
郑州是大灾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所在地。当我们到达郑州时，天正下着大雪，层层撒落在教会院子里躺满了的饥民们身上。第二天，大雪仍然下着，我们继续在城内步行视察。以前郑州城有12万居民，现在已经下降到3万多。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180之间。许多饥民焦躁不安地在街上游动，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或凄声地哭号，或沉默地蹒跚。一辆独轮车从雪地里推过来，上面载着的是僵硬的死尸。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水沟边的雪地上，随行的一位神父摇了他一下，看看是否还活着，这人动弹了一下。我们把几张纸币塞在他手里并把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站不住。这时，一个女人抱着啼哭的孩子经过，我们花钱请她帮忙把这个男人送到教会去，以便让他得到食物。这个女人搀扶着那个歪歪倒倒的男人，眼神茫然地往教会方向走去。
下午我们还听到了一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人吃人。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位母亲将她2岁的孩子煮着吃了；有位父亲被指控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他为自己辩护说，是因为孩子饿死在先。
咎由谁取
耳闻目睹上述事件，我由悲痛，转为震撼，继而转为麻木。从此以后，我开始尽量用头脑，而不是用感情来工作，努力去探究河南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过一番梳理，慢慢地清楚了。整个因果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足以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以致带来黄河改道。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还有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过雨，因此，土地没有生产出小麦和谷子。从另一点上来说，人也是有罪过的。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1942年不下雨是天降之灾，但光绪年间的1893年大旱比这要严重得多，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人为的。
一夜又一夜，我在和地方官员交谈后奋笔疾书，惟一的结论是，中国的所谓政府让这些百姓去死，或者说任他们在饥荒中死去而置之不理。政府正在和日本兵作战，他们靠严酷的征税来维持战争。但自从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发行的纸币，他的军队便奉命以粮食和其他实物征税。（“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的产量更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一空，又无法从丰产地区调运来粮食，于是只好不顾农民活命需要。
我开始按照“最低充分数据”法，从技术角度，来汇编统计资料，向所有愿意交谈的农民了解一亩地能产出多少麦子，8磅？12磅？20磅？而军队的税收，常常相当于所有庄稼的收成，有时候还要更高，高过土地的产量。农民们往往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换成现钱来补充税额。此外，农民还奉命要为路过的军队喂马匹。虽然我听说农民经常撒谎来欺骗当官的，但是，一个本地的官员却这样为他的农民辩白：“据我所知，农民们自己已经都在吃草，却要叫他们拿出粮食来喂马，这实在难以办到。”另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不管家里人口有多少。而在军队里，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将粮食卖掉后中饱私囊。而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要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以赈济灾民。
一个夜晚，我呆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农村的官吏请求进来见一见外国人。屋子里生着取暖的炭火，点着蜡烛，地方官们手上拿着一叠请愿书，要求我们带回重庆转呈给蒋介石。其中他们算了一笔账，说他们那个地区只能生产多少东西，却要交多少多少税。他们县共有15万人，其中11万人根本没有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700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有。问他有多少？回答说20亩。每亩15磅，要交多少税？回答说13磅。这时候，一旁的军队司令官勃然大怒，冲着地方官又吼又叫。地方官便把送给我们的请愿书的复本递交一份给司令官。司令官把请愿书揣进口袋，然后要求我们将手中的那一份交出来，我不同意，他坚持必须交。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交出了那份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把我们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我们将无处可去。再说如果我们拒绝，他就会在我们离开后，把怒气全撒在这些地方小官身上。
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汇集后的资料显示：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还有一些边缘的县份，也不断有人正在死去。根据所看到的情景以及地方官员报告的死亡人数来推断，我们估计，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地收获，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预计灾区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也会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毫无秩序。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此举不是无知便是伪善，因为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而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1943年收成，此时还看不见影子。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千万元，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了折扣：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的。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羞愧而潸然泪下。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法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去参军，因为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那些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田地的价格压低到20磅或30磅小麦一亩，然后被买走。如果付现款，每亩则只要16磅到18磅小麦的钱就能成交。
灾情“外泄”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出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饥民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虽然相距只有几百英里，但是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确切地讲，在重庆，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元法币进行救援。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待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而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于是，河南大灾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衷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周刊杂志上，接着传遍了整个美国。
捷报飞传
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我收到一封梅根神父发来的信，现照录于此，聊作此文的结尾：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上述几点措施都是我亲眼所见，它更证实了我从前的观点：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说，这是《时代》杂志的力量。平静了！实在太好了！……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有人在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缅怀你，但也有人对你恨得牙痒痒的。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