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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曾任职公安部的牟新生委员提出了“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的建议。牟委员的“贪官免死”论一出。即招来无数网民炮轰。时至今日，这个取消贪官死刑罪名、降低贪官量刑标准的提案算是彻底泡汤了。不过，现实中，对贪腐官员从轻处置、从宽发落的做法还依然存在。前几年官员贪贿几百万元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提涨”了不少，有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也不判死刑。与“贪官免死”论如出一辙的，也有人提议将现行法律规定的5000元的贪污定罪起点提涨到2万元或5万元以上，甚至主张搞“地区差别”。时下，在有些地区。官员贪贿三四万元而未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并不鲜见。
“贪官免死”论和“提涨官员贪腐定罪价码”之说，其实都是在降低贪官量刑标准，为贪官寻求呵护。为什么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贪贿数额越来越增大，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惩贪法律太过于宽松，让贪官有机可乘、有空可钻，且少有惧怕。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再免除贪官死刑，再降低贪官量刑标准，贪污腐败现象则必定更加猖獗，人民就更加遭殃，民愤会更加高涨。真不知，出此怪论邪说者是何居心?是不是想为自己也留一条后路?
谁最期待贪官免死?谁最希望降低贪官量刑标准?如果让成克杰、胡长清、郑筱萸、文强之流选择，他们肯定毫不犹豫投赞成票。然而公道并非掌握在这些心怀叵测的贪腐官员手里。回想解放初期的新中国肃贪第一案，正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下定决心严惩刘、张贪腐案，方有“杀了两个，管住几十年”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不无感慨地说：“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明我们的决心。”实践证实，只有严惩罪大恶极的贪官，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在新形势下，贪官量刑标准不但不能降，还应提高。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规定的贪污受贿财物价值5000元以上即可构成犯罪的标准，不管你是什么官，只要贪贿5000元以上，就要判刑坐牢。官贪与民盗是同一性质的犯罪，于国于民，于情于理，惩治贪官应严于普通人，该杀的一定要杀，该判重刑的一定要重刑，对贪官污吏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不仿借鉴一些我国古代及国外的做法。
在我国古代，《唐律》、《清律》都把盗窃和贪污受贿用同一个罪名定罪，而对贪官监守自盗(贪污受贿)的量刑则比百姓盗窃要严厉得多。《唐律》规定，官员监守自盗比普通百姓盗窃加两个量刑等级。《清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国库官银1－5两杖80，官员监守自盗官银1两以下即杖80：百姓盗窃国库80两官银处斩，而官员监守自盗40两官银就处斩。
官员贪污受贿和盗窃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国外也大多用同一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于这一罪行，国外对官员的刑罚一向严于普通民众。在法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同一涉案数额，对官员的量刑要比普通民众高出O.4－1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譬如说，普通民众偷盗5000元判处2年徒刑，官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判处8年徒刑。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犯罪，对官员的量刑要比普通民众翻一番，对司法人员的量刑于官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在德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官员的量刑也比普通民众高出1倍。
相对于近来总有个别人间或提出提涨官员贪腐数额标准，降低贪官量刑标准之说，但却很少有人关注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民众触犯的盗窃行为。早在10多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就做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以盗窃罪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普通民众盗窃500元以上就是犯罪，贪官的犯罪数额标准定在5000元以上，竟还有人嫌太低。问题在于，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上万元甚至几万元，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边腐边升”。官贪与民盗，在量刑标准上差距为什么这么大?难道贪官就真的那么可爱与值得同情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一般情况下，官贪要比民盗的危害更大、更广。小偷偷了1000元，失主损失就是1000元。而贪官贪贿1000元，就可能造成国家成百上千倍的损失。如湛江特大走私案中的海关关长曹某，受贿了200多万元，可因此而带来的海关漏洞，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多达上百亿元。再如四川省綦江县副县长林某，因受贿10万元，弄权渎职，造成彩虹桥坍塌事件，一下子就死了几十个人。可见贪官的“杀伤力”要比普通人盗窃犯罪的“杀伤力”更大。贪官对社会和人民有极强的“杀伤力”，我们对贪官不能没有“杀伤力”!据经济学家胡鞍钢匡算，官员腐败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一万亿元之巨。更具“杀伤力”的是，贪官无度的贪风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党风民风，降低、扰乱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会让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降再降，使“载舟之水”大大乏力，从而也动摇了社会的政治基础。由此看来，贪官贪风要是形成了气候，就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样的贪官不是比小偷更可恶百倍千倍吗!既然如此，又岂能提涨官员贪贿数额标准和降低贪官量刑标准。
近来，中央高层和民众不断发出对官员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社会上也是“零容忍”的呼声不断。提出“贪官免死”论和降低贪官量刑标准，恰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确定贪官量刑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有效遏制官员贪腐的刑事政策及民众呼声。在这个时候，当然更不能向社会包括潜在的腐败官员发出错误的信号。贪官的定罪标准绝不能涨价，只能降价：贪官的量刑标准绝不能降低，只能提高。对贪官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贪腐官员的惩治越严厉越好，“杀伤力”越大越好。
(责编：山林)
“贪官免死”论和“提涨官员贪腐定罪价码”之说，其实都是在降低贪官量刑标准，为贪官寻求呵护。为什么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贪贿数额越来越增大，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惩贪法律太过于宽松，让贪官有机可乘、有空可钻，且少有惧怕。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再免除贪官死刑，再降低贪官量刑标准，贪污腐败现象则必定更加猖獗，人民就更加遭殃，民愤会更加高涨。真不知，出此怪论邪说者是何居心?是不是想为自己也留一条后路?
谁最期待贪官免死?谁最希望降低贪官量刑标准?如果让成克杰、胡长清、郑筱萸、文强之流选择，他们肯定毫不犹豫投赞成票。然而公道并非掌握在这些心怀叵测的贪腐官员手里。回想解放初期的新中国肃贪第一案，正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下定决心严惩刘、张贪腐案，方有“杀了两个，管住几十年”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不无感慨地说：“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明我们的决心。”实践证实，只有严惩罪大恶极的贪官，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在新形势下，贪官量刑标准不但不能降，还应提高。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规定的贪污受贿财物价值5000元以上即可构成犯罪的标准，不管你是什么官，只要贪贿5000元以上，就要判刑坐牢。官贪与民盗是同一性质的犯罪，于国于民，于情于理，惩治贪官应严于普通人，该杀的一定要杀，该判重刑的一定要重刑，对贪官污吏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不仿借鉴一些我国古代及国外的做法。
在我国古代，《唐律》、《清律》都把盗窃和贪污受贿用同一个罪名定罪，而对贪官监守自盗(贪污受贿)的量刑则比百姓盗窃要严厉得多。《唐律》规定，官员监守自盗比普通百姓盗窃加两个量刑等级。《清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国库官银1－5两杖80，官员监守自盗官银1两以下即杖80：百姓盗窃国库80两官银处斩，而官员监守自盗40两官银就处斩。
官员贪污受贿和盗窃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国外也大多用同一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于这一罪行，国外对官员的刑罚一向严于普通民众。在法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同一涉案数额，对官员的量刑要比普通民众高出O.4－1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譬如说，普通民众偷盗5000元判处2年徒刑，官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判处8年徒刑。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犯罪，对官员的量刑要比普通民众翻一番，对司法人员的量刑于官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在德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官员的量刑也比普通民众高出1倍。
相对于近来总有个别人间或提出提涨官员贪腐数额标准，降低贪官量刑标准之说，但却很少有人关注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民众触犯的盗窃行为。早在10多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就做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以盗窃罪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普通民众盗窃500元以上就是犯罪，贪官的犯罪数额标准定在5000元以上，竟还有人嫌太低。问题在于，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上万元甚至几万元，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边腐边升”。官贪与民盗，在量刑标准上差距为什么这么大?难道贪官就真的那么可爱与值得同情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一般情况下，官贪要比民盗的危害更大、更广。小偷偷了1000元，失主损失就是1000元。而贪官贪贿1000元，就可能造成国家成百上千倍的损失。如湛江特大走私案中的海关关长曹某，受贿了200多万元，可因此而带来的海关漏洞，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多达上百亿元。再如四川省綦江县副县长林某，因受贿10万元，弄权渎职，造成彩虹桥坍塌事件，一下子就死了几十个人。可见贪官的“杀伤力”要比普通人盗窃犯罪的“杀伤力”更大。贪官对社会和人民有极强的“杀伤力”，我们对贪官不能没有“杀伤力”!据经济学家胡鞍钢匡算，官员腐败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一万亿元之巨。更具“杀伤力”的是，贪官无度的贪风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败坏了党风民风，降低、扰乱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会让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降再降，使“载舟之水”大大乏力，从而也动摇了社会的政治基础。由此看来，贪官贪风要是形成了气候，就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样的贪官不是比小偷更可恶百倍千倍吗!既然如此，又岂能提涨官员贪贿数额标准和降低贪官量刑标准。
近来，中央高层和民众不断发出对官员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社会上也是“零容忍”的呼声不断。提出“贪官免死”论和降低贪官量刑标准，恰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确定贪官量刑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有效遏制官员贪腐的刑事政策及民众呼声。在这个时候，当然更不能向社会包括潜在的腐败官员发出错误的信号。贪官的定罪标准绝不能涨价，只能降价：贪官的量刑标准绝不能降低，只能提高。对贪官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贪腐官员的惩治越严厉越好，“杀伤力”越大越好。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