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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效。鉴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治理中仍存在突出问题。政府改革要实现历史性跨越，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制定出一个好的总体改革方案；(2)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3)要在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面取得突破。
[关键词] 政府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自身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09-0012-03
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政府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政府改革也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这些改革，有些是从整体上推进的，也有些是通过综合改革示范如深圳、滨海新区等展开的。认真梳理和总结这些改革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从总体了解本届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而且对未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过去五年政府改革功不可没
2003年新一届政府组成以后，围绕行政管理体制与政府自身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自身改革各有五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五个重点是：
一是政府机构改革。本届政府所推行的机构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展开的。其目标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试图解决五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组建了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宏观调控权相对集中；健全金融监管体制，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贸易，加强对商务和贸易的管理；通过完善食品、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机构，加强对食品和安全生产的管理。
二是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本届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解决部门之间的职能重叠、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放在了重要地位。特别是2003年“非典”疫情后，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构建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各种应急管理系统的同时，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是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条件。本届政府在上届政府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据统计，几年来各级政府取消、规范了大量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事项，仅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项目就达1800多项。
四是乡镇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示范。加强乡镇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早在2000年，我国就已启动了乡镇改革。本届政府除了继续推进以减少和合并乡镇数量为重点的改革之外，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把乡镇改革放在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高度加以推进，并选择重庆、成都等地区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示范，为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实现城市化的路径，积累经验。尽管这项改革实施的时间还不长，但意义深远。
五是进行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自从1982年实行“撤地建市”的省直管县改革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实行了省直管县的管理模式。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为了强化县（含县级市）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央在一些地方进行县级财政直接对省的改革示范，并为将来实行省管县积累经验。
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五个重点是：
一是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先后两次对《国务院工作规则》进行了修订，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新内容，并第一次向社会予以公布，引起多方关注，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二是创新决策机制。在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方面，本届政府采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决策听证和公示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新的决策机制，不仅明确规定了政府决策的程序、机制等，而且强调了公开、透明以及各方对决策过程的监督。
三是全面推行“问责制”。２００３年３月，新一届政府一上任就遭遇了“非典”危机的考验。紧急关头，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对一些相关的领导人员进行了严肃查处，追究官员责任，由此开始建立政府官员的全面“问责制”。几年来，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对那些在重大安全事故、矿难以及其他事件中失职、玩忽职守等问题的官员，进行严厉的行政问责，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开始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四是加强政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在政府自身建设方面，本届政府在加强政风建设、防范腐败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国务院成员下基层减少陪同和随从人员，不要地方负责人到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分界处迎送，“不要陪餐，不吃请，不收礼”。“国务院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全国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廉政保障措施，如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等等。
五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是本届政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信息公开法制化；通过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及时公布行政机关应当公布的政府信息；建立政府及其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的信息；各政府部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待百姓的查询、咨询等。
二、政府改革的形势依然紧迫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行政体制和政府自身改革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这方面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对目前政府在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可以低估。其实，不管是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还是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不管是一些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是政府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不管是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还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力度，也成为社会最直接的呼声。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自身改革以及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程度、力度，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影响其他改革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大概就是中央做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重要判断的理由所在。这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政府改革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社会对政府改革依然有很高的期待。
三、政府改革需要历史性跨越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定位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通过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干预，并强调要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推动行政改革。
如果仔细分析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改革要实现历史性跨越，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要制定出一个好的总体改革方案。中国过去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整体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方案不具备权威性和长期性。以至于到现在，我们政府的整体组织架构、权力结构，依然还没有相对稳定，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组成部门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数量，主要应集中哪些领域，如何尽早使其相对能够法定化，所有这些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因此，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制定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明确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政务部门、社会事务部门、经济事务管理部门的总体数量，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管部门的法律关系等。如果不能对这些关系政府管理组织架构、规则、程序、运行机制等重要问题做出总体规划，就很难使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十七大以后，各方面对大部制改革给予了很多关注，但大部制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综观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大部制管理，尽管有差异，但总体看内阁机构普遍比较精干，多则不到20个，少则只有10多个，多数是15或16个，甚至连称谓都很相似，比如外交、财政、司法、内务、国防、商务、农业、教育、卫生、环境、能源、国土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说明在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政府管理的共性越来越多。但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政府管理绝不是单靠这些内阁部就能适应当今复杂的政府管理的。在内阁部下或者内阁部外还会有大量的执行机构，或者叫法定机构、监管机构等，执行内阁部的决策，反馈决策执行的信息，共同担负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当代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我国政府管理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我们的大部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这中间，首要的，依然是统一规划，要认真研究我们政府组成部门的数量、实行大部制管理的领域、决策、执行、监督权力结构的配置以及政府的运行方式等。在这个基础上选择那些问题突出、社会影响大、又急需实行大部制管理的领域率先推行，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大部制改革能否成功，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
三是要在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政府管理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就在于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确立起、甚至没有找到一种十分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机制。就目前政府权力运行的突出问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最关键的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从政府权力的组织结构上，真正建立起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权力结构，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似乎要改变传统的一些思维，要在政府权力的组织架构上有比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并使其逐步走向法定化；二是如何有效地制约和约束部门利益，解决目前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公共部门普遍利益泛化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民争利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平、公正的问题，以及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的途径问题。三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有政治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如果没有更重要政治层面改革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很难孤军深入的。就当前来说，从政治层面解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最终可能是要解决“四权”的问题。这就是张扬民权，规范党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如果不能在这些基本的方面有所突破，光靠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本文作者：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于朝霞
[关键词] 政府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自身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8）09-0012-03
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政府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政府改革也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这些改革，有些是从整体上推进的，也有些是通过综合改革示范如深圳、滨海新区等展开的。认真梳理和总结这些改革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从总体了解本届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而且对未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过去五年政府改革功不可没
2003年新一届政府组成以后，围绕行政管理体制与政府自身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自身改革各有五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五个重点是：
一是政府机构改革。本届政府所推行的机构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展开的。其目标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试图解决五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组建了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宏观调控权相对集中；健全金融监管体制，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贸易，加强对商务和贸易的管理；通过完善食品、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机构，加强对食品和安全生产的管理。
二是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本届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解决部门之间的职能重叠、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放在了重要地位。特别是2003年“非典”疫情后，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构建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各种应急管理系统的同时，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是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条件。本届政府在上届政府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据统计，几年来各级政府取消、规范了大量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事项，仅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项目就达1800多项。
四是乡镇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示范。加强乡镇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早在2000年，我国就已启动了乡镇改革。本届政府除了继续推进以减少和合并乡镇数量为重点的改革之外，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把乡镇改革放在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高度加以推进，并选择重庆、成都等地区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示范，为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实现城市化的路径，积累经验。尽管这项改革实施的时间还不长，但意义深远。
五是进行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自从1982年实行“撤地建市”的省直管县改革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实行了省直管县的管理模式。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为了强化县（含县级市）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央在一些地方进行县级财政直接对省的改革示范，并为将来实行省管县积累经验。
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五个重点是：
一是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先后两次对《国务院工作规则》进行了修订，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新内容，并第一次向社会予以公布，引起多方关注，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二是创新决策机制。在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方面，本届政府采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决策听证和公示制度、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新的决策机制，不仅明确规定了政府决策的程序、机制等，而且强调了公开、透明以及各方对决策过程的监督。
三是全面推行“问责制”。２００３年３月，新一届政府一上任就遭遇了“非典”危机的考验。紧急关头，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对一些相关的领导人员进行了严肃查处，追究官员责任，由此开始建立政府官员的全面“问责制”。几年来，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对那些在重大安全事故、矿难以及其他事件中失职、玩忽职守等问题的官员，进行严厉的行政问责，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开始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四是加强政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在政府自身建设方面，本届政府在加强政风建设、防范腐败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国务院成员下基层减少陪同和随从人员，不要地方负责人到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分界处迎送，“不要陪餐，不吃请，不收礼”。“国务院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全国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廉政保障措施，如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等等。
五是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是本届政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信息公开法制化；通过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及时公布行政机关应当公布的政府信息；建立政府及其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的信息；各政府部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待百姓的查询、咨询等。
二、政府改革的形势依然紧迫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行政体制和政府自身改革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这方面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对目前政府在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可以低估。其实，不管是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还是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不管是一些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是政府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不管是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还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力度，也成为社会最直接的呼声。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自身改革以及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程度、力度，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影响其他改革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大概就是中央做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重要判断的理由所在。这再一次说明，我们的政府改革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社会对政府改革依然有很高的期待。
三、政府改革需要历史性跨越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定位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通过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干预，并强调要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推动行政改革。
如果仔细分析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改革要实现历史性跨越，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要制定出一个好的总体改革方案。中国过去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整体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方案不具备权威性和长期性。以至于到现在，我们政府的整体组织架构、权力结构，依然还没有相对稳定，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组成部门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数量，主要应集中哪些领域，如何尽早使其相对能够法定化，所有这些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因此，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制定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明确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政务部门、社会事务部门、经济事务管理部门的总体数量，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管部门的法律关系等。如果不能对这些关系政府管理组织架构、规则、程序、运行机制等重要问题做出总体规划，就很难使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十七大以后，各方面对大部制改革给予了很多关注，但大部制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综观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大部制管理，尽管有差异，但总体看内阁机构普遍比较精干，多则不到20个，少则只有10多个，多数是15或16个，甚至连称谓都很相似，比如外交、财政、司法、内务、国防、商务、农业、教育、卫生、环境、能源、国土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这说明在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政府管理的共性越来越多。但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政府管理绝不是单靠这些内阁部就能适应当今复杂的政府管理的。在内阁部下或者内阁部外还会有大量的执行机构，或者叫法定机构、监管机构等，执行内阁部的决策，反馈决策执行的信息，共同担负着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当代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我国政府管理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我们的大部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这中间，首要的，依然是统一规划，要认真研究我们政府组成部门的数量、实行大部制管理的领域、决策、执行、监督权力结构的配置以及政府的运行方式等。在这个基础上选择那些问题突出、社会影响大、又急需实行大部制管理的领域率先推行，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大部制改革能否成功，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
三是要在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面取得突破。中国政府管理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就在于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确立起、甚至没有找到一种十分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机制。就目前政府权力运行的突出问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最关键的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从政府权力的组织结构上，真正建立起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权力结构，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似乎要改变传统的一些思维，要在政府权力的组织架构上有比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并使其逐步走向法定化；二是如何有效地制约和约束部门利益，解决目前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公共部门普遍利益泛化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民争利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平、公正的问题，以及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的途径问题。三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有政治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如果没有更重要政治层面改革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很难孤军深入的。就当前来说，从政治层面解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最终可能是要解决“四权”的问题。这就是张扬民权，规范党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如果不能在这些基本的方面有所突破，光靠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本文作者：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于朝霞